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阿勒泰的「託肯」

《我的阿勒泰》播完，阿麗瑪發現身邊的人不叫她名字，都叫她託肯。這是她在這部劇裡扮演的角色，一個丈夫酗酒死掉後，帶著兩個孩子想要改嫁的阿勒泰女人，說著不標準的普通話，真誠又樂觀。

這讓阿麗瑪很開心，成為演員十多年後，她終於有一個角色被如此多的人記住。她和託肯有著相似之處，比如她也是阿勒泰人，性格大大咧咧，說起話來又快又密。託肯想要離開草原，帶著兩個孩子去唸書，去看更大的世界，阿麗瑪也是如此，她中學就從阿勒泰去了烏魯木齊，一路考到上海戲劇學院，為了演戲又來到北京。靠著年輕的衝動和對演戲的熱愛一直往前走，幾乎沒有冒出過返鄉的念頭。

但她和託肯又不太一樣。阿麗瑪學舞臺劇出身，普通話非常標準，因為在北京待了太多年，甚至帶點京腔。她並非在草原長大，這次因為拍攝《我的阿勒泰》，才第一次在草原待了這麼久。

那兩個多月裡，她以觀察者的身份重新審視家鄉的一切，開始理解和共情生活在這裡的人。她把自己作為女性的很多記憶與觀察放到託肯這個角色身上，賦予了託肯很多細節，比如朝戈送託肯的護手霜，比如蹩腳的哈薩克普通話，她想要表達出託肯作為一個草原上的女性，雖然經歷了很多苦難，但依然堅韌，為掌控自己的命運而努力著。

而當拍攝結束，再次離開阿勒泰，她在離家多年後，第一次如此強烈地感受到對家鄉的依戀。但她也很快發現，十多年過去，物是人非，阿勒泰早已經沒有自己的位置。在家鄉與北京之間，在原野與城市之間，阿麗瑪遊移著，就像那句臺詞，「去愛，去生活，去受傷」。

關於阿麗瑪和阿勒泰的故事，以下是她的講述。

文｜聰聰

編輯｜槐楊

圖｜（除特殊標註外）受訪者提供

《我的阿勒泰》組訊招託肯這個演員的訊息，我身邊二三十個人都發給了我。包括以前的同學也來問我是不是阿勒泰人，哈薩克族的？她們都覺得這個角色很適合我。

我也這麼覺得。其實高中我就看過李娟老師寫的《我的阿勒泰》，但直到現在我都沒接觸過幾個寫哈薩克族的戲，就讓經紀人遞了資料到組裡。等回信的過程中，我有個姐姐叫熱依扎，她認識我們總製片，也幫我推了一下。

雖然我也是阿勒泰人，但我跟託肯其實蠻遠的。我爸爸是撒拉族，媽媽是哈薩克族，我從小受媽媽影響比較多，就一直說自己是哈薩克族，但我沒有在牧區生活過。

拿到劇本之後，我大概想了下託肯這個人的思維邏輯是什麼樣的，文化程度到哪裡，這些都會決定最終呈現給大家的是一個什麼形象。

最早的劇本里，有些臺詞比較書面，都是正常的普通話，我就跟導演商量，覺得有些話託肯說不出來，她腦子裡沒有這個詞彙量，她普通話的詞彙量也就二三百吧，就把這些詞拼來拼去。比如「你媽媽壞了」，這些都是哈薩克語的邏輯，後來的「八個字沒一個字的撇」也是改的，為了凸顯她跟李文秀的親密，時間長了，她從李文秀那學到了一些文縐縐的詞，但沒學明白。

