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們調休多,但是我們年假少啊!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同理,勞動者要八小時工作制,要落實加班費,要保證雙休和更多的假期,也是社會發展的大方向、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正因為此,我對於調休和放假太少的問題,也是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只要一調休就講。大家也不要嫌煩,我相信,在人民群眾不斷呼籲之下,未來一定有一天,就像愚公移走了山、精衛填平了海一樣,我們也能獲得更多的假期,也能夠見證“調休”成為歷史。
大家總抱怨調休,但其實也要看到一個根源:調休只是表面現象,根源在於我們的假期太少了,少到遠遠脫離時代的需要了。
我們的年假(帶薪休假)是真的少。以我為例,我工作八年在四五家公司幹過,所有政策都是第二年起有5天,幹滿五年到十年不等,才為10天。有好一點的公司給你一年漲一天,有垃圾一點的公司就是一直五天,到第十一年才變為十天。最關鍵的是不能跳槽,一跳槽就不累加,得從頭算起。
每次我說這個問題的時候,都有很多人跟我抬槓,說什麼《勞動法》規定工齡休假不受跳槽限制,在新公司是可以累加的。廢話,我不知道是可以累加的嗎?我還知道《勞動法》規定八小時工作制、加班要有加班費呢。我說的絕對是大多數打工人最普遍的條件。
比較一下國外的,問了一下我在國外的朋友,韓國的朋友15天年假——
英國的朋友25天年假——
澳洲的朋友四週年假。都是剛工作一兩年左右的,就怕貨比貨啊。
剛從義大利回來,在米蘭見了一位工作9年的朋友,他的帶薪假期是15天暑假+30天年假。如果幹滿10年後,暑假將會增加到25天,年假也等比例增加。
還有一位朋友,剛剛在日本找到工作,假期是20天年假+10天暑假+10天黃金週(還有其他元旦等法定節假日),他們這個10天黃金週是不用調休的。可見即便在東亞,跟日韓比我們也比不了。
非要說我拿發達國家說事,我們也可以比一比發展中國家,越南法定年假是12天:
再看看墨西哥,《財經》雜誌兩個月前剛好出了一篇關於中資企業在墨西哥建廠的報道,因為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這幾年間許多中國企業選擇在墨西哥投資,來享受北美自貿區的相關政策,但是這些企業就被墨西哥打工人好好上了一課:
人力成本低是中國企業對墨西哥最深的誤解。在中國企業最集中的新萊昂州,普通工人平均工資約為4000元人民幣,最貴的下加利福尼亞州,約為4400元人民幣。但他們每週固定工作時間48小時,最多不能超過57個小時。這只是基本工資,還有社保、2倍乃至3倍的加班費和其他福利成本。
在墨西哥,法定最低工資每年要上浮20%,以抵消通貨膨脹的影響。這意味著企業每年的用工成本漲幅也接近20%,如果營收沒有相應增長,利潤缺口會越來越大。墨西哥法律還規定,企業盈利後每年要拿出10%的利潤給所有員工分紅。2024年5月,一位華富山家電廠的負責人本著激勵員工的目的給每人分了相當於一兩個月工資的紅利,但隔日的員工出勤率卻大跌。
“中國企業是用著全世界最好的勞動力成長起來的,管理的短板被掩蓋了。”一位中資企業人士說,哪怕市值幾百上千億元,許多企業的國際化能力還是“草臺班子”。
不得不說,對資本家來說“全世界最好的勞動力”,那麼反過來對無產階級來說,那不就是最慘的嗎?
我再舉一個國內的例子,胖東來員工年假是三十天起的——胖東來創始人於東來在分享會上表示:“現在胖東來上班時間是7個小時,每週要按8個小時工作制來算,其實我們的上班時間是實現雙休了,雙休是104天,我們有年休假30天到40天,再加上春節5天閉店休息,我們的休假基本上就在140天了。”
我說歐美假期多,有人說東亞內卷文化圈;
我用日韓舉例子,有人說人家是發達國家;
我說越南、墨西哥假期也不少,有人說中國特殊國情;
那我就舉出胖東來的例子,不知在座的各位精神資本家們有何高論?
去年疫情一結束,國家就開始有意識、有步驟、有規劃地扶助地方旅遊產業。先是淄博,然後是哈爾濱冰雪節,再然後是甘肅天水麻辣燙,現在扶持力度最大的是借遊戲東風起飛的山西文旅。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策略,尤其是在工業產能過剩、無法在提供更多的經濟增長動力和就業崗位的前提之下,第一要靠持續的產業升級,第二就是必須訴諸於第三產業是必然選擇。
而旅遊業無論從帶動地方經濟、增強國民認同感和凝聚力、縮小東中西部差距哪個角度來看,都是最完美的選擇,我是非常支援國家這一大戰略的。

