很多讀者留言，讓我談一談羅翔教授關於“辛亥革命排滿”的相關言論。
我認為我不是最有資格談論這件事的，應該讓那些“90後”們去談——經歷過清王朝和辛亥革命的“1890後”們。魯迅先生是“80後”，毛主席是“90後”，沒有誰比他們更有資格了。
他們同樣也對“美化90年代”的事情感到過憤怒，也就是美化大清。
這其實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後，對於“滿清餘孽”和“國黨餘孽”過於寬容，完全沒有對“前朝”的政治勢力進行所謂的“清洗”，反而試圖從思想上、精神上去“改造”他們，溥儀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按理說他這一個末代皇帝，又投靠了日本人做漢奸，不管在蘇聯、英國、法國，都是妥妥上斷頭臺的反面典型，然而新中國卻寬容地把他改造成為了新公民。
好的地方在於，這確實能夠團結大多數，壞處就是保留了不少“前朝餘孽”的負面影響。毛主席後來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說：“現在大、中、小學大部分都是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主、富農出身的知識分子壟斷了。解放後，我們把他們都保下來，當時保下來是對的。但現在要搞革命……（因為）他們先挑起鬥爭。”
在同年5月份的另一篇文章中，毛主席進一步分析了這一問題：“那麼多小學，我們沒有小學教員，只好用國民黨留下來的小學教員；我們也沒有自己的中學教員、大學教授、工程師、演員、畫家，也沒有搞出版社和開書店的人員。”
彼時有一大波革命中成長起來的文學藝術家們，給死氣沉沉的文壇帶來了一股新鮮潮流，但是改造舊世界畢竟是很難的，是需要一個長時間的歷史程序的。那些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的舊勳貴們，自然無法進入政治經濟核心部門，但是文化部門好說啊。
因為自古以來，唱戲、聽曲、搞文藝、寫話本，都是要一定程度上的“脫產階級”，即不需要從事勞動生產，才有心情鼓搗研究這些東西。如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中，有一對鮮活的人物形象——小文夫婦，就是前清遺老、落魄貴族，但是唱戲非常在行，靠“當角”維繫了很高水平的生活。
首先必須承認的是，這些舊勳貴們為我們保留了很多豐富多彩的傳統文化，這是必須要肯定的。但另一方面來看，這些遺老遺少們久而久之就佔據了文化口的重要地位，成為文藝內容的重要產出者，甚至是規則制定者、裁判員，這就對文藝的整體氛圍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導致了很多“半殖民地半封建”殘留。
建國之初，在文藝領域有兩項重要的批判，即批判《清宮秘史》和批判《武訓傳》，二者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用“溫情脈脈的面紗”去掩蓋血淋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就好像《繁花》中塑造了一個容貌姣好、風度翩翩、能力超群、敢闖敢拼、有情有義、道德完人的寶總，力圖掩蓋“先富起來的人們”財富積累過程中的原罪。而且關鍵的是，武訓這個人好歹是真的，寶總的原型壓根就是一個進監獄的投機犯。
正好又回到了今年《文化革命的意義》《文化革命的內涵》這兩篇文章的討論範疇，批《清宮秘史》《武訓傳》可以視為批《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李慧娘》的前奏。
明面上來看武訓是千古義丐、乞討辦學、支援教育，多麼高尚多麼值得肯定啊，但是為什麼被禁呢？歷史上，武訓三十歲和哥哥分家得地三畝，變賣得錢一百二十吊，合討飯所積九十吊，共二百一十吊，跪求鄉紳婁峻嶺，楊樹芳替他向窮人放債生息，從三十歲到五十歲，武訓積得土地二百三十多畝，現錢二千八百多吊，成為地主兼高利貸者。
