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25年）是公元325年由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召開的尼西亞大公會議1700週年紀念，本次會議以其作為基du教會第一屆大公會議而聞名。
讓我們來審視下最初幾個世紀裡羅馬帝國與基du徒之間的關係，好從其歷史的各個層面來理解這一事件。
基du教的傳播和最初的排斥
起初，對於羅馬帝國而言，基du徒只是一個不危險的社會團體。基du徒也被外界認為不過是猶太教諸教派中的一支，跟法利賽人、撒都該人或艾塞尼人一樣。
隨著時光的推移，基du徒逐漸與猶太人區別開來。生活在公元一到二世紀的羅馬歷史學家蘇維託尼烏斯（拉丁語：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在描述基du徒時，寫到他們是“一群怪異的人，信奉一種新的、邪惡的迷信”。
這種對於教會的負面觀點與基du徒拒絕接受傳統羅馬宗教有關。這一做法對“先祖成法”（拉丁語：mos maiorum）構成威脅，因為主的追隨者並不信奉傳統的羅馬崇拜。
由於皇帝的宗教權威是羅馬政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基du徒對它的排斥超越了宗教和個人層面。
三世紀帝國危機和宗教壓迫
三世紀的羅馬帝國充斥著動盪。政治、社會和經濟危機交織在一起，形成完美的精神危機雞尾酒，人民對死後世界的美好充滿了好奇心。
不可知論者、語言文學家埃裡克·多德斯（Eric Robertson Dodds，1893年至1979年，愛爾蘭人）在其著作《焦慮時代的異教和基督教》（Pagan and Christian in an Age of Anxiety）中探討了這一時代的變化。
按照約瑟夫·彼得斯（Joseph Bidez，1867年至1945年，比利時語言文學家）的推論，多德斯認為，在面對這種不確定性的時候，那個動盪時代的人傾向於“自我封閉”（withdraw into themselves，不等於中文中的“自閉”或“自閉症”）。在這種大背景下，像希臘-羅馬神秘崇拜和基du教等的救世宗教贏得了現實意義。
時代上雖是針對基du徒的“世紀大迫害”，但也不意味著針對基du徒並非沒有其他的迫害（敬請記得尼祿、圖密善、圖拉真和馬可·奧理略皇帝統治時期信徒的處境）。
但作為反例，歷史學家赫蘇斯·瑪麗亞·涅託·伊巴涅斯（Jesús María Nieto Ibáñez）在他的著作《基du教古代史》（西班牙語：Historia Antigua del cristianismo）中指出，“在最初的兩個世紀裡面，無普遍迫害的記錄”。
三世紀基du教的一個不同點在於，教會不再拘泥於一個簡單的信徒團體：它作為一個等級制度的機構開始得以增強。教會成員當中有著大名望和富有的人，可以出資營建新的教會建築。
因此，羅馬法律試圖讓教會消失，沒收其財產，以之減少經濟危機的影響。
由於被指控犯有非法宗教、迷信和巫術等罪名，基督徒在德西烏斯（Decius，249年時）、瓦勒度（Valerian，257年至258年期間）、伽列利烏斯（Galerius）及戴克裡先（與前者都在303年時）等皇帝的法令下受到譴責。
在死刑、監禁和酷刑之下，帝國的居民必須敬拜羅馬神明和皇帝。因此，羅馬當局試圖取締教會這一“平行和強大的組織”。
寬容詔諭
儘管這些迫害的後果一目瞭然，但三世紀還是有過一些和平時期的。公元260年，加里恩努斯（Gallienus）頒佈了《寬容詔諭》，這意味著帝國第一次以大寫字母承認教會是一獨立機構，將迫害時期沒收的財產交還給教會。
這道皇帝令持續到303年，也就是戴克裡先和伽列利烏斯開始“大迫害”那時。這場迫害在帝國東部（譯註：戴克裡先進行了改革，自己與伽列利烏斯統治帝國東部，西部交由另兩外皇帝統治，所以讀者可以理解為什麼要特意提到帝國東部）持續到公元313年。
同時期，在帝國西部，迫害在公元305年幾乎就消失不見了。考慮到這一背景，伽列利烏斯在公元311年頒佈了《寬容詔諭》，將基du徒的財產還給他們，允許基督徒自由信奉他們的宗教。
君士坦丁皈依教會
隨著這道311年的詔諭，信徒完全融入了帝國，他們的宗教成為合法宗教。但是，無論是從其經歷的超驗性還是後世影響，那個世紀最令人記得的事件是君士坦丁皈依基du教和公元313年的《米蘭敕令》。
為了避免帝國內部的政治不穩定，戴克裡先設計了一種名為“四帝共治”的制度。根據這一模式，設立兩位冠之以“奧古斯都”頭銜的皇帝，一位鎮守帝國西部，一位鎮守帝國東部；每位皇帝之下，各設立一位副皇帝，冠之以“凱撒”。皇帝死後，由各自的副皇帝接替成為新皇。
在君士坦丁所處的時代，四帝共治制度處於危機當中，因此他尋求剷除對手，由自己獨自掌握帝國。作為他對手之一的馬克森提烏斯（Maxentius），這位“僭主”自公元306年就一直控制著羅馬城。
為了與馬克森提烏斯對陣，君士坦丁必須從北部（譯註：當時君士坦丁在今天德意志地區與蠻族作戰積累功勳）跨越臺伯河上的米爾維安大橋（Milvian Bridge）直抵羅馬，這也是為何312年發生在兩人之間的決戰被後世稱之為米爾維安大橋之役的原因。
