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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巴九靈（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這兩年，年輕人興起了一種“48小時出逃式旅遊”。每到週五晚上，他們拖著行李箱奔赴火車站或者機場，嚴格遵循“週五晚出發，週日晚歸”的48小時短逃離原則，挑一座周邊的小城和小鎮，像候鳥一樣在週末時間裡，往返都市和山水間。
與此同時，在近日最新發布的《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中，第二十一條內容成為了年輕人關注的焦點。
“保障休息休假權益。嚴格落實帶薪年休假制度，……加強對各單位休息休假制度執行情況的常態化監督，並將帶薪年休假落實情況作為重點監督內容。……依法保障勞動者休息休假權益，不得違法延長勞動者工作時間。”
“休息”“休假”，頻繁出現的關鍵詞，直指職場人的痛點。昨日下午，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六部門有關負責人介紹提振消費有關情況時也毫不避諱，再次強調：條例針對的就是反映突出的“加班文化盛行”一類的痛點問題。
在此之前，“大廠禁止加班”“HR六點巡樓趕人”的訊息也被熱議。回溯報道，今年以來，包括海爾、美的、大疆在內的多家網際網路和製造企業都接連邁入“反內卷”“禁止加班”的浪潮。
一時間，職場的風向突然從“卷生卷死”轉向了積極對抗“內卷”。
這也不禁讓人發問：職場人的春天要來了？但或許在春天到來之前，部分人的“鏟冰”行動早已開始。
前程無憂《2023校園招聘白皮書》顯示，畢業生找工作最看重的因素中，第一是是成長機會，第二則是工作與生活平衡。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將“雙休”的假期標準視作舉重若輕的考量指標。
面對“職場加班行為”，年輕人也有自己的邏輯和原則，借用此前《人民論壇》對00後職場觀察中一篇文章的總結：“00後”青年更加重視個體價值，抗拒無償無效的加班和形式化的團隊建設。
2022年全國青年發展狀況年度抽樣調查資料顯示，79.57%的“00後”青年對“996”的工作持負面態度，其中，在行為上“堅決抵制”的佔比達到了39.67%，表示“比較反感”的佔比為38.90%。
除了力爭合理的休息和休假自由，年輕人還創造了更流行的“休假模式”。
除了開篇所述的“48小時出逃”，另一種主流的休假模式則是“搭橋假”，即將年假切割成1—2天“橋樑”，串聯法定節假日形成5—7天長假，進行“長途遊”或者“出國遊”，實現“錯峰出行+深度體驗”的雙重目標。
深諳其道的深度踐行者在社交媒體上傳授攻略，小紅書上，“25年拼假攻略”已有超萬篇筆記。
但即使如此，“週末遊”“搭橋拼假”也只有部分職場人能實現。
相當數量的職場人仍然尚未享受到雙休和帶薪休假。《人民日報》2018年的微博調查顯示，能徹底雙休的人不足11.9%，兩天都要加班的佔到32.7%。時至今日，雙休仍然是職場的“輕奢品”。
在官方表述和統計中，雙休、公共節假日、年休假疊加，職工假期天數時長約在114天。
結合現實來看，這一表述落實程度要大打折扣。國家統計局最新資料顯示，2024年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為49小時。每週工作48小時以上的佔比為46.1%。每週工作40小時的佔比僅為14.8%。
根據國家統計局於2024年11月6日的一封答覆函，周平均關注時間的統計口徑指實際工作時間，不包括午休時間。
“5天40小時工作制”為何如此難落實？問題的答案並不複雜。
根據勞動法，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每週不超過44小時，用人單位應當保證勞動者每週至少休息一天。然而，法律並未強制要求雙休，而是允許用人單位根據實際情況靈活安排。這種靈活性為用人單位提供了不落實雙休的空間。
當現實與期望出現顯著落差時，在假期問題上，年輕人神經緊繃。
每逢節假日，“調休”的詞條總是帶著職場人的怒火氣勢洶洶衝上熱搜榜。輿論上，公眾對“調休湊假”的模式怨氣顯而易見，希望政策能得以調整的呼聲也一聲高過一聲。
在年輕人的怨氣和逃離背後，是當下假期的結構性失衡導致類似“休假休不爽”的糟糕體驗。
事實上，“五一黃金週”“十一黃金週”等長假期儘管有效推動了出遊和假日消費，但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人也因苦於擁擠而選擇在家中躺平。
學者王鵬飛和魏翔在《假日結構與勞動生產率——兼論假日政策的有效性問題》一文中專門討論了假期結構的問題。
文章分析了1995年至2015年間136個國家的假日結構離散指數和勞動生產率的散點圖，發現假日結構設定與勞動生產率之間呈現出“倒U型”曲線，即假日結構過於分散或者過於集中都不利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經過測算，最佳假日離散指數為0.98。對比來看，我國2015年假日離散指數為1.12，集中度相對較高。（考慮在十年時間裡，我國休假方法並未發生較大的變化，離散指數或仍適用）。
此外，不同經濟發展程度也對假日結構有不一樣的要求。
▶▷勞動密集型經濟的國家更為適合較為集中的假日結構設定。因為勞動密集型產業主要依靠個人工作經驗和員工身體素質，連續工作“學習效應”的增加能最大程度抵消“疲勞效應”帶來的損失。
▶▷進入服務經濟階段以後，較為分散的假日結構設定就更有利於個體工作績效提升。如果產業的增長方式主要依靠人力資本和創新能力，那麼連續工作的“疲勞效應”對工作績效的負面影響會更加明顯。在這種情況下，透過靈活的假期制度安排，適當降低假日離散指數，更有利於提升國家的經濟效率。
文章據此給出了三條對策建議：適時推動“集中休假”制度向“分散休假”制度轉變，推行彈性工作制以及制定差別化的假日政策。
