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我發現現在的醫生不只會化療，也能用“話療”治病。
前段時間，上海有位女醫生專門開了一節課，名字叫“好好說話”——就為了告訴醫學生們，該如何和患者溝通。
他們在課堂上玩角色扮演遊戲，假裝自己是病人。有人扮成燙傷的10歲男孩，一邊哭鬧害怕一邊擔心是否留疤，完全模擬真實的醫療環境，被測試的醫生必須在治療的同時安撫情緒，回答患者的問題。
女醫生說，醫生和病人目標一致，本不該有矛盾，出現矛盾大機率是溝通問題。
我的作者康不醫親身經歷的醫療案件裡，有位醫生就因為一句話，被家屬告上法庭。
康不醫說，這起案件很特殊——醫患雙方中沒有真正的壞人，只有原本一份好心，在錯誤的溝通方式下，造成了巨大傷害。
7月的一天，天氣潮溼悶熱，似乎要下雨了，我正為了一個難纏的醫療糾紛案在醫調委整理資料，突然接到了一個電話。
有個女人在電話那頭用哭腔喊著：“律師，律師你救救我們吧——我物件被醫院害死了”。
這個叫王春娟的女人，給我講了一個近乎荒誕的故事：她說她丈夫在醫院被護士餵食嗆死了，醫院為了掩蓋過失，把屍體藏在ICU不讓她看，她爭了兩天才把丈夫的遺體搶出來。
我問她說的是哪家醫院，對方報出了本市最大的三甲醫院的名字。
怎麼可能？這家醫院醫療水平能排進全國百強，嗆死人是多低階的失誤，更何況ICU藏屍，這醫院裡幾千號人是都不幹了嗎？
似乎感覺到我的懷疑，王春娟的語速越來越快、越來越急，最後化為一聲抽噎，她說她已經找了好幾個律師了，“為什麼你們都不信我？”
不知道是因為她語氣裡的絕望，還是窗外隱隱悶雷的聲音，我心軟了，對著電話那頭說：“你有病歷嗎？帶過來吧，我給你看一眼。”
最開始我想的其實只是安撫一下這個女人的心情，就當日行一善；畢竟沒有人相信，那麼大的一家三甲醫院，會發生她所說的這樣荒謬的事件。
我從沒想過，就這一眼，我竟然真的接下了這起案件，並且在四個月後，和她一起迎來了勝訴的結果。
王春娟趕到我們約的地方時，外面的大雨已經下了起來。不知道是雨水還是汗水，把她鬢邊的頭髮打溼成一綹一綹的。
她穿著一件著白底黑花的滌綸上衣，皮膚灰暗粗糙，兩頰上還有些紅血絲，是那種非常典型的農村婦女的樣子。
衣服和頭髮都淋溼了，她懷裡的無紡布袋子卻被保護得很好。像是怕我反悔一樣，王春娟一坐下就開啟袋子取出厚厚一本病歷推到我眼前。
我一邊看，她一邊語速飛快地“解說”著。
出事的人是她的丈夫李鑫。據王春娟說，丈夫生前身體強壯，一直是家裡的頂樑柱，“可能是著涼”，6月份開始斷斷續續地發燒。
燒了半個月不見好，吃退燒藥也沒用，先是去了縣醫院，沒查出原因，反而情況越來越嚴重，人都有點燒糊塗了，於是連忙送進第一醫院治療。
在第一醫院住了一禮拜，雖然花錢如流水讓王大姐有點心疼，但欣慰的是，丈夫日漸好轉，“腿和胳膊都會動了，以前一邊不會翻身，後來兩邊翻身全都會了，真的是狀態是越來越好了”。
王春娟一度以為丈夫很快就能出院了。變故就發生在住院的第7天。
當天下午，醫院為李鑫抽了腦脊液送檢，囑咐王春娟術後4~6小時禁食禁水。但差不多5小時後，來查房的護士就告訴他們，可以用食管喂一些稀飯了。
王春娟雖然心有疑慮，但沒有反對。護士操控著食管，將王春娟他們從食堂買的稀飯透過鼻腔注入李鑫的胃裡。
好像是突然，李鑫抽搐了一下，接著唇邊開始流出半透明的液體。王春娟趕緊叫停護士，同時喊醫生，可醫生只是看了一眼，對王春娟說拍拍背就行，就走開了。
