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書畫大師範曾先生最近再度引人矚目，不僅因為他自宣“老夫娶少妻”，還因為他自稱這是一則“藝林佳話”，是為了“對中國優秀文化傳統更作貢獻”。連帶著，範曾青年時期與文學大師沈從文先生的恩恩怨怨，也被人挖了出來，在自媒體上傳得沸沸揚揚。編者向來懷疑來源不明的所謂“名人軼事”，更鄙視東拼西湊、誇大其詞的“流量文章”。為追尋真相，編者歷經數日，找出記載沈從文和範曾恩怨的原始文章，包括範曾本人的親筆辯白，研讀之餘，編髮如下，以饗認真讀書、獨立思考的讀友。事情的大概脈絡是：《讀書》雜誌1998年第10期首發“陳徒手”的文章《午門城下的沈從文》，其中披露了一些有關沈從文和範曾鮮為人知的材料，引發讀書人對範曾“德行”的爭議。隨後，一張在全國發行量百萬份以上的文摘報，摘發了該文中“曝光”範曾的那一段文字。於是，範曾便“示眾”於百萬人面前。時隔一年，範曾在《讀書》雜誌1999年第10期上發表文章《憂思難忘說沈老》，針對陳徒手的《午門城下的沈從文》一一為自己辯白。範曾還舉出一些當事人，說他們“可以出面為我作證”。又一年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陳徒手的文章合集《人有病天知否》，其中收錄了修改過的《午門城下的沈從文》。在該書後記中，陳徒手對範曾的自辯文章進行了回應，承認首發於《讀書》雜誌的《午門城下的沈從文》有部分細節失實，但在更正幾處細節的同時，陳徒手依然保留主要事實，並補充了一些新的史料，宣稱“願意在擺事實的基礎上，同範曾先生進行有益的交流和爭論”。身為局外讀者，我們既不能完全相信陳徒手對範曾行狀的描述，也不能完全相信範曾的自我辯白，在沈從文與範曾之間，我們不可絕對地臧否任何一方。我們只能將正方、反方的各種說法進行比較，並結合當時的特殊歷史背景，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斷。

陳徒手：午門城下的沈從文

（節選）

原文首發於《讀書》雜誌1998年第10期，後收錄於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初版的《人有病天知否》一書中。本文摘錄於三聯書店2013年5月版《人有病天知否》一書中的《午門城下的沈從文》

“文革”初期，沈從文終於沒有躲過去。面對滿牆大字報，他極為憂愁地告訴史樹青：“臺灣罵我是反動文人、無聊文人，大陸說我是反共老手，我是有家難歸，我往哪去呢？”

讓沈從文震驚的是，寫大字報揭發比較厲害（《讀書》雜誌首發本文時此處為“最多”——編者注）的居然是他曾經幫助過的範曾。【範曾寫道：“（沈從文）頭上長膿包，爛透了。寫黃色小說，開黃色舞會。”】（《讀書》雜誌首發本文時有此段文字，出書時被刪除——編者注）沈從文在一張大字報中用了八個字來表達觀後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動。”

1962年範曾來到歷博（中國歷史博物館——編者注）當沈從文的助手，為編著中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繪插圖。此間調動工作，沈從文盡力最多。據知情者介紹，當時範曾不時（《讀書》雜誌首發本文時此處為“天天”——編者注）給沈從文寫信，有一次天剛亮就敲沈從文的家門：“昨晚夢見沈先生生病，我不放心，連夜趕來。” （《讀書》雜誌首發本文時此處為“連夜從天津趕來”——編者注）

“文革”期間與沈從文過從甚密的黃能馥、陳娟娟夫婦說：

那時，範曾畫了一個屈原像。沈先生看後，還是善意地指出一些服飾上的錯誤，說“錯了”。範曾指著沈先生說：“你那套過時了，收起你那套。我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邊吧。”

記得那是冬天，下著大雪，路上很滑，沈先生走了一個多小時到我們家。他氣得眼睛紅紅的，一進門就講了範曾的事情。他說：“一輩子沒講過別人的壞話，我今天不講，會憋死的。”我們留下老人在家中吃了晚飯。記得沈先生說了這麼一句：“好心帶他，不認人。”

