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聖師托馬斯・阿奎那的勝利》。阿奎那位於柏拉圖（右）與亞里士多德（左）之間。貝諾佐・戈佐利（Benozzo Gozzoli，1421—1497）繪於1471 年。現藏於巴黎盧浮宮。]
文 / 史普羅（R. C. Sproul） 譯 / 魏峰
最近，有人讓我選出在所有時代中我最喜歡的神學家。我很快說出了他們的名字：奧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加爾文和愛德華茲。接著對方讓我根據他們才華的出眾程度打分。遇到這樣的問題，就好比讓我比較棒球明星貝比·魯斯（Babe Ruth）和米奇·曼託（Mickey Mantle），或者橄欖球明星強尼·尤尼塔斯（Johnny Unitas）和丹·馬裡諾（Dan Marino）。
如何給基督教世界這幾位最偉大的思想家排名呢？學者們往往在風格和範圍上各有不同。他們智慧光芒的耀眼程度就如北斗七星。路德的思想並不系統，但他所展現的驚人洞察力、震撼人心的思想片段，改變了教會歷史的程序。加爾文擁有善於構建體系的頭腦，他對神學的全面把握前所未有。奧古斯丁無疑是教會歷史上頭一千年裡最偉大的神學家。雖然他的思想前後矛盾之處有目共睹，但他的卓越之處在於，他沒有巨人的肩膀可以依靠。相反，後來的巨人（以及一些侏儒）都站在了他的肩膀上。
儘管流行的做法是，將阿奎那和奧古斯丁作對比，認為兩者分別遵循了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不同道路，但重要的是要記住，阿奎那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奧古斯丁。阿奎那引用奧古斯丁的話很可能比引用其他任何神學家都要多。加爾文最常引用哪位神學家的話？奧古斯丁。路德是一名奧古斯丁修會的修士，愛德華茲有時被稱為新奧古斯丁主義者。
這些思想家都明顯深受奧古斯丁的歷史性影響，正因如此，希波主教在璀璨奪目的神學家殿堂中始終佔據著特殊地位。但是，當我們以這種方式發問：誰最耀眼？誰的頭腦最敏銳、最犀利、最具洞察力？我就會被逼到陷入兩難之境。愛德華茲和阿奎那兩人的智慧最令我生畏，我無法在他們之間做出選擇。二者擇一，就是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間選出一位。據說，在哲學領域，笛卡爾、洛克、休謨、康德、維特根斯坦等人後來取得的所有成就，不過是為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學說新增一連串註腳。
那麼誰最傑出呢？
托馬斯·阿奎那值得我致敬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不把托馬斯·阿奎那的名字推到前臺，這個問題就無法提出來。而且我知道他值得我致敬。
那些為歷史所銘記的人，往往會獲得他們從未追求或覬覦的殊榮或頭銜。阿奎那就是這樣的人。在授予他的眾多頭銜中，“天使博士”（D.A.）學位尤其引人注目。我們熟悉哲學博士、法學博士和文學博士的學位和頭銜。我們有哲學博士（Ph.D.）、榮譽神學博士（D.D.）、醫學博士（M.D.）和神學博士（Th.D.）。但只有托馬斯·阿奎那一人享有天使博士（Doctor Angelicus）的稱號。
托馬斯日後會成為“天使博士”，這在他的同窗學友看來並非顯而易見。他的體格不像人們印象中典型神學家的體格。人們通常認為，學者理應符合體弱多病、身材矮小且離群索居的形象，由於長期久坐不動的生活方式，身體發育不良。托馬斯·阿奎那卻不是這樣。他高大壯碩，皮膚曬得黝黑，腦袋也很大。無論是他那魁梧的身軀，還是他那超群的才智，他都比同伴們高太多了。他年輕時的外表非常笨拙，被同伴戲稱為“西西里的大啞牛”。