王春娟拼命給丈夫拍背，但丈夫的臉還是越來越紫，同時旁邊機器上的資料一陣亂跳，“心跳都跳到二十幾了”。
護士們紛紛跑來，醫生們也終於被驚動，團團圍住了李鑫的病床。
王春娟被趕了出去，只看到醫生們前所未有的慌亂，在床前忙了半天，又匆匆推著病人進了ICU，中間一眼都沒讓她看見。
病危通知書雪花一樣地下，不到24小時後，王春娟得知，丈夫腦死亡了。
醫院給出的理由是，病情惡化，搶救失敗。
可怎麼會呢？好好的一個人，家裡唯一的頂樑柱，生活中最大的依靠，剛還眼看著病情好轉，能說話、胳膊腿都會動了，轉眼之間腦死亡？
更讓她覺得可疑的是，醫院對她的態度突然發生了180度大轉彎，一開始很冷淡，“就我物件不行的那天，耐心地給我解釋”。
又比如之前讓他們做的一個檢查，說是5~7天出結果。當時王春娟就質疑過，說結果出得太慢了，會不會耽誤治療，醫生說就是這樣，快不了。但人一進ICU，兩天不到結果就出來了，而且什麼都沒檢出來。
王春娟懷疑，這種種轉變，都是因為醫院做賊心虛，因為他們做錯了事——
丈夫根本不是死於病情惡化，而是死在17日晚上，因為護士喂進他“鼻子”的那一口稀飯，是醫生漫不經心的一轉身，耽誤了轉瞬即逝的搶救時間。
是醫院操作失誤，把丈夫嗆死了。
丈夫李鑫住進ICU後，王春娟和醫院的信任迅速崩塌。她堅持要進ICU看丈夫，不相信院方給出的任何說法，要把丈夫“搶”回家。
醫院告訴她，病人現在已經腦死亡，出院就會死，王春娟卻認為，丈夫早在三天前就已經死了，剩下的只是醫院在裝樣子，在“毀滅犯罪證據”。
她只想立刻見到丈夫，哪怕是讓他入土為安，也不能再被騙人的醫院拿在手上折騰。
沒讀過什麼書的王春娟，自己在網上查了一通怎麼跟醫院維權，第一時間封存了病歷，急匆匆地帶出來找律師。
此刻，這本病歷就放在我的面前，王春娟一面繼續來回地重複著自己的疑點，一面殷切地看著我。
有一瞬間，我甚至都有些迷茫了，她是真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我手中這本病歷非但佐證不了她的說法，反而證明了——
醫院沒有任何問題。
根據病歷顯示，患者李鑫入院時的狀況根本不像王春娟說的，僅僅只是發燒而已。
記錄上寫著，患者持續發燒了20天，燒到40度，入院時已經陷入昏迷，入院一小時醫生就下了病危通知書，採取了一級護理。
在此之前，縣醫院曾懷疑李鑫得的是傳染病，又懷疑是泌尿系統感染，做了亂七八糟一堆檢查，連為什麼發燒都沒查出來。而第一醫院的醫生卻憑藉經驗，準確地選擇了為他急查顱腦MRI，迅速查明瞭發燒的根源——顱內感染性病變。
然而，這並不算是找到病根，只是找到了“主戰場”。
發燒的根源不是感冒炎症，而是顱內感染，但感染又是什麼造成的呢？
大腦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系統，整個醫學界都沒有任何檢查可以保證一步到位地查出。
醫生能做的，只有根據經驗一項一項排查，趕在病原體“吃”掉患者體內正常組織之前，鎖定真兇，把患者搶救回來。
看得出來主治醫生經驗很豐富，她迅速給李鑫安排了一長串檢查，既有腦脊液常規檢查、tNGS等一系列檢查，也有很少有人考慮的蜱蟲病。
這些檢查都需要時間，但病原體查出來之前，醫生也沒有鬆懈治療，先給李鑫開了一些適用範圍比較廣、副作用小的藥，有針對細菌感染的、有針對結核感染的，有棗沒棗打一杆子。