看到問題了吧，武訓乞討得來的錢，離辦學遠遠不夠，他是以“辦學”為名，央求當地鄉紳為他發高利貸——二十年時間土地增長八十倍，現錢翻了三十番。
說白了武訓辦學的實質就是，以為統治階級宣傳價值觀為名，成功進入統治階級的吸血體系中獲得利益，再用所獲利益宣傳封建價值觀培養新一代奴隸。當然，武訓這個人沒有這麼高的見識，他可以是高尚的、不謀私利、懷有美好願望的，但是他做的這個事，在當時把舊社會舊價值觀砸的稀巴爛的共產黨人那裡，不被批判才怪。
簡而言之一句話：武訓就是被封建社會儒教價值觀PUA的人，而他要繼續維繫、宣傳、鞏固這個PUA體系，成為了這個價值觀的幫兇。
再來看一看對《清宮秘史》的批判，最主要有三大問題。第一，過度美化光緒皇帝，超越歷史真是拔高珍妃的形象，然後把所有“問題”都歸於大清有一個慈禧太后。言下之意如果沒有慈禧這個大反派，那皇帝如此英明神武，后妃如此賢良淑德，我大清中興指日可待！
早年的共產黨人，首先都是追隨孫中山先生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雖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本質問題，但是終結了中國兩千餘年的帝制，讓共和的理念深入人心。所以這才過去多少年啊，就要鼓吹“皇帝其實是好的，都怪慈禧這個老妖婆壞了事”，真把這個革命勝利當兒戲了？
第二，過於美化帝國主義，傳遞出一種“只要帝國主義支援中國，那麼中國就會有一個好皇帝，中國就會脫離積貧積弱的現狀”這種邏輯鏈，完全忽略了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殘酷的傷害、侵略、剝削與掠奪。引用一段當時批判《清宮秘史》的文獻：
第三，抹黑義和團運動。正如上面引用的段落，影片傳遞出的一種感覺，義和團是“愚昧的暴民”，而帝國主義竟然好像是幫我們“維持秩序”呢。繼續引用一段當年的歷史文獻：
關於義和團的問題我也寫過很多文章討論了，落後確實是落後、愚昧確實是愚昧，但是是誰先去別人家裡殺人放火搶劫強姦呢？是誰讓他們變成這樣呢？
“你們把農民當作什麼，以為是菩薩嗎？簡直笑話，農民最狡猾，要米不給米，要麥又說沒有，其實他們都有，什麼都有，掀開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儲物室，一定會發現很多東西，米、鹽、豆、酒…到山谷深處去看看，有隱蔽的稻田。表面忠厚但最會說謊，不管什麼他們都會說謊！一打仗就去殺殘兵強武器，聽著，所謂農民最吝嗇，最狡猾，懦弱，壞心腸，低能，是殺人鬼。
——但是……是誰令他們變成這樣的？是你們，是你們武士，你們都去死！為打仗而燒村，蹂躪田地，恣意勞役，凌辱婦女，殺反抗者，你叫農民怎麼辦，他們應該怎麼辦。”——《七武士》黑澤明
下面幾張圖非常言簡意賅，以後我就不用廢話那麼多，就直接放這幾張圖了：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落腳點是【我】或【我們】，作為一個有記憶的活生生的【個體】，所經歷的“大下崗”年代。
就像福柯當年對於美化德國法西斯的現象很憤怒一樣：納粹誰沒見過啊？這才過去多少年啊，就想翻案？看見那哥們沒，讓-保羅·薩特，坐過納粹的牢、進過集中營、參加過法國共產黨的游擊隊；看見那姐們沒，漢娜·阿倫特，海德格爾的親傳弟子，人家老師就納粹，希特勒還沒上臺的時候就把她當成眼中釘了；再看看東邊那兄弟們，齊格蒙特·鮑曼，參加了蘇聯組建的波蘭紅軍，親身經歷瞭解放柏林的戰役，是波蘭最年輕的陸軍少校，人家親手擊斃的法西斯比你一輩子見的都多。
同理，如上文所述，毛主席等老一輩革命家們，對於“美化帝制”“美化大清”“美化舊社會”的內容很憤怒。
同理又同理，我們對於美化“先富階級”、美化“90年代”的一系列文藝作品——如《繁花》，也是跟福柯一樣的心情：90年代是什麼樣子我們沒經歷過嗎？那些“先富起來的人”究竟是怎麼富起來的我們心裡沒數嗎？
