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主要想從稅務政策角度來看世界經濟。香港電視臺此前訪問我：稅務政策通常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或者是一個城市自己定的政策，那跟世界的經濟有什麼關係呢？

一直以來，大家都覺得稅務策略或政策，主要是為了解決政府開支的問題。早期的確是這樣，但現在，它變成一個非常有用的工具，跟貨幣政策、金融政策、fiscal balance都有關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具。

過去我們知道有一些人逃稅、有一些人避稅，甚至有一些所得沒有交過稅，但很多政府並不在意，因為經濟很好，大家都在賺錢，我們儘量鼓勵大家投資和消費，然後做業務。但從2008年開始，全世界的政府一致開始改變。稍後我會講解這個改變是什麼，我想先講一講，為什麼各地會同時發生改變？

從2008年開始，大家突然間發現，全世界包括中國，都陸續出現了人口結構老化的問題，所以一胎政策逐漸退出歷史舞臺，我們允許更多的孩子出生。為什麼這是大問題？因為一個國家或地區，它的經濟增長第一個factor在於人口有沒有增長，第二個factor在於平均生產力有沒有提升。如果人口增長不明顯，納稅人會越來越少；而且平均per capita，所謂的生產力增長不高的話，工資就不會高，交的稅也不高。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2008年後和疫情後，都出現了通脹增加和年輕人就業問題，很多資產的價格很高，很難買房。這些問題陸續出現，如果僅靠自由市場無形的大手，很難實現自主調節，政府需要多做一些，所以政府、公司和家庭的負債比率也一直在提升。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家可以想象，每一個政府都在擔憂應該如何推動經濟發展。令人遺憾的是，美國從所謂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以及自由貿易的主張，轉變為另一個“絕對優勢”的主張。所謂Comparative Advantage比較優勢，是指例如製造業在中國有優勢，價廉物美，就由中國生產；美國應該做一些高附加值產品，大家各取所需，實現雙贏。但現在美國思維轉變，為了自我保護，認為要實現全產業鏈的絕對優勢Absolutely Advantage，每一個領域都要做得好，所以大家都開始自我封閉與隔離。

現在大家都知道，市場的大餅不是無限擴大的，這個餅一直在縮小，大家要保護自己的稅基。歷史上，1950年到1973年，年經濟增長約5%，因為戰後需要重建，基礎建設持續發展，所以增長較快。1973到2007年間有很多高科技問世，但增長還是低於4%。2007到2023年是2.5%，可以看出，全世界都覺得我們的風險越來越大，在那麼低增長的情況底下，不同的國家都紛紛出臺一些稅務政策，增加收稅的力度，就是說美國有FATCA，歐盟有CRS，現在大家都熟知CRS。

最近彭博訪問我：中國稅務局對於中國納稅人的境外所得很有興趣，這是當然的。為什麼呢？因為每一個國家都覺得他們的那份稅基一直在縮小，未來GDP 中的 “G” (則政府的開支）肯定會擴大，政府一定會採取措施讓消費增加、投資增大，那麼多錢從哪裡來？他所做的一切肯定與負債相關，負債提升帶來利息提升，就需要找到開源的機會。美國那麼強大的國家，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也需要Elon Musk（埃隆·馬斯克）來讓expenditure開支大量降低，何況其他的國家呢？

所以，我們覺得未來有幾個方向：

第一，凡是自己國民在境外的投資、境外的收入，所有國家的稅務局肯定都要追查和處罰，這是必然的事實，所以如果你擔憂CRS，這個擔憂是正確的。

第二，國家和地區內部都會採取措施，吸引資本和人才進駐。這也解釋了香港家族辦公室的新政策用意所在，未來家辦投資平臺在香港的所有交易所得都是免稅的。為什麼我們一邊追稅，一邊免稅？這是一把劍的兩面，我們要拿回應得的份額，國家最怕的是如果自己不課稅，別國也會徵稅，所以要先把自己那一份拿回來，然後再鼓勵其他資本進駐。

最後，我們推斷特朗普的用意就在於此。他宣稱要把通脹降下來，但他的政策肯定會把通脹提升上去。若果一個國家、地區或城市只能在經濟增長和通脹中選擇一個，可能很多國家寧願有通脹。剛才其他嘉賓的分享中提到，很久沒有熱錢進入香港，有一點通脹是好事。問題就是如此，如果要犧牲一個，寧可選擇inflation（通貨膨脹），最起碼讓經濟發展強大一些。

現在有經濟學家認為：資本得到的回報相對工人得到的回報，其增長是比較快速的，未來，我國倡導高質量增長，就需要高質量資本，美國也是如此。所以大家一定互相封鎖技術，例如互不交流AI技術，因為大家都希望資本的回報提升。在這樣的前提下，內地及香港內部的稅，我們希望儘量可以降低一點，以吸引外資。如果應該交稅的，香港稅務局肯定會提升追查力度。

當然，太高的通脹也不好，對於退休人士而言，對財富的不平等也不好，希望我們找到一個平衡點。現在這樣的大環境裡，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地區都覺得經濟增長是首要任務。

我的分享到此結束，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