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放點假，天塌不下來

這週末又是中秋調休，關於調休的問題，我是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說膩了。今天不說調休了，說說年假吧——雖然我們調休多，但是我們年假少啊！

去年疫情一結束，國家就開始有意識、有步驟、有規劃地扶助地方旅遊產業。先是淄博，然後是哈爾濱冰雪節，再然後是甘肅天水麻辣燙，現在扶持力度最大的是借遊戲東風起飛的山西文旅。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策略，尤其是在工業產能過剩、無法在提供更多的經濟增長動力和就業崗位的前提之下，第一要靠持續的產業升級，第二就是必須訴諸於第三產業是必然選擇。而旅遊業無論從帶動地方經濟、增強國民認同感和凝聚力、縮小東中西部差距哪個角度來看，都是最完美的選擇，我是非常支援國家這一大戰略的。

但是呢，這其中有個微小的bug，就是很多人——尤其是絕大多數年輕人，沒有假期、沒有錢去旅遊。本身我們假期就少，還要調休，放了假哪哪都人多，還不如在家躺著呢。即便去旅遊，也只是“特種兵”式的蜻蜓點水，不一定會為地方帶來多少的消費增長。

試想，如果每人都有充足的年假，或者叫帶薪休假，對於消費者來說可以避開旅遊高峰，慢慢享受旅途；對於旅遊地方來說，可以把接待能力攤平到全年，不至於黃金週爆滿溢位了，平時冷冷清清賺不到錢。

我們的年假是真的少。以我為例，我工作八年在四五家公司幹過，所有政策都是第二年起有5天，幹滿五年為10天。最關鍵的是不能跳槽，一跳槽就不累加，得從頭算起。我不知道國企和公務員是啥政策，但我說的絕對是大多數打工人最普遍的條件。

比較一下國外的，問了一下我在國外的朋友，韓國的朋友15天年假——

英國的朋友25天年假——

澳洲的朋友四週年假。都是剛工作一兩年左右的，就怕貨比貨啊。

剛從義大利回來，在米蘭見了一位工作9年的朋友，他的帶薪假期是15天暑假+30天年假。如果幹滿10年後，暑假將會增加到25天，年假也等比例增加。

還有一位朋友，剛剛在日本找到工作，假期是20天年假+10天暑假+10天黃金週（還有其他元旦等法定節假日），他們這個10天黃金週是不用調休的。可見即便在東亞，跟日韓比我們也比不了。

非要說我拿發達國家說事，我們也可以比一比發展中國家，越南法定年假是12天：

再看看墨西哥，《財經》雜誌兩個月前剛好出了一篇關於中資企業在墨西哥建廠的報道，因為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這幾年間許多中國企業選擇在墨西哥投資，來享受北美自貿區的相關政策，但是這些企業就被墨西哥打工人好好上了一課：

人力成本低是中國企業對墨西哥最深的誤解。在中國企業最集中的新萊昂州，普通工人平均工資約為4000元人民幣，最貴的下加利福尼亞州，約為4400元人民幣。但他們每週固定工作時間48小時，最多不能超過57個小時。這只是基本工資，還有社保、2倍乃至3倍的加班費和其他福利成本。

在墨西哥，法定最低工資每年要上浮20%，以抵消通貨膨脹的影響。這意味著企業每年的用工成本漲幅也接近20%，如果營收沒有相應增長，利潤缺口會越來越大。墨西哥法律還規定，企業盈利後每年要拿出10%的利潤給所有員工分紅。2024年5月，一位華富山家電廠的負責人本著激勵員工的目的給每人分了相當於一兩個月工資的紅利，但隔日的員工出勤率卻大跌。

