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家長，我們當然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健快樂地長大，但面對孩子突如其來的情緒變化、冷漠、叛逆，我們又常常不知所措，甚至懷疑是自己哪裡做錯了。今天這期節目，我們請來了王慧醫生——北京頂尖三甲醫院兒童精神科專家，聊聊孩子們的事，希望幫助你看到一些思路和答案。
王慧
北京頂尖三甲醫院
兒童精神科
副主任醫師
文字內容摘自本期播客，完整音訊見文末
特別感謝音訊剪輯和文字整理夥伴：沒事喵一個 蓓蓓
菠蘿：從臨床的統計來看，現在青少年的抑鬱問題或者心理問題是真的變多了嗎？
王慧醫生：國內之前沒有全國性的、大型的資料。但近幾年最新的資料顯示，6到16歲的在校學生，重度抑鬱症患病率是2%，但這個資料估計比實際情況要低。
首先，在6到16歲的這個年齡範圍內，年齡越大、抑鬱發生率越高，尤其是中學階段，所以6到10歲這部分稀釋了總體的機率。其次，這項統計只包括了在校學生，很多孩子如果到了一定的痛苦狀態，可能已經無法上學，沒有被統計進去，所以現實世界中比例會更高。
除了患病率，還有很多研究資料是調研抑鬱症狀，也發現抑鬱症狀的發生率這兩三年比之前更高了。有研究發現，就全球的資料來看，疫情後，焦慮情緒的增長幅度還是比較大的，尤其體現在青少年中。在國際上，青少年因為精神問題去急診求助的機率也更高了。
菠蘿：在中國，抑鬱和經濟發展有直接的關係嗎？一線城市會比二線城市、三線城市更嚴重嗎？
王慧醫生：很難單一地講，只能說有地區特點。比如有些城市整體的教育更卷一些，競爭更激烈一些，問題可能會更多一些；留守兒童多的地區，學業沒有那麼卷，但又有其他的壓力和問題，同樣有比較高的抑鬱發生率。
菠蘿：從心理角度來看，你如何看待現在的教育對學生管得特別嚴，希望出成績這件事情？
王慧醫生：目前，國家從政策上一直在給家長、學校、孩子們解綁，包括雙減、增加體育活動，保證睡眠時間、推遲上學時間……一直在努力保障孩子們的心理健康。
每個家長的教育理念都不同，但不管在哪兒，如果只用成績去衡量一個孩子的價值時，都會是一個高壓的刺激。所以家長們應該從人格健全、心理健康的角度去評價孩子，幫助他能有更多元的自我價值的認同。
菠蘿：現在抑鬱症很多，這是後天環境造成的，還是先天的？
王慧醫生：我在這個領域裡工作了十幾年的時間，在早期階段，兒童、青少年的情緒障礙、抑鬱還沒有那麼多，更多的是成人抑鬱症。那時的抑鬱症大多都有生物學的特點。
隨著時代轉變，在社會心理因素的影響下，情緒問題越來越多。在兒童青少年門診，因情緒問題、抑鬱症來就診的人群比例在增大。對於他們，不能只考慮生物學因素，心理因素的誘發還是比較重要的一部分。從醫學角度來講，青少年抑鬱是多種因素的綜合結果。
菠蘿：我們70後、80後這一代，小時候調皮時，經常被老師和家長罵，但以前好像出現心理問題的人很少。是因為以前沒有這個理念嗎？還是現在的環境讓孩子更加脆弱呢？
王慧醫生：這個問題也是很多家長的困惑。大家預設一個假設：孩子抑鬱是因為家長的批評或者嚴格要求造成的。但事實上這個假設不能夠完全成立，現在的青少年面臨的問題有很多。
比如電子產品、社交媒體的使用。很多國際研究顯示，如果孩子用電子產品一天超過3小時，抑鬱焦慮的情緒風險會增加。目前不建議超過2小時。
其次，隨著物質的富足，現在他們面臨的競爭壓力跟我們那會兒也不一樣。孩子們容易陷入一種精神困境：我是誰？我在哪裡？他有更多的空間和時間去思考這個問題，然而這個問題其實是很複雜的，是否有足夠的支援和精神引導，讓孩子穿越這樣的自我認知的過程，我覺得是對很多家長的巨大考驗。
當然還有同伴關係等其他的因素影響。
菠蘿：有人說現在的心理問題和戶外活動時間的減少有關係，這是真的嗎？
王慧醫生：是的。所以現在很多檔案要求中小學生，每天要有40分鐘以上的戶外活動。在臨床中，有一些輕度的情緒問題，運動就是一種處方。孩子們處於生長發育階段，運動、光照對生長發育、大腦神經發育都是非常好的保護因素。很多孩子覺都睡不夠，熬夜也是剝奪了他們神經發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這也會增加抑鬱的風險。
