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一個很流行的觀點，認為孩子抑鬱是父母、家庭導致的。事實上很難在這裡面建立一個精確的因果關係。抑鬱的發生和多個維度相關，拋開其他因素不談，只怪罪父母，是不公平的。我更傾向於認為，青少年的抑鬱，是社會的某種“疾病”在最脆弱的這群人身上的爆發。”今天分享的文章來自心理康復共居空間——綠汀小屋創始人盛夢露。作為資深記者，她曾深度報道過抑鬱症，並在與3000個休學青少年的接觸中，逐漸形成一套更為系統的養育模式。當孩子覺得“讀書沒意義”、“生活好累”，充滿焦慮時，出路究竟在哪裡？或許就像夢露說的那樣，唯有持續的、溫柔的愛和不帶評判的關注才是解藥。此外，我們邀請了盛夢露老師與藍方、明欣到杭州做分享會，聊聊優績主義至上時代，如何幫助孩子重拾意義感？同步線上直播，感興趣歡迎拉到文末報名或預約直播。
抑鬱休學的孩子如何重啟人生
綠汀小屋 盛夢露
2024.03.16 廣州
大家好，我是“綠汀小屋”的創始人盛夢露。
我們是一家杭州的社會企業，為因抑鬱休學的青少年提供長程的居住式的康復服務，幫助他們“重啟人生”。
青少年抑鬱症如何發生
大家對抑鬱症一定不陌生。但對一個青少年來說，抑鬱症是怎麼發生的？
我認識江俞的時候，她是一個17歲的女孩。她跟我講述了自己人生轉折的那一天：
一年前，她正要離開家去學校，突然發現一個存放作業的隨身碟不見了。一開始她只是急躁。隨後，在她16歲的大腦中，難以說清的事情發生了，一個念頭擊垮了她——“如果我想做到的沒有做到，什麼都做不好，一切有什麼意義？”
然後她崩潰大哭、尖叫，把自己鎖進房間。
之後的一個月，她幾乎是在床上度過的。當她躺在黑暗中，她感到“孤獨從各個方向像潮水一樣湧來”。她被診斷為重度抑鬱症、中度焦慮障礙。一年裡她試過復學，很快又難以為繼，休學在家。
抑鬱症，作為一種疾病分類，只要你的表現符合某些條件，基本就可以被診斷為抑鬱症。但醫學的分類有其侷限，疾病只是理解抑鬱症的一種維度。我們稱之為“抑鬱症”的東西，是一種複雜的人類困境。
在醫學上，抑鬱也不是單一病種，而是一個譜系，它和遺傳、大腦的生理性病變、身心狀態的失衡有關，同時受到養育環境、成長環境、社會環境的影響。所以對一個患者來說，抑鬱症的體驗和他的自我、人生歷程是攪和在一起的。這也是為什麼，抑鬱症無法透過單一的醫療手段完全治癒。
在中國，受抑鬱症困擾的青少年有多少呢？因為統計口徑的不同，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估測在近千萬到三千萬之間。
他們當中無法正常完成學業的人有多少呢？根據我們的估算，從初中到大學，有近200萬人。
這麼多的孩子，都在經歷一種被共同命名為抑鬱症的困境。
我作為一名曾經的抑鬱症患者感同身受，很自然地希望為他們做些什麼。但幫助的前提是理解。於是我問自己，我真的知道，抑鬱症對孩子們意味著什麼嗎？
⚠️ trigger warning：以下含有自傷自殺相關內容，若引發不適，請根據自身情況暫停閱讀或觀看。
重新理解抑鬱的孩子：“失控”的人生
我已經接觸了一百多個抑鬱症青少年。如果要找一個詞形容他們的處境，“失控”是比較準確的。
可能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樣，青少年抑鬱症患者最先失控的往往是身體，術語叫“軀體化”。
很多孩子最開始的感受是身體不適，腹瀉，腰痛，頭疼，四肢疼，胸悶，呼吸困難……通常是在各個科室查了一遍都找不到原因的時候，醫生會提醒，你去看看精神科吧。
然後是情緒的失控。這種失控的表現有很多，比如情緒突然崩潰、尖叫、哭泣，一哭可以哭幾個小時，有的人還會經歷瀕死感，還有情緒非常亢奮認為自己無所不能，也有人一天花十幾個小時打遊戲玩手機。這些行為在旁人看來往往意味著不正常、脆弱。