“中國企業是用著全世界最好的勞動力成長起來的，管理的短板被掩蓋了。”一位中資企業人士說，哪怕市值幾百上千億元，許多企業的國際化能力還是“草臺班子”。

不得不說，對資本家來說“全世界最好的勞動力”，那麼反過來對無產階級來說，那不就是最慘的嗎？

我再舉一個國內的例子，胖東來員工年假是三十天起的——胖東來創始人於東來在分享會上表示：“現在胖東來上班時間是7個小時，每週要按8個小時工作制來算，其實我們的上班時間是實現雙休了，雙休是104天，我們有年休假30天到40天，再加上春節5天閉店休息，我們的休假基本上就在140天了。”

我說歐美假期多，有人說東亞內卷文化圈；

我用日韓舉例子，有人說人家是發達國家；

我說越南、墨西哥假期也不少，有人說中國特殊國情；

那我就舉出胖東來的例子，不知在座的各位精神資本家們有何高論？

我在《“996”是民族復興的最大動力》這篇文章裡講過這個道理：企業經營遇到困難，就嚴查考勤、增加勞動者工作時間，整個的思維模式與歸因就已經錯誤了。企業不景氣，是因為市場消費需求不旺盛；市場消費需求不旺盛，企業營收就下行，財報不好看，融資市場就困難……

等等這些都是陳陳相因的。光指望員工加班、嚴查考勤有用嗎？員工下班了的身份就是消費者，越加班越沒消費，越沒消費公司越困難，越困難越加班——越麻越跺，越跺越麻，股骨頭壞死，晚期就是植物人。

所以這個問題侷限於一個公司內是無法解決的，這其實也是我們高中政治歷史課本所學習的資本主義根本矛盾與社會主義優越性所在：資本主義無法解決社會化大生產的問題了，必須要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來調節。

也可以從博弈論囚徒困境的角度理解這個問題：如果全社會公司都提升勞動者福利，那麼會帶來消費繁榮、正向迴圈；但全社會公司並不是一個意志統一體，如果只是本公司單獨提升福利，那麼就會在競爭中落入下乘；而如果本公司拼命加班、壓榨兄弟，從長期來看大家都得一起死，但至少短期能續一秒是一秒，能賺一分是一分。所以這個問題無法在資本主義框架內所解決。

簡而言之，資本主義經濟蕭條的根源永遠都指向一個原因——消費不足。其實“消費不足”和“生產過剩”是一體兩面的東西，因為最近“境外勢力”一直在炒作我們國家“生產過剩”，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爭議和嫌疑，本文避免使用“生產過剩”而使用“消費不足”來陳述，但大家要明白這本質是一樣的。

那麼，如何解決“消費不足”的問題？答案就是提升無產階級的待遇，讓絕大多數勞動群眾有錢去消費、有時間去消費。

說實在的，春節不放假，搞疲勞戰術，群眾過不好年，心裡不痛快，幹活也使不上勁。——《人民日報》，《讓農民過個“安定年”》

今年春節，關於“除夕不放假”的假期安排一出來，又一次霸佔了微博熱搜：

我們的假期太少了——尤其是春節假期太少了，是我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話題。今天還是要講一講。

1999年，國家頒佈了《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決定將春節、五一、十一的三天休息時間與前後的雙休日拼接，形成7天長假，從當年國慶起開始執行，至今我們都在沿襲這個“調休+黃金週”的放假制度。

我們看1999年人均GDP，是0.72萬元，按照當時與美元的匯率是不到一千美元；2022年我們的人均GDP是8.57萬元，按照匯率算剛好一萬美元出頭。也就是說，我們在人均一千美刀的時候春節放三天假，等到了人均一萬美刀，春節還是三天假——很明顯，假期少了。

國家早就定了基調——“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很明顯，隨著經濟發展，假期要變多、福利要變多，這就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是非常合理的訴求。

主要春節看似七八天的小長假，包含了雙休日和調休，滿打滿算其實休了三天。而且春節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節日，需要忙的事情太多：前期需要購置年貨、打掃衛生、貼春聯、燉豬肉、包餃子；後期需要守歲、拜年、祭祖、串親戚……

