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近年來，“自梳”作為一種遊離在傳統中國婚姻家庭制度之外的文化現象，引起了大眾和學界的許多關注。在古代婚俗中，女子把頭髮盤成髮髻的動作，標誌著她們完成了從少女到妻子的身份轉變。而自梳，則是未婚女子模擬婚禮，自己將頭髮梳起，立誓終生不嫁，這些選擇獨身終老的女性被稱為“自梳女”。
2023年，26歲的藝術家浦瀟月開始了她關於自梳女的田野調查。這一過程中，她遇到了現年87歲的自梳女阿轉，和她建立了深厚的忘年情誼，並一直持續到現在。
浦瀟月坦言，一開始，她是被自梳女身上“獨立女性”的標籤所吸引，懷著獵奇的心態去探訪這一百年前“反抗父權的先鋒女性群體”。但和阿轉的相識，讓她逐漸擺脫了這些標籤的限制，認識到自梳女身上混沌的複雜性，開始更加深入地思考這個專案在學術之外的意義。
在她和阿轉的故事裡，我們會看到一個來自北京的年輕女孩，和一個終生未婚的廣東姑婆，她們之間隔著地域和年齡的差異，隔著調研者和被研究物件之間微妙的權力關係，卻依舊以一種十分原始、樸素的情感相互影響和聯結著。用浦瀟月的話說，這是比那些關於婚育、性別的議題更寶貴的東西，也是她面對很多媒體講述了無數遍自梳女故事之後，一直沒講但更想去講的東西。
以下是她的講述。
口述｜浦瀟月
01 尋找自梳女
我在美國讀本科的時候，學的是心理專業，但輔修了很多五花八門的課程，其中有一門叫《烏托邦建築》。在這門課上，我接觸到了自梳女和她們居住的姑婆屋。
簡單來說，自梳女是從清朝中、末期開始（也有一些學者認為是明朝），在珠三角地區出現的一個不嫁的女性群體，姑婆屋是她們曾經群居的一個大型建築型別，集生活、社交、宗教祭拜等等各種功能於一體，並且這些自梳女會在這裡過身、百年。基於對姑婆屋的興趣，我開始對自梳女這個群體進行資料蒐集。
一開始懷著的心態是獵奇的。作為一個從小在北京長大的女孩，我從沒有聽說過這種女性文化，第一印象就是“好酷，好先鋒”。我在學校看了一些西方學者的文字，比如學者託培理（Marjorie Topley），他把自梳女的不婚文化稱為“marriage resistance”（婚姻抗爭），把她們描述成一群反抗父權的先鋒女性，這基本也符合我在中文網際網路上看到的大眾對自梳女的想象。
瀟月和學者徐靖捷隨村民探訪廢棄姑婆屋，攝影張照
2021年回國，我首先走訪了廣東順德的冰玉堂，收集了一部分當地文獻館和地方誌館的資料。23年開始，我真正深入到廣東的村落，尋找現存的姑婆屋和自梳女的蹤跡。
實地尋找自梳女不是件容易的事。一開始，我尋找自梳女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比如通過當地的村委、婦聯這些官方組織去聯絡。但我逐漸發現，“官方領導”的下場反而不利於村民們的講述，有領導在，大家講的都是一些“自梳女都挺好啊，日子過得不錯”之類的套話，很難獲取到真實資訊。
於是，我繞開了村委會去找自梳女。具體怎麼找，有個竅門，就是找到村子裡資訊流通最密集的地方。在廣東，幾乎每個村子都有兩個自己的“情報局”——大榕樹和小賣部。這兩個地方有著分明的性別屬性：村口的百年老榕樹下，坐著下棋打牌的光膀子男人；小賣部的門口，聚著飯後聊天的阿婆們。男人們那裡能得到的資訊有限，主要因為我是一個外來女性，理著寸頭，單看外貌就讓他們覺得有點不倫不類，很多人的態度不算友好。但阿婆們會熱情地湊上來問我，“你是靚仔還是靚女啊”，只是好奇，沒什麼惡意。
