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最近春招旺季，但有不少朋友抱怨好工作難找，我覺得相比就業難，大家得更注意別進了“毒公司”。
去年蘭州就發生了個大事，有人以提供國企崗位的名義騙錢，專挑剛畢業的大學生下手，三年騙了8000萬。
更離譜的是，為了讓騙局更逼真，有相當一部分受害者只有在透過筆試、面試和體檢後，才有資格被騙。
這些騙子拿捏了近兩年找工作難、所有人都追求穩定的心理。
我的作者侯小聖說，這種“毒公司”不只國內有，國外也不少，而且它的毒更是“貨真價實”。
她曾在澳洲見過一個更喪心病狂的公司。為了從員工兜裡掏錢，老闆會透過各種方式讓員工染上毒癮。就算這樣，也沒人提出辭職。
侯小聖在調查中發現，這位老闆，似乎也拿捏住了員工身上的一種特殊心理。
我第一次見到佩佩是一個下午。
澳洲兒童保護機構的牆永遠是色彩斑斕的，緊緊貼著牆，面無表情地站在一堆開懷大笑的小動物貼紙下面，等著我來接手。檔案告訴我她六歲，她的頭髮很多很厚，被兒保的老師分成三根辮子又綁成一個粗馬尾。
她在短短一天裡見過太多陌生的大人。此刻她雙手背後，指甲摳著牆，不願意和我走。
前一天早上，警察剛把她媽媽送進戒毒所裡。
如今她沒了媽媽也沒有去處。我作為社工，來這裡就是為了安排她接下來的生活，以及確認，她的媽媽是否還有資格養育她——如果調查發現她的媽媽不稱職，我可以申請剝奪這個媽媽的監護權。
我看著不願挪動步子的佩佩，說沒關係，那就在這待著，我是來問你幾個問題的。一陣陣穿堂風吹過來，我乾脆把她摟進懷裡，問她還有沒有別的親人，她願意過去暫時一起生活的，她想了想說鄰居。
我問為什麼，她說因為鄰居做飯很香。
鄰居肯定是不符合收留條件的，我還沒問出下一句，她反問我，媽媽是被抓走了嗎？
我對案主一向實事求是，但是看到她的眼神，我第一次說話拐了個彎：“你媽媽只是和我們一起工作，她工作期間主要是我來看你。”而這個6歲小女孩的精神狀態，比我想象中要好，她沒有大哭大叫，我問的問題也全部能回答，作為這個年齡的孩子來說很了不起了。
我將懷中的她抱起，特地掂量了一下，身高一米二，沒有營養不良也沒有超重，頭髮衣物乾淨無異味，指甲修剪得很好，身上沒有什麼隱藏的內外傷——奇怪，儘管她的媽媽吸毒，但還是把她照顧得不錯。
我在評估報告上寫，案主精神尚可，心理承受能力尚可。
第二次見到佩佩，是我幫她聯絡好了寄宿學校。她穿著件粉色的衛衣和一雙嶄新的小靴子，兒保的老師說她們陪著佩佩回了一趟家，她的衣櫃裡有媽媽給買的新衣服和新玩具，就都帶回來了。
這進一步說明她的媽媽應該不是那種“無藥可救”的監護人。
我把佩佩送到學校，她安靜地坐在兒童座椅裡自己玩自己的，我跟她沒話找話，說你鄰居做飯真的很香嗎？你喜歡吃什麼？她老老實實地回答在家一般吃速凍雞塊和薯條，媽媽每隔幾天會帶她去外面吃飯。媽媽平時上夜班，她就自己在家睡覺。
我大驚失色，說沒有人照顧你嗎？你自己在家睡覺？我對這個媽媽稍微放下的心，提了起來。
佩佩的回答又讓我這顆心稍稍放下，懸在半空。
她說：“媽媽會一直跟我打電話，直到我睡著也不會結束通話，早上我醒了媽媽就會聽到。”
那個瞬間，我很難評價佩佩的媽媽，做媽媽她似乎還是稱職的，但一個稱職的媽媽為什麼會去吸毒？
佩佩的媽媽叫莫莉，三十歲，是一間倉庫的管理員。這間倉庫有員工舉報老闆販毒，所有人都被帶走調查，發現老闆以販養吸，他的員工就是他的固定客戶，莫莉也是其中之一。
戒毒分為社群戒毒和強制戒毒，澳洲大部分戒毒所都是非強制的，隨時來隨時走，但也有些機構例外，看管嚴格，莫莉所在的戒毒所和我們有合作，每個人需要完成檔案評估，確保戒毒已有成效，才能離開。
她的檔案和大部分這類案子沒什麼不同，作為一個單身母親，莫莉懷孕的時候就和前男友分手，她獨自把女兒養大。倉庫管理的工作時間是晚八早五，根據其他員工的說法，這個作息“不太人類”，一開始大家都靠功能飲料提神，後來變成了毒品。
讓莫莉染上毒品的，是一個工作中的失誤。