運氣好的話，可能不用等檢查結果出來，病原體就被稀裡糊塗殺死了。
但李鑫並不是一個幸運的患者。入院第7天，他的身體好像突然一下崩潰了。
病歷記錄了王文娟“看不懂”的那次搶救：
5月17日晚20:03，患者出現口唇紫紺，呼吸淺，20:03給予吸氧，口咽通氣道，吸痰處理——心率進行性下降，48次/分。
20:13給予腎上腺素1mg靜推，多巴胺持續靜脈泵入升壓，呼吸興奮劑尼可剎米、洛貝林靜滴——心率恢復至93次/分，自主呼吸仍未恢復。
20:20給予氣管插管+人工氣囊輔助通氣——指氧飽和度逐步上升……
這個搶救記錄的第一行，基本就可以反駁王春娟說的“嗆死”。
嗆咳導致的窒息其實不像普通人想象的那麼危急，只要及時吸氧吸痰加心肺復甦，心率為零都有希望救活，而醫生第一次記錄的時候，李鑫的心率有48，這絕對稱不上“搶救不及時”。如果只是嗆咳，傻子都能救活。
那如果不是嗆死的，李鑫又是怎麼死的呢？
從搶救記錄可以看出，醫生給李鑫的治療中，吸痰一點用都沒有，氣管插管管用了一陣子，但他的呼吸迴圈還是在慢慢變得微弱。兩天後，甚至掛著呼吸機都出現了腦缺氧。
他的死亡不是突然一下，而是像是一個越來越虛弱的老人，緩慢然而不可逆的，到最後竟然掛著呼吸機“窒息”了。
其實，人們習以為常的呼吸，是由大腦控制吸入空氣，到肺分解空氣、氧氣進入血液、送到身體各處等一系列動作組成。
李鑫最後都掛上呼吸機了，等於跳過了氣管，那麼問題大機率出在肺或者大腦。
結合開始醫生的診斷：顱內感染性病變，可以推測，李鑫真正的死因，應該是顱內的病原體攻破了他大腦中控制呼吸的中樞。
顱內感染的搶救就像一場游擊戰，醫生尋找病原體，病原體隨時攻擊患者大腦，大腦內有些部分不那麼關鍵，有些部分例如呼吸中樞，就是牽一髮動全身的核心。
而在李鑫身上發生的這場戰爭，是病原體率先攻下了核心。醫生盡力了，沒有趕上，這不是醫生的責任。
可是王春娟，能接受這個結論嗎？
合上病歷，我開始努力措辭。
我試探著告訴王春娟，就病歷來看，其實醫院搶救還算及時，李大哥是顱內感染，這個病很嚴重，可能真的是沒來得及。
王春娟本來還在滔滔不絕，被我打斷，愣神一陣才反應過來：“不可能的，17號那天上午查房，我物件好轉挺多的。”
她又念念叨叨說起最後見到丈夫的那一面：“就在出事的前一天晚上，他還讓我婆婆和小姑子去歇著……”
“他那幾天精神真的是好轉了，眼睛左看右看的，老睜開眼睛看，看很長時間，不是剛去的時候光想著睡覺，結果晚上給嗆著了……”
王春娟和我見過的許多失去親人的家屬一樣，眼神空洞，反應也慢半拍，問點什麼有時候愣神一陣才反應過來，只知道重複自己腦子裡的幾句話，用方言說，就像魂丟了一樣。
眼看她又要說起自己的那一套故事，我連忙打斷：“醫生沒告訴你，大哥這個情況其實一直不太好嗎？”
她說的好轉，都只是表象，只是免疫系統在藥物的幫助下短暫佔領了高地，實際上病原體沒有清除，隨時都在找機會攻擊中樞。
王春娟激動地說，醫生們不是這樣說的，“他們說，‘我說能治就是能治，不能治再說’，怎麼治的根本沒跟我說！”
這明顯是醫生被她問煩了，打發她說出來的話，王春娟自己說出來也反應過來了，眼圈一點點紅了。
“這到底是什麼病，他們為什麼不告訴我？檢查結果出來以後，我打過好幾遍電話找主任，主任就是不接，最後也沒給我解釋明白到底是什麼意思，那天我都錄音了，我也聽不明白……”
“一開始住院的時候我問她（主治醫生）什麼，老哼哼的，說我腦子不好使，聽不明白，讓我領家人過去聽……”
