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福耀科技大學透過稽核，校長王樹國在福耀集團年會上表示：“今年福耀科技大學就要招生了。”
曹德旺先生最近在影片中表示：未來對於籌建大學剩下來的錢，他將自掏腰包再補足100億，作為大學的獎教助學基金，力推這個學校要成功。
值此時事，我們重讀美國邁阿密大學黃全愈先生的文章《什麼是教育的“基礎”？——與曹德旺先生商榷》。
什麼是教育的“基礎”？
——與曹德旺先生商榷
作者：黃全愈
引言
什麼是教育的“基礎”？
——對話曹德旺先生
“玻璃大王”曹德旺先生在美國辦了一家世界上最大的汽車玻璃單體工廠。這家工廠離我任教的大學約50公里，挺有名氣。曹先生投資100億元在國內辦福耀科技大學，想對標斯坦福大學。為什麼一流大企業叫“世界500強”，而頂尖大學叫“世界100強”？可能理由之一為：世界500強榜單，企業進進出出，某空調就曾曇花一現；但世界100強大學，罕見曇花。
投資100億對標斯坦福是不太現實的。2023年，斯坦福收到的捐贈基金就達365億美元，大部分用於學校的開支，包括工資、研究經費和體育經費等。斯坦福佔地約33平方公里。1959年，學校將4平方公里長期、廉價地租給校友的公司和其他企業，由他們為學校提供各種研究專案和學生的實習機會。後來，這裡“意識上”再向外擴張，慢慢地形成矽谷。斯坦福與矽谷，誰成就了誰？這份資產怎麼算？怎麼對標？曹德旺先生一腔熱血投資教育，讓人十分欽佩！但投資教育不同於投資企業……校長換了幾任，有沒有人跟曹先生認真談過這個問題？
概括地說，辦教育不同於辦企業。
· 企業產“物”，學校出“人”。
· 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即使“人”的動作重複、單一，也在所不惜；素質教育的目標是最大化開發人的潛能。
· 工廠生產的廢品可扔掉，學校出的“廢品”則會成為社會的負擔。
· 企業可開除員工；義務教育階段，學校不能隨意開除學生。
· 企業的物與物不產生非正常接觸的話，一般相安無事；而學生、老師、校長、家長構成了互動的能產生“化學反應”的教育生態環境。
· 企業是營利單位，學校是非營利的、公益性質的單位。
綜上所述，用企業管理的思維運營教育，是不適當的。
商榷之一：辦教育需要對標什麼“基礎”？
辦教育要對標的，無非硬體和軟體。曹先生一片熱情地對標“硬體”（設施）。其實，對標設施，是錢可以解決的問題，需要三五年吧。然而，錢不能解決的“軟體”（理念），沒有一兩百年（斯坦福建校於1891年），難以見效！
據說，斯坦福先生本人當年曾問哈佛校長：多少錢可以在加州複製一個哈佛……。
其實，教育（特別是大學）需要無形無值的“軟體”（理念）傳承；僅對標“硬體”（設施）是治“標”不治“本”。所謂“本”是教育的基礎——“魂”！
要說教育的“魂”，還得說西南聯大這所戰時學校。
梅貽琦校長請梁思成夫婦給西南聯大設計校舍。沒錢沒材料，設計方案一改再改。最後，梁思成把第五稿設計圖重重地放在梅校長面前：“你們知不知道農民蓋一間茅草房要多少木料？你給的木料連蓋一幢標準的茅草房都不夠！”最後，只有圖書館和實驗室用青瓦做頂，教室用鐵皮，宿舍則用茅草遮頂。
電影《無問西東》有個鏡頭：教室裡學生們邊聽課邊做筆記，雨聲漸起，教授不得不提高聲音，學生們向前傾斜身子仍聽不清。鐵皮屋頂的雨點兒太大，教授乾脆在黑板上寫上“靜坐聽雨”，然後和學生一起正襟危坐，細聽雨聲。
2006年，我佇立在西南聯大破舊的校舍旁，追念家父隨遷徙大軍入駐於斯，淚如雨下……雖然“硬體”無處對標，但你能感受到一種無形無質的“魂”——無處不在的、無價的、傳世的“軟體”（理念）。“文革”時，父親憑記憶口述《背影》，說到朱自清的父親爬過站臺去買橘子……父子倆潸然淚下！我讀大學時，即使聽系裡最乏味的老師講解《背影》，仍覺得非常感人。兒子中文不算好，我讓他讀《背影》，感動父子倆的，還是這一段。父親曾經參加和經歷過發生在西南聯大的不少學生運動和學潮，有一次，炸彈一響，他摔倒在地。父親曾多次感嘆：“怪啦，想爬就是爬不起來。”
