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機盎然的銀髮社會系列一：四重迷思與日本實踐

系列引言

縱觀人類發展，老齡化既是全球發展取得階段成功的體現，也是各國在治理與競爭中必須直面的挑戰。據聯合國預測，到2030年，全球將有14億老齡人口。在中國最新發布的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銀髮經濟”和“人口老齡化”等議題亦被多次提及。然而，老齡化究竟意味著經濟衰退、創新力下降、社會負擔加重；還是科技進步、產業升級、社會結構重塑的契機？

BCG亨德森智庫近期展開老齡化社會的系列研究，探尋全球老齡化社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在“十五五”開局之際共謀中國老齡化治理的特色之路。作為“生機盎然的銀髮社會”的開篇之作，本文將以全球老齡化形勢最為嚴峻的日本為起點，解構全球老齡化治理正規化，為可持續的老齡化治理奠定基礎。

全球老齡化：

從四條曲線的迷思說起

老齡化給全球經濟發展帶來挑戰和機遇，是影響廣泛而深遠的跨週期結構性問題。從老齡化可能產生相互作用的要素上看，健康、事業、財富、消費是互相關聯的四大主線。借用經濟學原理，健康和事業是影響供給側生產要素和生產效率的直接因素，而財富和消費又是需求側關鍵的拉動因素。

老齡化與四條主線之間究竟是積極促進作用，還是發展的潛在掣肘？從全球老齡化最快、程度最深的國家之一日本看：

健康線：人均壽命伴隨科技社會進步而持續延長，究竟是加劇老齡化的推手還是重新定義老齡化的機遇？
事業線：社會勞動生產率增長伴隨老齡化勞動力參與而緩步下降，延長老年人的職業生涯是否能真正激發個人活力及企業活力？
財富線：社會財富增長伴隨老齡化人口比例上升而出現動力不足，老齡化是否一定意味著不可調和的增長放緩與代際財富失衡？
消費線：國民消費增長伴隨老齡化出現顯著放緩甚至負增長，老齡化所引起的消費增長乏力是否是必然結果？

然而，日本的四條曲線是否代表了普遍趨勢？

儘管從日本的四條曲線看，老齡化對健康、事業、財富、消費的影響似乎是顯著而充滿挑戰的，但必須指出，歷史路徑、外部衝擊、經濟環境等因素可能共同造就了日本的“逆勢”，不能簡單地認為老齡化獨立主導了這些負面影響（如下圖分析所示）。老齡化可能是“加速器”，但絕非“觸發器”。因此，我們更加需要在未來研究中進一步探討趨勢背後的深層舉措和根因。

以消費為例，橫向對比其他老齡化率較高的五國，老齡化率與消費增速的負相關性僅在日本與義大利間顯著，而二者無獨有偶都是長期以來面臨經濟發展停滯的國家。相較之下，消費受經濟增長的影響在各國間均呈現正顯著相關性，消費是GDP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也反向透過收入、信心和政策聯動作用對消費施加影響。因此，老齡化也許並非是影響消費的決定性變數，但可能發揮調節作用。

因此對於以上“迷思”，全球呈現百家爭鳴的局面。許多國家直面挑戰，透過精準施策、產業創新、結構轉型等手段“乘勢而上”，延緩、扭轉了四條曲線的變化趨勢。面向未來，隨著人類壽命邁向新階段以及人工智慧等突破性技術的普及，BCG也期望透過圍繞四條主線的深度分析，共同探索通向“生機盎然的銀髮社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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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閱讀

老齡化社會定義

老齡化指由於人均壽命的延長和人口生育率的降低，老年人口絕對量增加、佔比提升的趨勢，常被視為人口結構轉變。聯合國按照65歲及以上老年人佔總人口的比例，將人口老齡化程序分為“老齡化社會”（7-14%）、“深度老齡化社會”（14-20%）、“超級老齡化社會”（超20%）三個發展階段。

全球老齡化社會程序

當前全球正經歷深刻人口結構變革。截至2023年，步入老齡化社會第一階段的國家已超100個，幾乎涵蓋所有高收入與中等收入國家，其中約60個國家邁入深度老齡化，約20個國家已觸及超級老齡化門檻¹。從地域差異來看，法國、瑞典等歐洲國家，憑藉其較早的工業化與社會發展程序，率先開啟了老齡化的大門，但老齡化速度較為平緩；日本、新加坡等亞洲國家，儘管進入時間較晚，但老齡化速度極快。