她曾經接待過一組來墨爾本的遊客，把他們的行李鎖進倉庫之後她繼續值班，因為太困睡著了，醒過來發現行李不見了。
她的老闆是個快五十的“老白男”，先是威脅開除她，又態度軟化，說知道她養女兒艱難，可以不開除，但是造成的損失她必須賠償，可以給他打白工來抵債。莫莉答應了之後，她的老闆又提醒她，別再犯類似的錯誤。
但晝夜顛倒的工作時間實在太反人類了，她又一次值班的時候打瞌睡，被老闆抓個正著，莫莉當場慌了，懇求老闆再給她一次機會。
老闆很為難地說不是我不給你機會，你這麼上班太容易出事了，隨後話鋒一轉，說我看你每天喝咖啡也沒什麼效果，我給你點別的東西你試試。
莫莉第一次接觸到了大麻，老闆還十分貼心地告訴她，一次用一點點就行，多了就飄了，少量能讓她集中精神，而且那麼少，也不會讓她染上毒癮。
從大麻到冰毒，莫莉一直堅信“一點點”毒品對她的工作有益，開始戒毒幾個月後，她向我描述冰毒吸入之後的感覺，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平靜和愉悅，而且也不困了，還能集中精神。
我說吸毒就是吸毒，不要給我講得像什麼治癒療法一樣。
開庭之後，莫莉的老闆交代自己過去經常利用這個手段控制員工，讓他們染上毒癮，就能給他打白工，還得給他錢買毒品。
根據這一批員工的檔案，我們看得出這個老闆招全職員工是有選擇的，除了莫莉這樣的單親媽媽，還有少數族裔，沒有有效身份證件的人等等。他們中大多數都單身生育，有年幼的孩子，在找工作的時候選擇有限，一旦找到工作有了固定收入，一般會選擇拼命保住。
他們在遇到我或者其他社工之前，不知道自己能申請各類補助金，只能努力工作來維持溫飽。
但老闆沒想到自己會遇到個油鹽不進的硬茬，舉報他的是個年輕的小女孩，兼職員工，也是值班的時候打瞌睡被他逮住，他趁機提出可以給她提供毒品，女孩一聽這還得了，立刻報警。
莫莉也就在這起案子裡進了戒毒所。
莫莉的案子不是個例。儘管像她的老闆這麼喪心病狂的人我們機構也只見過一個，但是在澳洲，軟毒品的泛濫程度很高，人們可以很輕鬆地搞到大麻，作為自己的“毒品啟蒙”，賽馬節或者音樂節，包括一些演唱會場館外面，會有人兜售自己做的大麻餅乾。我們外勤的時候會路過水煙店或者脫衣舞俱樂部，經常需要繞路，因為沒法分辨門口飄出來的煙霧具體成分是什麼。
我有時真不明白，為什麼這裡的人，對毒品的態度那麼輕描淡寫。
很多人都是被同事或者朋友勸說的才嘗試吸毒的。比如“冰毒能讓人集中精神”在我們遇到的個案裡是個由來已久的傳說，幾乎每個案主都會說，是身邊的人說自己吸過，自己才感興趣的。
而這種對毒品的分享在職場環境裡又很常見。我們機構主動或者被動戒毒的案子裡，有超過60%的案主說過自己接觸大麻是午休或者下班後同事分享給他們的，因為下午人容易疲勞，一點毒品能讓人保持幹勁。這60%的案主還說，公司有時候團建聚會可能選在提供軟毒品的酒吧這種擦邊的場所，他們出於好奇就會嘗試。
而在公司的內部福利中，除了必須提供的保險和免費心理諮詢，會有公司提供酒或者幫助僱員弄到處方藥物，多數是止疼或者鎮靜藥物。這些也被看作福利計劃的一部分。
一旦沾上毒品，一隻大麻煙的價格是25-30澳幣（約人民幣150），重度成癮人員每天會消耗五隻甚至更多，冰毒的價格區間跨度極大，一克冰毒在500澳元到2000澳元之間（人民幣2000到10000），而莫莉所在的倉庫老闆只會按照最低工資標準支付薪水，當時最低的週薪是720澳元（人民幣3500左右）。
員工很快就會發現自己的薪水不足以抵毒資，除了給老闆打白工還會倒欠，莫莉的老闆找的律師打辯護的點是他給社會創造了工作崗位，言外之意是這些社會弱勢人群應該接受壓榨，學會感恩。
我不負責參與這樁涉毒案件的辦理，只能在心裡罵他無恥。
莫莉的急性脫癮期剛過，我去看她。
面對我問話，她毫無反應只是沉默。
我問她家裡是否還有別的親人，有沒有需要通知或者聯絡的，她一律當聽不見，好像我是空氣。只有在提到女兒的時候，她猛地一抬頭，我說佩佩目前很安全，我會負責她。莫莉盯著我看了一會兒，再一次把頭低下去。