在西南聯大舊址，憑弔聞一多先生
有格調的大學，已夯實的“基礎”無處不在。2003年，我應邀去華中科技大學作報告。到理工科大學談“教育”，不敢想象會是什麼場景，恐怕不是“雞同鴨講”，就是根本沒人聽我“彈琴”。報告定於晚上7:30開始，怕堵車，我們大約6:50提前到達。於是我們徑直去會場，想休息一下，也等一等主辦方的對接人員。誰知，一進會場，我們嚇了一跳，會場早已座無虛席，連過道和地上都站滿、坐滿了人，甚至有人站在門外。我們以為走錯了會場（大樓裡有好幾個報告廳，怕是科技名家的場子），連忙錯愕地退出來，更錯愕的是聽眾竟然爆發出了掌聲（大概他們早就從廣告中熟知我的面相）。
聽關於教育的報告，竟無一人看帶去的課本或作業
學生們為了聽我的報告，至少提前一小時佔座位。更感人的是，報告結束後，學生們把我團團圍住，問了許多問題（甚至有我未曾考慮過的難題），久久不願離去。
這種對教育的渴望、這種專注的眼神積澱了多深厚的理工科的“基礎”啊
這種教育的基礎，需要多厚重、多滄桑、多少層年輪世世代代口口相傳的文化積澱！
頂尖大學往往都有很多獨特的傳統。比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很強調“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理念，特別鼓勵學生的獨立思考、批判性思維、創造性思維，鼓勵他們去追求真理和真相。
為了讓學生能更貼近現實，學院常常外聘有豐富實戰經驗的律師、法官、檢察官等來授課（美國沒有法學學士，只有法學碩士和博士）。在“法庭辯論課”上，我兒子碰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授課的是一位非常厲害的外聘教授。班裡有兩個亞裔學生，教授要求我兒子和另一個亞裔學生，每次上課時，一個戴帽子，另一個不戴，以示區別。儘管是外聘教授，儘管授課非常受歡迎，儘管她真有些“庖丁解牛”的功力……但我兒子認為，怎麼分辨學生是你教授的事，不能分辨是你教授有問題，讓我們戴帽子以示區別，就是對我們學生人格的侮辱！試想，班裡每天都有一個人戴帽子以示與他人的區別，情何以堪！（後來，我的班上有一對雙胞胎，我吸取教訓，悄悄確認其中一人臉上有一顆不大不小的痣，才避免了尷尬。）種族歧視的嫌疑，有非常嚴重的後果。
於是，兒子給管學生的副院長寫了一封信。副院長很快回信，說是徹夜難眠，恨不得馬上天亮，可以當面向我兒子道歉……第二天，那位教授當堂道歉！
“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是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崇尚的理念！
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還有個傳統，學期結束時，每位教授都要精心準備一個演講——讓目空一切的準法學博士們熱淚盈眶的演講。其中有位92歲高齡的教授，兒子說：“他的課上得還不錯，但演講更感人。”
教授說：“今天去超市買香蕉，售貨員勸我買完全熟的，不要買太生的了（作者注：這是一個冷笑話——售貨員擔心他活不到香蕉變熟）……”學生們心一酸，他接著說：“你（售貨員）每次都這樣勸我，但是我已備好的課還沒講完哪……”
我聽了都黯然淚下，我想等孫輩長大了也講這個故事……