按照歷史學家最可靠的估算，阿奎那出生於1225年年初，出生地在那不勒斯附近的一座貴族城堡。他是阿奎諾的蘭多爾夫（Landulf of Aquino）伯爵和西阿特的狄奧多拉（Theodora of Theate）的第七個兒子。
他早年的經歷顯示出種種跡象，表明上帝的眷顧始終伴隨著他的人生。他在童年時期就顯露出對神學的強烈偏好。年僅五歲——在這個年紀，今天的孩子們往往會目不轉睛盯著電視機，沉迷於兒童電視節目《芝麻街》（Sesame Street）——他就被安置在卡西諾山（Monte Cassino）修道院，獻身修道生活。在那裡，他思索著那些新興的本體論問題，這些問題此後一生都縈繞在他的腦海中。
托馬斯的父親為他早熟的兒子制定了宏偉的計劃。蘭多爾夫伯爵深深捲入了皇帝和教會領袖之間的政治陰謀，他想為兒子謀求修道院院長的頭銜。托馬斯禮貌而堅定地拒絕了。他效法主的榜樣，說道：“聽從萬靈的父，使我們得生，強如聽從我們肉身的父母。”托馬斯決心透過追求智識生活來侍奉上帝。一種近乎偏執的激情，驅使他去回答這個問題：“上帝是什麼？”
十四歲時，阿奎那離開了卡西諾山的本篤會修道院，被送到那不勒斯的文科學院（Faculty of Arts）學習。在那裡，他受到道明會修士的影響，並於1244年加入他們的修會。阿奎那的父母對此很不高興，當道明會總會長（Dominican General）打算送他去巴黎大學時，他們就更加氣憤了。托馬斯在途中被他自己的兄弟們綁架並強行帶回家。他被自己的家人囚禁了一年。在此期間，他拒絕脫下修士袍，並且每天殷勤地遵守所屬修會的教規。他的熱忱極具感染力，以至於他的妹妹也歸信了，他的母親也深受感動，就像聖經中的利百加一樣，她幫助兒子從窗戶逃走。
托馬斯前往巴黎，在那裡初次受教於大阿爾伯特（Albert the Great）。阿爾伯特之於阿奎那，就如蘇格拉底之於柏拉圖。阿爾伯特將自己淵博的學識傾授給這位最優秀的學生，並像父親那樣關愛著他的學術之路。當聖托馬斯去世時，阿爾伯特悲痛萬分。此後，每當在阿爾伯特面前提起托馬斯的名字，他總會感嘆道：“他是這世間的芳華和榮耀。”
在巴黎學習了三年之後，阿爾伯特帶著托馬斯在科隆創辦了一所學院。1252年，托馬斯回到巴黎。1256年，他獲得了在神學院授課的執教資格。1259年，阿奎那前往義大利，在附屬於羅馬教廷的宗座學院（studium curiae）教授神學，直至1268年。1268年，他再次回到巴黎，開始著手處理當時一場重大的論爭，就是與阿拉伯哲學的論戰。1274年，教宗格列高利十世（Pope Gregory X）召見了他，讓他協助參加里昂公會議（Council of Lyons）。在旅途中，托馬斯的使命被天使們打斷了——他們來接他們的“博士”回家了。阿奎諾的啞牛結束了他在地上的事奉，時年四十九歲。
他講道，他們哭泣
托馬斯·阿奎那最為人熟知的頭銜是“聖徒”。儘管新教徒往往會按照新約的用法，將“聖徒”一詞用作任何信徒的同義詞，但有時即使最為熱忱的新教徒，也會用這個詞來指代那些在屬靈層面達到更高成熟度的人。在羅馬天主教中，這個頭銜是由教會授予那些經過精心挑選的極少數人，他們達到了被認為超越一般宗教職責所要求的敬虔程度。
當我們想到阿奎那時，首先映入腦海的通常是他那非凡的學術稟賦。他的確才智出眾，但他這方面的卓越不應掩蓋他作為一個人的屬靈力量。我們可能會猜測，他被封為聖徒僅僅是由於他的智識貢獻，但歷史記載卻否定了這種想法。托馬斯作為一位屬靈領袖，其超卓程度絲毫不亞於他在神學方面的敏銳洞見。