她不配合，但她檔案裡提供了幾個聯絡方式和住址，其中有莫莉的媽媽，還有她的前男友。
我打算去莫莉的媽媽家看一下，如果狀況好的話，佩佩也許不用住寄宿學校，可以和姥姥生活在一起。
我提前打了電話，莫莉的媽媽在電話里語氣很冷淡，但同意我過去。
一開啟門，我就知道這個地方不適合佩佩生活。
準確說這個房子不適合任何人類生活，莫莉的媽媽異常肥胖，她給我讓出一條路，示意我進客廳，我進去之前一隻老鼠先進去了，我親眼看到它鑽進了沙發下面。
客廳的地面分辨不出顏色，沙發扶手上有一片不知道什麼醬撒了的汙漬，一直延伸到地面上，整個房子裡都充斥著黴味和食物腐爛的味道，莫莉的媽媽把自己扔進沙發裡，從地上拿起一包芝士球，邊吃邊問我，你來幹嘛的來著？
我說沒事了，你就當我沒來過。
走之前我還是問了一句，你見過你的社群社工嗎？
她已經看起了電視，完全沒聽我在說什麼。
我走出大門的一刻，聽到她說你別再來了，莫莉自己的事自己處理，我管不了。
我說你知道你有個孫女嗎？
她說知道，但只在佩佩剛出生那會兒見過她。她再三和我強調，自己和女兒以及孫女幾乎沒有往來。我說她們現在需要幫助，被她不耐煩地打斷，說誰都別想靠我生活，我管自己還管不過來呢。
姥姥不行，我只好嘗試給佩佩的生父打電話，好訊息是他的號碼還在用，壞訊息是我剛說完來意，他就罵我是騙子，說自己不認識叫莫莉的，和任何前女友都從來沒有過孩子。
我還沒來得及說別的，電話已經結束通話了。
什麼都找不到，佩佩只能暫時住寄宿學校，戒毒剛剛開始，我暫時無法判斷莫莉什麼時候能脫癮，但她的情況對女兒盡職，吸毒也屬實是被人強迫，到不了剝奪撫養權的地步，我打算盡力幫助她透過評估，讓她和女兒能夠團聚。
我整理了接下來莫莉要做的事情和佩佩的情況，打算去戒毒所找她一趟。
但我還沒去，戒毒所的人先來找我了。
她們讓我馬上去一趟，莫莉要自殺。
我趕到戒毒所的時候，莫莉正坐在地上。
我以為她還會像之前那樣不理我，這次我準備上來就和她講女兒的事情，好歹讓她給我點反應。
但我沒想到的是，她突然衝上來要打我，多虧她身體比較虛弱，一揮拳差點把自己甩出去，我和其他人把她按住，她撕心裂肺地大喊大叫，聽不懂在說什麼。
戒毒所的人把我拉到一邊，說莫莉早上要跳樓，因為窗框做過安全處理，每扇都只能拉開一個小縫隙，她沒能成功。
她一層層地嘗試拉開窗戶，在爬到天台之前被另一個戒毒人員發現，攔了下來。
我問莫莉，你戒毒就好好戒毒，你又自殺又傷人的是要幹什麼？
她怨恨地盯著我，還是一言不發。
我說你還有個六歲的女兒，你死了她怎麼辦？
這句話像是個開關，她崩潰地喊：“你們都把她帶走送人了！我再也見不到她了！”
我一頭霧水，什麼時候的事，我怎麼不知道。
其他戒毒人員也紛紛幫腔，說你們就是這樣的，我們再也見不到孩子了。
吸毒者面容是有特徵的，最明顯的就是眼睛，這幫人多大的都有，甚至還有十幾歲的小孩。看著十幾雙空洞凹陷的眼睛齊刷刷瞪著我，我還真有點毛骨悚然。
我沒想到幫人戒毒還得先破除這種謠言，我和所有人解釋，只要你完全完成戒毒的流程，我們評估你可以見到孩子，你們就可以見面，如果後續回訪一切正常，你們還是有機會團聚的。
我問戒毒所的人，這麼基本的資訊，沒有人給他們講過嗎？
戒毒所的人手一攤，開始訴苦，比如幫他們戒毒已經夠累了，人手不足，經費不夠，這些事是社工或者心理醫生該乾的，不歸他們管。我聽得惱火，說算了，我來給他們安排個講座吧，至少基本的資訊他們應該瞭解。
我把莫莉從地上拽起來，說你老實點別再想著打我，你女兒沒被送走，你好好表現，你們就還能再見。
她半信半疑，我讓她回去休息，打算走訪下其他人。
不問不知道，這些戒毒人員對相關法律和政策的瞭解少得離譜，而且還摻雜著自己的想象，我問這幫人和自己的家人孩子聯絡嗎，有一大半說沒有聯絡，更有甚者信誓旦旦告訴我，“政府的人”把他的孩子送到國外去了，再也不回來了。
搞個科普講座勢在必行，但憑我一個人叭叭地講效果也不太好，我決定找幾個戒毒到後期的典型，給他們安排親子會面。
戒毒所裡有戒毒光榮榜，表現最好的前三位都有孩子，我和同事商量之後，決定就在戒毒所的會議室裡讓他們見見孩子，直接破除亂七八糟的謠言。