這些任務並不比工作輕鬆，所以很多人過個年感覺比工作還累，七天時間根本不能好好休息。然後再一想到回去還要補上調休，就更疲憊了，“黃金週”所設想的休息、娛樂、刺激消費的作用根本無法達成。

就拿這次除夕不放假來說，官方宣傳的說法是：“9天，史上最長春節假期”，結果仔細一看，說的是——“如果配合帶薪休假可以放假9天”。

我們現在的用人單位什麼尿性心裡沒點逼數嗎？正常雙休日都巴不得勞動者多多加班趕工呢，還指望他們“帶薪休假”？這也太脫離現實、脫離群眾了吧！

就這麼說吧，全國這麼多國企、私企，有幾家是老老實實按照《勞動法》的規定給加班費的？相反很多外企在這方面卻很“模範”。國家法律規定的事情，他們都這樣草率，難道一個呼籲就能落實除夕帶薪休假麼？

很難得啦，這也是大家“破防”的關鍵：法律明文規定，企業還不自覺；現在明確規定不放假，然後指望周扒皮做慈善，明顯不太現實啊。為啥不多放除夕一天假呢？真就這麼摳門，就差這一天嗎？

還有一個必須要重視的原因：因為我們的假期質量是很低的，便捷的即時通訊裝置，可以隨時把我們拉回工作之中——看似放假，實則換個地方加班。於是假期的休息、恢復、娛樂、促進消費的功能就基本喪失了。

曾經“上下班時間”就是標準的生活與工作界線的區分。而現在有了智慧手機，有了筆記型電腦，有了發達便捷全面覆蓋的網路，有了微信等即時通訊工具，以至於老闆的一條資訊，甲方的一句留言，就能讓你即便十一二點躺在家裡柔軟而舒適的床上，也得迅速切換到工作狀態。

馬克思講資本家剝削工人靠延長勞動時間和壓低工人工資，但是馬克思那個時代工人下班了就是真下班了，回家裡就能老婆孩子熱炕頭，你工頭要讓我趕工還能把我從被窩裡揪出來不？

而現代科技的發展，打破了生產場地的空間限制，讓在家工作的“軟性加班”變得更為方便，曾經的“八小時工作制”竟然因為生產力的發展變得名存實亡，不能不說是一種時代的諷刺。精神問題普遍存在於年輕腦力勞動者群體中，跟這種情況不無關係。

精神需要有張有弛，需要放鬆，這就是勞動力的再生產。我們吃飯、睡覺、娛樂甚至發呆，都是為了第二天的工作“再生產”我們的勞動力。但是即時通訊裝置頻繁地打斷這樣的再生產過程，讓我們長期處在一種精神緊張的狀態，勞動力再生產被嚴重干擾；但是明天還要繼續勞動力的使用，這就是一種惡性迴圈。

我在之前的文章裡講過這個事，一次我跟一位朋友吃飯，本來是週末其樂融融山珍海味饕餮大餐，多麼優質的勞動力再生產條件，但是她就得時不時的去回工作微信，要知道這是週末哎。我留意到一個細節，每次她回老闆資訊的時候，另一隻手都會從舒展的手掌變成緊攥的拳頭，這就是神經緊張的一個表現，久而久之不焦慮才怪。

（朋友分享的，凌晨一點鐘還在頻繁閃通知的釘釘）

我跟許多朋友聊過這個問題，有些人故意在休息時間不回老闆的資訊，有些人關閉微信的訊息通知，有些人十點鐘手機就關機，但是這種行為已經在你的潛意識裡種下了種子——

你故意不回老闆的資訊你焦慮不？你關機是不是還在暗自擔心萬一有什麼事？是不是還要想真要有事我沒及時回明天我找什麼藉口？是不是還要想萬一我跟老闆鬧掰了是不是果斷辭職？那我辭職了之後要找哪一份工作？就這樣下去精神不出問題才怪。