一位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的論文研究大學有代表性的建築難以言表的“精神”——我說是“魂”，她深感認同。建築附著深厚的傳統，但西南聯大“無問西東”的“魂”，我卻沒法跟她說清。
前有西南聯大鐵皮屋頂的雨滴；後有華中科技大學的理工科學生席地聆聽“教育”報告；外有哥倫比亞大學為了講課堅信比香蕉成熟活得久的92歲的教授……要對標的是沉甸甸的積澱！
難以對標的是斯坦福的“基礎”，包括理念（吸引世界一流師生的教育觀念）、課程（頂尖的專業和核心課程）、師資（前後有84位諾貝爾獎得主、8位國際最高數學獎菲爾茲獎得主、29點陣圖靈獎得主；1995年，就有142位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84位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14位美國國家科學獎得主……）、教學（讓學生沒齒難忘的世界名師指點江山的課堂）……
其實，最難對標的是斯坦福成百上千像谷愛凌般優異的世界一流學生（我的一個學生已在名校當副教授，仍去斯坦福讀博）。斯坦福的校友創辦了英偉達、谷歌、雅虎、惠普、思科、耐克等世界著名企業（2011年，這些企業的資金合計約等於全球第十大經濟體的資金）。甚至斯坦福三位華裔在讀學生就創立了送餐服務平臺DoorDash，成為億萬富翁。
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說：“大學之大，不在大樓之大，而在大師之大。”
我認為，大學之（偉）大，不在大樓之（宏）大，也不在大師之（高）大，而在“基礎之（強）大”，包括學生的“強大”！
18年前，我曾給《南方週末》寫過一篇文章《一流的學生從哪裡來》，主旨是與時任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商榷：若世界一流大學至少必須具備四個一流——設施一流、管理一流、師資一流、學生一流，那麼，中國最大的困難是實現“學生一流”。中國可以透過舉國體制在財力上向北大清華傾斜，對標設施，在世界範圍內招攬人才，完全可能在十年，甚至更短時間內，實現前三個“一流”。至於“學生一流”，則必須在全國範圍內，從K-12（學前教育到基礎教育）就開始紮紮實實地推行素質教育，否則北大清華不可能獲得一流學生。沒有一流學生，北大清華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就不可能在四年內培養出一流大學生或一流研究生。18年前與許校長商榷，今天與施校長和曹先生商榷異曲同工。
大學有三大職能：教學、科研、服務社會。三者“基礎之（強）大”，奠定了“大學之大”。如果大學培養不出源源不斷、層出不窮的世界一流學生，只有“大樓之大”和“大師之大”，能算世界一流大學嗎？
“玻璃大王” 當然清楚玻璃的質量與原料至關重要的關係，但福耀科技大學考慮過生源的合格嗎？與其坐等生源（孩子從學齡前到高中畢業約需15年），不如投資100億辦幼兒園、中小學，讓福建和俄亥俄州（美國福耀玻璃工廠所在地）聯合建立K-12（幼兒園到高中）友好學校，甚至聯合創辦國際學校，從“基礎”之處，開始按照素質教育的理念培養浩浩蕩蕩、生氣勃勃的生源。
希望福耀能夯實教育的“基礎”！
商榷之二：是辦“福耀實驗小學”還是辦“福耀科技大學”？
為什麼曹先生辦大學，不辦中小學？可能他以為大學能夠“坐享其成”地直接收穫科技成果。
其實，辦好基礎教育並不比辦好大學容易，福耀科技大學要招到滿意的、頂用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還得從小學，甚至學前教育發力！我們從最基礎的地方來談談福耀科技大學最關注的研究力。