直到會面那天早上，這三個人還是不怎麼相信，其中一個大哥偷偷問我，等下是見到孩子本人還是影片，如果是影片他能不能儲存。
進了會議室，自己孩子真的站在面前的時候，他們才終於信了。大哥激動地撲通一下跪在地上，儘管按照規定他們不能和孩子有身體接觸，但起碼真人站在面前能說上話，戒毒所裡的各種謠傳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只要表現好，就能見孩子“。
大哥激動地滿地溜達，見人就抓著人家手說自己見到孩子了。莫莉知道了這事兒，很著急地跑過來找我，問我如果她也想見小孩，她應該幹啥？
我開玩笑，說第一步是別總想著打我，她有點不好意思地往後退了兩步，把手揣衛衣口袋裡，低著頭不說話。
我說行了沒事，我會幫你的。
我很想幫莫莉，解決了她主觀理解上的問題之後，我們終於能坐下來好好地談一下，想要戒毒成功，且在未來恢復正常生活，應該怎麼辦。
我每週都會去見莫莉，這一次她主動和我說，我怎麼才能算表現良好，你告訴我，我都按照你說的做。
我告訴她，最基本的當然是配合戒毒所工作，心理評估，藥物的輔助治療，運動康復，這些流程都不能糊弄。藥物輔助治療一直是戒毒所的大難題，很多人看到藥就抗拒，認為吃這個是用一種新的藥癮去替換毒癮。
護士跟我抱怨，說每天都要解釋一遍這些藥是幫助他們控制毒癮，達到生理脫毒的效果的。但是他們就跟失憶了一樣，前一天剛剛說自己聽懂了，第二天又拒絕吃藥。
我問莫莉，這些戒毒所的基本要求你能達到嗎？
她很快地說：“能！我一定好好表現，你放心。”
我沒想到她好好表現的方法就是不斷地向我彙報，第二天一個上午，我的分機電話隔一會兒響一次，一查記錄快十條全是莫莉。她像小學生一樣，和“老師”逐項彙報今天做了什麼事，比如早上的藥吃完了；上午去踩橢圓機還做了瑜伽；去了閱覽室看書等等。
我說你這麼積極我很高興，但這些事你們戒毒所會有記錄的，我看記錄寫評估就好了。
她在電話那頭一下就急了，“那不行！那這樣我和其他人不就區分不開了嗎？我怎麼才能是表現最好的那個人呢？”
我想起我第二次見到她，她以為女兒回不來了，於是決定自殺。那時候她甚至沒想過找誰求證一下，更別提質問為什麼能夠把她女兒帶走，即使已經傷心憤恨到想打我，她也沒開口爭取過。
對比現在，她開口說想當表現最好的人，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了。
對於戒毒人員來說，黃昏到夜裡這段時間往往比較痛苦，毒癮除了是生理上的，還很大程度上是心癮，戒毒所在黃昏之後會更嚴格地控制人員的行動。
我去看莫莉一般是下午三點之後，她的戒毒所離我們機構大約六公里遠，我本來的計劃是看完她就下班，回家再寫評估，最初的一個月，她會在房間裡等我，但從第二個月開始，我每次去都找不見她人。
她的室友告訴我，戒毒所會動員戒毒人員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莫莉主動要求在食堂後廚刷碗，讓我等等。
我等了一會兒，決定去食堂看看。
當時接近晚上八點，冬天的墨爾本又溼又冷，食堂空無一人，只有莫莉一個人在後廚，我站在門口想看看她在做什麼，她背對著我站在水槽面前，完全沒發現我。
整個後廚被霧氣包裹著，我心裡一沉，如果她躲在食堂不回去是因為復吸了的話，那距離她見到女兒可能真就遙遙無期了。
我走過去，發現她把雙手按在水槽裡，已經被燙得通紅，她低頭盯著水面，眼淚一顆顆地砸進去，在寂靜的夜晚顯得格外響亮。
扭頭看到我，莫莉非常慌張地把手抽出來，又覺得這種掩飾很徒勞，乾脆像犯了錯誤一樣蹲在地上，跟我說對不起。
我說，不需要說對不起，但控制毒癮不能用這種方式，傷害自己會讓你的戒毒過程變得更困難。她手指間起了一連串細小的水泡，皮膚像被燙熟了一樣又紅又亮，我伸手摸了一下水槽裡的水，燙得我齜牙咧嘴地縮回手。
我把她兩隻手放在冷水下面衝了一會，然後告訴她：“等下帶你去找護士，我會和她們說是不小心燙的。反正你也在食堂工作。但以後不要再發生這種事，我不會再幫你打掩護。”