在阿奎那去世後的五十年內，教會對他的個人生活和教義進行了細緻調查。很早就出現了針對阿奎那教導的激烈反對，人們還詆譭對他的紀念。但在1323年7月18日，教宗約翰二十二世（Pope John XXII）在阿維尼翁（Avignon）宣佈托馬斯為聖徒。教宗這樣評價阿奎那：“僅托馬斯一人，就比其他所有神學家更為照亮了教會。”
現代神學家兼哲學家雅克·馬裡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渴望在20世紀的教會中重新喚起人們對阿奎那的高度重視。在他那本名為《聖托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的書中，馬裡坦重述了關於阿奎那屬靈能力的傳統故事，並列舉了幾件圍繞這位聖徒發生的所謂神蹟軼事。
據說，儘管托馬斯在神學辯論中言辭激烈，但他卻能以平靜謙卑的態度忍受人身攻擊。馬裡坦講述瞭如下故事：有一天，一位修士興高采烈地喊道：“托馬斯修士，快來看會飛的牛！”托馬斯修士探出窗戶往外看。那位修士哈哈大笑。而這位聖徒對他說：“相信牛會飛，總比相信一位修士會撒謊好。”
在聖托馬斯封聖程式中被傳喚作證的證人，形容他“說話溫柔、和藹可親、樂觀開朗、和顏悅色、心地善良、行為慷慨；非常有耐心、極為謹慎；渾身散發著仁愛和溫柔的虔誠；對窮人懷有深切的同情”。倘若我們仔細檢視這些美德，就會發現它們正是新約聖經中所稱聖靈果子的德行錄。
聖托馬斯也是一位有恩賜的傳道人。有時，他在講道中會深受感動，不得不停下來哭泣。在那不勒斯的大齋節系列佈道中，他不得不停下來，好讓會眾有時間從哭泣中緩過神來。
火熱的祈禱
然而，正是聖托馬斯的靈脩生活，引發了傳記作家們的興趣。托馬斯去世後，他的弟子雷金納德（Reginald）立即回到那不勒斯並宣稱：
“我師傅還活著的時候，不讓我透露我目睹的那些奇事。他把自己的學識歸功於祈禱的力量，而不是頭腦的努力。每當他想要學習、討論、教學、寫作或口授時，他首先會找個私密的地方祈禱，在上帝面前哭泣，以便在真理中探尋神聖的奧秘……他會走到祭壇前，在那裡哭泣，發出陣陣嗚咽，然後回到自己的房間繼續寫作。”
託科（Tocco）也給出了類似證詞。他這樣評價阿奎那：“他祈禱的恩賜出類拔萃；他隨時把自己提升到上帝面前，彷彿沒有肉身的束縛。他幾乎沒有一天不會陷入忘我的出神狀態。”
每天都“陷入忘我的出神狀態”，這可不是我們對那些專注於抽象研究的學者和哲學家所期待的日常狀態，尤其是對於像阿奎那這樣致力於追求邏輯推理的人來說，更是如此。
聖托馬斯充滿熱忱的祈禱習慣臻於至境，因為有人宣稱他在祈禱時曾經經歷神蹟般的造訪（編按：比如上帝、天使或聖徒顯現）。類似的事件會讓歸正神學的神學家們難以置信，而我們在提到這些記述時，也會帶著我們這一行（編按：即神學研究領域）應有的保留態度。馬裡坦講述了下面這個故事，作為天主教關於“托馬斯聖徒傳”的一部分：
“還有一次，是聖徒們來幫助他撰寫《以賽亞書》的評註。當時有一段晦澀的經文難住了他；他禁食祈禱了很長時間，希望能理解這段經文的含義。一天夜裡，雷金納德聽到他在房間裡跟人說話。等談話聲停止後，托馬斯修士叫他，讓他點上蠟燭，並拿來那本關於《以賽亞書》的手稿。接著，他口授了一個小時，便讓雷金納德回去睡覺。但雷金納德卻跪倒在地，說道：‘除非你告訴我今晚與你長談的那個人或那些人的名字，否則我不會站起來。’最後，托馬斯修士流下了眼淚，並以上帝的名義禁止雷金納德在托馬斯自己生前透露此事。托馬斯承認是使徒彼得和保羅前來教導他。”
另一件事發生在巴黎，當時托馬斯正在講授聖餐禮（Eucharist）。當他走向祭壇時，教友們突然看見基督就站在他面前，還聽見基督大聲說：“關於我身體的聖事，你寫得很好，妥善而忠實地解決了向你提出的那個問題，就世人在塵世間所能理解和憑人力所能確定的程度而言，你做得很好。”
像雅克·馬裡坦這樣嚴謹的哲學家，將諸如此類的事件當作純粹的歷史事實來記述，這本身就證明了阿奎那的屬靈力量，不僅對他同時代的人，也對他後世的追隨者都產生了非凡的影響。