但是呢,這其中有個微小的bug,就是很多人——尤其是絕大多數年輕人,沒有假期、沒有錢去旅遊。本身我們假期就少,還要調休,放了假哪哪都人多,還不如在家躺著呢。即便去旅遊,也只是“特種兵”式的蜻蜓點水,不一定會為地方帶來多少的消費增長。
試想,如果每人都有充足的年假,或者叫帶薪休假,對於消費者來說可以避開旅遊高峰,慢慢享受旅途;對於旅遊地方來說,可以把接待能力攤平到全年,不至於黃金週爆滿溢位了,平時冷冷清清賺不到錢。
比如這次黃金週小西天景點大火,但是當地根本就沒有這麼多承載能力,以至於被人喊“差評”,當地領導還出來道歉。大家評評理,是不是把所謂的“黃金週”收益平攤到一年細水長流更好?
黃金週看似帶動旅遊、帶動消費,其實這個消費是溢位的,意思是有很多錢地方是掙不到的,因為沒有這個接待能力,也滋生出過度漲價、宰客的亂象。讓商家選,你猜商家是願意選細水長流,還是一年就掙這幾天的錢?讓遊客選,你猜遊客是願意自主決定出遊時間,還是就那幾天調休來的假期擠破頭?
更何況,黃金週這種人山人海的現狀,直接勸退了很多潛在的願意出遊的遊客,讓追求旅遊質量的潛在消費者選擇在家躺七天,這筆無形的損失也要考慮在內。
我真的想破頭也想不明白,多放點假,保證落實帶薪休假制度,一利勞動人民,二利旅遊產業和商家,三利國家和宏觀經濟,這種三贏的事情為什麼就遲遲不能實現呢?
我在《“996”是民族復興的最大動力》這篇文章裡講過這個道理:企業經營遇到困難,就嚴查考勤、增加勞動者工作時間,整個的思維模式與歸因就已經錯誤了。企業不景氣,是因為市場消費需求不旺盛;市場消費需求不旺盛,企業營收就下行,財報不好看,融資市場就困難……
等等這些都是陳陳相因的。光指望員工加班、嚴查考勤有用嗎?員工下班了的身份就是消費者,越加班越沒消費,越沒消費公司越困難,越困難越加班——越麻越跺,越跺越麻,股骨頭壞死,晚期就是植物人。
所以這個問題侷限於一個公司內是無法解決的,這其實也是我們高中政治歷史課本所學習的資本主義根本矛盾與社會主義優越性所在:資本主義無法解決社會化大生產的問題了,必須要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來調節。
也可以從博弈論囚徒困境的角度理解這個問題:如果全社會公司都提升勞動者福利,那麼會帶來消費繁榮、正向迴圈;但全社會公司並不是一個意志統一體,如果只是本公司單獨提升福利,那麼就會在競爭中落入下乘;而如果本公司拼命加班、壓榨兄弟,從長期來看大家都得一起死,但至少短期能續一秒是一秒,能賺一分是一分。所以這個問題無法在資本主義框架內所解決。
簡而言之,資本主義經濟蕭條的根源永遠都指向一個原因——消費不足。其實“消費不足”和“生產過剩”是一體兩面的東西,因為最近“境外勢力”一直在炒作我們國家“生產過剩”,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爭議和嫌疑,本文避免使用“生產過剩”而使用“消費不足”來陳述,但大家要明白這本質是一樣的。
那麼,如何解決“消費不足”的問題?答案就是提升無產階級的待遇,讓絕大多數勞動群眾有錢去消費、有時間去消費。
說實在的,春節不放假,搞疲勞戰術,群眾過不好年,心裡不痛快,幹活也使不上勁。——《人民日報》,《讓農民過個“安定年”》
1999年,國家頒佈了《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決定將春節、五一、十一的三天休息時間與前後的雙休日拼接,形成7天長假,從當年國慶起開始執行,至今我們都在沿襲這個“調休+黃金週”的放假制度。
我們看1999年人均GDP,是0.72萬元,按照當時與美元的匯率是不到一千美元;2022年我們的人均GDP是8.57萬元,按照匯率算剛好一萬美元出頭。也就是說,我們在人均一千美刀的時候春節放三天假,等到了人均一萬美刀,春節還是三天假——很明顯,假期少了。
國家早就定了基調——“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很明顯,隨著經濟發展,假期要變多、福利要變多,這就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是非常合理的訴求。
以春節假期為例,春節看似七八天的小長假,但包含了雙休日和調休,滿打滿算其實休了三天。而且春節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節日,需要忙的事情太多:前期需要購置年貨、打掃衛生、貼春聯、燉豬肉、包餃子;後期需要守歲、拜年、祭祖、串親戚……
這些任務並不比工作輕鬆,所以很多人過個年感覺比工作還累,七天時間根本不能好好休息。然後再一想到回去還要補上調休,就更疲憊了,“黃金週”所設想的休息、娛樂、刺激消費的作用根本無法達成。