當我剛開始接觸抑鬱青少年時，我也無法完全理解他們的某些行為，比如自殘。直到我認識了一個叫彥君的17歲女孩。她被先後診斷為重度抑鬱症和雙相情感障礙，已經休學一年。
休學前那一年，在學校的時候，從早上六點半到晚上九點半晚自習結束，她可以一整天不離開座位，只是學習。但到期末，她發現自己什麼都沒學會。直到有一天，她不小心在手上割開一個口子，看著血流出來，她突然感到一些安慰。兩天後，她開始偷偷去廁所用小刀劃自己的手臂。
我小心翼翼地問她割手的時候是什麼感覺，她說，割完很痛，但是很爽。她向我解釋，這種爽，一是像抽菸，可以緩解焦慮，人能冷靜下來。二是能讓麻木的自己有活著的感覺。三是想懲罰自己。
這個場景一直停留在我的心裡。那些大家以為的脆弱和不正常，其實是孩子們努力活下去的嘗試。當你需要感受疼痛、看見鮮血來緩解情緒的時候，說明其他所有能處理這些情緒的方法幾乎都失效了。那些傷口、那些行為其實是一種無言的求救。
對於抑鬱的孩子，失控的意涵還有一重，就是對迴歸尋常生活的無力感。大家常說，抑鬱症就是大腦的感冒。這句話在消除大家的病恥感、和對抑鬱症的妖魔化上確實有幫助，但也有點過於輕飄了。
雨青是我認識的另外一個孩子。她在大三那一年得了抑鬱症，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她以為自己好了，就停了藥。但幾個月後，每天醒來，她的腦子裡有一個揮之不去的自殺的念頭，她說，“之前我覺得自己只是一個得病的正常人”。在這之後她覺得不是這樣，“別的病不會給你的大腦植入一個死的念頭”。
我問她，得抑鬱症對你來說有積極的影響嗎？她說，沒有比這更壞的事了，因為努力的能力被剝奪了。
所以抑鬱症對青少年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他們在一個脆弱、充滿變化和不確定的年齡，遇到了僅僅靠他們自己很難掙脫的困境。
他們承受著身體的疼痛，難以處理的情緒，還有非常強的異類感和無力感。當他們被迫停下腳步，曾經的朋友、同學以一種非常具體可感的方式，踩過他們的腦袋往前走，低人一等的痛苦鮮明又殘酷。
很多孩子告訴我，當他們再勉強回到學校的時候，都需要用非常大能量撐著自己，讓自己看起來正常一點。但在內心，他們覺得自己是不正常的。就像站在人群中的一個個孤島。
重新理解抑鬱的孩子：社會的“疾病”
理解這些孩子，除了個人的體驗，還需要把他們放在一個更大的視角。
大家經常問我一個問題，什麼樣的孩子會得抑鬱症？
根據經驗和資料，某些人得抑鬱症的機率更高，例如有過心理創傷的孩子，有家族遺傳史的孩子。但抑鬱症無法預測，任何人都可能患病。無論是成績優異還是普通，家庭優渥還是困難，外向內向，無論父母的職業。
現在有一個很流行的觀點，認為孩子抑鬱是父母、家庭導致的。事實上，很難在這裡建立一個精確的因果關係。像剛剛說的，抑鬱的發生和多個維度相關，拋開其他因素不談，只怪罪父母，是不公平的。
我更認同的觀點是，在一個充滿愛的家庭里長大的孩子，得抑鬱症的機率更低，抑鬱後康復也更順利。好的家庭氛圍是抑鬱症的保護因素。
我看到很多家庭在孩子抑鬱後，父母也垮了，有的甚至也抑鬱了，更難去支援孩子。其實整個家庭都是需要被社會支援和關愛的。
所以，我更傾向於認為，青少年的抑鬱，是整個社會的某種“疾病”在最脆弱的這群人身上的爆發。
為什麼說脆弱呢？從資料上來看，青少年時期是抑鬱症等精神疾病的高發時期。
我曾經採訪過一個北京的精神科醫生，他告訴我，青少年抑鬱症的產生機制是“生理問題受社會性因素的激化”。
青春期的大腦，因為負責理性的部分還未成熟，是情緒主導的。而青少年最重要的變化是社會化，他們最需要的是認識自己的情緒、慾望，學會與人相處，並透過和他人的互動尋找自我，確定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