託肯的「哈普」，一部分來自我的生活。我姐姐單位有個普通話不太好的大姐，有次我在姐姐家吃飯，那個大姐給她發語音，我聽到了一點，太有意思了。

她就說，「你知道嗎那個，我這個地方一個小事情有，你那個假請一下給我。」語序都是亂七八糟的，但你可以聽懂她說了什麼。我覺得託肯就是這麼說話的。

託肯去洗衣服

我在上戲學的是舞臺劇，演舞臺劇和話劇比較多。現在回頭看，那幾年在表演上打下了非常紮實的基礎。因為舞臺劇排練一兩個月，有充分的時間去揣摩角色前後的關係，要做很多功課。影視劇裡呈現的東西太多，可能好多東西就不用演員自己去想。但舞臺劇幫我養成了很好的習慣，我也會觀察人物，把一些點記在備忘錄裡。

我還給託肯寫了人物小傳，又在原本的劇本上加了護手霜這個細節，因為我想給託肯一個改嫁的充分理由。

我一直在問自己，託肯為什麼會喜歡朝戈？在我的觀念裡，如果你經歷了一段非常不順的婚姻，是不會在這麼短的時間裡想進入下一段婚姻的。尤其她還有兩個孩子，新的家庭是否接受你的孩子，嫁進去之後是不是還和以前的家庭地位一樣？好不容易從一個牢籠掙脫，怎麼不得兩三年緩一下，不會丈夫去世一週年就想結婚。

所以需要給她一個理由，就是這個人真的很好，他還有很多附加條件，比如家裡的女人很多，可以幫忙照顧孩子，到這個家不用一個人幹活了，不用一個人洗所有人衣服了；比如他自己也有一個好的工作。但這些都是附加條件，核心還是朝戈對她很好，託肯才想嫁給他。

有次坐飛機上，看不了手機，我就一直想到底怎麼才能體現這一點。剛開始想的是要不要把搓衣板放大。搓衣板是託肯的執念，她想要更多的愛和關注，但沒人理她，好多人說你可以去小賣部賒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為什麼不能去賒個搓衣板？但對她來說，其他的是家裡人的事，只有搓衣板是她一個人的事。

但把搓衣板放大了也不好，朝戈再送她一個搓衣板嗎？那就太普通了，他不就和別人一樣嗎？只不過給了我一個洗衣服的工具而已。我覺得他要更高一點，所以我就在想，託肯天天在家洗衣服，手都是爛的。手爛了怎麼辦，護手霜嘛，一個小小的護手霜就夠了。

所以前面我也跟導演商量加了一些話，託肯跟李文秀撿牛糞的那場戲，我說你看我的手都爛爛的了，其實是在為後面鋪墊。在家裡沒有人因為我要去洗衣服想著給我一點便利，給我搞個搓衣板，讓我洗得更輕鬆，但朝戈已經跨越了洗衣服這個事情。這是兩人感情昇華的狀態。

朝戈送給託肯護手霜圖源劇集《我的阿勒泰》

我始終記得大學的劉婉玲老師說，塑造人物有時候只要抓住那個點，你做什麼都是對的。喝水也是對的，坐那兒的姿勢也是對的，你但凡不是這個人物，你做什麼都是錯的。

在拍「阿勒泰」的時候，起初我還在想給託肯設計什麼細節，怎麼塑造人物。但有天我出去散步，一抬頭看到我的小學，那個衝擊對我還是很大的，我真的回來了。小時候的回憶全都出現在腦子裡，下課鈴響了，我在門口跳皮筋，有一次爸爸的朋友帶回來一個日本的杯子，我把那個杯子的內膽弄丟了……全都想起來了。

我就突然找到了一種落地感。我覺得我落地了，託肯也落地了，我好像找到了託肯的感覺。

後面拍起來，很多話，比如那句「耶！最帥的，我的小叔子」，都是現掛，包括在轉場的路上，我的嘴巴就沒停過，一直在叨叨叨。話癆嘛，因為她想表達的，她表達不出來，家裡也沒有什麼機會說話。你看她在公公面前是不能那麼多話的。就在她最開心的時候，透過這些叨叨都讓她表達了出來。

