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行業觀察者
正當大家歡度新春佳節的時刻，上任僅10來天的特朗普，已經落下了第一波關稅大棒。隨著2月1日行政令的簽發，美國對自己的前三大貿易伙伴：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國分別加徵25%和10%的關稅。（注：2月3日，特朗普同意暫停30天實施對墨、加兩國加徵關稅的警告，同時墨、加必須採取措施緩解特朗普對邊境安全和毒品販運的關切。）
與此同時，特朗普還在預告將向歐盟以及進口的半導體、藥品徵收關稅。
新一輪的全球貿易戰，拉開帷幕。
一、歷數特朗普政府的四本賬，為何這四年關稅大棒必將被濫用？
想當年，希特勒在侵略西歐國家前，先高唱幾個月的和平調子，但法西斯的擴張慣性已讓柏林每一天都在緊鑼密鼓地更新作戰計劃。
在特朗普剛上任的這十幾天裡，發表過一些非常鴿派的話術，一會兒說“寧可不對中國加徵關稅”，一會兒又說希望能儘快訪問中國。於是，有一些我們熟悉的話語升騰而起，反覆說“情況好於預期”“局勢有望緩解”。
不分析一個團隊的結構性需求，只盯著代表人物的隻言片語，難道歷史的教訓還不夠嗎？
我們必須要認清一個現實：特朗普2.0的關稅，不會是原來的關稅。特朗普2.0的攻擊性，也會強於以往。對此，不應再抱有任何幻想。
首先，本屆特朗普政府已經賦予關稅太多經濟和政治的額外價值，遠遠超出外貿調節工具的範疇。以特朗普上任這10天發出的一系列關稅威脅為例，就能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特朗普上任10天內關稅威脅圖。作者自制
而特朗普政權之所以如此執著於關稅，並不僅僅是心血來潮，或是單純取悅自己的基本盤，背後有它自己一套不得已的邏輯。
1.人情賬：減稅承諾必須兌現。
首當其衝的就是本屆政府的人情賬。在《美國兩黨藥方：如何背離了經濟基本面和民眾關切？》一文中，已為讀者展現了去年美國大選時共和黨提出的政綱，當時筆者的評價就是籠統寬泛、缺乏勾稽，其中大多數政策缺乏量化目標。
但減稅政策是其中難得的異數。在特朗普第一任內已將企業所得稅率從35%降到21%的情況下，政綱又提出進一步削減至15%的目標。可能是為了對沖民主黨認為這樣的減稅更有利於富豪，政綱還提出取消小費稅、提供無差別5000美元育兒稅抵免等“陽光普照獎”。
正如此前所述，特朗普“王者歸來”帶有極其濃厚的“贖買”意味，減稅則是其中的重中之重，面對兩年後的國會中期選舉，焉能不予兌現？
2.財政賬：公然宣稱用關稅補貼財政。
由此便帶來下一本財政賬：國內稅收大幅削減後，財政缺口怎麼辦？尤其是特朗普還圍繞住宅提供、基礎設施建設、產業鏈迴流、科創投資追加等提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計劃，僅一個“星際之門”AI基建計劃，就是上千億美元的投資，不給那些盛讚“民主國家就是小政府”的調調一丁點兒面子。
美國財政赤字率常年超過警戒線，可以想見在減稅與投資力度雙重加大的情況下，財政開源壓力將非常大。除了繼續推高債務率，關稅似乎就成了唯一可以短期變現的來源。
美國曆年赤字率。Wind，國海證券。
特朗普政府上上下下早已統一口徑，將用關稅來抵償內部減免的稅收。在就職演講中，他進一步重申“對外國徵收稅以致富本國”的理念，宣稱將成立“對外稅收局”，統籌對進口商品的關稅徵收，甚至表示要將德納裡山恢復為“麥金萊山”舊名，以此紀念倡導保護性關稅的美國前總統威廉·麥金萊。
3.政治賬：關稅成為了繫結政府權威的抓手。
於是又帶出第三本政治賬：關稅已成了維繫特朗普政府權威的抓手。
早在特朗普當選伊始，筆者就以一篇“七傷拳”分析如今特朗普的處境看似“三權合一”，實則危機四伏。
因為掌握的權力越大，承擔的責任也越大。不管是美國的內部改革、民生改善，還是對外調整、地緣重組，特朗普都是無法推脫的第一責任人。看似在選舉中大敗的政治勢力選擇蟄伏觀察，一旦他無法順利實現選舉期間的主要承諾，那麼現在的擁護有多大，未來的反噬就會有多深。