但這個過程被現實壓抑了。當下，無論是家庭、學校，還是社會，都在反覆強調一種只注重培育智力的學習氛圍，和充滿競爭的人際關係。對於如何面對情緒困擾，如何處理人際關係、親子關係的矛盾，如何在過載的數字資訊中看清自己的人生方向，幾乎沒有人教過我們的孩子。
大約100年前，一個美國人類學家米德來到了南太平洋上一個熱帶島嶼，那個島上住著一個叫薩摩亞的原始部落。她發現，由於社會盼望年輕人能像花朵一樣慢慢地、平靜地開放，薩摩亞少年在成長過程中輕鬆而愉快，在別處會出現的青春期的不安和壓力在這裡消失了。
儘管這項研究存在爭議，但它提醒了我們，人們時刻處在無形的社會結構之中，我們的身心其實是在與環境的互動中成長起來的。
我們需要反思的是，我們的社會，是如何盼望一個孩子的成長的呢？
如何幫助困在家中的抑鬱青少年
說到這裡，大家可能會覺得，青少年抑鬱的問題如此複雜，牽涉的層面那麼多，怎麼幫助他們康復呢？
四年前，我在國外讀書，當時我發現，在歐美，支援抑鬱青少年康復的服務非常全面，有基金會和學校合作的專案，有政府資助的社群中心，有醫院主導的康復服務，也有商業化的康復中心。
當我回國的時候，決定結束四年的記者生涯，從旁觀者的身份轉向一線去幫助抑鬱的青少年。當時我的想法是在國內找一個成熟的機構去工作。但我發現，在中國，這一個領域幾乎是空白。
剛剛說，因為心理、精神困擾而無法順利地完成學業的孩子，在中國大約有200萬。結束醫院的治療後，他們去哪裡了呢？幾乎都困在家庭中。
一個在精神科住院部工作過的朋友告訴我，她發現有幾個孩子反覆地回來住院，不是因為病情波動，其實是來醫院交朋友，因為回家之後無處可去。
一個孩子曾經跟我說，生病在家的那段時間，幾乎沒有什麼值得記憶的，就是同樣的日子重複了無數遍。他們幾乎不外出，沒有現實中的社交，和父母的關係很緊張，或者很疏離。這其實不是一個有利於康復的環境。甚至長此以往，會強化孩子的困境，造成社會功能的衰退。
正是因為抑鬱症的複雜，它的康復需要多維度的支援，在醫療之外，還需要配合心理治療和社會化康復的支援。目前，這幾塊的資源都很缺乏。但相比而言，社會化的支援是最缺乏的。為什麼呢？簡單說，吃力不討好。
社會化的支援需要場地、重人力，還需要能夠在漫長的恢復期給孩子穩定、持續的支援。這對一個機構來說，就意味著成本高、風險高、又不賺錢。所以在各種資源匱乏的情況下，支援抑鬱青少年康復、迴歸社會的服務基本處於市場和政府雙失靈的情況。
造一座「綠汀小屋」
三年前，我剛回國，認識了一箇中年人老鄒，他已經幫助了許多抑鬱青少年。他恰好在杭州有一幢閒置的四層小樓，想用來安頓一些向他求助的休學青少年。我們一拍即合，既然沒有現成的地方，那我們就來自己建造一個。
▲ 滑動參觀綠汀小屋
就這樣，2021年10月，“綠汀小屋”迎來了最早的六個孩子。
我們在這個四層小樓裡，六到八個初高中的孩子，三五個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十幾個人至少要在一起生活一個月。在小屋生活的場景常常讓我想到電影《小偷家族》，我們就是一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大家庭。
最開始，小屋應該是什麼樣的，我們並沒有非常清晰的設計。小屋是在和孩子們的互動中感知到他們的需求而創造的。
它首先是一個“溫暖的洞穴”。剛到小屋的孩子，常常還帶著沉重的殼，就像受傷的小動物，身心是蜷縮起來的。我們的第一個目標，就是能讓他們放鬆下來，感到安全。
在小屋的一天通常是什麼樣的呢？我們會安排好每一天的活動，但把決定權留給孩子。如果你需要別人的幫助，我們會幫你。除此之外，你可以決定幾點鐘起床，是否要參加活動，或者在活動中途離開，都沒問題。沒有人會責怪你“花了錢來這裡就是來躺平的嗎？”
事實上，我們歡迎躺平，我們甚至會和你一起躺。對一些習慣追求完美的孩子，學會自在地躺平，也是一個功課。
這是我們一週的大致安排。活動會結合大家的興趣和需求來設計，這其實更主要地是給大家提供一個生活的節律，創造社交和深入瞭解彼此的機會。