我很感謝導演，導演是我們的鏡子。有些東西我不知道我加得合不合適，影不影響整個戲的節奏，所以我每次都跟導演聊，她覺得我加得都恰到好處，我就很開心。

有場戲是婚禮上託肯和朝戈（閆佩倫飾）的對話，也是我們後來自己加的。

作為演員的私心，我是想加一點戲份讓託肯這個角色更完整。我覺得她和朝戈的關係後來沒有交代，只是前面朝戈說要去提親，她要帶著孩子來，那託肯自己的態度呢？少了一點。我跟導演聊，導演也覺得差了那麼一點，後來就說婚禮的時候可以給我們一個小的契機，看要不要加在這裡。

我先想了一下。作為託肯，她應該有的一個態度是我可以不嫁給你，我出去打工也能把這兩個孩子養得很好，而且我要供他們去縣城上學。那個年代夏牧場冬牧場是沒有學校的。我在裡面也說了，「葉爾達那8歲了也沒寫過作業」，其實是想給孩子們一個好的教育。

文秀對她也有一定的影響。她生長的這個環境，春夏很漂亮，秋冬很冷。她 18 歲就結婚，但她後來透過文秀知道， 18 歲可以去上大學了。她一直想讓孩子出去上學，看新的世界。和文秀在一塊玩之後，文秀說出了很多她想說但是她表達不出來的話。

託肯和文秀、庫蘭一起去參加拖依圖源劇集《我的阿勒泰》

包括文秀跟蘇力坦說，只有變化才是一直不變的，這些巴太朝戈他們可能都學給託肯聽了。這些東西可能就是她特別想說，但她憋到嘴邊、文化程度表達不出來的。所以託肯就知道人還是要看書，要有知識的。這也奠定了她和文秀友情的基礎，為什麼她倆關係這麼好，我覺得有這個原因。她後來還說，「我普通話好得很」，託肯對普通話的這種慾望，也體現了她有些新女性的想法。

我就找閆佩倫（飾演朝戈）商量。第二天婚禮這個場景就要拍了，當時導演正要去看景，她讓我們自己寫一下。至於劇本落地，就只能交給閆佩倫了，畢竟他們之前都即興嘛。

說完我就去拍戲了，差不多半小時，我到現場感覺還沒開始拍呢，他的劇本就發過來了，就是後來呈現的那場對話。他問我你覺得咋樣，我說特別好。發給導演半小時，扉頁就出來了，說明天拍。只能拍兩遍，一個全景一個近景，因為那天的戲很複雜，群演也多，只有半小時給我們。

我跟閆佩倫說，他倆最後這個關係有沒有點發展，就看這一下了。最後那場戲呈現得還挺好的，導演也挺滿意的。透過這幾句對白，託肯的形象更完整了。哪怕只是感到一點點被輕視，託肯也覺得新的婚姻不是非要不可。在她心裡，自己的生活、孩子的未來要更重要。

《我的阿勒泰》播出後的反響不完全在我意料之內，最初看到劇本我以為會比較小眾，拍的時候就是感覺美，但沒有想到最終的畫面做得這麼有質感。最後還在央一上播，受眾群就更大了。我以前的很多劇都是在網上播，親戚們都不知道。我們製片人說拍了這麼多年戲，特別開心的一件事是讓他爺爺在央視上看到了他拍的戲。

後來我們還去了戛納。你知道「戛納」這兩個字對演員意味著什麼嗎？就很神聖。製片人給我打電話，說咱們要去戛納，我說咱不是個劇嗎？他說對啊，戛納電視劇節。我說真假？他說真的，你反應一下。

我剛定下來一個戲要去拍，但合同還沒簽。我都想好了，要是實在請不來假，我就不去這個戲了，還是要去戛納，誰知道下一次什麼時候。後來也順利請到了假。我要先從烏魯木齊飛回北京，再北京飛往戛納，時差亂七八糟，到了之後也沒什麼實感，偶爾抬頭看一下，嗯嗯美，風吹得挺好，沒了。