中國也身處這一浪潮之中，且老齡化程度持續加深。2001年，我國65 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7.1%，正式踏入老齡化社會；2021年，該比例攀升至14.2%，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²。綜合多方預測，預計我國將於2030年前後進入超級老齡化社會³。

他山之石：

日本老齡化的得與失

日本是全球老齡化問題最嚴峻的國家，65歲及以上老年人佔總人口的比例接近30%（約3600萬人）⁴。與此同時，日本少子化與長壽並存，使人口結構矛盾加劇，經濟長期低迷更增加治理難度。此外，性別分工的文化特徵也使老齡化問題更為複雜。

正因如此，日本自20世紀70年代起持續探索老齡化治理，形成了多次迭代的政策框架，研究日本老齡化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知往

日本老齡化的時代背景與應對歷程

日本的老齡化應對從高福利到可持續，從散點到連貫，從執行難到強有力落地，歷經數次改革和轉型：

第一階段（1973年—1990年）：健康線、財富線——以福利保障為主的老齡化應對政策初建。老齡化問題初顯，在石油危機背景下政府重塑了圍繞老年人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初步搭建了醫療保障、養老保障等福利機制。
第二階段（1990年—2005年）：健康線、事業線和財富線——體系化、模組化搭建老齡化社會治理框架。老齡化問題加劇，同時“失落的十年”為日本經濟蒙上陰影。老齡化問題透過法律框架予以體系化應對，在養老保障、醫療保障基礎上出臺長期護理保險，並配合對延遲退休倡議、科技研發支撐等的倡議。
第三階段（2005年至今）：健康線、事業線、財富線和消費線——可持續、有連貫性、可落地的老齡化綜合治理體系。日本快速奔向老齡化率30%大關，在日本經濟低迷的情況下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和個人的養老矛盾。政府推動圍繞養老金、老年勞動力、醫療照護體系的改革，加強各政策間的連貫性和可持續性，併力求在消費供給模式、市場化運作模式上予以配套，老齡化綜合治理體系穩步完善。但同時，超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創新力不足、生產效率降低等問題也持續困擾日本。

鑑今

日本人口老齡化的綜合治理體系

歷經數十年發展，圍繞老齡化社會的治理目標、關鍵抓手及支撐要素，日本已搭建了具有代表性和國際可比性的老齡化社會治理框架。

治理目標：“無齡感社會”

（Age-free society）

日本《老齡社會對策大綱》自1996年首次出臺，作為指導中長期政府老齡化社會對策的基本方針，歷經三次修訂，2018年第四版中明確將老齡化治理的目標定義為構築“所有年齡段的人們根據各自的意願和能力都可以活躍的無關年齡的社會”。

“無關年齡的社會”一方面是源於日本的超長壽現象，傳統上將65歲及以上群體視為“老年人”的做法已難反映現實。另一方面，這一定義強調基於個體的積極性和能力發揮作用，既要支援老年人，也要充分利用其經驗與價值。

儘管日本現行法律仍沿用65歲作為老年人的標準，但治理目標的演進表明，不同組織應結合健康狀況、社會背景和發展需求，明確自身的老齡化治理方向。

關鍵抓手：四條主線

在“無齡感社會”的總體方針指導下，健康、事業、財富和消費是日本老齡化社會治理的四大關鍵主線。日本經過數十年探索，四大主線既有結構和體系上的革新，也有落地模式和機制上的配套：

第一，建設社群為核心的醫療—照護體系，打牢全民健康基礎。針對日益增長的老年人及預備進入老齡階段的群體，超老齡人群的長期照護和醫療服務是日本面臨的嚴峻挑戰。為有效緩解這一壓力，日本以社群為主體，串聯了覆蓋健康—預防—醫療—康復—照護的全週期體系，一方面透過宣教和健康管理延長全民的“健康預期壽命”，實現“老當益壯”；一方面透過社群為單位的“綜合照料體系”確保“老有所養”。