（1998年5月6日口述）

這是沈從文晚年最慘痛的一件事情，後來他再也不提範曾的名字。

筆者在沈從文的兒子沈虎雛處，看到沈從文後來在兩封信中涉及此事：

我們館中有位“大畫家”，本來是一再託人說要長遠做我學生，才經我負責介紹推薦來到館中的。事實十年中，還學不到百分之一，離及格還早！卻在一種“巧著”中成了“名人”，也可說“中外知名”。有一回，畫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帶一把亮亮的刀，別在腰帶間上殿議事，善意告他“不成，秦代不會有這種刀，更不會用這種裝扮上朝議政事。”這位大畫家真是“惱羞成怒”，竟指著我額部說：“你過了時，早沒有發言權了，這事我負責！”

大致因為是“文化革命”時，曾胡說我“家中是什麼裴多斐俱樂部”，有客人來，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黃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書和工作資料全部毀去。心中過意不去，索性來個“一不做，二不休”，扮一回現代典型性的“中山狼”傳奇，還以為早已踏著我的肩背上了天，料不到我一生看過了多少蠢人做的自以為聰敏的蠢事，哪會把這種小人的小玩意兒留在記憶中難受，但是也由此得到了些新知識，我搞的工作、方法和態度，和社會要求將長遠有一段距離。因為要求不同是事實，得承認才合理。

過去搞創作失敗在此，近三十年另起爐灶搞文物，到頭來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失敗。特別是“四人幫”問題一公開，更證明在某一時、某種情況下，新社會做人的靈活性需要，遠比工作踏實認真性重要得多。今年已七十進五了，做人倒似乎越來越天真，還不如許多二十來歲的人懂“政治世故”。

（摘自沈從文1977年4月7日致汪曾祺的信）

這個新社會人都像絕頂聰明，又還十分懂幽默感。我卻總是像個半白痴，滿腦子童心幻念，直到弄個焦頭爛額……

……幫人忙卻幫出個現代中山狼，在“四人幫”全盛時代，十分得意戳著額角告我已過了時，再無什麼發言權。我見慣這類小事，還是與人為善好好告他，時間還早得很，待學才懂的還多。

（摘自沈從文1979年9月中旬致《中國現代作家傳略》編輯組的信）

沈虎雛告訴筆者：“1980年以後，父親在閒談中幾次提到範曾指著他額頭說‘過時了’。這件事發生在歷史博物館美工組，在場的還有兩三人，範圍很小，因而不為外人所知。由於時間久遠，在場者的複述在細節上有出入，如有人回憶是另一幅歷史人物像。範曾想說他從未畫過屈原像，以此來解脫這件事。但是從父親的信件和他的閒談，我感到這件事情本身肯定是存在的，而且給他印象很深。” （2000年3月14日口述）

範曾辯白：憂思難忘說沈老

（全文）

原文首發於《讀書》雜誌1999年第10期

我和沈從文先生是兩代人。與先生接觸自1962年始，彼時我24歲，中央美術學院剛畢業，當時沈從文先生整60歲。今天當我為1998年10月號《讀書》雜誌上陳徒手的一文《午門下的沈從文》感到莫名驚詫的時候，我已是61歲頹然一翁，年齡超過了當時的沈從文。回首往事，往往勾起心靈的傷痕。歷史不會因為某些人的杜撰而改變真面，社會沒有剝奪我的辨偽權，我願向世人所陳述的，也許不像陳徒手文章那麼引人入勝——有些人對離譜事件的興趣，是遠在真實的信史之上的——信史往往與枯索比鄰。

我應該提醒陳徒手的是他大概對歷史的基本面貌缺乏瞭解。“午門下的沈從文”，也就是1959年前的沈從文。1959年北京為慶祝建國十週年，十大建築落成，中國歷史博物館搬到天安門廣場左側的輝煌的大樓，沈從文也不再在午門前、端門後徘徊。我初見沈從文的時候便是在博物館明潔而寬大、堆滿圖書的研究室裡。顯然那時的沈從文先生心境比較愉悅，他已從自己心靈的陰影中解脫，充滿著對事業的執著追求，他異常勤奮，臉上永遠掛著誠懇的微笑。而此前，中國正經歷著建國後的種種艱難，對沈從文或有所忽略疏忘，這是不足奇的。這和迫害或著意的排斥不是一回事。沈從文最初在午門前的博物館做些抄寫文字的工作，一日，他昔年的老友，當時已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來到午門看出土文物展，沈從文見到，一聲“西諦”（鄭振鐸筆名），雙淚齊下，顯然處境蹇促，需要老友的援手。此後不久沈從文當了研究員，再後又連任五屆、六屆全國政協委員，我想這和鄭振鐸的擢用碩彥或顧念舊誼都有關。