待了三天，活動結束就回來了，倒時差倒了一個星期。生活還得繼續嘛。

阿麗瑪在戛納電視劇節圖源微博@阿麗瑪_alima

我雖然是阿勒泰人，但小時候很少去草原。去也只是去夏牧場，因為夏牧場美，冬牧場是絕對不會去的。小時候我的哈薩克語說得也不好。那時家裡總覺得你得學普通話，可能他們之間正說哈薩克語，轉頭跟我就要說普通話，即使他們有時候都說不明白普通話。以至於我姥爺老年痴呆了，都記著我哈薩克語說得不好。直到十七八歲，我才意識到，這種語言是我的一部分，我應該會說才是對的，這才把哈薩克語撿起來。

過去在草原待得比較少，所以我不太會站在他們的角度去共情他們的處境，這次拍阿勒泰，我才真的去思考，原來草原上的這些人是這麼生活的。

比如哈薩克遊牧民族是不能在河裡洗衣服的，因為下游要喝河裡的水，不能把它弄髒。小時候我們在河裡游泳，也知道不能在裡面小便，如果要小便，你媽媽的頭髮明天就會掉。以前就會這麼嚇唬小孩子。長大之後會更懂得這是對大自然的尊重，幾個月的羊是不可以吃的，要用牛糞架火，這樣就不用去砍樹。河水大家都不去汙染它，就可以一直流動，到哪裡都可以喝，一點不怕髒的。

託肯是我認識的很多哈薩克族女性的縮影。很多哈薩克族女性的生活就是這樣，在家要乾的事情很多，從早到晚一直在幹活。她們不會在我面前表現出來什麼，但我有記憶，很多人的狀態就是這樣，會在一起訴苦，說自己在家裡很難，老公怎麼樣。我也看到有親戚過得特別不好，但沒辦法離婚。

出於對家庭和孩子的責任，草原上的女人承擔得更多。我在生活裡看到很多這樣的女性，就想表達，她們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是抱著熱愛生活的態度。

託肯身上有一種特別勇敢的品質是我想去放大的，就是敢於說不。現實中很多時候身份和關係架在那兒，對於一些牽絆要說「不」是很難的。城市的女性可能會容易一些，但草原上，人會有很多強制性的社會連線，有些人每天都要見，家裡有事也要找人幫忙，轉個場去別人家裡借個車，這些連線當然帶來了很多便利和一些親密的情感關係，但也讓人無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決定。唾沫吞死人。

拍戲的時候，有幾場戲需要群演，導演還要求最好是哈薩克人，有點村裡的感覺。但當地沒有影視產業，沒有群演，我就把親戚們都叫來，讓我媽媽來演我媽媽，還有我二姨、奶奶，媽媽的朋友。

這種感覺挺奇妙的，以前我是家裡的晚輩，一個被寵的小孩，就是在家坐著喝茶；到拍戲的時候，我好像身負了某些責任，要帶著他們一起去演戲。他們都不懂的，不知道誰該說話，該說什麼話，該有什麼樣的情緒，我就得把她們拉出去排練。到開拍，可能一個人沒有接上詞兒，另一個人就問，「你怎麼不說呢？」或者打你一下，「哎，到你了」，就得再來一遍。

當時拍攝任務重，有時候吃飯會延後一點，她們就覺得，一點半了為啥還不吃飯？不能理解。而我本來就有點累，那場戲拍了十幾遍，我又哭了十幾遍。

她們就覺得很心疼，跟我媽說為啥讓她去幹這個？一天哭十幾遍，娃娃能受得了嗎？她們就覺得這樣很消耗，太累了，身體扛不住，飯也不給吃。她們可能是重新認識到我，也意識到這個行業沒有她們想的那麼光鮮。

但我還是很喜歡做演員，喜歡這樣的生活。殺青那天我是很難受的。整個創作環境很美好，大家在一起又很開心、放鬆，也自由，我很多想表達的東西很幸運都被導演採納，被實現了。這對演員來說是最高興的事了。大家都很捨不得。