菠蘿：怎麼判斷孩子是正常發育過程中的叛逆，還是真的心理問題呢？
王慧醫生：首先兒童青少年成長階段是有發展性的困境的。這個階段心理發育快速變化，會經歷很多煩惱挫敗，然後再慢慢去完成一些成長，就是俗稱的叛逆期。但是抑鬱跟叛逆不一樣，很重要的一點區別就是，抑鬱會影響孩子的社會功能，孩子會很痛苦，上學、社交、飲食、睡眠都會受到影響。而叛逆比較典型的是跟父母頂嘴，不認同。
我們鼓勵家長去認識青春期的特點。孩子們的思維在發展，慢慢有自主的邏輯判斷，不會完全聽信於他人，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成長髮展現象。家長應該鼓勵孩子發表自己的觀點，幫他完成自我確信的階段。但很多時候家長可能沒有意識到這個特點，擔心管不好孩子，他會做出危險的事情。
如果家長硬管，孩子就更反叛，這種互動模式把叛逆升級了。這個時候不只是孩子叛逆，親子關係也有點緊張，雙方都有需要調整的地方。
菠蘿：青少年的抑鬱和成人的抑鬱相比，康復的機率有區別嗎？
王慧醫生：首先青少年抑鬱不需要終身服藥。研究顯示，一半的成人抑鬱在14歲之前就有了一些徵兆，起病於青春期。青春期是個很高危的階段，發生抑鬱的機率比成人更高。當孩子抑鬱，需要的不只是治療，還要有家庭、學校一起來幫他。只要按醫囑，按科學的方法去治療，大部分孩子的預後還是非常好的，青少年有非常多的可塑性。
關於青少年和成人的抑鬱的預後哪個更好，目前沒有辦法精確對比，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受資源限制。成年人面臨失業、面臨感情問題，很多現實的壓力沒有人幫他，他的資源比孩子更少。
菠蘿：現在心理問題越來越多，這方面的資源還是很缺的？
王慧醫生：非常缺少，這不僅是我們國家，也是全球巨大的一個挑戰。WHO（世界衛生組織）推薦每十萬兒童青少年人群裡要有47個兒童精神科醫生，我們國家目前的兒童精神科醫生大概只有兩千多人，按照人口比例來算，還遠遠不夠。
在美國也非常少，只有10000多個兒童精神科醫生，平均年齡是52歲，而且他們也會面臨資源的極度不平衡問題。
並不是所有的兒童青少年心理問題都要由兒童精神科醫生來解決，它是一個金字塔模型。最底下是self-care（自我照料），再上面是社群醫院或者綜合醫院的心理科，再往上才到專科。
菠蘿：以前我以為抑鬱的人精神會比較低落，有一次我遇到一個有抑鬱症的青少年，我完全看不出來，甚至覺得他是一個積極陽光的人。抑鬱有不同的亞型嗎？患有抑鬱症的孩子，會在不同的時間表現出不同的情況嗎？
王慧醫生：抑鬱症本身就挺個體化的，因為每個人的人格底色不同。比如有些成年人原來是非常外向的人，現在變得深沉一些，但還是比內向的人更活潑。對於兒童青少年就更加不典型，因為他的大腦感受情緒的腦區沒有完全成熟，所以對情緒的感知很強烈，但是自己很難表達清楚，所以很多孩子青春期抑鬱的時候，表現的是暴怒，容易發脾氣。孩子還可能有創傷的問題。創傷的防禦機制就是麻木，感覺不到高興或不高興了。
還有的孩子說過自己抑鬱，但周圍人不能接受，他就越來越迴避這樣的表達。有的孩子很善良，希望周圍人不要為他擔心，也會表達出來樂觀，但其實內心在下大雨。
很多孩子不是一直低落，只是比以前低落的時候更多，遇到高興事能高興起來，但一會兒又低落下去了。
抑鬱症狀也會有地域特色，當週圍環境都不善於表達感情，強調堅強時，孩子的抑鬱都是以軀體化為主。他們會說自己頭疼、胃疼、渾身不舒服，但絕對不說我不高興，因為軀體化是一個大家能接受的表達。家長覺得孩子經常難受，檢查身體又檢查不出來原因時，就要考慮跟情緒是否有關係。
菠蘿：精神科醫生和心理諮詢師有區別嗎？家長擔心的時候，應該先去看精神科醫生還是心理諮詢師？
王慧醫生：在國際上是一個三角的綜合服務模型，孩子遇到困難時，在家庭裡向家長求助，在學校向老師求助。不管是教育工作者還是家長，都應該學習一些基本的心理健康知識，孩子的一些訊號才會被注意到。比如短期內成績下降很多、笑容變得很少、容易哭、容易跟別人鬧矛盾，或者有一些言語讓人不放心等等。發現這些症狀，老師可以跟家長溝通，讓家長多關注孩子，也可以找學校的心理老師。