在活動之外，我們有大量時間只是彼此陪伴一起生活。比如一起做飯，一起打球散步，一起打遊戲、聊八卦。
小屋很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在規則之上，百無禁忌。比如，青春期的孩子們，對性的話題充滿天然的探索欲。大家可以暢所欲言，我們也會很坦誠地和孩子們聊。
在小屋也有很多看起來很離譜，很瘋狂的活動。
春天，我們會跑到鄰居的院子裡摘柚子。夏天，下著大雨，我們四仰八叉躺在小區空蕩的路上，感受馬路的溫熱和雨水的清涼。秋天，我們加入廣場舞的隊伍和大爺大媽一起跳。還有一次，我們假裝明星和保鏢衝進西湖邊的奢侈品店，來了一場行為藝術。
這些看似不著調的活動背後是小屋一直在踐行的文化——“不暴力、不評判、包容多元價值”。這是創造一個安全的療愈環境必不可少的。一個讓孩子在心理能夠感到安全的核心就是“接納”。我們希望透過我們的文化環境逐漸地滲透給孩子一個信念，就是“無論我是什麼樣的，無論我成功還是失敗，真實的我都能被接納，都值得被愛。”
後來我在國外的文獻裡看到了一個概念，環境療愈。這和小屋的理念不謀而合。它的一個定義是，“療愈性地運用生活經驗”。儘管看起來這種方式很溫和，但長時間會形成很大的累積效應。
我們做的就是用一種新的環境，慢慢地影響青少年，去衝擊舊有環境帶給他們的傷害和困境。
陪伴者：用新的關係，重新養育一個抑鬱青少年
這個療愈的環境中，很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是關係。
其實困境中的孩子需要的，和所有孩子是一樣的，形成健康依戀的養育，管理日常生活，處理各種阻礙發展的困境。說白了，我們做的就是用新的關係和模式，去重新養育一個抑鬱青少年。
那麼在父母之外，誰能夠勝任呢？
首先想到的是心理治療師、諮詢師。但國內面臨的困境是，這個行業的體系尚不完善，靠譜的專業人士人數非常有限。而且，在心理治療的設定下，干預的強度大約在每週1到2個小時。有專門服務青少年的心理諮詢師找到我，認為這樣的幫助對一個青少年來說很不足夠。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創造了一個全新的角色——“陪伴者”。他們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有專業背景，也充滿能量和活力，可以很快地進入孩子的世界，跟他們建立很深的關係。
▲ 綠汀小屋的陪伴者們
那麼，一種能療愈孩子的，好的養育模式是什麼樣的呢？
第一，是用真心。
一位心理學家說的一句話我非常認同。他說，受傷的孩子需要關心。受傷的心和糾結的胃需要關愛，才能慢慢恢復。這種關愛就是持續的、溫柔的、不帶任何評判的關注。
我們就是在踐行這種關愛和關注。想更深地影響一個孩子，首先需要建立很深的信任和依戀關係。我陪伴過的一個孩子，在分別的時候，我問她在小屋印象最深的事是什麼？她說，有一次生病很痛苦，我給了她一個非常溫暖的擁抱。
還有一個孩子，她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和陪伴者在小區散步，走到車庫，她因為一些情緒不想回家，陪伴者就陪著她在車庫裡來回地走，走了很久，也不催促。她說，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她不需要費勁就能獲得別人真心的關注。
陪伴者的工作更多的是在日常中持續地給孩子關愛和能量。它的核心是一種情緒勞動，而它的價值往往被低估和忽視了。家長通常覺得購買的服務價值體現在每天有幾個小時的活動或者和陪伴者有幾個小時的一對一談話。但陪伴的價值，往往在無法被量化的那些大量的生活的細節裡。