儘管研究是從“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等偏功利性的目的出發，但對普通人而言，勞逸結合是生活的常態，更好的工作狀態背後必然有著合理的休息打底。
除此之外，文章給到的另一個啟示則是休假制度應該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而靈活調整。
需要改變的理由，是當前休假辦法和經濟發展已有一定程度的錯位。
《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自1949年釋出以來，共進行了四次修改，分別是1999年、2007年、2013年和2024年。四次修改的時間跨度分別是8年、6年和11年。
2007年12月7日通過了《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規定職工累計工作已滿1年不滿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滿10年不滿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滿20年的，年休假15天。至今已有18年。
1995年，國內生產總值57733億元，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0598億元。這一年，城鎮居民人均生活費收入3893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578元。
公報中明確指出“實行五天工作制後，居民旅遊度假時間增多，飲食服務業相應發展，全年飲食業零售額比上年增長29.9%，批發零售貿易業零售額增長22.2%。”
2013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568845億元，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37810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元，全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8896元。國內旅遊收入26276億元，增長15.7%。
2024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1349084億元，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83345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188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19元。國內遊客出遊總花費57543億元，增長17.1%。
2013年至2024年，居民收入和旅遊收入增長呈較強正相關性。對玩樂的需求，是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後的必然結果。
換言之，若制度不與時俱進，反而刻意壓制，只會引來更大的反叛逃離效應。當下政策對“休假休息”的強調，是疏通假期消費的“堰塞湖”，合理匹配經濟發展與休假需求。
從國際經驗來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節點，工作時長和GDP通常都會走出一條負相關性的曲線。也就是隨著人均GDP的增長，休息和休假時間會隨之增長。
韓國在人均GDP達到10000美元之後，勞動時長逐漸下降，目前不到2000小時。
2024年，中國人均GDP已達到了13000美元，早已高於10000美元。工作時長何時引來向下的轉折點？2025年或許可以承載職場人更多的期待。
脫離一切宏觀敘事，個體對假期的渴望，本質是追求精神療愈和自我認知的時間和空間。
2022年，全國總工會“職工生活品質網路專項調查”顯示，近六成職工認為“更多的休閒時間和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生活品質的主要體現，僅次於“收入”，居第2位。
海德格爾有一句名言——“人應該詩意地棲居於大地之上”。與此相對的另一種生存狀態，海德格爾稱之為“常人狀態”，指的是在現代生活中，人們很容易陷入一種機械化的生存狀態，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最終失去對自我的認知。
每一個人都向往“詩意的棲居”，但總受困於所謂的“常人狀態”。所以在兩者之間，人們需要透過一種方式，或者創造一種場景，得以在緊張的日常生活中暫時剝離出去，得到某種情緒上的療愈，從而在那段時間和那個場景下找到自我。
在以“假期推動消費”的宏觀考量之外，休假無疑是現代人暫時逃離日復一日的工作和生活，給自己開闢一個新的精神空間的選擇，是在行動中抵抗喧囂和平庸對自我的侵蝕。年輕人“48小時出逃”的遷徙，即是對這種機械生活的定期叛離。
這場始於“提振消費”的休假，應該成為推動休假制度長期完善和順應經濟水平發展的契機。
這也正符合每一個職場人的期待：我們開始學習休假和休息，學著好好休假和好好休息。
參考資料：
1.《假日結構與勞動生產率——兼論假日政策的有效性問題》，王鵬飛，魏翔
2.《“00後”青年帶來的職場新畫風》，人民論壇
3.《“短逃離”：文旅行業的新風口——年輕人正在用48小時“出逃”生活，解鎖新人生》，TRUE趣遊
本篇作者 | 田偉鳳 | 責任編輯| 何夢飛
主編 |何夢飛|圖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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