她老老實實跟在我後面，我們穿過戒毒所裡的小路，兩邊有低矮的灌木，青蛙藏在裡面，我們一走過去此起彼伏地叫喚。
這幾天一直在下雨，我感覺到她靠近我，想停下來問問她怎麼了，結果她只是幫我帶上了衛衣帽子。
給莫莉的手上過藥，我倆一起回到她的房間。
戒毒所的房間是一個大的寢室被分隔開不同的小格子，每個格子裡只有床，椅子和櫃子，我坐在她的床旁邊，看著她吃完今天最後一遍藥。
藥物的作用發揮得很快，她逐漸平靜下來，她的手被紗布裹住，發現我盯著看，她立刻說已經不疼了。
這應該是藥物的作用，我問她，你夜裡會非常難受對嗎？
她先是下意識地否認，又說有一點點，我說你說實話。
她說她計算過，這個輔助藥物的作用大概是兩三小時，一般凌晨她會非常難受，覺得渾身上下不舒服，她經常想，如果人能像衣服一樣從裡到外翻個面就好了，毒癮發作的時候她恨不得自己能翻個面，把內臟骨頭都用熱水燙一遍，也許就好了。
我被她繪聲繪色的描述衝擊得有點無語，我問她，那你一般怎麼辦？
熬著唄，一般都坐在那，她平淡地指了指床腳，上面裹著很厚的泡沫墊子。
我跟機構打了個值班申請，說今天我在這陪你，晚上難受你可以跟我說話。
凌晨的時候我昏昏欲睡，聽到莫莉開始翻來覆去，然後她小聲地問我，你要不要來床上睡一會？
她從床上滑下來，扭成麻花坐在地上，抱住床腳。
我保持沉默，她把頭抵在床欄杆上，漫無目的地說話。
先是問我喜歡吃什麼，然後話題到了女兒身上，佩佩這個名字是從小時候要拍女兒哄睡來的，她說佩佩小時候
必須她抱著才能睡著，一放下就哭，佩佩喜歡被輕輕拍腦袋，跟小貓一樣。
莫莉又說起佩佩喜歡綠色，在家裡畫畫，每張紙都用綠色顏料塗滿，拿顏料給自己塗指甲，洗掉之後又哭又鬧，後來給她買了指甲油和貼紙才哄好。
我問她夜裡工作留佩佩自己在家的事，她說想過拜託鄰居，也願意付錢，鄰居體諒她說不用，願意義務幫她照顧佩佩。她覺得不好意思，反而拒絕了人家的好意。
說到最後，她聲音有點嘶啞，不停地重複自己不該吸毒，讓女兒這麼小的時候就見不到她。
她還說：“如果再來一次，我一定不會在工作裡犯錯誤，都怪我自己。”
她沒提設套讓員工吸毒的老闆，也不斥責拋棄自己的親人，和不負責任的女兒生父。她只是一直怪自己。
她從床上滑到我身邊睡的時候，睡褲被推上去，露出一節小腿，我才發現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她自己掐出來的痕跡，按規定，她的指甲剪得很短，那些印子要花很大力氣才能造成，青的青紫的紫，有些是彎月形的血痂。
我再一次想起她老闆手中的那一份員工檔案——
單親媽媽，少數族裔，沒有有效的身份證明，這些人大多孩子年幼，找工作有限，收入有限，未來生活會更好的希望也有限。她們是顯而易見的弱勢群體，越弱越是責怪自己，不敢相信自己值得被愛與善待。
生活已經在懲罰莫莉這些人了，她卻接過鞭子，繼續打在自己身上。
我開啟門，從走廊裡的窗戶看出去，天色在逐漸發白。
新的一天開始了。
我每隔幾天就去莫莉那值班，六月底氣溫降到零下，她為了讓自己夜裡不那麼難受，在我來之前會開著窗戶坐
在窗邊，她說這樣會讓她好過點。
在一個晚上我慣常走進她房間坐下來，莫莉突然說：“我想嘗試自己熬過去。”
她已經抱著床腳坐好說：“我過去一段時間在想，以後出去了把女兒接回家，總不能你也來家裡看著我吧。我得自己努力，徹底戒毒成功。”
她的這句話讓我詫異。
我想起過去的很多夜晚，她被折磨得難受時，會莫名講很多話，說的最多的是媽媽和前夫。
莫莉平時給父母發訊息，語音留言，父母幾乎不回，也就逢年過節會搭理她一下。她曾經因為佩佩一直咳嗽不知道怎麼辦而問過媽媽，媽媽至今沒回應。
她和前男友曾是同事，她愛上對方，只是因為自己在工作裡犯錯誤，前男友來幫忙解圍。在莫莉眼裡，當時前男友是全世界最好的人。直到莫莉懷孕6個月的時候，前男友突然和她說，他還沒準備好養育一個孩子，要麼打掉它，要麼分手。