第二，推動老齡勞動力的量質轉型，釋放社會生產潛力。日本的老齡化與少子化問題雙重疊加，導致日本自1996年以來15—64歲勞動力人口持續下降，勞動力結構轉型亦迫在眉睫。圍繞勞動力轉型，日本一方面積極迭代延遲退休和僱傭政策，鼓勵老年人以多種形式參與勞動，加速對老齡勞動力的釋放；另一方面加碼勞動人口教育水平提升，強調匹配老年人需求的各類終身學習，持續增強人力資本水平。此外，日本也透過刺激和鼓勵生育，放寬移民政策等手段力求“開源”，但由於政策力度、啟動時間等因素，成效並不顯著。同時，由於老年勞動力對職場的“擠壓”，日本也面臨社會創新力和生產效率降低的限制，亟需探索新的生產效率變革。

第三，深化社會保障體系改革，最佳化財富基本盤。社會保障體系是應對老齡化問題的兜底性、補充性經濟抓手，伴隨老齡化人口急速上升、新生勞動力的緩步下降以及經濟發展降速，社保的可持續運營能力一直是日本改革的重點。歷經數十年完善，圍繞老齡化人群的養老、醫療和護理保險體系從獨立到協同，逐步形成一套邏輯嚴密、結構平衡、制度完善的系統。

第四，豐富銀髮產品服務供給，激發消費活力。在健康、事業和財富基礎上，如何透過產品和服務提升晚年生活的品質，同時能一定程度以老齡化需求催生新的消費動力，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是日本在老齡化程序中又一難題。“銀髮經濟”一詞起源於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⁵，最初被用於老齡化服務相關的產品中，而後與老齡化相關的“衣食住行文娛”等不同消費場景被不斷拓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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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閱讀：日本對四條主線的實踐

【健康線】

社群綜合照料體系。日本為支撐長期護理保險落地的關鍵抓手，2014年日本《地域醫療和護理綜合確保法》的釋出，標誌著該模式正式落地。該模式強調“自助、互助、共助與公助”，透過串聯政府、企業、社會團體、志願者、當地居民以及老年人形成關係網路，有效提升地區的老年人健康水平、醫療水平及綜合服務水平。

社群綜合支援中心。以社群為單位建設，與地區內的醫療、保健和長期護理等各相關機構保持合作，為老年人提供綜合諮詢、權利保護、護理預防、住房等必要援助的綜合地區支援。社群中心內配備一名護理經理（Care Manager），結合區域老齡化狀況及資源情況，制定區域內的醫療護理總方案，統籌區域的醫療和護理諮詢及服務，同時也配置保健師、諮詢師、護理專員等技術人員，輻射30分鐘可達的居民生活圈。

“地區護理會議”機制。同時，日本厚生勞動省推進“地區護理會議”機制建設，透過由相關醫生、護理經理、養老機構代表、社群代表、政府職員組成的地區護理會議，建立跨機構、跨職業的護理管理和社群支援網路，透過集體協商的方式，對個別困難案例或共性問題提出有針對性的解決辦法。

【事業線】

“延遲退休”方面，日本分別在2006、2013年修訂《老年人就業穩定法》，延遲退休年齡至60、65歲，並在2021年鼓勵企業階段性延遲退休至70歲。延遲退休政策也匹配了新的養老金領取方式，降低財政養老金負擔；同時給予企業更完善的補貼和獎勵政策，降低企業的僱傭負擔。

“人力資本開發”方面，除了持續提升國民受教育水平外，日本也注重對老齡化人口的再教育與新技能提升（例如，新技術手段和數字化裝置的工作應用等），針對年長職工的教育，提供“人才開發支援補助金”等專項支援，以鼓勵企業主動最佳化人力資本。

【財富線】

圍繞老年人護理的資金保障而應運而生的長期護理保險（Long-term Care Insurance）是日本社保體系中最重要的改革之一。長期護理保險轉變傳統以政府救濟為主的福利性質護理，透過護理保險制度將護理服務市場化，結合社群綜合照料體系，調動多方組織參與，既減輕政府財政壓力，也確保老年人的護理需求得到更廣、更專業的覆蓋，目前被保險人已覆蓋日本總人口超30%⁶。長期護理保險對被保險人進行進一步劃分，40歲以上居民開始繳納保費，護理物件包括40—65歲因特定疾病需護理的居民及65歲以上需護理老人。護理保險進一步完善了老齡化醫療護理需求的經濟支援，使得老年人的居家養老服務、社群護理服務和機構護理服務得以可持續專業化運作，既提升了服務水平，又促進和拉動了一系列護理產業的提質增效。

