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美聯社6月12日報道 像世界各地的畢業生一樣，Newtown High School 2024屆的畢業生們在畢業典禮上也會有苦樂參半的感覺——即將進入大學或職業生涯的興奮，以及離開朋友和社群的悲傷。
美聯社報道截圖
但在週三畢業的330名學生中，約有60人還將揹負著情感上的負擔，因為他們在美國曆史上最致命的校園槍擊事件之一中倖存下來，並且知道許多以前的同學將無法與他們一起走過舞臺。2012年12月14日，20名一年級學生和6名教育工作者在桑迪胡克小學（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遇害。
畢業儀式上將向受害者致敬，但具體細節仍保密。
很快，這些桑迪胡克事件的倖存者將離開這個被許多人稱為“泡沫”的社群，因為這個社群為人們提供了遠離外界的舒適和保護。其中5人接受了美聯社的採訪，討論了他們的畢業、未來的計劃，以及這場悲劇如何繼續影響他們的生活。
“他們會和我們在一起”
“我想我們都為這一天感到非常興奮，”17歲的莉莉·瓦西爾納克（Lilly Wasilnak）說。她當時在同學遇害地點對面的教室裡，“但我認為我們不能忘記……我們班有一大群人不見了。因此，即將畢業時，我們都有非常複雜的情緒——努力為自己和我們努力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興奮，但同時也為那些本應該能夠與我們分享卻無法與我們分享的人感到難過。”
艾瑪·埃倫斯（Emma Ehrens）是10號教室11名倖存的孩子之一。當槍手停下來重新裝填彈藥時，她和其他學生設法逃跑，另一名學生傑西·劉易斯（Jesse Lewis）大聲喊著讓所有人跑開。傑西沒能活下來。教室裡的5名學生和兩名老師遇難。
“我肯定會有很多複雜的情緒，”17歲的埃倫斯說，“我非常興奮，高中畢業了，即將開啟人生的下一個篇章。但我也非常……悲傷，因為我必須獨自走過這個舞臺。……我會想象他們和我們在一起，和我們一起走過這個舞臺。”
18歲的格蕾絲·菲舍爾（Grace Fischer）與艾拉·西弗（Ella Seaver）和瓦西納克（Wasilnak）在案發大樓的一間教室裡。當時離聖誕節只有11天了，學校裡洋溢著節日的氣氛，孩子們都期待著那天做薑餅屋。
菲舍爾說：“儘管我們試圖擁有正常的童年和正常的高中生活，但這並不完全正常。”“但即使我們失去了……我們班上如此多的人，就像莉莉說的那樣，我們還是要畢業。……我們希望成為那些那天走過舞臺的普通青少年，感受到那種慶祝的感覺，知道我們已經走了這麼遠。”
離開家和“泡沫”
許多幸存者說，他們仍然活在那天的創傷中：巨大的噪音仍然會讓他們從座位上跳起來，有些人總是盯著房間的出口。許多人因創傷後壓力、抑鬱和焦慮而接受了多年的治療。
當地為這些家庭提供了一系列服務。官員們儘可能地保護他們不受媒體和外界的傷害。學生們說，離開這樣一個保護他們的社群既困難又有些解脫。
17歲的馬特·霍爾登（Matt Holden）當時在槍擊發生地對面的一間教室裡。他說：“在桑迪胡克，發生的事情總是籠罩在我們的心頭。”“我認為，離開能夠創造新的記憶、認識新的人，即使我們會遠離那些有和我們一樣故事的人，我們也會更自由地寫自己的故事……你知道，不要讓這起事件決定我們的一生。”
埃倫斯說，她對離開Newtown感到有些焦慮，但這是開始她人生下一個篇章的必要步驟。
她說：“我確實感覺到我們又陷入了過去12年來一直存在的同一體制中。”
“對我來說，我覺得事情肯定會變得更好，我可以擺脫這個體制，做我自己，而不是像桑迪胡克小學的孩子那樣。”埃倫斯說。
費舍爾也有同感。她說，儘管離開這個小鎮和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會很難，但在大學裡探索新的挑戰時，她會結交新朋友，建立一個新的社群。
“桑迪胡克小學將永遠與我同在，”她說。
悲劇激發了行動主義，塑造了他們的未來
這5名大四學生都是Newtown青年行動聯盟（Junior Newtown Action Alliance）及其反槍支暴力活動的活躍成員，他們表示希望透過槍支管制和其他措施防止槍擊事件的發生。上週，他們中的一些人在白宮見到了副總統賀錦麗，討論了他們的經歷，並呼籲改變。
他們說，他們的遇難同學激勵他們進行呼籲，他們都計劃在高中畢業後繼續這樣做。
18歲的西弗說，與該聯盟合作使她感到不那麼無助。她計劃在大學裡學習心理學，併成為一名治療師，想以一種幫助過她的方式回饋社會。
西弗說：“把我的聲音發出去，和所有這些了不起的人一起努力創造變革，這真的給我們所有人被迫經歷的創傷賦予了意義。”“這是一種讓你感覺自己在做某事的方式。因為我們確實在做。我們在為改變而戰，我們不會停止，直到我們實現它。”
埃倫斯說，她計劃學習政治學和法律，目標是成為一名政治家或民權律師。
菲舍爾說，她也希望成為一名民權律師。
霍爾登計劃主修政治學，並希望推動槍支政策的改變。
與此同時，瓦西納克說她還沒有確定專業，但她打算繼續反對槍支暴力。
“對我來說，悲劇發生時我還年輕，從那時我就知道我想做更多的事情，”瓦西納克說，“我想把這樣一件可怕的事情變得更有意義，這些孩子和教育工作者並沒有白白死去。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當然很可怕，而且這種事本不應該發生。但我認為，對我來說，需要從中得到更大的收穫，否則一切都是徒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