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克林｜紀念理查·伯恩斯坦：構建“人類對話中的哲學”

誠如他本人所言，沒有哪一位哲學家或哪一種哲學風格能夠壟斷哲學的全部洞見，根本就不存在所謂英美哲學和歐陸哲學之間的鮮明分野，哲學只有好壞之分。

對於中國的現代西方哲學研究領域而言，理查·伯恩斯坦遠不如伽達默爾、哈貝馬斯、德里達等人那樣聲名遠播，很長一段時間，他的著作和思想較少受到關注，他的幾部重要代表著，如《社會政治理論的重構》《根本惡》等，也都是進入本世紀才陸續推出中文譯本。

與他的大學校友和終身的哲學同行理查·羅蒂相比，今年7月4日辭世的伯恩斯坦也可能是被低估了的一位美國哲學家。上世紀80年代中期，羅蒂的《哲學與自然之鏡》中譯本甫一齣版，學術界就爭說羅蒂和後現代哲學，成就一時的盛景。的確，羅蒂以當代西方哲學“弒父者”姿態，憑藉“自然之鏡”的生動隱喻，扳倒了在他眼裡已經統治了西方哲學兩千年的“表象論”傳統。就此而言，在當時後現代話術被大加追捧的氛圍中，羅蒂無疑有了重要份額。

細究起來，羅蒂在解構西方哲學兩千年“表象論”傳統的同時，是為了建構新的哲學譜系，海德格爾、後期維特根斯坦和杜威是其新哲學譜系中的三位“超級英雄”。在這一學術理路上，伯恩斯坦與羅蒂可以說有著驚人的家族相似性。兩位“理查”接受大學教育及研究起步之際，正是邏輯實證主義在美國學術界佔據上風之時，他們都對分析哲學的獨霸一方抱持天然的反感。兩位“理查”都對歐陸哲學保有濃厚的學術興趣，並且展開了全面細緻的對話和研究。更為重要的是，兩位“理查”都是“接著講”的學界高手，融合了歐陸哲學的思想資源，對杜威和實用主義的哲學傳統不遺餘力加以重新闡發，別開生面形成新實用主義的學說。兩位“理查”都在各自的晚年對美國政治的衰敗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憂慮：羅蒂在他1998年出版的《築就我們的國家》一書中就曾預言，隨著原有局面的崩潰，底層的美國人會選擇一位非主流的政治強人上位，沒有人能預測未來會發生些什麼——後來的特朗普執政差不多就是對羅蒂這一預言的佐證；而伯恩斯坦在晚年的多次訪談中，也都對美國政治的潰敗表達過深深的憂慮。

理查·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1932—2022）1958年獲耶魯大學博士學位，1989年起一直在社會研究新學院（The New School）哲學系執教。

在伯恩斯坦教授的思想版圖中，“engaged pluralism”是一個比較核心的概念，這是他用來反撥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一個有力工具，在他看來，西方形而上學傳統透過對確定性的尋求來達致絕對性，以總體性的觀念消弭了差異性——他用“笛卡爾式憂慮”一詞來指陳這一傳統。“engaged pluralism”較早是在他的論文《形而上學、批評與烏托邦》中提出來的。三十多年前，剛開始碩士生求學經歷的我偶然讀到國際學術期刊《形而上學評論》上這篇論文，真正感受到一種震撼。我被這篇論文的明晰觀點所折服，於是利用極其有限的檢索手段查知了作者的學術經歷，作為練筆把這篇論文譯成中文，把“engaged pluralism”嘗試譯作“有立場的多元論”。當時的《哲學譯叢》很快刊發了這篇譯文。

這種機緣，對於一個還沒有完全確定研究方向、尚處於胡亂讀書的初學者而言，是一種巨大激勵，推動我找來《超越客觀主義與相對主義》《社會政治理論的重構》兩本原版書通讀，並寫成了伯恩斯坦新實用主義思想的一篇述評論文在學術刊物發表。當我把這篇述評論文影印件寄給伯恩斯坦教授後，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說收到文章感到驚喜，為其著作對我的研究有所助益感到高興，表示會讓自己的中國學生把述評文章翻譯過來。他還另外寄來了他的新著《新星座》以表達謝意。

《超越客觀主義與相對主義》（1983）

《社會政治理論的重構》（1978）

真正見到伯恩斯坦教授本人，則是在十年後的2002年6月，他來上海參加學術活動，蒙童世駿教授相約，得以在金茂大廈見面。我帶上了《新星座》一書，他在扉頁上補簽了兩行字：“最良好的祝願，十年以後。理查·伯恩斯坦”。我曾當面向他請教“engaged pluralism”的譯法，遺憾的是，由於當時未做記錄，他本人的解說已經無法完整還原。迄今，對此概念有過“有立場的多元論”“有限制的多元論”“參與的多元論”等多種譯法；譯法不同，其所蘊涵的洞見則是確定的，它深刻提示我們：不受限制的多元論是盲目、散漫的，拘於一囿的獨斷論則是封閉、褊狹的。誠如他本人所言，沒有哪一位哲學家或哪一種哲學風格能夠壟斷哲學的全部洞見，根本就不存在所謂英美哲學和歐陸哲學之間的鮮明分野，哲學只有好壞之分，而所謂好的哲學，正像他本人曾經發表過的一篇論文題目所標示的那樣，就是“人類對話中的哲學”。

“我帶上了《新星座》一書……他簽名說‘十年以後’”

2002年6月刊發的訪談

童世駿教授與理查·伯恩斯坦

“人類對話中的哲學”需要透過不斷的交往和對話來延展，其中就特別包含了持久的學術交往和思想友誼。事實上，一個學者的思想成長，促成因素除了他/她所讀過的書、走過的路，很大程度上還包括他/她所遇見過的人。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漫長學術生涯中，伯恩斯坦同當代幾乎所有重要哲學家都有過比較切近的學術對話和交往，他的《形而上學評論》雜誌主編和美國哲學學會東部分會主席之類的身份，也推動了他的各類學術交往。進入本世紀以來，他也和中國的同行們開展了越來越密切的學術交流，繼2002年的上海之行後，他又曾分別於2017年和2019年來過上海參與和開展多場學術交流活動，並寄望中國創造性地借鑑西方，而不要不加選擇地模仿西方，維護好自己特有的東西。

“人類對話中的哲學”需要與“不可通約性”展開辯難。“不可通約性”原本是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提出的一個核心概念，泛指因不同“正規化”所導致的雞同鴨講的知識困境。伯恩斯坦教授在他的主要著作中，反覆把“不可通約性”作為他倡導的“人類對話中的哲學”所要消解的目標，在他看來，解釋學哲學在承認“先見”前提下透過對話達成“視界融合”，以及實用主義哲學所認可的科學探究的“可錯論”，正是助推人類走出“不可通約”困境的藥方。從廣泛意義上講，哲學理當承接為人類的理性做辯護、為人類的實踐做導引的職責，一種“人類對話中的哲學”需要倡導以開放的心態，透過持續的對話，藉助不同視界的互動融合，來破解不同文明和文化的“不可通約”。在全球諸種不確定性不斷增加的當下，偏見可能會助長偏見，分歧或許會加深分歧，當此之際，進一步加深對話和交往，真正推動人類理性的共同增長，顯得彌足珍貴。

編輯：摳圖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