關於聖托馬斯的一則軼事幾乎是無可爭議的。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他經歷了一次強烈的神秘體驗，這極大地影響了他的著述。我們再次引用馬裡坦對這件事的描述：
“1272年復活節後，托馬斯修士回到義大利，參加了在佛羅倫薩舉行的道明會總會會議（General Chapter），隨後又前往那不勒斯，繼續在那裡講學。有一天，1273年12月6日，當他在聖尼古拉斯禮拜堂舉行彌撒時，他經歷了巨大的轉變。從那一刻起，他停止了寫作和口授。那麼，難道他要讓包含三十八冊（treatises），三千題（articles），一萬則質疑（objections）的《神學大全》半途而廢嗎？正當雷金納德為此抱怨的時候，他的師傅對他說：‘我不能再寫下去了。’但雷金納德堅持要他繼續。‘雷金納德，我真的不能再寫了；一些事情啟示給我，讓我覺得我以前所寫的一切，在我看來都如草木禾秸。現在，在我的著作停筆之後，我在等待生命的終結。’”
此後，托馬斯·阿奎那再也沒有寫作。在他人生最後的旅程中，他請求人將他帶到聖母修道院。臨終之際，他請求領臨終聖體（Viaticum）。當他看到祝聖後的聖體時，他仆倒在地，大聲喊道：
“我領受你，我贖罪的代價……我塵世旅程的臨終聖體，為愛慕你，我鑽研、警醒、勞作、佈道和教導。我從未說過任何違揹你的話；倘若我說過，那也是出於無知，我不會固執己見，如果我做錯了什麼，我都交予羅馬教會來糾正。正是在對教會的順從中，我離開此世。”
卓越的教會聖師
在神學領域，獲取榮譽頭銜和地位有著一種奇特的發展歷程。一名剛入學的新生最初不會有任何頭銜，只是以自己的本名開始求知之旅。當他大學畢業時，有些人可能會稱他為“先生”（Mister）。當他從神學院畢業並透過按立考核後，他會被授予“牧師”（Reverend）或“神父”（Father）的頭銜。如果他繼續深造並獲得博士學位，他就會被稱為“博士”（Doctor）。要是他有幸在某個學院謀得教職，那他還得等待晉升為教授，然後他才能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令人垂涎的“教授”（Professor）頭銜。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果他真的取得了巨大成就，並因其學識而聲名遠揚，他將獲得最高的榮譽，那就是人們只以他的名字來稱呼他。我們通常不會說“巴特教授”、“加爾文博士”或“孔漢斯教授”。神學領域的領軍人物往往是以他們的名字為人們所熟知。我們會說巴特、布林特曼、布龍納、孔漢斯、加爾文、路德、愛德華茲和拉納。一個人似乎只有當他的頭銜回到了起點，也就是隻用他自己的名字被稱呼時，才算真正取得成功。
從某種特殊意義上來說，這種奇特的發展歷程，在給予阿奎那的名譽頭銜上達到了頂峰。人們不僅透過他那著名的姓氏來認識他，而且在神學和哲學領域，他的名字（托馬斯）也廣為人知。沒有人會說阿奎那主義（Aquinasism）。我們會說加爾文主義、路德主義、奧古斯丁主義，但對於阿奎那，我們說的是托馬斯主義（Thomism）。只要提到“托馬斯”這個名字，每一位神學學者都知道我們說的是誰。
想想世界上曾有過的所有叫托馬斯的人吧。甚至想想那些在基督教世界裡頗有名氣的“托馬斯”們。比如有“多疑的托馬斯（多馬）”、托馬斯·肯培（Thomas a Kempis）、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爵士，以及許許多多其他叫托馬斯的人。但只有一位神學巨人，只要一提到“托馬斯”這個名字，人們立刻就能認出他來。
1879年，利奧十三世在羅馬釋出了一則教宗通諭，盛讚托馬斯·阿奎那做出的貢獻。利奧宣稱：