就像我在講《年會不能停》這部電影時，為什麼我一眼就能看出這是以網際網路公司裁員為一個“表”，但本質是講98年下崗潮的電影？因為電影中的太多場景我都親眼見過、親身經歷過——
就比如下崗工人擺攤這個場景，小學時候上下學頻繁會在大街上看到，因為很多下崗工人的工資、遣散費，都是用工廠生產的產品抵押的，所以一眼就能感知到電影所要隱晦地為我們表達什麼。
說起下崗工人擺攤這個話題，我又想起城管的問題，現在的城管普遍沒啥存在感了，估計05後一代永遠不會親身感知到曾經的“城管”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存在。
當時我小學一年級放學的路上，就看到了城管暴力毆打在街邊擺攤的下崗工人：工人被打的頭破血流，不住求饒“我們是XX廠的下崗工人”，然後城管一邊打一邊罵“打的就是你XX廠的”。
那時候我們放學是一個方向的學生結伴一起走，領頭的學生舉一個小黃旗，過馬路的時候還要對禮讓的車輛鞠躬——如果是光榮的少先隊員就要敬少先隊禮。看見城管打人的時候，我們整個一隊的同學都站在原地嚇傻了，真的是瑟瑟發抖一動不動。
後來我看《動物世界》，講老虎捕食的時候，會有鹿驚嚇過度，反而就在原地一動不動了，我就想起來這件事了，我們整整一隊小學生，都觸發了原始本能的條件反射了。孔子云：苛政猛於虎也。
這種影響是極其惡劣的，因為我們這種小城市都是熟人社群，就這麼幾個工廠家屬院同學家長之間隨隨便便都能找到關係，馬上就能想到那位同學爸媽就是XX廠的、那個認識的叔叔阿姨就是XX廠的。所以我們這還算好的，還有更暗黑的可能性，就是真有同學親眼看著自己父母當街被城管毆打。
而且那些城管非常之兇殘，按理說不讓擺攤就算了，這也是你的職責範圍，我們也承認。但是他們一定要肆意打人，還要把下崗工人擺攤賣的日用品一件一件砸碎，在地上摔碎了還要上去跺兩腳，我至今都不能理解這是一種怎樣的獸行。
而且小孩子的記憶是非常好的，小學時候經歷過的事情往往比大學都印象深刻，就拿之後我歷史課上學到鬼子進村之類的內容，腦海中浮現出的永遠都是那一群“打的就是你XX廠”的城管們。
當然，必須要承認的是，在經過十數年的社會輿論的不滿、人民普遍訴求、治理水平的提升、公務員隊伍素質的進步，城管暴力執法的惡性事件越來越少，甚至有些“矯枉過正”，城管本應的工作職責會被“流氓無產階級”（俗稱刁民）反制，以至於形成了“按鬧分配”“誰橫誰有理”的局面。
但是，這種進步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並不能否認城管群體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的負面形象，也不能忽略人民群眾的訴求、社會輿論的不滿對於治理者執法水平提升的倒逼。我上述所說的是我小時候真實的記憶，用現在城管的文明執法甚至有些矯枉過正，試圖去表達“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現在沒有無所謂了”等觀點，無異於對歷史的背叛、對受害者最大的不公正。
我為啥不寫80年代呢？因為我是個90後，我沒有經歷過80年代，我如果要寫，也只是“轉述別人的記憶”，價值就低了很多。但我相信80後對80年代、70後對70年代也有很多獨特的寶貴的記憶。
本文從大清講到了城管、先富，結論就是：“人民的記憶”是對抗“被既得利益集團書寫的歷史”最好的武器。
福柯看了《索多瑪120日》很憤怒：誰沒見過納粹啊，這才幾年過去，你們就想美化法西斯；
毛主席看了《清宮秘史》很憤怒：誰沒見過大清啊，這才幾年過去，你們就想美化帝制；
我們看了《繁花》也很憤怒：誰沒見過“先富起來的人”啊，這才幾年過去，就想把他們塑造成“勤勞致富”的典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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