知識界對沈從文的態度，因人而異。郭沫若的批評、鄭振鐸的照顧、丁玲的疏遠，都有著種種歷史的、人生的淵源，簡單化地稱此是彼非，殊為不妥，而社會整體評價的總和則大體比較接近人物或事件的本相。

1962年我從中央美術學院畢業。我畫完畢業創作《文姬歸漢》後，我想第一個應該看到此畫的是郭沫若。因為我創作此畫的最初衝動，乃是由於看了人藝上演的郭沫若的《蔡文姬》。我完全沒有想到郭老看到此畫後竟激動得夜不成寐，半夜起來題了一首二十四韻四十八句的五言古風：“漢家失統馭，四海繁兵馬。千里不聞雞，獸多人轉寡。我蒙賢王救，寄身穹廬下……”此詩悲滿潭壑、思盡波濤，為郭老傑構。

但郭老題《文姬歸漢》沒有給我帶來好運，系主任勃然大怒、黨委書記於全校大會點名批評，帽子是極端的個人主義、追名逐利。照我的脾氣是拂袖而去，乾脆回老家南通坐等畢業分配的訊息，我相信厄運在等待著我。這時我想起了恩師劉凌滄先生曾對我說沈從文先生很喜歡《文姬歸漢》這幅畫，而且沈先生正主編《中國古代服飾資料》，亟需精於線描的人為助手。我給沈從文寫了一封信，拜託班上的同學李西源將信送到沈先生家中，表示願意到歷史博物館工作。沈先生收到信後立刻為我辦理手續，偶遇阻遏，先生則表示即使公家拿不出薪金，他願本人給我每月發工資。沈先生對我的知遇之恩，使我沒齒難忘。我平生只給沈先生寫過這一封信，並不似陳徒手文中所說“據知情者介紹，當時範曾天天給沈從文寫信”。我是得知已決定分配我到歷史博物館工作的訊息後，才拖著身心交瘁的病體回北京的。我第一次感受到社會流言足以置人死地的惡毒，同時也感受到知識分子群中的確存在著薪承火繼的溫暖和藹然長者如郭老、沈從文先生的扶掖和呵護。

至於陳文中說道：“有一次天剛亮就敲沈從文家門：‘昨夜夢見先生病，我不放心，連夜從天津趕來’。”陳徒手大概不清楚，我畢業之後一直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並不在天津，又何曾“從天津趕來”？我調南開大學任東方藝術系主任，那是二十年後的事了。而且，沈從文和我的個性是都不太喜歡虛與委蛇的，即使我有表示感激之意，似乎也不會想到夢佔、言讖這類東西可利用。沈先生是很唯物的人，而我則決不會如此鄙俗而愚昧。

沈先生當時在歷史博物館並不似當今受人景仰，大家對他的不重視來源於對他的不瞭解，而真正尊敬他的只是少數人，其中包括我、史樹青、陳鵬程、李之檀等等。我對沈從文的最大安慰不是講些假話，而是與其他同仁竭盡全力將他主編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由文字化為圖錄。我自1962年至1964年“四清”之前有三年時間足不出戶，為沈先生這部鉅著作插圖，其中傳世繪畫部分最精細的畫幅，幾乎全由我完成。那時我正年輕，生命之火正在燃燒，我自感無愧無惑的是在這躁動的年華卻深居簡出、焚膏繼晷，為此書的編繪殫精竭慮，沒有辜負沈先生對我的重託。及至“文化大革命”時這些精美的畫稿被造反派貼於大字報上劃上紅叉的時候，我相信我和沈從文先生心靈上都曾同時流淌著殷紅的血。

沈先生對服飾圖錄繪製的順利十分興奮，對我所畫尤所激賞，倒是沈先生不時有信給李之檀和我，用他秀美的蠅頭小楷書寫，向我們一一指出編繪中應注意的問題，向我們闡釋服飾史中的一些疑難。這些信件記錄了沈先生孜孜（不倦）、嚴謹治學的精神，也記錄了對我們真誠熱切的期望。