就拿今年這次除夕不放假來說,官方宣傳的說法是:“9天,史上最長春節假期”!
結果仔細一看,說的是——“如果配合帶薪休假可以放假9天”。這不扯犢子麼,那年假不是我自己的假期麼?你把這算進去給你宣傳一下?真是離離原上譜,新聞學再一次展現了它的魅力。

而且我們現在的用人單位什麼尿性心裡沒點逼數嗎?正常雙休日都巴不得勞動者多多加班趕工呢,還指望他們“帶薪休假”?這也太脫離現實、脫離群眾了吧!
就這麼說吧,全國這麼多國企、私企,有幾家是老老實實按照《勞動法》的規定給加班費的?相反很多外企在這方面卻很“模範”。國家法律規定的事情,他們都這樣草率,難道一個呼籲就能落實除夕帶薪休假麼?
很難得啦,這也是大家“破防”的關鍵:法律明文規定,企業還不自覺;現在明確規定不放假,然後指望周扒皮做慈善,明顯不太現實啊。為啥不多放除夕一天假呢?真就這麼摳門,就差這一天嗎?

還有一個必須要重視的原因:因為我們的假期質量是很低的,便捷的即時通訊裝置,可以隨時把我們拉回工作之中——看似放假,實則換個地方加班。於是假期的休息、恢復、娛樂、促進消費的功能就基本喪失了。


曾經“上下班時間”就是標準的生活與工作界線的區分。而現在有了智慧手機,有了筆記型電腦,有了發達便捷全面覆蓋的網路,有了微信等即時通訊工具,以至於老闆的一條資訊,甲方的一句留言,就能讓你即便十一二點躺在家裡柔軟而舒適的床上,也得迅速切換到工作狀態。

馬克思講資本家剝削工人靠延長勞動時間和壓低工人工資,但是馬克思那個時代工人下班了就是真下班了,回家裡就能老婆孩子熱炕頭,你工頭要讓我趕工還能把我從被窩裡揪出來不? 


而現代科技的發展,打破了生產場地的空間限制,讓在家工作的“軟性加班”變得更為方便,曾經的“八小時工作制”竟然因為生產力的發展變得名存實亡,不能不說是一種時代的諷刺。精神問題普遍存在於年輕腦力勞動者群體中,跟這種情況不無關係。
精神需要有張有弛,需要放鬆,這就是勞動力的再生產。我們吃飯、睡覺、娛樂甚至發呆,都是為了第二天的工作“再生產”我們的勞動力。但是即時通訊裝置頻繁地打斷這樣的再生產過程,讓我們長期處在一種精神緊張的狀態,勞動力再生產被嚴重干擾;但是明天還要繼續勞動力的使用,這就是一種惡性迴圈。

一次我跟一位朋友吃飯,本來是週末其樂融融山珍海味饕餮大餐,多麼優質的勞動力再生產條件,但是她就得時不時的去回工作微信,要知道這是週末哎。我留意到一個細節,每次她回老闆資訊的時候,另一隻手都會從舒展的手掌變成緊攥的拳頭,這就是神經緊張的一個表現,久而久之不焦慮才怪。

(朋友分享的,凌晨一點鐘還在頻繁閃通知的釘釘)