她唸叨的內容，從前面堅信的那個“故事”，變成了對醫生態度的憤怒，她反覆強調著，她不明白，她聽不懂。
我從她激烈的語氣中，聽出了一點委屈，和恐懼。
她在害怕。丈夫猝然病倒，醫生說的什麼她都聽不懂，也沒有人願意跟她解釋。
醫生們讓她不懂就不用管，可那是她的愛人，她怎麼可能不管？她怎麼可能相信世界上有人比自己對他更盡心？
李大哥的死，我能看懂病歷上全力以赴後的無可奈何，可是她看不懂。她看到的就是陰差陽錯的幾秒鐘，眼睜睜被一口飯嗆死了，隨後醫生們還在不斷地推開她、拒絕她。
恐懼轉化為憤怒，她只能豎起滿身的尖刺，來保護自己和丈夫。她只能用最大的惡意去揣測醫生，於是有了那個讓我們所有人都覺得不可理喻的“故事”。
我心裡的煩躁漸漸散去。我開啟病歷，一字一句地向她解釋，什麼叫做顱內感染，什麼叫做腦膜炎。
我告訴王春娟，李大哥的病在進醫院之前就很嚴重了，發燒20天是什麼概念，入院檢查顯示已經出現合併基底節區腦組織壞死，就像被大卡車撞了，救回來是奇蹟，救不回來才是正常的。
王春娟眼睛睜得大大的，看得出來，她在努力理解我說的話。
我觀察著她的眼神，每當她皺一皺眉頭，或者眼睛開始放空，我就停下來重新說，一直說到她點頭為止。
這一套說下來，王春娟頭一次茫然了：“我什麼都不懂，醫生也沒給我們說，就跟我說，‘我說能治就能治’，我以為是能治好的……我要是知道，一定會讓他早早去醫院，他就扛著一直不和我們說……”
她眼淚嘩嘩地流，彷彿終於找到了一個發洩口。我心裡難過，但也悄悄鬆了口氣——終於不說病人是嗆死的了，這麼看來，倒也沒有那麼難說話呀。
等王春娟的情緒稍微穩定一些，我向她確認，是不是打算放棄這個案子。
王春娟一抹眼淚，搖了搖頭：“要告，她一定是給我耽誤了，我接受不了，錢你不用擔心康律師，我砸鍋賣鐵也要告。”
我的表情差點沒控制住，還告？不是都說了醫院的治療沒有過錯嗎？
王春娟咬著牙反問我：“醫院難道沒過錯嗎？治不了為什麼不早告訴我，我可以轉院，我可以去北京啊，多少錢我都願意花！”
我下意識地想反駁。他們家的經濟條件不用問也知道，看王春娟自己的穿著打扮，李大哥發燒20天咬牙不去醫院，怎麼可能是隨隨便便就掏得出錢轉院去北京。
我覺得這只是她的氣話而已，真告訴她治不了，她也只能放棄。
可這話直接說肯定不太好聽，我換了個說法，儘量客觀地告訴她，現在死者屍體已經被火化了，我們分析死因的材料很少，只能就病歷去做鑑定。
醫療鑑定一場下來就要上萬甚至好幾萬，如果鑑定醫院沒有過錯，將會全由家屬承擔。這還沒有算上我的律師費。
這樣一筆錢，足以嚇退只想訛錢的家屬，和大部分只是不甘心的家屬了。
可王春娟還是眼睛也不眨地告訴我，她要告。
我說即使血本無歸也要告？
她說要告，家裡的每一分錢，都是她和丈夫一起掙的，這筆錢沒有用在給李大哥治病，就用在給他打官司，她心甘情願。
她說他們最開始很窮很窮，就在菜市場擺一個攤子，賣涼拌菜，賣了二十幾年。每天清晨，丈夫獨自出門去買菜，買完菜回來準備好，才會輕輕地叫她起床。
丈夫是個不太愛說話的人，但是累活絕不讓妻子去幹，都是自己不聲不響地辦完，擺攤的木頭推車就是他自己拿廢木頭自己做的，比買來的還結實。
他們用了二十幾年，攢出了房子，攢出了女兒和兒子的學費。女兒讀了師範，兒子成績差一點，讀的是護校，等他們畢業，生活就要好起來了——
就差一點，丈夫卻看不到了。
他們儉省了一輩子，可在丈夫離去的那天，王春娟才發現，人不在，錢沒有任何意義。