“托馬斯·阿奎那遠超其他經院神學家，堪稱他們的導師和領袖。卡耶坦（Cajetan）曾對他作出過非常貼切的評價：‘他對古代神聖的神學家們懷有極高的崇敬，以至於可以說，他完全理解了他們所有人的學說。’托馬斯將這些神學家們的教義彙集起來，就如同將散落的肢體組合成一具完整的身軀，並將它們塑造為一個整體。他把它們安排得如此奇妙，又做了如此之多的補充。因此，他當之無愧地被視為大公教會獨一無二的捍衛者和榮耀。他的心思才智容易受教而敏銳，記憶力敏捷而持久，生活極其聖潔，且只愛真理。他在神學和人文學識方面都極為淵博，故而被比作太陽，因為他以自身聖潔的火焰溫暖了整個世界，又以自己教義的光輝照亮整個大地。哲學各個領域，無一不被他以敏銳且堅實的方式進行過深入探討。”
本篤十五世頒佈的教會法典，要求天主教學校的教師“在理性哲學和神學研究的各方面，以及在這些學科中學生的培養方面，都要按照天使博士的方法、教義和原則，並虔誠地持守之”。由此，托馬斯主義在教會中被提升到了至高無上的神學地位。托馬斯超越了“天使博士”的範疇，躋身教會卓越聖師（the Doctor of the Church par excellence）的領域，成為信徒公認的聖師。
什麼是托馬斯主義？
那麼，與阿奎那的名字相關聯的托馬斯主義，究竟是怎樣一種哲學呢？托馬斯主義是一種哲學還是一種神學呢？托馬斯本人主要是一位護教家還是一位神學家呢？他是一位依據聖經進行思考的思想家，或是一位思辨型學者，只是重新闡釋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併為其異教哲學施洗？這些都是聽到托馬斯這個名字時會引發的一些問題。
20世紀以來，羅馬天主教的學者們重燃對聖托馬斯·阿奎那的興趣。與此同時，羅馬天主教的托馬斯主義者與福音派新教徒之間的分歧也日益加深。如同1870年第一次梵蒂岡會議將新教視為所有現代異端邪說以及對真理歪曲的根源一樣，現代福音派信徒也把托馬斯的學說看作令真理泉源變苦的毒藥。
新教護教家諾曼·蓋斯勒（Norman Geisler，他在重大問題上支援托馬斯）喜歡打趣說：“福音派的新主題曲是‘老阿奎那應該被遺忘，永遠不要想起他’。”
另一方面，已故的弗朗西斯·薛華（Francis Schaeffer）對聖托馬斯提出了尖銳批評，他在托馬斯的學說中看到了世俗人文主義的基礎。他認為托馬斯對自然神學的發展，其中孕育出世俗哲學的大憲章（magna charta）。托馬斯將哲學從神學的掌控中解放出來，哲學獲得了自主。一旦哲學實現自主，與啟示分離且不受其約束，它就會插上自由的翅膀，飛到任何它想去的地方。自從阿奎那把這隻鳥兒放出牢籠，它就公然向信仰發起挑戰。哲學不再被視為神學女王的婢女，而是她的對手，甚至可能成為她的毀滅者。
對阿奎那的這種評價，在新教的某些圈子中遭到了抵制。但這場爭論仍在繼續。就我而言，我相信新教教會對聖托馬斯虧欠良多，應重審他所做出的貢獻。我提醒我的福音派朋友們，當聖托馬斯為自然神學的地位辯護時，他主要援引的是使徒保羅和《羅馬書》第一章，以為其經典依據。
在某種意義上，每一位基督徒都深深受惠於聖托馬斯。要理解他的貢獻，就必須瞭解他寫作時所處的歷史背景。要公正地解讀任何過去或現在的思想家，我們必須提出這樣的問題：“他試圖解決什麼問題？為什麼要解決這些問題？在他那個時代，哪些突出的議題至關重要？主要的爭議是什麼？”
例如，我們知道，在整個教會歷史上，神學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嚴重異端威脅的推動。正是異端馬吉安（Marcion）的出現，使得教會有必要確定聖經的正典。正是阿里烏（Arius）的異端邪說，引發了尼西亞大公會議。正是聶斯脫裡（Nestorius）和歐迪奇（Eutyches）對真理的曲解，使得召開迦克墩大公會議成為必要。一直以來，爭論之熾烈就如一口坩堝，神學的真理藉此變得更加明確清晰。