在作戰開始之前，君士坦丁看到了一個異象。教會主教、這位後來皇帝的顧問、《君士坦丁志》（拉丁語：Vita Constantini；英語：Life of Constantine）的作者凱撒利亞的優西比烏（Eusebius of Caesarea）將這一事件作如下描述：
“他開始禱告求主，懇請主讓他知道祂是誰，伸出右手幫助他完成計劃。就在他作熱切禱告和懇求的時候，一個極為顯眼的神蹟出現在皇帝面前…那時約在正午，天剛剛發亮，他說他親眼看到高空和太陽上有個發亮的十架記號，上面有一段話，作‘以此為記，你必得勝’（拉丁語：in hoc signo vinces）。”
這已經不是君士坦丁第一次遇上這樣的事情。早在兩年之前，君士坦丁宣揚過異教之中的阿波羅和無敵者索爾（拉丁語：Sol Invictus。或作太陽神），也正是因為他在戰爭背景下看到了異象。但現在，君士坦丁並不理解這個十架的意義。
皇帝決定詢問宮廷裡作顧問的教會牧師。他們告訴他，“出現的這一記號乃是不朽的記號，是戰勝死亡的永恆桂冠，耶穌在世時曾經用它贏得過一次（對死亡的）勝利”。
君士坦丁那時相信是真神降臨，於是皈依了教會，命令士兵們在盾牌上刻下主圖案，也就是後來稱之為的“凱樂符號”（拉丁語：Chi Rho；英語：Chrismon）。
至少凱撒利亞的優西比烏是這樣敘述這段歷史故事的，他敘述的這段故事也被基督教傳統記錄並流傳下來。但五世紀的異教歷史學家佐西姆斯（Zosimus，生卒不詳，有記錄的稱他活躍於490年代至510年代，希臘史學家，生活在君士坦丁堡）將皇帝本人描述為一位“不擇手段的野心政治家，他將帝國帶至毀滅，還皈依了基督教，因為教會為他犯下的累累暴行提供了被饒恕的可能”。
有關爭論說君士坦丁是否真的皈依教會到今天依然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但無論如何，事實上是君士坦丁最終在那次戰役中擊敗了馬克森提烏斯，進而獲得西部奧古斯都的頭銜。
公元313年，他與東部皇帝李錫尼（Licinius）共同簽署了《米蘭敕令》。從這時起，他的決策開始朝向對教會信徒友好的方向。
教會信徒皇帝和尼西亞會議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先後在哈德良堡之戰（Adrianople，今土耳其的埃迪爾內）和克里索波利斯之戰（Chrysopolis，今土耳其伊斯坦布林的於斯屈達爾）中擊潰李錫尼，讓自己成為帝國東西部無可匹敵的唯一皇帝。同一年，為了慶祝勝利，他下令營建新都君士坦丁堡（譯註：新都正式名稱是新羅馬，Nova Roma）。
這座城市要成為帝國的新都城，“一個教會帝國的基du教都城，與異教羅馬相對”。
皇帝雖然宣佈自己是基du徒，但帝國還不是基du教帝國。《米蘭敕令》確認了對基du教為合法宗教的寬容和承認，但並未將其強加在整個帝國之上。
但是，這位第一位基du教皇帝及其後繼者的決策顯然是為了讓羅馬治下的一切都基督教化：教會是免稅的、教會建築由皇室資助、教會法庭有著特別的法律框架等等。
在這些決策之中，其中之一就是召開距今1700年的尼西亞會議。本次事件是為了回應需要統一基du是誰和主與上帝父神之關係的教條。
本次大公會議尋求的是建立一種方案，讓地方教會之間的分歧得以消失，讓教會的組織與帝國的組織相適應。用赫蘇斯·瑪麗亞·涅託·伊巴涅斯的話來說，尼西亞會議意味著建立“一位上帝、一位皇帝、一個帝國和一種信仰”。
狄奧多西一世與基du教帝國
尼西亞會議之後，教會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推廣，但皇帝朱利安（Julian）時除外，因為他將帝國改回到異教。直至狄奧多西一世（Theodosius）統治時期，教會信仰才成為帝國的官方宗教。
380年2月27日，狄奧多西頒佈了《薩洛尼卡敕令》（拉丁語：edict Cunctos populos），也就是《帖撒羅尼迦敕令》：
“我們希望，在我們仁慈管理之下，所有人民都信奉聖徒彼得賜予羅馬人的宗教…它就是…聖父、聖子、聖靈在一個平等權威及虔誠的三位一體概念下的唯一神聖。…它者…必將首先成為聖裁的物件，然後它們再受到來自我們自己的懲罰，而這是我們遵循天上的旨意而必將採取的主動行為。”
此外，在公元381年，狄奧多西召開了第二次大公會議，這次會議現在在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召開。在這屆君士坦丁堡第一次大公會議上，三位一體的概念在被稱之為《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的檔案中得以確定。
這是教會與帝國逐步聯合的又一標誌。教會從一個被迫害的信仰，搖身一變成為羅馬帝國的基本組成部分，塑造了帝國的政治及文化結構。
《薩洛尼卡敕令》和381年君士坦丁堡會議，又及尼西亞會議的遺產，標誌著一個宗教的最終勝利，因為還僅僅在幾個世紀之前，這個宗教還飽受世人的懷疑和敵視。
如此一來就為一場影響了整個歐洲數個世紀之久的歷史變革奠定了基礎，甚至連後來的宗教改革家們也對此抱有擔憂：教會與國家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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