特朗普演講到鼓掌環節，多次出現前總統們和前排議員交頭接耳、不屑一顧的神情。
也正因此，我們能看到政治綱領空洞的特朗普，在過去近三個月的候任期內，大新聞不斷，但節奏非常凌亂：第一個月炒作政府效率部，號稱要削減預算，一度爆出政府即將關門，最後虎頭蛇尾；第二個月炒作對加拿大、格陵蘭與巴拿馬運河的主權要求，最終如沈逸教授所說，連個具體的操作方案都拿不出來，一遍遍把“我要”喊成唸經；第三個月進入白宮，就開始炒作熟悉的關稅。
客觀來說，美國畢竟還是超級大國，也只有關稅這個工具順手一些。於是乎就看到本文開頭展現的畫面，今天是移民遣返，明天是產業投資；上午是貿易逆差，下午是俄烏衝突……任何一點不合特朗普心意的事，都有可能被威脅加徵關稅。關稅越來越超出其本來的職能，成了特朗普權威的“門神”。
4.心理賬：預期與現實不斷擴大的焦慮感。
最後進入可能是特朗普內心深處的底賬：一種難以改變現狀的焦慮。
號稱要打擊“深層政府”，但實則其本人連同其富豪金主們都有志於當“深層政府”；號稱要建立最精良的軍隊和最龐大的基建，結果卻連最基本的審計工作在第一任期就被證明無法進行，競選政綱只能繞道而行；號稱上任前就能在24小時內調停俄烏衝突，如今距離他當選已過去2400小時，還在乾嚎俄羅斯再不聽話就要加徵關稅和加大制裁。
從關稅加徵的法律流程上也能看出特朗普的焦慮。根據美國憲法，關稅加徵與否是國會獨享的權力，只是在過去上百年，透過一系列法案，將該權力在一定條件下逐步讓渡給總統。比如，美國總統加徵關稅的權力主要來自1962年《貿易擴充套件法》、1974年《貿易法》，我們耳熟能詳的“301條款關稅”“232條款關稅”“201條款關稅”均出自於此。
但是根據上述法律加徵關稅，需要有企業或機構發起申訴、主管部門受理後展開調查，甚至安排聽證，整個流程要持續1-2年。特朗普第一任內的貿易戰都是在他入主白宮一年以後才得以發動的原因正在於此。
於是，本屆特朗普政府另闢蹊徑，借用1977年透過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該法案本是授權總統在宣佈國家緊急狀態後管控和規範各項經濟與商務事宜，以應對來自境外的各種異常狀況或特殊威脅。如今由於法案的制裁措施包括徵收關稅，且可以免去調查流程，由總統“乾綱獨斷”，於是很可能被特朗普“逆練神功”，變成為了加徵關稅而不斷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時尚在存續狀態的國家緊急情況彙總，從中可以看出，哪怕特朗普第一任期內，都沒想過援引該法來進行貿易戰。來源：楊榮珍、羅慧，《美國<國際緊急狀態經濟權力法案>的運用及影響》
這也是為何最近在沒有啟動任何調查前，特朗普對包括中國臺灣地區在內的諸多經濟體宣佈關稅制裁時，都能給出確定的稅率、乃至他希望徵收關稅的時間。將這項法案用來勒索全球，也算是本屆美國政府開出的一大先河。
但反過來想想，如同一家企業為了盤活現金流，連各類無形資產都要折價甩賣一樣——為了徵收些許關稅，連美國“燈塔”形象賴以遮羞的法制流程都不要了，可見美國政府和特朗普本人到底有多著急。
筆者曾與多位駐外記者朋友交流過所謂的“政治強人”，有一句通行的評價是“總喜歡用極度的自信掩蓋其自身極度的自卑”。此話用來形容特朗普是恰如其分。他對關稅加徵的節奏越急、幅度越大、範圍越廣，越是來勢洶洶，反而證明他能拿到檯面上的牌已經不多。
越是如此，他越要利用自己尚能一呼百應的視窗期，持續瘋狂。
二、MAGA運動的內部撕裂，將推高特朗普的玩火行徑
釐清了特朗普政府的四本賬，我們就能明白何謂“美國是當今世界秩序的最大亂源”。不管特朗普說什麼軟話，我們都無需抱以期待，結構性矛盾註定這屆美國政府的底色就是火中取栗的縱火犯、渾水摸魚的攪水者。
而特朗普政府內部的問題，也會進一步推高他的挑釁和冒險。
1.MAGA運動並不是一個嚴肅的、可持續的理性戰略