新浪網“頭條校園”曾請我參加“該不該取消本科畢業論文”的討論。有學者建議取消本科畢業論文，這讓我非常吃驚。美國8歲的小學生就開始寫科研論文，國內竟有學者想把寫研究論文的“起跑線”拉到研究生的教學樓。
這裡有一口大陷阱：到研究生階段才能寫研究論文。
“研究生”的定義是大學本科畢業後到高校或研究機構做研究的學生。把這個定義譯成英文，美國人全蒙圈：為什麼非要等大學畢業才能做研究？在他們眼裡，沒有哪個階段的學生不能做研究。從這裡開始，福耀科技大學最關注的研究力的差距就拉開了。
兒子剛上小學二年級時，就開始寫“科研論文”。一天，他一從學校回來，就纏著他媽媽帶他去圖書館，說是要做關於藍鯨的研究。聽小屁孩說要做“科研”，我樂了一陣。那時，他剛能寫由幾個長點兒的句子拼湊成的所謂“文章”。
兒子說：“老師說，論文至少有三個問題，要寫滿兩頁紙。”
“科研”？“論文”？看著兒子一本正經的樣子，我將溜到嘴邊的俏皮話打住，趕緊讓妻子開車帶兒子去圖書館。
兩個多小時後，母子倆抱著十幾本書回來。
一週後，兒子完成了他有生以來的第一篇論文《藍鯨》。
論文只有三張活頁紙：第一張是封面，上面畫著一條張牙擺尾的藍鯨，還用細細的筆觸畫了一大群倉惶逃生的小蝦。封面左下方工整地寫著：XXX 著。論文含四個小題目：1.介紹；2.藍鯨吃什麼；3.藍鯨怎麼吃東西；4.藍鯨的非凡之處。
這是我一生中看過的最簡短，也是最讓我感興趣的論文。我感興趣的不是兒子在研究中學到了什麼關於藍鯨的知識，而是他從研究中獲得了什麼內化的能力。從一開始，他就必須用自己的腦子去思考，去篩選材料，去決定“研究”方向，去組織文章……這個收穫比知道藍鯨有多重、多長，有價值多了！
事實上，在這個階段，我們不可能奢望孩子能寫出驚天地、泣鬼神的論文，甚至根本就不要期望孩子能寫出一篇稍微像樣的論文。我們要的是，在那篇四不像的、非常幼稚的論文裡，埋下研究興趣和研究能力的種子。現在，AI能為孩子一鍵生成甩《藍鯨》千百條街的蒐集觀點的作文。問題是，我們想要一鍵毀壞孩子的“研究力”嗎？
為什麼要從小鼓勵孩子做研究？為什麼不能等孩子到了研究生階段才做研究？
孩子的好奇心、想象力、形象思維與他們的年齡成反比，年齡越大，好奇心越弱。所以，必須在孩子的好奇心、想象力、形象思維最活躍的階段，鼓勵孩子做研究，種下一顆良好的種子，就像在股票市場上買了潛力股，就等著來年的豐收。
如果一顆種子在發育階段，沒有得到適當的護理，沒有得到科學的施肥和灌溉，沒有充足的陽光，這顆種子就會缺養分。等這顆缺養分的種子已基本定型，才移植到良好的環境（如福耀科技大學）中，就難以長成參天的棟樑之材。
關於藍鯨的“研究”是在收集、整理前人的材料。後來，萌孩子還做了不少收集觀點的“研究”。但這是必由之路，我們要慢慢地把收集觀點的孩子，引導上創造觀點的道路。
到了中學，確定研究方法、實施研究計劃的能力，就成為培養的重點。
七年級時（國內的初一），老師佈置了科學研究的計劃，唯一的要求是不能重複前人的研究，一定要有自己的獨立見解。
兒子想出一個異想天開的課題：測試小白鼠的決策能力。這種題目，也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頭小子敢想敢幹。
兒子到寵物店買了兩隻小白鼠，用一塊硬紙板把狗籠一分為二，在硬紙板上一左一右開兩個洞，再用兩個一尺長的紙筒連線洞口。測試時，放上小白鼠最愛吃的乳酪，然後測試小白鼠鑽過洞、取得食物的時間。
測試分成三個階段……（詳情略去）
那幾天，我和妻子都饒有興趣地看兒子做實驗。兒子拿著秒錶，一絲不苟地記下小白鼠每次透過右邊洞口獲取食物的時間。
後來，兒子完成一篇正規的研究論文《小白鼠有決策能力嗎》。
論文一步不差地模仿了“美式八股”，十頁正文外加三頁分析表格。從頭至尾的敘述、說明和分析，有條有理！