六個月已經不能流產，但莫莉為了不和男友分手，去了很多診所，甚至包括私人墮胎的機構，但就連這種機構都怕她有生命危險，拒絕了她。她回家問自己媽媽，有沒不去醫院也不用吃藥的流產方法，比如暴力擊打之類的。她媽媽告訴她，你不要讓我給你想辦法，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她甚至沒想過莫莉可能會採用極端方式流產，會不會對身體造成影響。
眼看孩子打不掉，前男友索性人間蒸發，直到佩佩出生也沒有出現。
我聽著莫莉這些經歷，對她說：“中文裡有句話叫有情飲水飽，說的大概就是你，畢竟前男友說消失就消失，竟然能有人堅持自己養孩子，沒想過讓生父承擔撫養費嗎？”
她低著頭來了一句：“他都不愛我了，我聯絡他會顯得我很低階。”
我忍了又忍，沒說出那句要法定撫養費低階，吸毒就不低階了嗎。
聽多了她的自言自語，我意識到莫莉從不相信自己值得被愛，又總是在等待被拯救。
她說自己第一次戀愛，是因為上體育課摔倒了，被對方扶了起來，她就追他。“別人對我好，我就會馬上愛上他，什麼都依賴他。”莫莉還為對方不回訊息自殘過，她小臂有白色的淺淺的痕跡，看起來是多年前的疤。
她以為的愛情，也永遠是這樣的敘事，別人付出一些禮貌，她恨不得把全身心都拿來回報。
直到佩佩的誕生，莫莉才學會什麼是愛。小小的孩子從出生到六歲世界裡幾乎只有媽媽，她生來就是無條件愛你且需要被你愛的，母女之間一舉一動都不需要計算付出多寡，相依為命，互相拯救。
我決定給莫莉一點堅持下去的動力，當作對她這麼久以來表現良好的鼓勵。
我帶著莫莉的手機去了佩佩所在的寄宿學校，打算給她錄一小段女兒的影片。
佩佩看到是我，馬上問起媽媽。我說你媽媽還在和我們一起工作，她讓我來看你的，能幫我給你媽媽錄個影片嗎？說什麼都行。
佩佩很高興，對著鏡頭大聲和媽媽打招呼，又唱又跳。
她跟媽媽彙報自己在學校裡學會了用樹葉做拼貼畫，又讓我等一會，自己跑去教室拿，剛走了兩步又折返回來，說讓我跟著她錄去教室的鏡頭，她要給媽媽看走廊。
走廊上有一些小矮人形狀的垃圾桶，佩佩興奮地一一介紹它們的名字，還時不時檢查我有沒有認真在錄影片。
錄完之後我們坐在一起看完了整個影片，她很滿意地和我說，你一定要交給我媽媽哦。
我說我辦事你放心。
從寄宿學校回到戒毒所需要經過一段高速，我不知道為什麼特別高興，車開得飛快，莫莉的手機被我揣在衣服裡懷裡，因為握著它拍影片的時間太久，它的背面有點發燙，我的胸口也熱熱的。
我到戒毒所的時候莫莉正在房間裡發呆，我把手機遞給她，說佩佩給你說了很多話，你慢慢看。
我出去呆了一會，回來的時候她還在反覆看影片，整個人哭得臉皺成一團。
她鼻涕也顧不上擦，捏著手機問我，我還有什麼能幹的，能好好表現的，你都告訴我，我一定做到。
又過了十天，我去見莫莉，發現她開始賺錢打工了。
戒毒所有個大姐姐，四十歲的樣子，自己有家印刷公司，跟很多人的理由一樣，吸毒是日子過太好為了找刺激，並且以為自己不會上癮。
大姐姐把自己的生意做到了戒毒所，招人給她做檔案錄入，按件計費，一頁一澳元起。莫莉興致勃勃地要加入，每天去閱覽室用電腦做兼職，大姐姐有一次佈置任務沒說清楚，莫莉打完了所有的檔案交給她的時候才被告知整個都是錯的，我到戒毒所的時候覺得她情緒不對，結果一問她更難過了，我只好把這位大姐姐找來。
大姐姐其實沒說什麼，但莫莉一直陷在自責的情緒裡出不來，我開玩笑說沒事，工作嘛，講究的就是一個少反思自己，多指責他人。
莫莉坐在床邊不說話，我也只當這是小小的生活插曲，過去就過去了。
結果下次我再去，她和我彙報，她鼓起勇氣去找了大姐姐，說她以後會認真對待工作，但是也希望對方佈置任務能說清楚，最後大姐姐向她道了歉。
我問莫莉，為自己爭取，心情怎麼樣？
她說她真的很高興。
莫莉賺到錢就一筆筆地記下來。一開始是用手機記賬，後來她拜託我給她帶本子和筆，為了安全起見，我給她帶了幾根水彩筆。她在本子上反覆寫收入多少，有時候一連幾天沒活幹，她也每天都寫一樣的東西，她跟我說只要記錄，就覺得生活有盼頭。
莫莉和其他人聊天，知道別人戒毒成功出去後準備找工作，趕緊來問我她將來能做什麼工作，我和她講不用擔心這個，我們提供的福利計劃包含工作諮詢，我們會像現在這樣一直回訪她，確保她重新融入社會，指導她面試，工作上的問題也可以找我們。