把聖托馬斯從他的“教條主義迷夢”中喚醒的是當時教會所面臨的威脅。這場威脅是基督教世界不得不承受的最嚴峻挑戰之一。鑑於我們當今西方世界的狀況，我們有點難以想象這種威脅的嚴重性。在13世紀，正是伊斯蘭教的興起和迅猛擴張對基督教構成威脅。我們對這種威脅的認知，往往侷限於十字軍東征記載中那些更富傳奇色彩和冒險元素的部分。胸前佩戴著十字架的騎士們揚鞭策馬，要從異教徒手中解放聖地，這聽起來確實有某種浪漫色彩。
聖托馬斯也試圖解救聖地。只不過他所構建的聖地之牆，是由哲學的灰漿築成的。他的長矛是他手中的筆，而他的盔甲則是修士服。對托馬斯來說，這場戰爭是一場思想之戰，一場概念之爭。
當時，伊斯蘭哲學在伊斯蘭教和亞里士多德哲學之間實現了非凡的綜合。亞里士多德思想的強大範疇，成為兩位偉大的阿拉伯哲學家阿威羅伊（Averroes）和阿維森納（Avicenna）思想武器庫中的有力武器。
伊斯蘭哲學家創立了一套思想體系，稱為“整合的亞里士多德主義”（integral Aristotelianism）。由此衍生出的一個關鍵點就是“雙重真理”的概念。雙重真理論允許某些觀點於同一時間在哲學上是正確的，而在神學上卻是錯誤的。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阿拉伯哲學家們做到了連學童們雖普遍渴望卻永遠無法做到的事情——“魚和熊掌兼得”。
“魚和熊掌兼得”所存在的問題顯而易見。如果我想得到魚，我就不能保住熊掌。但如果我想保住熊掌，魚就沒了。我無法同時保住兩個無法相容的東西。這看起來很簡單。然而，哲學家就像律師一樣，往往具有驚人的能力，能把簡單的事情變得極其複雜，以至於他們認為他們實際上可以超越“魚和熊掌兼得”的困境。更糟糕的是，他們往往辯才無礙，能讓別人相信他們的這套說辭。
把“雙重真理”這一概念轉換成現代的範疇，大概會是這樣：一位基督徒可能會在週日努力相信，自己是一個由神的主權、有目的的行動，按照神的形象創造的受造物。而在這周剩下的時間裡，他又相信自己不過是宇宙的一個偶然產物，一個從原始湯（slime）中偶然誕生，逐步發育成熟的微生物。然而，到了週三，他會採取一種不同的立場。週三是“雙重真理日”。在週三的禱告會上，這位基督徒試圖同時相信這兩種觀點。每週總有一天，他會讓自己陷入“智識上的精神分裂症”（intellectual schizophrenia）。他試圖去相信並生活在自相矛盾中。如果他享受這種遊戲，他可能會爭取將這種狀態延長到整個週末，直到他獲得最終的“幸福”——在精神病院獲得永久居留權。
阿奎那不僅關心保護基督教會免受伊斯蘭教的攻擊，還關心保護人類免於陷入智識自殺（intellectual suicide）的境地。他堅持認為所有真理都是相互連貫一致的（coherent）。現實在根本上並不是混亂無序的。在哲學上是正確的東西，在神學上也必定是正確的。在科學上是正確的東西，在宗教方面也一定是正確的。真理或許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分析。不同的學科可能有各自專門的研究領域，但阿奎那堅持認為，所有的真理最終都會殊途同歸。
阿奎那的這一核心原則，預設了一些相當基本卻至關重要的公理。它基於先前的結論，即存在一位上帝，且這位上帝是這個世界的創造者。這個世界是一個大全（universe）。也就是說，這個世界的特徵是多樣性，而這種多樣性在上帝主權的創造和掌管中，找到了其最終的統一性。“宇宙”（universe）一詞和“大學”（university）一詞，都來自“統一性”（unity）和“多樣性”（diversity）這兩個詞混合而成的概念。