王春娟告訴我，在我之前她已經找了三個律師了。最開始朋友介紹的那個，電話打過去人喝得醉醺醺的，拍著胸脯說自己能找關係；第二個則讓她先交三萬律師費，說能給打回來八九十萬的賠償。
我一聽就咋舌，這個病歷，八九十萬，怎麼要？上醫院拉橫幅嗎？
王春娟說她也覺得不靠譜，又找了第三個律師，卻被對方拒絕，最後才找到我。
這樣一波三折還不死心，我很難想象，如果我不接，她是不是會繼續找下去，甚至採取更極端的辦法。
我第一次開始認真思考，會不會，我和醫院都低估了王春娟治療丈夫的決心，她是真的願意為了這件事傾家蕩產的？
這麼說，醫院是不是真的做錯了——畢竟，李鑫的病不是真的被大卡車撞，而是顱內感染，如果找到更好的醫院，更快鎖定病原體，確實是有可能救回來的。
可王春娟從頭到尾都不知道病的嚴重性，也沒有面臨過轉院與否的選擇，現在說的話，會不會都是馬後炮？
她在每一張通知單上都簽了字，我要怎麼證明她其實不知情？
醫院剝奪了她為愛人最後一搏的“可能性”，算一種犯罪嗎？法律能支援嗎？這算不算對醫生的苛責？
抱著滿腹疑慮，我影印了李大哥的病歷，回到家裡細細研究。
對於這個案子，我的心情只有兩個字能形容：心虛。
我沒完沒了地跟王春娟強調著這個案子的風險，王春娟一條一條地回我，不理解的地方也認真聽、認真問，末尾還不停地感謝我：“請您多費心，我什麼都不懂。”
說到最後，我發現我倆位置有些倒轉了，之前是她說起丈夫的事像鬼打牆一樣不停，我嫌棄她煩，現在換我嘮叨，她的態度可比我好。
這麼一想，我都有些汗顏了，只能更賣力地研究病歷。
可無論是治療手段還是程式上看，這份病歷幾乎完美，診斷依據、鑑別診斷、診療計劃每項都寫得很紮實，最容易被遺漏的各種知情告知書一張都不缺。
這是想找茬都沒路走啊。
我正看著，手機一響，王春娟給我發來了好長的幾條小作文。微信對話方塊裡密密麻麻的，我往下滑了兩下才見到底。
我簡單看了一下，她說的是醫院最後給患者做的mNGS檢查。
這個檢查之前她就提過，這是她認為醫院“做賊心虛”的疑點之一：醫院給他們做檢查的時候，說結果要等7天，但李鑫進了ICU後，檢查結果第三天就出來了。
經過我的一番解釋，她總算不懷疑檢查結果出得快是“做賊心虛”了，但她仍然懷疑醫院沒有做這個檢查，理由是報告上簽字的檢查人員和之前的做的幾次檢查一樣，檢查結果也沒有什麼新的進展。
這還是天方夜譚，醫院要是敢編檢查結果了，那得是多大的腐敗。多半隻是因為患者進了ICU，醫院好心做了加急而已。王春娟想得太多了。
我內心吐槽了一句，正要把手機扔到一邊，突然腦海中靈光一閃，又把手機拿了回來。
針對李鑫的這種感染，醫學界主流的病毒檢查有兩個，分別是tNGS和mNGS。
李鑫入院第二天，孫婕醫生就給他做了tNGS，這是mNGS的“弟弟”，只能檢測一兩百種常見致病菌。
這份檢查沒有查出李鑫的病因。
到入院第8天，李鑫進了ICU，醫生終於給他安排了mNGS，出結果是第十天近中午，那時候李鑫已經去世。
雖然最終結果顯示，mNGS也沒有查出病因，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份檢查本來就沒意義。第2天和第8天之間，李鑫用了很多抑菌劑，更何況第8天時他本人身體已經瀕臨崩潰，病原體很可能和患者“同歸於盡”了，所以無法被mNGS查出來。
如果入院第二天就查，說不定更強大的mNGS就能找到病原體，對症下藥，阻止感染，李鑫也就不會死了。