剛剛說過，情緒的困境是抑鬱青少年們非常普遍的困難。其中很大的原因，是他們還沒有學會如何識別和表達自己的情緒。他們缺少示範，也缺少練習。當他們有情緒的時候，他們通常的表達是，我emo了，我很難受。但難受的背後是什麼，他們很難說清。
所以，陪伴者需要成為孩子的第二大腦。
我們需要敏銳地察覺到孩子的情緒，然後及時地、用各種方法，儘可能地幫助他表達出來。有時候，可能是別人飯桌上一句無意的玩笑，陪伴者意識到自己陪伴的孩子可能會因此憤怒或羞愧，就會立刻說出來。這也是在給孩子做示範。
另外，在一對一聊天的時候，我們也會藉助非語言的工具，比如情緒卡牌，幫孩子更容易地表達。比如有一次，我陪伴的一個女孩因為無法上學的事而悲傷自責焦慮，但談話時她拒絕提及。我就拿了一些圖畫卡牌給她，請她隨意選一張，我們互相描述看到的內容。我用一種間接的方式幫助她表達出了當下的感受。聊完後，她開始哭泣。
最後，很多家長會希望我們去改變孩子一些頑固的、消極的認知。在心理學界，一個主流的方法叫CBT，認知行為療法。一般來說，它會透過談話的方式，幫助來訪看到他的情緒來自一些錯誤的認知，然後用新的認知去替換它。
但我們會發現，這一套對抑鬱青少年來說很難。我們找到了一個對他們更有效的方法，就是用體驗影響孩子的認知。
舉個例子。一個社恐的孩子，因為害怕自己的表現不夠完美、害怕別人的評價，而不敢當眾展現自己。大人們通常會怎麼做？告訴他，不要管別人怎麼看！你要相信自己！
小屋的陪伴者是怎麼做的呢？有一次，我們帶著幾個自稱社恐的孩子們在小屋組建了一個樂隊。最後一天，我們在商場表演。剛開始，孩子們還有點害怕，我們幾個陪伴者先衝上去熱場、表演，也不在乎是不是跑調了，只是玩兒。
當時有一個社恐的女孩兒，她不敢上臺，就坐在舞臺的邊邊上，背對著觀眾表演。期間她好幾次來找我，說感覺緊張死了。但最後，她戴著一頂帽子，衝上了舞臺，獨唱了一首她很喜歡的歌。當時我們在臺下，無比激動。她完成了一個非常大的自我突破。
在改變認知這件事上，我們不會用語言去勸服，但透過他們自己切身的體驗，給孩子的大腦植入一個“相信自己”的念頭。
要形容什麼是好的陪伴或者養育，小屋的經驗告訴我，那就是陪著孩子走路。你不拉著他走，也不拋下他自顧自走，而是和他並肩，隔著一點距離，陪伴他。這個過程你會發現孩子可能會進一步退三步，但也沒有關係，每一步都是成長的學習。康復是一個螺旋上升的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們的環境和方法，在兩年的時間裡初步被驗證是有效的，70%多的孩子在離開小屋後在情緒和社交能力上有了明顯的變化。
何時重啟人生
什麼時候，我們可以說這些孩子擺脫了抑鬱症的困擾，重啟人生了呢？
很多人，包括家長和孩子的期待，都是回到學校。
但我想先分享一個孩子生病前在學校的生活。攀枝花男孩振飛，他在成都一所重點高中借讀。他孤注一擲地學習，沒有朋友，不參加集體活動。最多的時候，他一個週末要補2節數學、3節物理、2節化學、1節英語、1節語文、1節生物。每天洗漱花十分鐘，吃一餐飯十分鐘。一次考試失利後，他和老師、母親爆發了激烈的矛盾，隨後患病、休學了。
他的故事是一個縮影。讓我想起哲學家韓炳哲的的觀點。他認為我們當下的社會是一種“功績社會”。在“功績社會”裡，我們每個人都把自己變成一個需要不斷自我完善的專案，在“一切皆有可能”這樣的理念構築起來的所謂自由中，我們在不斷地逼自己成長，目標是獲得最大化的市場價值。
每個人以這種方式進行自我剝削。當我們難以為繼時，抑鬱症爆發了。這首先是一種倦怠感，然後慢慢導向一種毀滅性的自我譴責和自我攻擊。
所以在面對這樣的困境時，我們不希望急迫地送孩子們回學校，繼續曾經的輪迴。根據我們的經驗，孩子們大多有非常強的復學意願，當障礙被掃除，回到學校、迴歸學習是水到渠成的。但我們希望，當孩子再次回到學校，已經有了新的內在系統。
說到這，我想給大家分享小圓的故事。