第二天我看她的本子，不同顏色標記出了不同的任務，包括找工作，租房子，攢錢，她用女兒最喜歡的綠色，在本子封面上寫了“接佩佩回家”。
讓我更高興的是，莫莉在戒毒所交到了朋友。
她要自殺的時候救了她的人叫小柔。
小柔吸毒的理由是朋友們都在吸，她怕被孤立，如果不是她那天發現莫莉，可能莫莉已經跳樓自殺了。
小柔是很熱心的性格，喜歡和人聊天，會主動問我是做什麼的，給我講她以前的工作是做服裝陳列的，在戒毒所就乾乾搬東西的體力活。她喜歡髮帶，我每次見到她，她頭上都是不同的花樣。
小柔也會提起莫莉，說天氣變冷，莫莉想介紹她去食堂工作，覺得室內環境工作起來會舒服點。我和莫莉說的戒毒成功之後我們提供的福利計劃，她認認真真寫下來拿給小柔看，有什麼資訊都會和對方共享。
莫莉似乎終於不再是被動地等著別人對她好，或者傷害她，陷入依賴到被拋棄的恐懼迴圈，而是開始為自己爭取，學會用一種還不熟練的方式主動付出善意。
莫莉的評估分數很好，我打算給她安排和女兒的會面。
我以為她會很開心，但是她聽完拒絕了我，她身上依然有毒癮發作時候留下的血痂和疤痕，除了會掐小腿，她
還會把指甲咬得很短，十個手指頭經常留流血又結痂，結痂再在幹活的掀開，一直不見好。她整個人比起來戒毒所之前胖了一點，但依然看起來五官有些凹陷。
她說：“我想讓佩佩看到一個漂亮的媽媽。”
我在檔案上看到她之前的幾張照片，是在公園徒步的時候拍的，那時候佩佩還被她抱在懷裡，她臉圓圓的，兩頰飽滿，皮膚光滑，頭髮紮成一個高馬尾，帶著一個紅色的束髮帶。她的眼睛水盈盈的，在陽光下是淺棕色，對著鏡頭露出一個笑容。她喜歡各種各樣不同顏色的口紅，山上徒步這張塗的就是紫色。
確實是漂亮的媽媽，我把照片別迴文件夾裡，想起她濃重的黑眼圈和鮮血淋漓的手指頭，也覺得等再過一段時間讓佩佩來比較好，爭取讓小朋友看到從前的媽媽。
儘管她已經表現很好，我每次去莫莉還是會問我，有什麼是她能做的，能給評估加分的。
我讓她保持現在的心態和狀態就行，不過確實有個事情需要她。
我問她：“你進過法庭嗎？”
她茫然地搖頭，我和她解釋：“不是要起訴你，你的案子至多被罰款，現在是你老闆的案子，開庭的時候你要是能作為證人出席，就能早點給他定罪。”
我又趕緊補充：“我會一直和你一起，不會讓你自己去。”
莫莉老闆請了個挺厲害的辯護律師，他的販毒案有可能僅罰款，即使坐牢，也最多四年，除非被法庭認定為嚴重販毒罪。這個時候莫莉作為證人，對量刑的影響就很大了。
她聽懂了，非常猶豫。我明白她在猶豫什麼，她怕自己和女兒將來被報復。
我們曾經遇到做證人的案主被報復，家裡全部玻璃被打碎，調查期間家裡還曾經收到恐嚇信，裡面全是詛咒她家破人亡的話。玻璃剛修好第二天晚上又被砸了。報警之後幾個月才查出是當時的被告乾的，
我走的時候，她說：“對不起，我不敢去。”
我完全理解，之後再來看她的時候也沒再提過，直到她突然主動問我，之前說的上法庭的事情開始了嗎？
莫莉告訴我，她之前在倉庫工作的時候認識了一對夫妻，後來都染上毒癮了，想知道他們的小孩怎麼樣了，她問了下同事，這個孩子也被暫時送到寄宿學校了。
我以為她要建議我去找這對夫妻當證人，結果她只是反覆說：“這一家人太可憐了。”
她問那個老闆最後會怎麼樣。
我說這得看判決，最壞情況就是按輕罪判，罰款加坐幾年牢，刑期滿了也就放出來了。
她想了一會說：“那如果我去了，能讓他判久一點嗎？”
我不敢保證這個，但是順著她話裡的意思，問她是不是想好了。
她像終於下定決心一樣：“我打算去，大不了以後我帶著佩佩走，我們不呆在澳大利亞了。”
開庭的時候我陪她在外面的等候室裡，莫莉非常緊張，反覆問我，自己要是表現不好怎麼辦。
我說：“就按之前那樣說的，辯護律師問什麼就答什麼，你作為弱勢證人，我必須作為支援人員陪同出席，但你千萬不要和我說話，完全靠你自己，你可以。”
莫莉第一次出庭作證，我以為會遇到很多困難，但前老闆的辯護律師工作不算賣力，他甚至只問了“你以前見過大麻和冰毒嗎，如何確定你拿到的就是毒品”以及“工作期間你是否表現不好，必須依靠毒品才能堅持”。