近來筆者看到一類觀點，認為MAGA運動是一場美國大戰略的“重新出發”，建立在“恢復基本常理、重塑美國實力、讓美國重新生長”這個基礎之上。
對此，筆者並不認可，至少是似是而非的。MAGA無法構成一種戰略，充其量只是一種拖延矛盾爆發的裱糊。
從戰略設計來看，筆者已在此前一系列文章中，從政治、經濟、外交再到科教文衛系統剖析過特朗普的執政綱領，他所謂的MAGA運動本身就不是一個理性看待客觀現實、足夠嚴肅的解決方案。
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特朗普和MAGA運動是“反建制”的，但透過前文對貿易保護主義歷史的盤點、共和黨政綱的剖析以及特朗普一系列言論的梳理，很容易就能得出結論：特朗普的政見是一種看似新穎的陳舊，其大量政策在美國曆史上出現的時間甚至比所謂的“建制派”還要老。
此外，MAGA也不繫統。它看似會說“美國病了”，但始終迴避病症原因。它把一切責任都在推向生產關係之外：民主黨的綁架、白左的誤導、移民的破壞、其他國家的“佔便宜”……這導致它給出的邏輯論證從根源上就與“客觀理性”無緣，出現重大缺環，進而連具體措施都充斥著跳躍論證、口號輸出、缺乏量化、前言不搭後語。除去減稅、關稅和住宅，幾乎沒幾項內容有量化指標。
MAGA是透過廣告般的話術，把 “偉大”“關稅”“工作”“產業迴流”打成口號，用單純刺激大腦皮層的許諾去調動人心，但一看政策細節，千瘡百孔，走一步看一步。
於是就有了這樣的畫面，反正沒人追責…… 作者自制
就在2月1日，特朗普在宣佈加徵關稅時還貢獻了一則新的出爾反爾，當年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加關稅不會給美國人的生活帶來衝擊”，如今卻不得不承認“大家會遭受一些短期的、暫時的干擾”。
政治的嚴肅性蕩然無存，而如此不嚴肅的政府能出現在一個超級大國，本身就說明無論是國家體制還是政治格局，都患上了重症。而治療重症的藥方依然是“我生病，你吃藥”。
2.MAGA運動需要不斷將內部矛盾向外轉嫁
作為戰略執行者，特朗普政府的主力來源也很龐雜，有彼得·納瓦羅和羅素·沃特這樣的老人，有斯科特·貝森特這樣主張管控貿易分歧的理性派，有霍華德·盧特尼克這些公然和財政部唱反調的“全面關稅派”，還有連東盟國家有哪些都說不出來的前新聞主播皮特·海格塞斯去當國防部長，更不用說大家熟悉的魯比奧、馬斯克等等。他們之間甚至彼此攻訐，直到現在還互相拆臺。
當然，這並不是說一個組織的成員不能來自五湖四海，但五湖四海的背後一定會有一個統一綱領，但我們看到特朗普組建本屆政府的倉促，第一任期內“一朝被蛇咬”的特朗普已將忠誠作為高於一切的標準。
在綱領缺失的情況下，它無法把MAGA運動細化到在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國際地緣上表達自己的具體主張，更不用說再把主張升級成一套理論體系。“美國優先”只是口號，五湖四海的團隊成員對這個口號的理解五花八門，註定了這不是一個嚴肅的理想信念，只是基於現實利益的暫時勾結罷了。
早在特朗普當選時，《紐約時報》就指出：如何融合不同派系的潛在衝突，“是新一屆政府最大的未知數之一”。
而這，決定了MAGA運動的本質，看似另起爐灶，實則與傳統建制派“卵開兩顆同一巢”。特朗普及其團隊的階級利益取向，與MAGA基本盤的廣大工農群眾是衝突的。MAGA運動本質上是美國一部分相對邊緣的資產階級政客，利用民眾對現狀不滿而開展的奪權行動。奪取政權本身就是其最大的目標，它們不是要改變深層政府，而是要讓自己成為深層政府。
這就導致它貌似在抨擊深層政府，卻對美國政治經濟的積弊，以及真正導致這些積弊的生產關係根源，一貫避而不談。它從來不敢直面自己的問題，不敢真正面對利益集團有除了政治報復以外其他的收拾方式，始終不敢對美國實體經濟中盤根錯節的分肥者與管理漏洞開刀，始終都秉承著自己生病逼人吃藥的行為邏輯。他沒有真正下沉到美國社會，沒有付出大量心血汗水甘於默默改善鏈條缺環，併為此承擔責任乃至罵名的魄力與初心，這就註定它只是裱糊匠，不是修理師。