我問王春娟，她是否知道兩種檢查的區別？王春娟茫然地回答，她不知道。
也就是說，先做tNGS的決定是醫生做的。治病救人爭分奪秒，一點可能性都不該放過，為什麼不先做更厲害的mNGS？
問題浮現的下一刻，我心中就有了答案——因為怕王春娟他們家裡窮。
tNGS雖然只能檢測一兩百種常見致病菌，但費用才是mNGS的五分之一，醫保還能報銷。mNGS則需要花5300元，還只能自費。
孫婕醫生肯定是看到了他們家的情況，於是先入為主地為他們選擇了便宜的方案，想著如果能查出來，就不用貴的了。
可是這個選擇，王春娟真的願意嗎？她真的捨不得這四千塊錢嗎？醫生有權力替她做這個選擇嗎？
也許，這就是我苦苦尋找的那個，可能證明醫院過失的關鍵點。
正式接受委託後，我去找第一醫院協調，準備共同委託鑑定機構來鑑定這一事故中的責任。
醫院的法務聽說我是為王春娟的案子來的，臉上竟然露出鬆一口氣的表情：“他們家終於找律師了。”
他說王春娟早就來過醫院好幾次了，之前一直說醫院把她丈夫嗆死了，歇斯底里，醫生幾個小時幾個小時地和她解釋，她一句也聽不進去，就要主治醫生“出來見她”。
醫生們巴不得有個律師在中間“翻譯”一下，甚至問我，你作為律師看這份病歷，是不是能明白病人不是嗆死的？我們做得沒問題對吧？
我沒有說話。
和他們聊完出來，我正巧收到王大姐的微信，囑咐我出差和醫院見面別捨不得吃，差旅費不夠了就跟她要。
我心情複雜地摁滅了手機。
聽證會安排在9月，鑑定機構請了四個專家，分別來自感染科、神經內科、重症醫學科、法醫學。第一醫院則來了四個人，負責主治的女醫生也在其中。
我看病歷時就專門留意過，主治醫生叫孫婕。我在醫院官網裡找了孫醫生的簡介，她挺年輕的，是個80後，照片上的她笑容溫和，目光堅定；下面的學歷也十分漂亮。
我還找到一篇報道，是她在社群參加義務宣講，給居民講解怎麼及時辨別腦卒中。
此刻我見到她本人，她扎著一個低馬尾，個頭比我稍矮一些，打扮給人的感覺很精英。
就像她的簡歷和寫的那份病歷一樣，嚴謹、專業，近乎完美。
我和她打招呼，說不好意思把你們喊這麼遠，但是家屬實在是情緒壓不下去。
孫婕醫生看了我一眼，淡淡地點點頭說：“理解。”
我猜到了她的反應。我想，她心裡大概也覺得很委屈，自己明明盡了全力，為什麼會被患者家屬“胡攪蠻纏”。
聽證會的過程中，孫婕醫生和我隔著一個座位坐著，接受專家的質詢。每一個問題她都對答如流，病歷上每一步治療方案的選擇她也說得頭頭是道，能感覺到，她對於自己的治療非常自信。
幾個專家一起圍著病歷和顱腦CT研究了很久，最終得出的結論和我之前猜的差不多，李鑫死於自身疾病轉歸影響呼吸系統，也就是顱內感染傷害了負責呼吸的中樞，導致失去呼吸能力，而不是嗆咳導致的死亡。
這個結論說出時，我能感覺到，孫婕大夫輕輕地鬆了口氣，整個人放鬆了一些。
王春娟的質疑一定給她帶來過很大的心理壓力，此刻專家定論，她終於可以放下心結，確認自己的診療沒有問題。
所有人的目光轉向我，我點頭認可了這個結論，轉而提出了另一個問題：“既然在這個患者身上，查明感染源是關鍵，為什麼沒有更早選擇做mNGS檢查呢？”
孫婕大夫明顯一愣，很快回答道：“tNGS也是比較主流的檢查，它能走醫保報銷……”
我追問：“在做tNGS的時候，您確定曾經告訴家屬還有檢查範圍更廣的mNGS嗎？您和家屬說了這兩個檢測的區別嗎？是家屬選擇了做tNGS嗎？”
孫婕大夫頭一次卡殼了。
法醫學的專家接過話來，用更溫和的語氣再問了一次：“你當時怎麼考慮的？”