但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不管諮詢師還是心理老師，他們的能力也在成長中，能承接多少是很難講的。國內有些做得比較好的城市，學校心理老師的水平是非常高的，也跟醫院建立了一定的聯絡，轉接系統非常流暢。所以這是一個系統工作，體系還需要完善。
菠蘿：您能不能透過案例給我們介紹一下，讓您印象比較深刻的孩子，是什麼原因到了您那兒，最後您怎麼判斷，以及給出了什麼樣的建議。
王慧醫生：每個孩子都是一個故事，都有不一樣的情況。我曾經遇到過一個住院的孩子，已經住進病房了，還是特別抗拒，一直說我肯定是要自殺的。
我們就會跟孩子說：“你一定是感受到了非常大的痛苦，才會去想自殺。”你要去看他經歷了什麼，為什麼要這樣，在建立關係的過程中，孩子會把他的經歷告訴你。
很多孩子會講爸爸媽媽對他的要求是什麼，在學校和同學關係不是很好，或者覺得自己一無是處等等。剛開始聽，你會覺得太糟糕了，家長怎麼能這樣。但當你深入去問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覺得爸媽不好，他可能會說最近一年。所以，情緒和他的經歷其實是互動影響的。一個人抑鬱後，像戴上了墨鏡，看很多問題會變得更糟糕。他的描述當中有一部分是基於現實，還有一部分是受情緒影響，認知更負面了。
之前有個孩子，他自己就能夠體會到抑鬱給他的認知帶來影響。他說，我之前心情好的時候，畫誰都像男愛豆，現在心情不好，畫誰都長得很兇。
現實因素下，我們要對家長做一些家庭指導，安撫家長情緒，不要過於內疚和恐慌，孩子現階段最重要的是防自殺，先保住孩子安全。然後我們再跟家長評估，有的孩子是心理因素為主，就做心理治療；有的孩子情況很嚴重，他已經聽不進去任何話，甚至已經有了幻覺妄想，那需要用一些藥物去做調整和改善，在藥物治療過程中慢慢加上心理治療，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很開心的是，在家長配合下，這個孩子最後恢復得還不錯。但是有一些孩子的控訴是真的，他確實經歷了家庭衝突、暴力或者學校霸凌、網路霸凌，要康復起來需要經歷更久的時間。
菠蘿：你們怎麼跟家長來聊這些事情？
王慧醫生：作為一個兒童精神科醫生，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跟他的家庭先建立治療聯盟。如果家長有情緒，對醫生不信任，就很難跟醫生一起形成合力去幫這個孩子，孩子的治療之路會變得更曲折。
就門診來看，大部分家長還是挺積極的。前兩年在門診遇到的家長都是孩子有過自殺行為了，病了一年多甚至兩年了才來醫院。現在很多孩子出現症狀幾個月甚至半個月，家長就帶來看了，我覺得這是很好的變化。
我會跟孩子說，你能來到這裡，你很勇敢。你願意求助，這是非常棒的品質。我想告訴你這不是你的錯，在你這樣的年齡段，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孩子會有這樣的情緒困擾，在一些特定情況下比例會更高，這不是你的錯。
其次，我會跟家長說，這也不是你們的錯，這是綜合原因，如果想要幫到孩子，我們需要一起努力，我們要做一些改變。
菠蘿：一個專業上最大的錯誤就是把家長和孩子形成對立，或者讓他們的關係變得更遠。應該把大家拉在一起，作為一個聯盟，一起做出改變。
王慧醫生：沒有家長不愛孩子，但是家長也是第一次當家長，他需要學習。每個孩子都是他的老師，即便有兩個孩子，老二和老大也是不一樣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去幫他們建立起更好的溝通模式。
菠蘿：孩子突然對家長說，還不如從樓上跳下去算了。遇到這種情況，你建議家長怎麼去判斷或者怎麼去溝通，來確定孩子真的有這種意願，還是隻是一時衝動？
王慧醫生：其實家長很難判斷。在難判斷的情況下，一定是安全第一。首先要意識到孩子非常痛苦才會說出這句話，他的痛苦一直沒有被看見，只能用這樣的方式才能讓家長注意到他的痛苦，才能夠制止家長的一些讓他不舒服的行為。