所以，未來四年我們會不斷看到特朗普的核心團隊，如他第一任期那樣不斷分裂，帶動美國社會加劇撕裂；而對於這樣的矛盾，他們只能向全球轉嫁，用對外吸血延緩自己因失血而分解。
這也決定了它們會在外交上博出位，不僅語不驚人死不休，而且下手狠辣。短期內，全世界都將遭遇他們掀起的滔天巨浪；但長期來看，這些張牙舞爪，就是帝國餘暉下掩蓋衰退的預期管理，以證明自己依然是天下第一。
3.中美關係將迎來更多來自美國政府的挑釁，對此不應再有僥倖心理
因此，短期中美關係的大方向，一定是美方發動對抗的惡意遠大於中方希望合作的善意，美方掀起對抗的烈度遠高於中國穩定局勢的努力。
我們不能因為特朗普對華加徵關稅是10%，而不是先前宣佈的60%，就誤認為是一種改善關係的示好。
就像特朗普說到“寧可不對華加徵關稅”時，還有後半句“關稅是最有力的武器”。更何況他的麾下還有納瓦羅、盧特尼克在不斷鼓吹“對華徵收最高等級的關稅”。無論是政績兌現壓力還是轉嫁矛盾需要，都會逼他在對抗道路上越走越遠。
正如美國政客們在各類問題面前始終無視自身內部結構性矛盾一樣，中美貿易問題的根源在於美國投資儲蓄長期失衡的經濟結構；在於貿易逆差成為美國本幣輸出的美元霸權；在於美國產業空心化後對境外產品的依賴；還在於美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大批國家長期進行技術和工業製成品出口的管控，造成彼此貿易結構失衡。
可以說，美國的貿易逆差，是美國自己的政策造成的。美國在固守上述這些陳規陋習時，無視經濟規律，謀求外貿順差，指望種惡果、得善因，也再次證明美國的霸權主義日益展現不加掩飾的流氓色彩。
在經歷了這麼多輪美方貿易戰打壓的情況下，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還相較貿易戰前增長了十幾個百分點。作者根據海關資料自制。
三、高水平對外開放，是對特朗普2.0的降維打擊
雖然美國正式打響對華貿易戰是在2018年。但在2017年，美國政府已開始逐步對鋼鐵、鋁、洗衣機等商品普徵關稅，中國正是這些產品的主要出口國。
在中國的這場“八年抗戰”中，美國對華採取從關稅壁壘、技術封鎖到規則隔擋，再到拉攏盟國圍堵，本質上是霸權主義不惜一切企圖保護全球產業鏈的主導權和發展模式的話語權。
中國作為一個十四億人口的工業化大國，仍能持續發展，並有條件引領全世界資訊化、智慧化的進步，必然會侵害到霸權主義的壟斷優勢，這是貿易戰的結構性矛盾所在，即中國只要發展、升級，就會引發不思進取的霸權國家升級自己的單邊主義。
面對這種單邊主義挑戰，去年末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明瞭方向，就是“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有序擴大自主開放和單邊開放”。以獨立自主基礎上的主動對外開放，來對沖單邊主義，是中國選擇的道路。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構建發展新正規化，透過技術突破、制度創新、話語權爭奪和國際多邊合作，將外部壓力轉化為自我革新的動力，最終實現對傳統霸權秩序的降維打擊。
1.技術突破：以自力更生的運動戰，打出“三軍過後盡開顏”。
霸權國家發動貿易戰屢屢得手的核心原因，在於其技術優勢能封堵物件國的產業升級，進而利用產業鏈中的核心產品與技術出口管控，去擾亂物件國生產生活秩序。美國貿易戰是故技重施，企圖透過“實體清單”和出口管制切斷中國高科技產業鏈。
可是，美國乃至整個西方，都沒有領教過一個從半殖民地依靠自己力量解放自己的國家，對於“獨立自主”的理解有多麼深刻。
這種技術霸凌非但沒有阻礙中國的進步，反而加速中國科技創新體系的蛻變。在聯合國WIPO的全球百大科技叢集中，中國用8年時間逆襲歐盟，且東中西部分佈均衡。