疫情期間推廣的在家辦公，很多人叫苦不迭的原因也是都變成了7X24h線上，上下班時間被無限模糊，勞動者變成了工作的永動機。

就像我在《是時候鄭重考慮“全民發錢”了》

這篇文章中用詳細的經濟學原理和資料分析過：給所有人都發錢，完全不是什麼大事，不會對經濟產生任何負面影響。同理，在春節假期多放幾天、甚至十幾天假，也完全不會影響到經濟——甚至還會刺激經濟、繁榮經濟。

但根源就在於精英階層中所蔓延數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思想”——生怕老百姓得到一點便宜。很多老闆就這樣，我給你發工資，你就是我的牛馬，你多加班理所當然，你想休假那就是喝我血、吃我肉，一定要把人的價值榨乾到最後一分一毫。

這不是啥陰謀論，“生怕老百姓佔便宜”這種思想，在精英階層內部早就根深蒂固了，發福利是如此，放假多也是如此。甚至於，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精英中過於普遍，導致相當多普通老百姓都被PUA了，一提“發福利”就是“養懶漢”，一提“多休假”就是“沒人幹活”了，屁股自發地坐到既得利益者那邊，膝跳反射都沒這麼敏感。

一直以來，我都致力於破除新自由主義“吃人思想”的魅惑，關於“發福利養懶漢”“發福利拖垮國家經濟”的謬論，我寫過很多文章駁斥，比如：《“福利社會養懶漢”的偏見，還要誤導我們多久？》《醫療、教育、養老：市場化的死路與福利化的出路》《阿根廷別為我哭泣：從“發達國家”跌落的真相究竟是什麼？》

然而還是那句話，新自由主義四十年，這些觀點太根深蒂固了。很多普通民眾，明明他們是發福利、延長假期、限制資本野蠻擴張的受益者，然而被精英們洗腦這麼多年，一提到“發福利”“多放假”三個字，他們就像看見了一條花紋斑斕的眼鏡王蛇一樣，恐懼地哀嚎著：“不得了啦！養懶漢啦！！！”

精英們心理可門清呢，嘴上說著不要“意識形態”，其實比誰抓的都緊。我舉個例子，2006年3月《勞動合同法》一審稿對全社會公佈，立刻引發巨大反響。在當時網際網路並沒有深入到千家萬戶，輿論的天平往往是向精英階層、社會賢達和“人民富豪”一邊傾斜的。

華力集團董事長汪力成第一次看到《勞動合同法》時，他感到震驚：這麼重要的一部法怎麼沒有徵求浙江企業家的意見呢？深圳某科技集團總裁在接受《中國企業家》匿名採訪時說：“勞動合同法是‘未富先嬌’——名義上是在保護勞動者，實際上勞動者(利益)的源在哪裡？是在企業身上。中小企業運營成本已經非常高了，新法讓成本進一步加大。”

隨後發力的是買辦集團與跨國資本巨頭。據《21世紀經濟報道》，2006年4月23日在上海關於《勞動合同法草案》的研討會上，上海跨國企業人力資源協會的代表徐婷婷（加拿大籍）在發言時威脅：“如果實施這樣的法律，我們將撤資。”

隨後歐盟商會上書全國人大，認為《勞動合同法》的頒佈會“對中國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產生消極影響”；緊跟著美國商會也公開表達：“會讓中國的投資環境變得消極起來”。無論是人大還是專家們，都沒有想到來自外資的阻力會這麼大，這也是《勞動合同法》反覆審議的根本原因。

最經典的還是公知教父、買辦路線精神領袖柳傳志的表態：“《勞動合同法》我們看了以後還是緊張的。我們還是太注意照顧現有企業裡面員工的利益，而這種東西，實際上對於企業的發展是不利的。實際上這麼做，還是會對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引起問題。”