她一開始會下意識回頭看我，後來漸漸變得堅定起來，聲音也變大：“我不需要毒品也能工作，沒人必須吸毒才能工作，這就是一種霸凌。”
她離開證人席之後回到我旁邊，這個案子宣佈暫時休庭。
表現不錯，我由衷地誇她。
莫莉不知道是緊張還是激動地又哭了，她把兩隻手都蓋在臉上，小聲地說：“我想見佩佩。”
會面室不大，我和同事去接佩佩，小小孩，眼睛下面掛著倆黑眼圈，兒保的老師說她昨天一晚上沒睡著。
我說：“等下媽媽可能不能抱你也不能碰你，但是你們可以說話，你有什麼想帶給媽媽的嗎？”
她有點失望：“我能親媽媽嗎？”
我沒想好怎麼回答，她湊過來說：“那我親你，你幫我親一下媽媽。”
我一句這個也不合適沒說出口，她已經親我臉上了。
佩佩下了車就往樓裡跑，莫莉在會面室的窗戶那站著盯著樓下，不用想，她肯定又哭了。
我坐在角落裡，她們母女倆趴在桌子上面對面說悄悄話，莫莉問她：“你想我嗎？”
佩佩伸出兩隻手又縮回去，她書包裡的東西我們檢查過，基本都是畫和小手工，她嘩啦啦地把這些東西全塞給
媽媽，“我每天都想你。”
二十五分鐘很快過去，佩佩問我：“真的到二十五分鐘了嗎？我覺得只有五分鐘。”
九月天氣已經逐漸變好，她帶著一個小帽子，坐在椅子上耍賴，非要挨個看我們的手機確定時間。
莫莉的戒毒計劃成效卓著，吸毒面容有所恢復，還學了收銀和記賬。我在適配的工作崗位裡，看到了一個加油站收銀的工作，那提供宿舍，而且有專門上夜班的員工，她不需要再晝夜顛倒地工作了。
同時，她的心理治療顯示收效良好，生理脫毒其實完成得很快，重要的是心癮，莫莉靠著“我要見女兒”這一件事，克服了心理上的癮。
我遞交報告，認為這母女倆可以在週末自由見面，我可以作為陪同。
審批通過後，我們一起去了遊樂園。佩佩問我：“阿姨，你為什麼和我們一直在一起。”
我逗她，說因為我這人沒有女兒，我喜歡跟有女兒的人做朋友。
2019年的秋天，莫莉正式離開了戒毒所，簽好字，她盯著確認她可以離開的報告看了很久，我給她帶了個資料夾，這個夾子裡以後還會有保險單，收據，小票，各種預約憑據，會有很多新的生活。
倒數幾次回訪莫莉，她穿著加油站熒光綠的工作服，笑眯眯給每個人結賬，由於看起來太高興，我偷偷問她：“你沒再用毒品吧？”
她放聲大笑，說自己現在是發自內心地開心。
20年疫情爆發，我申請工作許可去最後一次回訪她們。
那時候每天的死亡人數太嚇人，我在家裡總覺得坐立難安，想確定我每個案主都是否平安。朋友很有先見之明地在19年底回家的時候帶了布洛芬回來給我，我拿出一盒，準備給莫莉母女倆帶去。
加油站幾乎不會停止營業，我一邊想著起碼她不會失業一邊走進便利店，看到莫莉正指揮佩佩喝泡騰片，那年所有人都病急亂投醫地補充各種維生素。她看到我進來，立刻抓了個杯子說你也喝，我們要健康！我們要堅強！
泡騰片是粉色的，草莓味，在杯子裡咕嚕嚕冒泡，我回國之後也經常自己買來喝，尤其生病的時候，腦海裡還是常常冒出來莫莉的聲音，她說：“我們要健康，我們要堅強。”
記錄這個故事時，我從莫莉身上，看到了身邊挺多朋友的影子。
他們明明有能力，卻因為種種原因，從不相信自己能獨自解決問題。
就像莫莉，她總期待另一個人來幫她，將自己放在被拯救的位置。甚至為了別人的小恩小惠，不惜傷害自己，
成為單親媽媽，成為癮君子，被迫和女兒分離。
侯小聖陪莫莉做了最重要的事——讓她重新開始相信自己。
我想把莫莉的故事，當成一個善意的提醒，送給那些和莫莉相似的朋友們。
其實只是一句話，但它很重要，也需要有人反覆說給你們聽。
“要相信自己值得被愛，值得被好好對待。”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小旋風
插圖：大五花
本篇1254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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