2017和2024年全球百大科技叢集分佈。美歐中分別由30、35、4個變為20、27、28個。WIPO
2024年中國研發投入佔GDP比重突破2.68%，較2017年提高0.55個百分點。我國的PCT國際專利申請量從1994年只有區區98件，發展到2024年的近7萬件，連續五年蟬聯全球第一。在量子計算、新能源、人工智慧等關鍵領域已形成區域性領先優勢。
在2024、2025年跨年之交，不管是軍工井噴、deepseek橫空出世，還是可控核聚變新突破，帶給我們的驚喜都只是“厚積薄發”中的“薄發”。
事實證明，透過國家戰略需求牽引、市場資源配置、企業主體攻關的協同創新，正重塑全球技術權力格局。
2.制度開放：再建規則新座標，“玉宇澄清萬里埃”。
足以體現中國開放誠意的一點是，我們正主動為自己設定目標和規則。而全球保護主義的普遍回潮，更是讓這份自覺凸顯珍貴。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一句“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推動自由貿易試驗區提質增效和擴大改革任務”，背後是海南自貿港實施“零關稅清單”、上海臨港新片區試點資料跨境流動“白名單”、粵港澳大灣區推行職業資格互認……這些制度創新不僅推升中國開放的正規性，也在改寫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
隨著技術的發展，圍繞各類終端產品，我們將有更多的行業標準和運營模式應運而生。而中國的制度性開放也始終堅持與技術進步相結合。譬如耳熟能詳的數字交易，早在3年前圍繞數字貿易規則的探索，中國提出將“數字絲綢之路”倡議與《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DEPA）框架對接，在資料主權、演算法治理等領域貢獻東方智慧。這種規則話語權的爭奪，本質是發展模式優越性的競爭。
筆者一直關注對外貿易的支付結算體系探索。從理論上說，中國是可以透過一籃子工業品為錨定，來推進自己的交易結算體系的。當某些國家濫用金融霸權實施單邊制裁時，中國透過完善跨境支付系統、深化本幣結算合作、構建去政治化的金融基礎設施，意義就格外重大。
最新統計資料是去年前8個月，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同比增加兩成，到2024年1-10月，貨物貿易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9.9萬億元，佔同期貨物貿易本外幣跨境收付金額比重達26.6%，同比分別提高15%和2.1%。
當特朗普威脅亞非拉諸國不以美元結算將面臨100%的高關稅時，我們就能反向意識到，這種程序已是風起雲湧。
3.國際合作：實踐人類命運共同體，“環球同此涼熱”。
過去八年，無論是拜登政府的“小院高牆”，還是特朗普的單兵突進，中國始終在推進更具包容性和創造性的國際合作框架。“一帶一路”投資方興未艾，金磚國家歷史性擴容後經濟總量佔比逼近40%，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專案遍及四大洲。
中國所推動的國際合作正規化創新，本質上是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敘事邏輯，重構制度性的話語權，在實際現象中的反差也日益鮮明。
當美國還在糾結於晶片法案的排他性條款時，中國-東盟跨境電商標準互認體系已覆蓋90%的商品類目，帶動2023年雙邊跨境電商增長62%；當七國集團討論如何限制“一帶一路”時，中國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合作設立的地球大資料平臺已為112個國家提供可持續發展監測服務，中國雜交水稻已在20多個非洲國家“紮根”，我們正天上地下同步貢獻中國方案；當某些國家在新能源投資領域反覆踟躕時，中國不僅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佔全球35%，新能源汽車產銷量連續八年全球第一，還透過南南氣候合作基金支援發展中國家建設光伏電站、智慧電網。