這部戲的殺青對我來說還有另一層意味。離開阿勒泰之後，有一天周依然問我，他們都在說好想念白哈巴河的星星，你作為本地人，你是怎麼思念的？

我說我們的感情是不一樣的，我帶了更多對家鄉的依戀。都說家鄉像自己的大地母親，有時候真的是這樣，在那個環境裡就是莫名其妙覺得安全，舒適和安逸，離開的時候心裡會有對未知的一些不安定感。

和我爸爸告別的時候，我也在想，可能最近五年、十年，恐怕都不會再回這個地方拍戲了。好多的情感加在一起。我爸送我離開那天，我在車上一直哭，哭了一個多小時。同事就在後面一直給我遞紙。

我要帶走很多情感，離開家鄉的情感，和爸爸道別的情感。

我第一次徹底離開家鄉的時候，心情可不是這樣的。那時候更像託肯，一心想去看更大的世界。

我中學就從阿勒泰去了烏魯木齊。可能是受媽媽的影響，她以前是藝術團的，我從小也喜歡跳舞，後來阿力木江有一個戲《美麗家園》招群眾演員，我媽就讓我跟著去玩。副導演見到我覺得小姑娘漢語還不錯，讓我在劇裡說兩句詞，我就說了兩句。那時候就意識到，拍電影原來是這樣的，我也要去拍。

後來考了上戲。這四年我都在好好上學，重心都在學校，因為我始終覺得什麼年紀就該做什麼年紀的事。大學畢業我先回了新疆，抱著一腔熱血。那時候比較單純，就覺得我學舞臺劇的，要把舞臺劇帶回家鄉。但現實比較殘酷，在新疆演戲的機會比較少。

因為接戲，我又去上海待了半年。趕上我們學校有個行政崗位空缺，因為上學時我是系裡的學生會主席，又是班長，跟學校老師接觸的機會比較多，他們有了崗位就聯絡我，問我要不要回來。

我想，天吶，天上掉餡餅了。我當時正準備去拍戲，跟導演商量，說學校的崗位要實習15天，導演就說給我批假，調計劃讓我回去。大家都覺得這是個鐵飯碗，而且上海戲劇學院老師的身份，是一個很好的title，一個非常體面的工作。

但我回去實習了15天，六個人一個辦公室，每天處理一些瑣碎的事情，我意識到我可能幹不了這個事，日復一日，每天都是這些工作。我喜歡的東西不是這個，我還是喜歡拍戲，喜歡過劇組的集體生活，大家一起為了做一件事努力，是很幸福的。

這15天就足夠讓我想明白了，我就去找校長。他當時還勸我，說你要不要再考慮一下。我說不能再考慮了，再考慮可能會影響我的判斷。他說好，我就當你不忘初心。他說當初招你進學校，也沒有想讓你在這兒幹瑣碎的工作，那你就去幹你想幹的事情吧。

我後來接了個戲回新疆拍，就是這個階段，我做了最後的決定——去北京。北京的機會更多一點，畢竟是文化中心，很多戲優先在北京選演員，選完才去上海。我就覺得，萬一前面的角色我合適呢？我不要給自己留後路去上海了。哪怕錢不多，我在北京誰也不認識，也不重要了。

從有這個想法到離開，很快。我還發了個朋友圈，I want change my life，我就走了。

剛來北京就覺得北京好大啊，去哪兒都很遠。上海呢，別的不說，我這一屆一百多個同學還是認識的，也有老師，再怎麼著老師也能幫我接幾個活，給遊戲配個音什麼的，掙點錢沒有問題。所以剛來北京時，我帶著一種無助。

後來透過一個師哥介紹，我去了鼓樓西劇場演了一個話劇。漸漸我認識了戲裡所有的演員，然後關係網才慢慢織起來。

我特別喜歡鼓樓西劇場，特別聚氣兒。每次坐地鐵六號線，下來要走一串衚衕，走到最裡面才到。那種感覺特別好，你完完全全可以感受到北京市井文化的氛圍，全是衚衕。那附近有家涮羊肉，冬天去吃玻璃上全是蒸汽，在裡面看著特別暖，特別舒服。那時候覺得特別美好。演完一個戲就去找下一個戲。