有家長會說，他是不是故意嚇唬我？這樣的想法很危險，一旦發生嚴重的後果，將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悲劇，所以家長要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要相信孩子說的話背後肯定有他的痛苦，不要說他有問題，要說我很擔心，你肯定很難受，作為父母我也想學習，我們可以一起去尋找專業的幫助……以這樣的姿態跟孩子去討論是更好的。
要看見和接住他的感受，不會有人平白無故說我不想活了。
菠蘿：把孩子送進競爭性強的學校是重要的誘因嗎？還是說有更深層次的原因，或者更漫長的過程？
王慧醫生：我覺得答案可能在孩子身上，它不是一個通用性的答案。孩子為什麼不願意上學，是因為學業壓力？還是因為學校裡有什麼不愉快的事情？還是其它什麼事情？有的孩子覺得學校本身蠻好的，是因為家長對成績的態度而討厭學習。
菠蘿：說到抑鬱，很多人都會認為只是心情不好，你應該堅強一點。這種說法是不是會讓情況更糟糕？
王慧醫生：我們的文化一直是倡導堅強，鼓勵勤勞吃苦，堅強有韌性。在這種文化當中，很少去表揚一個人。我們想問題很容易從負面角度去想，這種負性的思維讓人很有壓力。孩子感受到痛苦，願意去表達、求助真的是一項能力。願意承認自己不舒服，是一項很好的品質和能力，需要被看到和提倡。
菠蘿：我知道你一直致力於做科普教育，在過去幾年，你做了一些什麼工作來幫助大眾認知這些事情？
王慧醫生：我之前透過官媒或者醫院的平臺去做一些科普動畫、書籍。這幾年在做的是基於學校的心理健康的促進。學生在學校的時間是最長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心理成長階段。尤其是經濟不發達地區，留守兒童很多，家長不在身邊，孩子住校，老師的身份就格外重要。
我在不同地區做了很多調研，老師也希望能夠具備一些知識去預防、早期識別和幫到孩子們。所以我更多的是在做教師的培訓，不是心理老師，是針對所有的老師。去幫這些地區的學校設計相應的心理健康課程，然後去做一些推廣。
很重要的是先讓老師能夠有自我照料的意識和能力。老師是一個奉獻型的職業，做了很多，社會對他們期待也很高，但他們沒有得到那麼高的報酬，如果不能照顧好自己的情緒問題，很難進一步去幫到孩子。
我們是在為老師賦能，促進他們的心理健康，同時教他們一些相關知識，然後帶動學生的心理健康，也會做關於學生心理健康的手冊和班會。針對留守兒童地區，家長的干預、當地心理健康的倡導都很重要，目前各地也在做一些公共衛生的政策研究，希望推動一些變化。
兩年前我去一個地方，他們不敢介紹我是兒童精神科醫生，只叫我王博士，而現在去大家都可以大方地談論精神科了。所有的政府人員，國家都在投入和推動這件事情，我覺得很棒。
菠蘿：我冒昧地問一句，你會遇到心理的影響嗎？你天天去服務這些孩子，有孩子給你帶來困擾嗎？你怎麼辦？
王慧醫生：是會有衝擊。我為什麼接觸創傷治療，也是因為一個案例。他跟我講他失眠，我問失眠多久了？他說了一個準確數字。我問為什麼？他說因為那一天我最重要的人沒了。當我聽到這裡，我的手在抖，因為我能感受到，在這件事面前，很多語言都是蒼白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其實對我的職業勝任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你想去做這方面的工作，你需要有專業技能，包含你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心理治療的能力，還有內心的成長。所以我有自己的個人體驗師，也有專業技術的督導師，保證自己處於一個相對健康的狀態，才能對其他人負責。由於做這個職業，我也會對自己的情緒保持一定的敏感性，如果覺得自己狀態不好，我會有意識地更好地自我照料。
如果有一天我關上了感受的門，可能會少一些痛苦，但是我和其他人的感受的連線觸角也會變得遲鈍，所以這個工作需要終身學習和成長。