【消費線】

日本的銀髮消費由醫療保健和護理相關及生活消費兩大板塊組成，分別佔比49%和51%⁷，反映出日本銀髮消費的典型特徵。日本的消費促進是較為典型的政府公共支出拉動型，依託長期護理保險，一系列覆蓋健康—預防—醫療—康復—照護的產品和服務得以被市場化的供給和消費，使得消費“銀髮化”成為主流趨勢。同時配合稅收減免和專項補貼，也從供給端催生了一批不同領域的企業，它們自發佈局銀髮產業，目前已形成覆蓋抗衰老、健康檢查、預防痴呆、長壽管理、出行支援、食品餐飲、護理支援、休閒陪伴、家庭支援和便利化設施十大類目的細分市場。

要素支撐：

軟硬兼備，支撐落地

在四大關鍵抓手的基礎上，為了進一步支撐機制和體系的實施落地，日本進一步豐富了科技創新、城市建設等“硬實力”建設，以及機制保障、人才供給上的“軟實力”儲備。

科技創新方面，《創新25戰略》明確透過科技創新打造“終生健康社會”，並且將老年人需求場景分為活躍期、自立期、支援期、護理期和長壽期，分別匹配不同的場景和技術，提升老年人居家和社群生活質量。
城市建設方面，《護理保險法》《無障礙新法》等法規從社群尺度規劃完善老齡化城市設施，並且整合各類無障礙設施，建立系統的健康老齡化城市設施。
機制保障方面，除成立老齡社會政策委員會協調內閣、厚生勞動省、國交省等政府政策外，透過照護體系組織串聯形成覆蓋國家、地方、社群的責權體系，並極大豐富企業參與模式，形成良性迴圈。
人才供給方面，在明確養老服務與福祉相關的人才的職業資格和法定福利基礎上，持續出臺如《一億總活躍計劃》等專項人才供給政策，以確保老齡化社會的人才生態。

至此，日本老齡化社會的治理框架已基本完善，但也暴露出佈局時機晚和結構性創新不足的問題。日本在社會保障和勞動力市場改革上推進較為緩慢，遠晚於進入超老齡化社會時間，因此導致部分問題在變革時已積重難返；勞動力領域，儘管推動了較為激進的延遲退休政策，但缺乏結構性改革和創新舉措，導致其社會創新力不足，長期制約經濟發展。因此，各組織在應對老齡化挑戰時也需重視前瞻佈局和本土創新。

啟示

全球老齡化社會治理總體框架

作為亞洲首個邁入超老齡化社會的國家，日本以其完備的老齡化社會治理體系為全球提供重要借鑑。BCG亨德森智庫期望以日本研究為支點，撬動海內外經驗，同時注入未來人類健康、科技革命的新視野，力求構建老齡化社會治理的整體框架，為全球老齡化社會的應對與創新貢獻思考。

從全球其他主要經濟體看，儘管各國制度設計存在顯著差異，但現代老齡化治理可遵循共性框架。老齡化應對並無普適的“最優解”，而需在總體框架下探尋最契合自身的發展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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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基於政治傳統、經濟結構和社會文化的差異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應對體系：

北歐：高稅收託底的全民保障

北歐國家構建了政府主導的高福利保障體系，例如瑞典透過佔GDP近50%的稅收體系，支撐全民免費醫療和養老。著重構建居家養老體系，提供個性化的居家服務且高度重視服務質量，丹麥透過《老年人護理法案》推行"去機構化"改革，將90%的養老資源配置於社群服務，要求地方政府為居家老人提供專業護理。這種強政府幹預模式雖確保了服務均等化，但導致財政支出負擔大，代際負擔矛盾逐漸顯現。