雙重真理論從原則上破壞了“宇宙”這一基本概念。宇宙變成了一個沒有終極和諧或凝聚力的多元宇宙（multiverse）。最終就是混沌。而真理，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事物，變得不可能存在了。在這種情況下，矛盾在任何時候都可能被隨意接受，每一天都變成了“雙重真理日”。
弗朗西斯·薛華對聖托馬斯最嚴厲的指控之一，就是聲稱托馬斯將哲學和神學分割。從其他地方也能聽到這種指控，即托馬斯將自然和恩典分割開來。薛華哀嘆道，自阿奎那的著作問世以來，哲學已從作為科學女王（神學）的婢女角色中解放出來，如今已成為神學的主要對手。
神學家的特長是能夠進行細緻的區分。神學家所能做出的最重要的區分之一，就是區分“區分”（distinction）和“分割”（separation）。（這種區分會讓人頭痛不已。）區分事物與分割事物之間存在一個關鍵的差異。我們區分自己的身體和靈魂，但如果我們把它們分割開，我們就會死亡。我們區分基督的兩種本性，但如果我們把它們分割開，我們就會陷入嚴重的異端邪說。
阿奎那最不願意做的事，就是把哲學與神學、自然與恩典分割開來。而這恰恰是他所努力抗爭的問題。雙重真理論將自然和恩典分割開來。這種分割正是阿奎那所要消滅的惡龍。阿奎那關心的是區分哲學和神學、自然和恩典，而不是把它們分割開。他是來埋葬阿威羅伊（的思想）的，而不是來頌揚他的。
阿奎那始終堅持認為，從根本上說，自然與恩典之間並不存在衝突。他的立場是，恩典不會破壞自然，而是成全自然。上帝在聖經中所啟示的內容，並不會取消他在自然中所啟示的東西。誠然，聖經所啟示的內容，增加了我們從對這個世界的研究中所能收集到的知識，但它並不會與之相矛盾。
托馬斯教導，在自然中可以發現某些真理，而這些真理在聖經中是找不到的。舉一個現代的例子，我們無法在聖經中找到血液迴圈系統的設計藍圖。《歷代志下》沒有告訴我們微型晶片計算機。另一方面，科學永遠不能告訴我們三位一體或上帝的救贖計劃。聖靈在人靈魂重生中的工作，用顯微鏡或X光機是檢測不到的。
聖托馬斯只是在陳述一些顯而易見的事情，即我們從自然中學到一些聖經裡沒有的東西，也從聖經中學到一些自然無法給予的東西。這兩種資訊來源從根本上來說絕不會相互矛盾。如果它們看上去相互矛盾，那麼我們頭腦中就該響起警報，提醒我們在某個地方犯了錯誤。要麼是我們對自然的理解有誤，要麼是我們對聖經的闡釋有誤，或者兩者皆錯。
到目前為止，一切都還好。真正激怒許多現代福音派人士的是托馬斯接下來說的話。托馬斯堅稱，除了能從自然中獲取的特定資訊以及僅在聖經中找到的資訊之外，還有一個知識重疊的領域。存在一些托馬斯稱之為“混合論題”（mixed articles）的真理。所謂“混合論題”指的是既可以透過自然，也可以透過恩典學習的真理。
在這些“混合論題”中，最具爭議的是上帝是否存在的問題。顯然，聖經教導我們有一位上帝。然而，阿奎那認為，大自然同樣也教導我們有一位上帝。因此，可以說存在一種自然神學。自然神學意味著，從自然中可以獲得關於上帝的知識。
自然神學以及從自然中得出上帝存在的證明這一問題，在20世紀爭論不休。例如，我們還記得在卡爾·巴特（Karl Barth）與埃米爾·布龍納（Emil Brunner）的辯論中，巴特嚴詞拒絕自然神學。一般意義上的神學，特別是福音派神學，對自然神學會有激烈反應，將其視為希臘哲學對信仰領域的入侵。
在我們這個時代，占主導地位的是某種形式的信仰主義（fideism）。信仰主義的字面意思就是“唯信主義”（faithism），即堅持認為只有透過信心才能認識上帝。上帝的存在不能由哲學來確定。自然（本性）不會產生神學。諸天可以述說神的榮耀，但惟有藉著信心的眼鏡，才能看見這樣的榮耀。