在“文革”中，我本身所寫大字報甚少。在沈從文被專案組揪出不久之後，同一專案組也將我揪出。他們不僅三次抄我家，將我的幾十本日記和大批畫作、書籍奪走，同時勒令我寫大字報揭發沈從文。當他們看到我的大字報言不及義時（大字報僅有一張紙），就將我拉到總務科（當時“歷博”的小型鬥爭會場）叫我交代揭發“反共老手”沈從文的歷史和現行“反革命罪行”。我說“不知道”，造反派狠狠向我胸前面頰拳腳交加。次日“歷博”大院中貼出“範曾瘋狂攻擊‘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同志罪該萬死”“範曾瘋狂攻擊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罪該萬死”等口號，禮堂已掛上“鬥爭現行反革命分子範曾大會”的大幅會標，而且沈從文和範曾專案組已與中央美術學院紅衛兵聯絡，要他們出兵來參加第二天舉行的鬥爭大會。

當時美院紅衛兵以血腥武鬥著稱於北京，我看勢頭不對，當天出逃，隱跡於頤和園萬壽山半山昔年柳亞子居住過的益壽堂，前後達三月之久，算是躲過了劫難。

我在《範曾自述》中曾談到這次給沈從文寫大字報一事，深自懊悔，那是由於我可以有其他的選擇，即使這種被造反派視為“假揭發、真包庇”的大字報也不應寫，表現出自保的怯懦和對造反派淫威的畏懼。我勇於在自傳中檢點自己過往形骸，那是我良知不泯的坦誠。也正是在我的坦誠之後，那些別具匠心的人在大字報上做起了文章。

我莊嚴地宣佈：某個集子中公佈（陳文中引用）我給沈從文寫了為數幾百條罪狀的大字報那是根本不存在的，這是所有中國歷史博物館的當事人、目擊者所可證明的。而沈從文的那張大字報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因為我相信沈從文先生的人格，他不會將當時同為釜底遊魂的我作為鼎臠奉獻給造反派的。

與沈從文先生素稱莫逆的史樹青先生，他的記憶力的驚人是伯仲之間見默存（錢鍾書）的。歷史博物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況他鉅細無遺地儲存於腦中，在學術上他是一本活字典，在運動後他也可以說是活實錄。譬如他記得第一張給沈從文先生的“罪行”上綱到“反共老手”的是一小青年某君所寫；又譬如他還記得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畫過幾張謔而不虐的漫畫，沖淡鬥爭氣氛，使史樹青實際上得到精神上某種舒解；他甚至記得我寫出了歌頌沈從文的詩，為他評功擺好，說他編著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有來自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支援。他以為這張大字報根本不曾見過，他說，這是所有歷史博物館的同仁們所可證明的，他表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可以出而為我作證。

據至今我以為是虛擬的沈從文大字報稿（原件呢？），我所寫的大字報該是何等浩大的聲勢。可以設想，羅列沈從文先生幾百條罪狀的大字報（就算五百條吧，說清楚一條罪狀以五十字計，已是春秋左傳筆法），那是至少幾萬言的大塊文章，傾歷史博物館走廊、過道、院中的所有牆面亦無法容納如此宏偉的大字報，而竟然沒有一位歷史博物館至今健在的老人們記得（因為當時最年輕的小夥子至今也已近六十歲了），這真是集體記憶喪失，在人類生理史上是很可以作為特例的。

大字報的內容也捏造得離譜，沈從文先生當時的書房兼客室除去幾架書、一張寫字桌和一臺古老的唱機之外，活動空間只兩三平方米，如何容納蕭乾、丁玲、黃苗子跳黃色舞？而丁玲與沈從文先生交惡，這是沈先生親自告訴過我們的，她怎麼又會去和沈從文跳黃色舞；蕭乾與沈從文相識，我根本不知道。這就是羅織過程的疏漏，越是盡精刻微便越是滑稽有趣。至於罵沈先生“頭上長瘡、腳底流膿”之類的語言，平生不曾用過一次，自以為鄙俗如此，應該是造反派所專有。

至於黃能馥和陳娟娟夫婦講述的一則笑林廣記的故事，說為了屈原的服飾，我竟抬出“黨中央”來壓沈從文。他們不太清楚我和沈從文的實際地位，當時雖都是受欺侮、被損傷者，但憑著我們兩人的學養是不太容易演出魯迅小說中的小D和阿Q動手的情景的，這是不折不扣的天方夜譚。順便說一句，我沒有畫過“歷博”陳列中的屈原，而只畫過韓非子和荀子的像。