他的結論重新整理了我的認知：研究既沒有支援小白鼠沒有決策能力的論點，也沒有支援小白鼠有決策能力的論點。因為如果小白鼠有決策能力，那隻小白鼠就不該進左邊的洞。但如果小白鼠沒有一點兒記憶力，它也不可能多次成功選擇右邊的洞。結論是：小白鼠沒有作出複雜決策的能力，但簡單記憶和本能會影響它們作出決策。
學校舉辦了科研成果展覽會，展示了一百多份研究報告。從校外請來的資深評委們評出了一、二、三等獎。兒子的論文獲得了動物研究組一等獎。
看著人潮湧動、人聲鼎沸的科研成果展覽會，我突然意識到：這就是基礎教育在一塊塊鋪墊諾貝爾獎臺的臺基！
傳統做學問的方式是“註疏解”：給經典“注”，然後在“注”中“疏”，再在“疏”中“解”。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連范仲淹到底是在樓上還是在樓下寫《岳陽樓記》，也爭論得嗚呼哀哉。
錢學森質疑中國教育沒有培養出“傑出人才”。其根本原因是隻注重培養“收集觀點”的人，不重視培養“創造觀點”的人才。
我不厭其煩地詳述從小培養科研能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想說明教育應該從基礎做起！不打好基礎教育的研究科學的“基礎”，福耀科技大學能收穫創造觀點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嗎？
興辦成千上萬的福耀實驗中小學，遠比辦一所福耀科技大學有更深遠的意義。興辦福耀K-12學校，不僅可以為福耀科技大學提供取之不盡的合格的生源，也可以為無數“德旺”“福耀”理工學院、職業大學和中專開闢源源不斷的生源。
要從“根”上為千千萬萬的民眾造福一個堅實的“基礎”。
結 語
在近代史上，中國發生過一個發人深省但又被人忽略的歷史插曲。
1886年，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再次來華。這次，他撰寫了小冊子《七國新學備要》（又譯為《現代教育》），介紹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七個國家的教育情況。李提摩太給北京的高官們分發了這本小冊子。隨後，他帶了一本到天津給時任直隸總督李鴻章。
於是，“二李”有了一段對話。
李提摩太建議清政府每年投入100萬兩白銀進行教育改革。李提摩太說，這是“種子錢”，必將帶來百倍的收益。
李鴻章問：“何時能見成效？”
李提摩太說：“大約需要20年才能看到實施現代教育帶來的好處。”
李鴻章說：“噢……那我們等不了那麼長時間。”
倘若當年就開始推行現代教育改革，20年後會怎樣？然而，歷史不允許假設，歷史只給我們結論：急功近利的“李（鴻章）氏”思維與素質教育背道而馳。李鴻章可能有歷史的無奈，等不及20年。僅8年後，甲午戰爭爆發。儘管中國海軍在艦艇的噸位、航速，火炮的口徑等方面不見得處於劣勢，有些方面還有優勢，但還是不對稱地慘敗了。因為戰爭往往不是打武器，而是打教育（比如武器創新、官兵素質、訓練質量等）。李提摩太建議每年給（素質）教育投入100萬兩白銀的“種子錢”，20年後必將帶來百倍的收益（奠定“鋼筋混凝土”的教育基礎）。李提摩太算的是2億兩的銀子賬，李鴻章算的是20年的時間賬。這一算，中國因為《馬關條約》賠償了大約2.3億兩銀子——僅19年，比李提摩太的賬簿厚得多。讓人唏噓的是，籤《馬關條約》的正是李鴻章。嗚呼，我們輸的不是銀子，是教育！
教育必須遠離“李氏”的急功近利，因為歷史需要經年累月地澆築奠定教育強國的基礎！
（觀點和部分資料來自《教育的基礎》）
《教育的基礎》
黃全愈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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