我們一面在讓自己的沙漠綠化“鎖邊”，一邊讓中東的沙漠匯能。真“環球世界，同此涼熱”。
不只是經貿合作。當特朗普正忙於從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加速退群時，中國在關乎人類發展的自然與人文領域持續擴大公共產品的提供。中國倡導的全球發展專案庫在2023年啟動首批50個專案，涵蓋減貧、抗疫、綠色轉型等領域；“國際月球科研站”吸引十餘個國家參與，北斗衛星導航系統與137個國家簽署合作協議，展現太空治理的中國方案；《全球人工智慧治理倡議》提出發展、安全、倫理“三位一體”的治理框架。良渚論壇匯聚85個文明古國共商文化遺產保護；中阿典籍互譯工程完成300部經典著作轉化；中國高校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合作辦學機構增至78個……
歷史已清晰地記錄下，在某些國家日益走向保護主義的這8年，也是中國從政經科教文全方位擁抱全世界、帶動全世界的8年。我們以實際行動展現自己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引領者。
4.格局重構：引領全球化2.0，解答“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面對當前的全球保護主義回潮，筆者始終堅信，全球化是進步的潮流，實現全世界要素資源整合、生產力升級，進而帶動全世界人類的福祉，是全人類發展的必由之路。
全球化1.0出現回潮，並不是全球化的錯，而是某些國家透過全球化收割全球這個“1.0模式”的錯。
事實證明，當這個模式難以為繼的時候，這些國家瞬間從全球化的領導者，搖身一變成為全球化的顛覆者。
因此，構建真正開放包容、互利共贏的全球化2.0成為中國新時代外交的一大重要課題。
我們具有著推廣全球化的稟賦優勢。遙想上世紀80年代，四個經濟特區全部位於東南沿海。到如今，22個自貿試驗區覆蓋遼闊國土的東中西部，海陸開放新模式正在雙輪驅動。成都、鄭州等內陸城市正在積極佈局“戰略備份產業叢集”，培育區域性完整產業鏈。
中國自貿試驗區分佈，已從沿海向著全國擴散，內陸一樣有著蓬勃的生命力。
當某些國家以“脫鉤斷鏈”收縮全球化時，中國反向操作的開放戰略正重塑世界經濟地理。RCEP生效首年區域內貿易額增長7.5%，中老鐵路帶動寮國對華出口增長21%，中歐班列開行量在俄烏衝突背景下逆勢增長9%……這些資料揭示了一個新趨勢：中國正在構建多維度、多層次的開放空間體系，透過產能合作、標準對接、貨幣互換等方式，培育出新的全球增長極。
行文至此，筆者眼中浮現出兩個畫面：
一是在特朗普上一任期剛剛啟動對華貿易戰時，央視總檯銳評：“美國發起的對華貿易戰，不過是中國發展程序中的一道坎兒，沒什麼大不了。中國必將堅定信心、迎難而上，化危為機，鬥出一片新天地。”撫今追昔，這一預言遙遙領先。
二是在2025年1月的達沃斯論壇，正當特朗普叫囂，對全世界不產自美國的商品徵收關稅，乃至失態地自言自語：“這將為我們的國庫注入數千億美元甚至數萬億美元，以加強我們的經濟並償還債務。”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代表中國向世界宣告：“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營商環境只會越來越好。我們誠摯歡迎更多外國企業到中國投資興業，在分享中國機遇中實現更好發展。”
一個堅持開放、勇於創新、與時俱進、擔當責任的大國，終將贏得歷史的馬拉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