托馬斯訴諸聖經為自然神學辯護。他小心翼翼地提醒當時的基督徒，聖經不僅教導我們有一位上帝，而且同樣是這部聖經也教導我們，聖經並不是關於上帝資訊的唯一來源。聖經清楚明白教導人們，事實上，人不僅能夠知道，而且確實知道，上帝在自然中的自我啟示證明了他的存在。托馬斯只是提醒教會使徒保羅在《羅馬書》第一章中所詳細教導的。
當現代福音派信徒完全拒絕自然神學，採取唯信主義的立場時，他就會揹負阿奎那曾被指控的罪名，即分割了自然和恩典。
這裡的危機是什麼？
阿奎那明白，墮落之人會不斷試圖利用哲學和科學的工具來反對聖經的真理。然而，他拒絕將自然拱手讓給異教徒。他拒絕對哲學和科學妥協讓步。唯信主義是一種退縮策略。它躲在信仰的堡壘後面，把理性拱手讓給異教徒。唯信主義以最糟糕的方式，把自然和恩典分割開來。教會變成文化上的退出者（cultural dropout），尋求一座基督徒隔都（Christian ghetto）的庇護所。教會試圖為進行敬拜、祈禱、查經之類的活動保留一個安全空間，但與此同時，藝術、音樂、文學、科學、大學以及哲學，都被拱手讓給了異教徒。
如果有一位基督徒碰巧從事這些領域的工作，人們會禮貌地要求他遵循雙重真理的標準。就如同一位無法確定光究竟是波（wave）還是粒子（particle）的科學家一樣，他會被要求相信光是一種“波粒子”（wavicle），或者在週一、週三和週五相信光是一種波，在週二、週四和週六相信它是一種粒子。（當然週日休息。）
我們敏銳地意識到，當今的教會在哲學家和科學家的衝擊下已步履蹣跚。很少有哲學家認為自己的使命是為上帝的真理服務。今天也幾乎沒有科學家將自己的任務視為“追隨上帝的思想而思考”。世俗大學不會溫和地培養基督教信仰。流行音樂排行榜對推進上帝的國度幾無幫助。現代藝術和文學也沒有傳達出聖潔之美。難怪教會想在遠離文化戰場的地方尋求一個安全的慰藉之所。
我們需要一位阿奎那。我們需要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他不會為了安全而放棄真理。我們需要願意與世俗主義者競爭、捍衛基督及其真理的弟兄姐妹。在這方面，阿奎諾的“啞牛”是一個英勇的榜樣。
*本文最初發表於《蒙揀選的器皿：十位傑出基督徒的肖像》（Chosen Vessels: Portraits of Ten Outstanding Christian Men [Michigan: Servant Publications, 1985]）。本文翻譯所依據的英文底本見以下網址：credomag.com/article/we-we-need-an-aquinas/（Credo雜誌第12卷第2期，2022年7月5日）。
本文作者 R. C. 史普羅（Robert Charles Sproul，1939—2017）是林格尼爾谷研究中心（Ligonier Valley Study Center）主任，也是改革宗神學院（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系統神學與護教學教授。他的著作包括《信仰的理由》（Reason to Believe）、《追尋尊嚴》（In Search of Dignity）、《耶穌是誰？》（Who Is Jesus?），以及一部小說《約翰尼回家》（Johnny Come Home）等。
《世代》第25期的主題是“紀念托馬斯·阿奎那誕辰800週年”，卻也有並非可以簡單分門別類的文字。如《世代》文章體例及第1期卷首語所寫，《世代》涉及生活各方面，鼓勵不同領域的研究和創作。《世代》不一定完全認同所分享作品的全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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