美國：市場機制下的兩極分化

美國透過《僱員退休收入保障法案》構建了以401(k)計劃為核心的私有化養老體系，這種市場化解決方案雖激發了銀髮經濟活力，卻加劇了社會保障的階層分化——約40%的退休人員依賴每月約1500美元的社會保險金維持生活。值得關注的是，其勞動力市場透過吸納移民彌補了護理人力缺口，形成特殊的"移民—養老"共生體系。

新加坡：制度化的家庭責任

新加坡透過《贍養父母法》和組屋政策，將家庭養老責任制度化。中央公積金（CPF）制度強制儲蓄工資的37%，其中醫療儲蓄賬戶（MediSave）可直接支付父母的醫療費用；與父母同住可優先申購組屋並享受補貼。這種"法理情"交融的治理模式，可以減少財政負擔，但面臨個人賬戶積累不足的挑戰——約30%的新加坡人在55歲退休時賬戶未達最低退休存款標準。

披荊斬棘：繪就中國

老齡化社會的四條主線

儘管過去，老齡化常常與經濟增長放緩、勞動力緊縮和消費乏力等挑戰相伴，但未來，人工智慧、生命科學、自動化等顛覆性技術的突破，或將從多個維度重塑老齡化社會的影響。一方面，技術有望延長健康壽命，顯著提升老年生活質量；另一方面，技術將變革工作方式，提升生產效率，並催生新的產業與就業機遇，甚至可能從根本上改寫未來老齡化社會的“四條主線”。

中國當前正處於奔向超老齡化的銀色浪潮中，預計2030年前後邁入超老齡化社會。在科技的賦能下，老齡化不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挑戰，而可能成為推動新產業、新經濟增長點、新社會形態的重要契機。中國將如何乘勢而上，在多重機遇與挑戰中尋求破局，繪就屬於中國的“四條主線”？

健康線，在全民健康與高質量醫療照護體系建設中，重塑健康供需模式。中國當前人均預期壽命達78.6歲⁸，已接近OECD國家平均水平。這既反映出提升健康對人民福祉的促進，也對醫療支出提出嚴峻挑戰，尤其是在中國城鄉醫療資源失衡、農村人口龐大的背景下。未來，伴隨人均壽命邁向“九十”乃至“九五”大關，如何轉變對健康相關需求和供給的傳統視角，創新醫養體系和服務供給模式，使醫療健康事業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源？如何引入社會資本和市場化力量，建立多層次支付結構，最佳化資金配置，促進高質量健康體系的可持續建設？
事業線，在勞動人口結構轉型與新質生產力發展中，創新中國式銀髮事業。中國自2012年、2022年已分別跨越了勞動總人口下降、總人口負增長的兩個歷史性拐點⁹，伴隨漸進式延遲退休政策出臺，中國將長期處於勞動力結構轉型的程序中。作為發展中經濟體，在大力推進新質生產力、迎接AI和機器人浪潮的背景下，個人如何重塑技能、延續職業活力，適應新的工作模式和職場挑戰？企業如何在跨代際融合中平衡經驗傳承與創新活力，保持產業持續蓬勃？社會如何促進更公平靈活的跨代際人力資本培育、匹配與保障，推動中國式銀髮事業在新時代煥發生機？
財富線，在代際公平與可持續養老金體系改革中，破解“未富先老”挑戰。“未富先老”是中國老齡化面臨的最獨特挑戰，中國的養老金體系是最重要的兜底性、普惠性的財富保障。如何在維持一定代際公平基礎上，構建可持續的養老金體系，加速個人養老金等支柱的發展？如何在新的技術革命中，透過反向抵押、財富管理等創新金融服務啟用居民存量財富，促進社會財富增值？
消費線，在技術革新與需求結構演變中，催生中國特色的銀髮消費新模式。中國擁有全球最龐大的老齡人口基數和最豐富的線上線下消費業態，城鎮化率的提升也為消費增長提供了廣闊空間。在此稟賦下，如何基於安全性前提，精準描繪不同地域、生活場景、消費能力的銀髮群體需求，從而推動適老化產品與服務的精準供給？如何引導和鼓勵技術引領的銀髮消費新業態、新需求，實現“需求牽引、供給創新”的正向迴圈，真正釋放銀髮經濟的增長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