孫婕大夫抿抿嘴，輕聲說：“我們主任一開始確實想做mNGS來著，是我覺得tNGS出結果快，家屬負擔小，我商量主任改成tNGS，沒和患者說，我是想給他們省些錢……”
專家看著她的眼睛慢慢說：“你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醫生不能悶頭去治病，與家屬的溝通也很重要。”
孫婕大夫沉默地點頭。她好像從來沒想過問題會出在這裡，反應有些慢，皺著眉頭。
聽證會的最後，我總結了我方提出的問題，最關鍵的一項，就是mNGS檢查做得太晚。
我也再次強調，我知道孫醫生在治療上已經盡了自己的全力，醫療糾紛不代表說你作為醫生失職，很多時候，是因為患者覺得自己委屈，患者想搞清楚這個事情，才產生了醫療糾紛。
“而我的患者的委屈就是，她為什麼不能為自己的愛人拼盡全力一次？她為什麼到最後，都不知道自己的愛人是怎麼死的？”
我知道醫生都很忙、很辛苦，沒有辦法做每個患者和家屬的“幼師”，對他們解釋清楚每一件事。可是世界上真的完全聽不懂人說話的人不多，我的當事人並不是其中之一。
如果多一句話告訴她，她盡力了，你也盡力了，也許事情就會不一樣。
我看向了孫婕醫生的眼睛。
聽證會結束後，孫婕醫生邊走出去邊和自己醫院的法務老師聊著天，她說專家的問題很專業，回去應該在出院患者的病歷上加上一欄“針對辦理出院時去世的患者的屍檢告知”……
法務老師點頭應和著她的意見，我看見她的臉上露出一絲笑容，十分溫柔。
她的餘光也瞥見了我，停下來，衝我笑了笑。
我知道，我們的立場限制不能說太多話，但還是託法務為我帶兩句話給她：“今天跟您學到了很多，感謝。”
“不論結果，我相信您是一名真正認真負責的好醫生。”
我也相信，就像在李鑫的診療過程中，如果找到了病原體，她一定可以快速出擊、藥到病除；在這一次聽證會後，她知道了問題出在哪裡，也一定會做得更好。
聽證會後一個多月，我和醫院同時收到了鑑定報告，給醫院定了一個輕微-次要責任。醫院最後考慮患者家庭情況，爭取到了29萬的賠償。
聽到這個結果的時候，我能感覺到，電話那頭的王春娟大大鬆了一口氣，含糊不清地對我說著謝謝，最後甚至帶上了哭腔。
29萬，不能換回一條人命，但能告訴王春娟，不是她的錯，她本該有機會盡力，現在，醫院為此向她道歉了。
放下過去，向前走吧。大雨已經停了。
天才捕手記錄過很多醫療故事，也有人問過我，為什麼要做這些故事？
我的回答是，我希望能夠有一個溝通的渠道，讓醫生和患者之間相互理解。我想用故事的方式，解釋那些疾病，和發生在人身體上的戰爭，讓患者明白醫生在做什麼。
而這個任務的另一半，就是讓醫生也明白，患者在害怕什麼。
患者害怕自己聽不懂的醫學，害怕上當受騙，害怕失去生命和自己重要的人。
這種恐懼得不到紓解，就會變成委屈和憤怒，讓患者去猜忌甚至仇視醫生。
疾病是一場太困難的戰爭，沒有人可以靠孤軍奮戰取勝，患者如此，醫生亦然。我很高興看到，這個故事的最後，不止是患者得到了安慰，醫生也找到了自己的“病根”。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卡西尼 小旋風
插圖：大五花
本篇953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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