那個時候我就知道我可能不太會回老家了。但說實話，那時我沒精力和功夫去細想離開這件事，只是對未來抱有希望，同時感到一片渺茫。我後來理解了很多決定就是要年輕做，稍微大點就會想太多，年輕的時候靠著衝動，就做了決定。

這些年，因為少數民族的身份，我會有一些困擾。比如一些試戲不合適，就會有人用這做藉口。後來我總結了一下，凡是不想用我的西域的戲就說，你長得太像漢人了；凡是不想用我的現代戲就會說，你長得太像少數民族了，我們用不了。可能是為了顧及我的感受，給出一個所謂「客觀」的理由。但這個理由我實在接受不了，一度導致我自己不知道自己長啥樣了。

到現在也會有這種情況，比如經紀人想去推戲，別人說，明年我們有個新疆的專案，可以到時候看看。我就會很尷尬，其實我只是想像正常演員一樣想知道這個角色合不合適。

託肯這個角色到現在也讓我有點顧慮，她太深入人心了，大家不願意相信我是我，更願意相信我是託肯。但我不能一輩子演託肯。作為演員還是想去塑造不一樣的東西，我不希望大家以民族來區分一個演員。

拍完《我的阿勒泰》再離開家鄉，就跟當初去北京拍戲時的心情完全不一樣了。

沒有當年的衝動，反而是有點難受。因為回去之後發現有很多捨不得的東西，比如小時候的記憶，和家人的牽絆，包括我去世的爺爺。我就想，如果回到小時候還是非常美好的，如果能回到十歲、二十歲，後來的很多不好的事情還沒發生，可能會更開心一些。

也覺得物是人非。小時候爺爺經常在家路口下大樹那兒坐著，我的狗叫毛毛，每天下學也會在大樹那兒迎接我，是每一天，中午一點半它就會在那兒吹著風等我。一放學，我就大老遠叫毛毛，它就趕忙跑過來。它承載了我很多記憶。

年紀稍大一點，下學就去三姨家喝茶。現在，嗯，三姨也去世了，沒有了。我也會去二姨家，她家在鄉里，去偷吃個西紅柿什麼的，二姨夫也不在了。你會發現隨著年齡的增長，很多人和事已經慢慢離開你了。再回去就覺得，如果回到20歲之前，這些還沒發生，多美好啊。

離開的時候也有一些無奈在身上。我挺不想走的。跟媽媽在一起很安心，啥也不用管。但我知道必須得回北京，我很多朋友啊工作啊都在北京，也有自己事業的規劃。在哈巴河我都沒什麼朋友，好多人都離開了新疆，我和這個地方的關係就沒那麼近了。這些都迫使我得往前走。

但內心深處是有那麼一絲絲不想走的，原地踏步又怎麼樣？但不可能呀。這些東西都把你架在那了，我只不過是心裡對家鄉還有一些依戀，實質上的東西可能已經沒有了。

《我的阿勒泰》播出到現在，我生活唯一的變化就是最近有點忙。媽媽也很忙，每天都在接各種電話，表達祝賀之類的。她肯定很開心，我都能感覺到她每次給我打電話的時候都咧著嘴。有天她跟我說，要恭喜我，我說為什麼，她說你終於讓大家因為一個角色看到你了，這是我最開心的事兒。我演了一個戲，這個角色叫託肯，大家都認識了。我媽說你堅持這個事堅持了10 年，不一直都在說這個事嘛。

我很開心託肯被大家記住。但我現在的想法是更想好好地去生活。以前好像一直是在往前走，但我越來越覺得生活是最主要的。

現在，我在城市裡待一段時間，就要跟大自然接觸一下，如果有長點的假期，我就離開北京，找個地方生活個十天半個月，去感受當地人的各種節日和集會。沒有那麼多時間，哪怕去懷柔，密雲的山裡住一天，我都會好很多。就覺得自己沉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