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美國幾乎每一任總統都曾在關稅政策中留下自己的印記，從建國初期到現代，美國關稅政策的頻繁調整不僅是經濟工具，更是政治、外交與社會調節的槓桿。如今，特朗普將這一歷史工具重新搬上前臺，再次點燃關稅爭議，既是歷史的延續，也反映了時代的獨特困局。
白宮澄清：特朗普將於2月1日如期向加墨中三國商品徵收關稅，加拿大25%關稅，墨西哥25%關稅，中國10%關稅。
一切都始於一個問題——沒錢怎麼辦？想像你是1789年的美國總統，新生的共和國需要資金來維持運轉，但稅收體系尚未建立，政府信用幾乎不存在，甚至連貨幣體系都不完整。於是，有人提議：“對進口商品加點稅吧！不僅可以增加財政收入，還能保護我們剛剛萌芽的工業。”就這樣，關稅搬上美國的歷史舞臺。
這個故事講的是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和他的名叫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財政部長的故事。漢密爾頓有一個清晰的願景：透過徵收關稅，不僅可以為政府提供穩定的收入來源，還能保護國內剛剛起步的工業。
漢密爾頓的主張在1791年的《製造業報告》中得到充分闡述，他認為，幼小的美國工業需要關稅作為“保護傘”，以抵禦來自英國的廉價商品競爭。因此，美國國會在1789年通過了首部關稅法，對大多數進口商品徵收5%至15%的稅率。事實證明，這一政策極為成功。到19世紀中期，關稅貢獻了聯邦政府90%以上的收入。
但這並非沒有代價。北方的工業因關稅保護受益，而南方的農業卻因出口成本上升而抱怨不已。這種經濟上的割裂，埋下了南北戰爭的伏筆。1828年，美國通過了一項被稱為“可憎關稅”的法案，將進口商品的平均稅率提高到45%。這讓以種植業為主的南卡羅來納州憤怒不已，他們宣稱可以拒絕執行這項法律。這場危機最終由安德魯·傑克遜總統以強硬的聯邦權力平息，但它標誌著關稅爭議開始從經濟問題轉變為政治問題。
點評：
背景：1789年，美國剛剛從獨立戰爭中脫離英國，經濟資源匱乏，聯邦政府急需穩定的財政來源。關稅成為最直接、最有效的收入工具。
政策：喬治·華盛頓政府頒佈《關稅法》，對進口商品徵收5%至15%的關稅，主要目的是籌集聯邦收入和保護本土工業。
影響：這一政策不僅為新生的聯邦政府奠定財政基礎，還鼓勵了國內工業的初步發展。然而，這種保護主義傾向也引發了部分州的不滿，尤其是以農業為主的南部州。
工業化時代的輝煌
19世紀末，美國的關稅保護主義達到了一個高潮。1890年，威廉·麥金萊總統通過了一項關稅法案，將進口稅率提高到50%。麥金萊的目標非常明確：保護美國工業，讓國內製造商能夠在沒有外國競爭的情況下發展壯大。
這種政策確實奏效了。美國迅速成為世界工業強國，鋼鐵、紡織等行業崛起。然而，過高的關稅也讓消費者承擔了更高的生活成本，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
共和黨的“高關稅信條”
麥金萊的繼任者西奧多·羅斯福延續了這種保護主義政策。他在競選演講中驕傲地說道：“高關稅讓我們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我們不需要廉價的外國貨，我們需要的是高質量的本土商品。”這一政策在工業城市贏得了廣泛支援，卻在農業州招致強烈反對。
斯穆特–霍利關稅的代價
大蕭條前夕，胡佛總統簽署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將20,000多種商品的進口稅率提高到60%。支持者認為，這能保護美國工人和農民的利益，但事實證明，這是一場災難。全球貿易量在隨後的幾年中暴跌了三分之二，其他國家紛紛採取報復性關稅，世界經濟陷入死迴圈。這一政策的教訓至今仍被經濟學家反覆引用。
農場主的抗議
在斯穆特–霍利關稅通過後的第二年，美國中西部的農場主走上街頭抗議。他們抱怨，出口市場幾乎消失，而進口機械和工具的價格卻飆升。這種雙重打擊讓無數農場破產，胡佛總統的支援率因此跌至谷底。
點評：
19世紀的關稅高峰：經濟保護與政治博弈
亨利·克萊與“美國體系”：亨利·克萊是19世紀關稅政策的重要推動者，他提出了“美國體系”，主張透過高關稅保護新興工業，同時利用關稅收入改善基礎設施建設。
1828年“可憎關稅”：約翰·昆西·亞當斯政府通過了一項極具爭議的高關稅法案，關稅率高達45%，旨在保護北方工業，但引發了南部州的強烈抗議，最終導致南卡羅來納州的“廢止危機”。
林肯時代的莫里爾關稅：在1861年，亞伯拉罕·林肯實施了莫里爾關稅法，大幅提高進口稅率，為南北戰爭提供資金支援。這一政策成功保護了北方工業，但加劇了南北經濟的割裂。
20世紀初的關稅調整：保護與開放的博弈
威廉·麥金萊與1890年的麥金萊關稅：該法案將關稅提高至接近50%，直接刺激了美國國內工業發展，但也加劇了貧富分化，導致了強烈的社會反對。
胡佛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1930年大蕭條期間，赫伯特·胡佛簽署了斯穆特–霍利法案，對超過20,000種進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稅，最高達60%。這一政策被廣泛認為加劇了全球經濟衰退，導致各國實施報復性關稅，並最終引發了全球貿易崩潰。
羅斯福的自由貿易轉向：在斯穆特–霍利政策失敗後，羅斯福在《互惠貿易協定法》的框架下推行關稅減讓，重新恢復了國際貿易秩序。
為什麼特朗普如此熱衷關稅？歷史的回聲往往能在現實中找到對應。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可以說是對傳統保護主義的一次“復興”，也從另外一個側面說明美國製造業不行了，政府必須呵護，也說明美國沒錢了，必須雁過撥毛，人人都得為稅收做貢獻。
政治邏輯：透過關稅保護本土工業，迎合中西部“鐵鏽地帶”的選民需求。
經濟邏輯：以縮小貿易逆差為目標，試圖讓製造業“迴流，但更重要的是增加財政收入
外交邏輯：關稅成為談判籌碼，用於迫使貿易伙伴做出讓步。
第一任期的利與弊
正面效果：
部分鋼鐵和鋁行業確實恢復了就業。
短期內關稅收入顯著增長，2019年達到700億美元。
負面影響：
消費者成本增加：家庭平均年支出增加500至1000美元。
全球供應鏈重組：企業為規避關稅，將生產線轉移至越南和墨西哥。
國際關係緊張：中美貿易戰升級。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得出幾個重要結論：
關稅在新興工業階段是一種有效的保護工具，但長期依賴會削弱競爭力。過高的關稅往往伴隨著國際報復，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同時也會造成國內不同利益群體的撕裂。
關稅政策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能與國內產業升級相結合。
從喬治·華盛頓到特朗普，關稅在美國經濟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既是經濟槓桿，也是政治工具，更是一面反映時代困境的鏡子。在今天全球化與逆全球化浪潮交織的背景下，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既是對歷史的迴響，也是對未來的一次試探。或許，美國需要的不僅僅是關稅，而是一個真正能夠協調內部發展與外部合作的新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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