小圓今年17歲，她15歲時被確診雙相情感障礙，住院結束後來到小屋。第一次住了五個月，離開時她的狀態看起來很不錯——和陪伴者建立了深厚的關係、也找到了很好的朋友，找到了感興趣的事情。但一段時間後，她的狀態波動，又回到小屋住了兩個月。
她後來回憶，第一次離開時，自己狀態看似恢復了，但內心仍是一種“假性的積極”，是在父母的聲音、外在聲音驅使下的積極。
第二次離開小屋時，她感覺自己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因為這次她的內驅力“完全是為了自己”。這次離開後，她明確了未來的目標，開始在留學機構上課，堅持鍛鍊身體。最近再見到她時，她和一年多前判若兩人，身上散發著一種無法遮擋的能量感。
還有很多孩子，像小圓一樣，從小屋離開後開始了不一樣的人生。他們有的迴歸了校園，也有去旅行和創業的，有的開始獨居，有的搬回家重新接納了父母，也有繼續留在家裡，但內心變得更穩定，也有了對未來的計劃……我們為他們每一個人感到開心和驕傲。我們希望告訴孩子，所謂的康復，不是立刻成為社會認可的“好孩子”，而是慢慢來，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樣子。
我們希望，在小屋這個空間裡，創造出和孩子們日常體驗不同的文化，給孩子足夠的安全、溫暖，然後期待他們像花朵一樣，慢慢地、平靜地開放。
我們每個人能做什麼
小屋成立兩年的時間裡只服務了約80個孩子。這個過程中也充滿了挫折和艱難。
那麼，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
首先，我們期待我們的努力成熟的那一天，這種服務模式可以擴大規模，幫助更多人。因為抑鬱症的複雜，能夠幫助他們的方法一定不是單一的。我們率先地做了這樣的努力，可以給更多人看到信心，由此撬動更大的社會力量去做類似的事情。這也已經慢慢成為了現實。這兩年裡，全國有不少機構來向我取經，說想在當地做類似的服務。
其次，我希望小屋的實踐能產生更大的影響力。
剛剛說到，抑鬱症是一種複雜的困境，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和這個社會環境互動產生的。因此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他們，也都可能支援到他們。
所以我很希望我今天在這裡的分享，還有小屋的實踐，可以打破疾病的標籤對我們的區隔。希望我們能看到每一個被抑鬱症困擾的個體，作為一個完整的人的存在，看到他們身上承受的痛苦有複雜成因，也看到他們所謂的不正常和脆弱也可以是他們的美麗和力量。
最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個我的故事。在患者身份之外，我也是一個患者家屬。我的父親在18歲的時候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從此他幾乎所有的人生都困在家庭裡。他是幸運的，擁有了婚姻和孩子。更多的病人隱匿在醫院和家庭，成為被社會遺忘的一個數字。
在很深的病恥感之下，這一直是我們家的一個秘密。我小時候也無法理解他，對他憤怒又無奈，為什麼我不能有一個正常的父親？成年後我用了很長的時間去理解他，但也很遺憾，我已不能幫他改寫人生。
所以做小屋這件事，對我來說，也是在用行動和我的遺憾和解。當我面對正在經歷精神疾病困境的孩子，我其實回到了我父親的18歲、爺爺奶奶還是年輕父母的時候。
我想告訴他們，不必強求所謂的“正常”。因為精神疾病不能定義一個人的本質，它只是人生困境的一種。在一個支援性的環境和關係中、在一個抱持的社會中，它並不會阻礙我們實現個人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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