菠蘿：我感覺你們這一行特別的難做，這種人與人互動的工作，一方面要求你很職業，要保持一定的距離，保護好自己。但另一方面你們做的工作要求有同理心，要能夠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想，去關心他為什麼痛苦。怎麼保持這種邊界？
王慧醫生：技術是一方面，自省也很重要。有時候不一定是同理心過少，而是同理心過多。甚至帶入了自己的創傷，自己價值觀的投射，這樣未必是對病人負責。所以我覺得接受持續的、專業的學習成長和督導是必須的。
我們怎麼定位自己，很重要的一點是不能過於自戀。我從患者身上學到很多，在艱難的環境下，你能看到生命力在茁壯成長，不是我給予他的，我能做的是陪伴。我會告訴他，沒關係，我陪著你，這意味著我要對很多不確定性的東西有一定的耐受，願意陪他走下去。
2018年有一個六七歲的小患者，精神分裂症非常重，換了很多次藥，很難治，經歷了好多次失敗，我感到很挫敗，一直在跟老師們、專家們討論，我的每一步做的沒有問題，但是這個病就是很難治。
但現在，孩子已經回去上學了，一開始我很難想象他可以恢復得這麼好。有一天家長跟我說，謝謝你沒有放棄。我說謝謝你們也沒有放棄。
這樣的案例不止一個，孩子身上有成長的生命力，所以始終要有一個樂觀的心態。每當孩子和家長問我能好嗎？我都會拍著胸脯給他們打保票說：絕對能好，一定可以好。但是我們要一步步來，我們接下來一起去做，可以嗎？
他們會問還能談戀愛嗎？還能結婚嗎？還能生孩子嗎？我說為什麼不可以？什麼都可以。很多人覺得得了精神疾病一輩子就完了，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誤解。
菠蘿：我們也要向大眾宣傳，這些是暫時生病的孩子而已。
王慧醫生：他們只是暫時經歷了困難的孩子。
我在做校園教育的時候，跟老師們講，當有些孩子因為一些困難暫時不能上學時，我們怎麼去跟其他學生講？就說他暫時遇到了困難，我們要一起幫他，我們要理解他，因為每個人都可能會經歷這樣的困難。
很多時候家長恐慌，源於他覺得孩子沒有辦法像他原來設計的道路那樣發展下去。但是每個人的人生，轉彎的時候也可能會遇見驚喜。我覺得家長很不容易，要看著你最愛的一個生命，陪他經歷一場巨大的不確定，然而又不能夠保證百分之百保護他，所以家長真的很偉大。
菠蘿：人工智慧的興起在你們領域會帶來什麼樣的變化？
王慧醫生：人工智慧是我們的朋友，怎麼跟這個朋友好好相處，我們還在磨合。知識怎麼透過人工智慧去遞送，家長用AI做一些親子互動的練習，AI輔助孩子學習等，所以各個環節人工智慧都可以去發揮作用。但這裡邊的倫理、科學性要把關。
菠蘿：那在最後請您給聽眾裡面擔心自己孩子的家長說幾句話吧。
王慧醫生：如果家長有這樣擔心的話，說明家長是很負責任的。如果有意識從科學的角度去學習這些知識，很多時候孩子的變化你是可以看到的，他如果願意跟你分享，其實你們就可以找出比較好的方案。
希望家長們降低對這個問題的恐懼，因為你已經做得很好。當我們生命中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候，我們要有信心可以去解決它，而且要堅信你不是一個人，有很多資源會幫你。
菠蘿：我們其他人可以做什麼事情？
王慧醫生：每個成年人，內心都有一個小孩，我們要照顧好自己。
第一，我們要感受到自己有累、有挫敗、有情緒的時候，要能夠接納自己的情緒，同時多跟自己對話，去聽聽情緒背後的聲音是什麼。但這個對話的過程，應該是積極的，比如累的時候，可以說你已經很辛苦了。我經常會鼓勵大家去寫自我鼓勵日記，我自己都有堅持寫，每天至少寫三件自己做得漂亮的事情，自己的優點、讓人感恩的事情。回顧你的生活，你會發現驚喜大於驚嚇。
第二，我們還要找到一些調節情緒的方法。
第三，我們要有社會支援系統，我們要有能夠求助的人。
正面評價、情緒調節方法、有自己的支援系統，這就是一個板凳的三條腿，三條腿如果都好的話，我們大機率會比較健康。
菠蘿：那就借王慧醫生的話，祝大家板凳的三條腿都比較堅強，比較穩定，不僅有身體的健康，還有心理的健康，希望大家各方面都能更好。
–點選收聽-
本期BGM：推開世界的門 – 楊乃文
（王醫生近期愛聽~）
/本期志願者/
致敬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