我費了如此多的時間來為這些子虛烏有的東西囉唣，實在是我還保留了中國知識分子“士可殺不可辱”的傳統精神，然而我為此浪費的時間正是我丟失的生命，我是很為之惋惜的。

還是讓最有發言權的、我昔年曆史博物館的同事黃銘遠先生來發言吧，黃銘遠先生當時負責大字報的統計、整理的工作，他在接受《中國青年報》的資深編輯晁錫弟先生和《中國環境報》一級記者楊兆三先生的採訪時說：“當時給沈從文貼的大字報本來就不多，說範曾一下子就寫了幾百條，更是沒有的事。因為連我這個統計大字報的人都沒見過，也沒聽說過，那幾百條大字報在哪裡呢？”這就是檢驗真偽的最佳證詞，杜撰和謠諑在事實面前畢竟是蒼白的。

1991年我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講學，瑞典皇家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馬悅然先生在皇家酒店宴請我與另一位中國現代文學史家，座中馬悅然先生不勝惋惜地談到諾貝爾文學獎曾已透過授予沈從文先生，不期尚未公佈，沈從文噩耗傳來，諾貝爾文學獎只授予生者，這豈不是命運嗎？然而我還是相信，這獎金對沈從文先生無關宏旨，因為他的經典小說峨然自在，將會千秋留芳。

座中該中國文學史家在談及沈從文先生於“反右”鬥爭中曾對艾青先生批判且用詞甚烈，馬悅然先生正顏道：“我不相信。”過了一會兒，他西方人的思維又轉向了東方，自釋道：“啊啊！這也可能，那時我還年輕，在北京第一天看到茅盾、艾青，我們一起吃飯，第二天看到茅盾批判艾青的文章。拿著報紙憤然去找艾青，講茅盾怎麼可以如此，艾青笑了，告訴我，這篇文章茅盾已讓我改過的。”沈從文之批艾青有無黑箱作業，不得而知了。

我舉這個例子決沒有為我曾寫過一張沈從文的大字報辯解之意，我只是感到中國知識分子曾經普遍受到左的路線的衝擊，其間發生的一切，原因非止一端，然而大家同樣概莫能外地在層出不窮的運動中顛簸，須要你表態、排隊、堅定立場、表示忠誠等等，這其中包括我，也包括沈從文。

1999年6月22日於北京

陳徒手的回應：“一切以事實說話”

（全文）

本文摘錄於三聯書店2013年5月版《人有病天知否》的《初版後記》一文

1999年陳明先生、範曾先生先後在報刊上撰文，對我所寫的《丁玲的北大荒日子》《午門城下的沈從文》的部分內容表示不同的意見。我尊重和理解他們表達的心情，在我這一邊沒有公開發表文章辯駁和解釋。現在借把《讀書》發表的文章重新擴寫編輯本書之際，再次採訪了有關人士，核實材料，在一些事實方面做了相應修訂。對此，由於不慎重造成的部分細節失實，我承擔自己這一部分的責任，並向陳明先生、範曾先生表示歉意。

但是，在更正幾處細節的同時，我依然保留了主要的事實，並補充了一些新的史料，以便求教於行家和讀者朋友。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流逝，事實真相會慢慢變得清晰起來。我們不是在追究、責怪個人的什麼責任，而是探討多少年政治運動悽風苦雨中的悲劇因素。

範曾先生在《憂思難忘說沈老》一文中，對拙作的一些內容提出反駁的意見，文章最後寫道：“我只是感到中國知識分子曾經普遍受到左的路線的衝擊，其間發生的一切，原因非止一端。然而大家同樣概莫能外地在層出不窮的運動中顛簸，須要你表態、排隊、堅定立場、表示忠誠等等，這其中包括我，也包括沈從文。”我個人同意範曾先生最後表白的這一觀點，我也願意在擺事實的基礎上，同範曾先生進行有益的交流和爭論。

中國作協原黨組書記、著名評論家唐達成先生在看到範曾先生的反駁文章後，曾在一次電話交談中關切地詢問過，他最後告訴我一句話：“一切以事實說話。”

2000年6月24日於北京

轉自：嶺南新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