還有來自於所謂的“經濟學家”們的搖旗吶喊。2007年12月，在《勞動合同法》即將實施的前夜，知名經濟學家、新自由主義學派在亞洲的代表性人物張五常連續發表四篇文章，尖銳批評《勞動合同法》。

張五常的文章中指責：人為干預企業與員工之間的合約，勢必極大加重企業用工成本，導致企業倒閉或者裁員，最終損害勞動者的利益，甚至於“這部法律有機會把改革得大有看頭的經濟搞垮了”，是“大災難”“中國偉大經濟改革的致命傷”“要使改革開放30年的成果化於一旦”。因為張五常在中國經濟改革中的重要身份（尤其是在私有化國企和工人大下崗方面立過大“功勞”），這些文章一時間引發社會劇烈反響。

對此，勞動合同法立法專家組組長常凱針鋒相對地回應說：“張五常是我非常尊敬的一個經濟學家，但很遺憾，他對勞動關係基本上沒研究，而且對於中國的勞動關係基本上不了解。所以那麼很任意的說話我確實感到很吃驚。”隨後回應張五常：“你對企業有多少了解？你找過多少工人？你找過多少企業管理者？”

全國總工會幹部郭軍也表示：“在《勞動法》實施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強資本的影子，我們看到了黑磚窯。黑磚窯這個血汗工廠我認為已經夠殘酷了……如果我們在整個經濟發展、勞動關係的規範過程當中，只考慮資方利益，而漠視勞方的利益，我們改革開放的成果有可能真的要毀於一旦了。”

最後在多方的博弈與較量之下，《勞動合同法草案》進行了11個方面的重大修改，其中8個方面是考慮了資方的意見。全國總工會對此的評價是：“不得不做出一些倒退性讓步”；媒體人楊軍對此評價說：“參加博弈的僅僅是幾百名專家與一些被邀請諮詢的異常活躍的企業家代表，勞動階層本身並不在博弈過程當中。誰來代表勞動者的利益？”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謝增毅教授指出：關於勞動派遣制度，是將來企業可能會鑽的一大法律漏洞。

而在法律實踐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資本家們頻繁踐踏《勞動合同法》，甚至公然宣揚違背法律精神的“996福報論”“用命換錢論”等立場。更有資本家的乏走狗們為之搖旗吶喊，而《勞動合同法》就成為了他們集中攻擊的物件。保衛《勞動合同法》，保衛勞動者的基本權益，我們才剛剛出發。

《勞動合同法》規定：勞動者在滿足“已在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10年”的條件後，可以與用人單位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成為永久員工。然而在2008年1月1日法律生效之前，華為要求近萬名工作八年以上的老員工主動辭職，他們辭職後可再與華為公司簽訂1—3年的勞動合同——就是為了規避《勞動合同法》這一條款。

在彼時華為公司雖然沒有如今的國民地位，而它以“頂風作案”公然挑戰法律權威的方式，在社會上瞬間掀起了軒然大波。因為它帶頭證明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法律是管不到公司的，我華為就這樣公開的證明給你看了，你卻拿我沒有辦法。

曾經，我們有過革命的、反剝削反壓迫的社會共識，現在這個共識沒有了，那至少也得建立起尊重私人空間、工作生活分開、勞動者福利保障、同工同酬加班費的社會共識吧？

有一位網友看了我的微博之後給我留言，講他們公司在四月底有了一個緊急的case，然後leader群發郵件給所有人，號召大家以加班紀念五一勞動節。你說加班就算了，忍一忍也無所謂，尼瑪非要扣上個“加班紀念五一勞動節”這個名頭，這不就是欺人太甚了麼。五一勞動節怎麼來的啊，芝加哥工人大罷工爭取八小時工作制，是多少無產階級先輩們用鮮血用生命換來的紀念。結果現在成“加班紀念勞動節”了，這不比踢寡婦門、挖絕戶墳、吃月子奶還過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