我跟許多朋友聊過這個問題,有些人故意在休息時間不回老闆的資訊,有些人關閉微信的訊息通知,有些人十點鐘手機就關機,但是這種行為已經在你的潛意識裡種下了種子——
你故意不回老闆的資訊你焦慮不?你關機是不是還在暗自擔心萬一有什麼事?是不是還要想真要有事我沒及時回明天我找什麼藉口?是不是還要想萬一我跟老闆鬧掰了是不是果斷辭職?那我辭職了之後要找哪一份工作?就這樣下去精神不出問題才怪。 
所以我寫這篇文章《用馬克思主義戰勝抑鬱症》,因為精神疾病的發作,本身就是與剝削、壓迫密切相關的,在這個領域傳統心理學是完全無能為力的,只有訴諸於階級鬥爭。
疫情期間推廣的在家辦公,很多人叫苦不迭的原因也是都變成了7X24h線上,上下班時間被無限模糊,勞動者變成了工作的永動機。
關於這個問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其實走在了我們的前面。今年8月26日,澳大利亞正式通過了一項立法,保障員工的“離線權”(Right-to-disconnect)。
法律規定:員工有權在下班時間拒絕與僱主或第三方進行聯絡,包括電子郵件、電話、簡訊以及WhatsApp訊息等所有常見通訊方式。僱主在工作時間之外出於非緊迫原因聯絡員工,將面臨最高9.3萬澳元(約合44.93萬元人民幣)罰款。
法律還進一步明確了什麼算作下班時間必須要聯絡員工的“緊迫原因”:比如自然災害、事故意外,或造成更多公眾的人身財產威脅的其他情況。同時,如果員工因為使用“離線權”而被僱主解僱、報復或威脅,僱主就會面臨刑事指控,最高可被判處有期徒刑。
其實澳大利亞這項法案還算比較晚的了,法國早在2017年就首次在立法中明確了離線權利,不愧為革命老區。當時的社會黨投票透過一項勞工法,在全球第一次賦予員工離線權西班牙於201812月頒佈了《個人資料與數字權利保護法》,首次引入離線權制度,並於《工人法》和《公職人員基本法》中增設離線權條款。
我在《是時候鄭重考慮“全民發錢”了》這篇文章中用詳細的經濟學原理和資料分析過:給所有人都發錢,完全不是什麼大事,不會對經濟產生任何負面影響,不會產生通貨膨脹。同理,多給勞動者幾天、甚至十幾天假,也完全不會影響到經濟——甚至還會刺激經濟、繁榮經濟。
但根源就在於精英階層中所蔓延數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思想”——生怕老百姓得到一點便宜。很多老闆就這樣,我給你發工資,你就是我的牛馬,你多加班理所當然,你想休假那就是喝我血、吃我肉,一定要把人的價值榨乾到最後一分一毫。
這不是啥陰謀論,“生怕老百姓佔便宜”這種思想,在精英階層內部早就根深蒂固了,發福利是如此,放假多也是如此。甚至於,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精英中過於普遍,導致相當多普通老百姓都被PUA了,一提“發福利”就是“養懶漢”,一提“多休假”就是“沒人幹活”了,屁股自發地坐到既得利益者那邊,膝跳反射都沒這麼敏感。
一直以來,我都致力於破除新自由主義“吃人思想”的魅惑,關於“發福利養懶漢”“發福利拖垮國家經濟”的謬論,我寫過很多文章駁斥,比如:《“福利社會養懶漢”的偏見,還要誤導我們多久?》《醫療、教育、養老:市場化的死路與福利化的出路》《阿根廷別為我哭泣:從“發達國家”跌落的真相究竟是什麼?》

然而還是那句話,新自由主義四十年,這些觀點太根深蒂固了。很多普通民眾,明明他們是發福利、延長假期、限制資本野蠻擴張的受益者,然而被精英們洗腦這麼多年,一提到“發福利”“多放假”三個字,他們就像巴普洛夫的狗一樣馬上條件反射地嗷嗷叫了起來:“不得了啦!養懶漢啦!!!”
曾經的勞動者們透過一次又一次罷工獲得了八小時工作制、同工同酬、最低工資保障、基本福利制度。如果這種情況得不到好轉,新時代的勞動者們恐怕也需要自己的“覺醒年代”,來捍衛自己的閒暇時間和休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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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新書正式連載完畢:《資本囚籠》全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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