八卦可以開啟很多話題，阿婆們常常會聊哪個自梳女今年去世了，誰又和家裡關係不好“沒人送終”，等等。談話裡，能看出一些村裡人對自梳女的態度。比如我能感覺到，村裡那些已婚女性提起自梳女，還是會有一些優越感。我在小賣部門口碰到過一個90多歲阿婆，她因為生了四個兒子而享受到很多周圍人的讚譽。這些早已結婚生子的阿婆提到自梳女，一定會把自己區隔開，絕不會說“我們”，而是“她們”，是“那些沒嫁人的女人”。
廣東佛山西樵鎮的杏頭村，是我最常去調研的一個村子。我在蒐集資料時，看到了學者徐靖捷的作品《走近西樵自梳女》，書裡提到西樵曾是繅絲重鎮，杏頭村的女性透過養蠶、紡織來賺錢養家，為了能持續地給原生家庭提供經濟支撐，很多女性選擇了自梳不嫁。根據徐靖捷書中的描寫，杏頭村當年出過很多自梳女，甚至曾經40年沒有進過一抬花轎。
阿轉在自己家中，攝影瀟月
我記得很清楚，是在2023年的4月，我透過杏頭村的小賣部“情報局”找到了阿轉。確切來說，是先找到了一個叫阿九的自梳女，她80多歲，但頭腦還很清晰，我問她周圍還有沒有其他姑婆（當地把自梳女們稱為姑婆），她說有一個叫阿轉的，是她的朋友，可以帶我拜訪。
我就這樣被她拉到了阿轉門前。
見到阿轉，我立刻意識到，我見過這個老奶奶。就在前一天，我獨自在村裡的巷子間轉悠，撞見了阿轉，她正弓著背，在水井旁打水，我舉起相機拍下了這個瞬間。她看到我後，問了我兩句話，但都是粵語，我只能用自己蹩腳的粵語回答她，“我是北京來的，聽不懂。”這是我們的第一次相遇。
阿九把我帶到阿轉家時，她恍然大悟地笑起來，“你是昨天井邊的那個‘靚仔’啊！”她以為我是個男孩。
由於有熟人引薦，阿轉很快地信任了我們。在聊天中，我們得知阿轉出生於1938年，大名叫梁轉喜，身邊人都叫她阿轉。但因為不識字，阿轉本人並不知道這個大名，是她的侄孫女小君拿身份證出來，我們才知道的。很多自梳女都對自己的名字並不熟悉，日常生活中，她們的名字往往只是用來稱呼的符號，一個小名，你在家排第三，你就叫何三姐、何三妹。村裡還有很多女孩叫招娣、接娣，家裡給她們取名的意味不言而明。但阿轉不一樣，從她的本名能看出來，她出生的時候，家裡是滿含著喜悅的，所以叫她“轉喜”。
從很多維度上講，阿轉都是幸運的。阿轉家裡有三個哥哥，一個堂哥，她是最小的女兒。小的時候，她家裡雖然務農，但土地很多，經濟條件不錯，能吃上肉，父親還給她買鐵罐牛奶喝，直到土改後家境才慢慢沒落了。這至少說明，她的自梳和經濟壓力沒什麼關係，家裡並不缺她掙錢做工。她自梳時，家人還給她辦了個很風光的宴席，有焚香拜神的儀式，煮了湯圓，當地把這種湯圓稱為“上頭丸”，“ 上頭”就是把頭梳起的過程。
阿轉親自下廚招待自梳紀錄片小組，因為知道瀟月喜歡吃苦瓜，每次做飯，桌上都有苦瓜，攝影瀟月
對於阿轉這個年齡的老人來說，很多時間點已經在記憶裡變得模糊，只能透過生活中的大事來進行標記。所以問她是哪一年自梳的，她也記不太清，只記得“解放後沒幾年”，如果按出生年齡推算，那時的她，還只是個十幾歲的小女孩。
自梳後，阿轉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年輕時，她一直堅持自食其力，為了謀生做過很多工作，在村裡的生產隊做過水泥工，也去給人割過禾。父母去世後，她就一直住在家裡的老房子。我們見到阿轉時，她已經獨居了很長時間，還在世的哥哥們都搬走了，只有一些侄子侄女們還住在附近。在杏頭村這個區域內，她已經算是家族裡年紀最長的老人了。平日裡，她都是一個人靠著政府給的低保生活，飲食起居全憑自己，偶爾也會有侄孫們前來看望，但在她看來，那些都是“人家家”，人家家有空才會來看她。
但在阿轉身上，我感受不到太多所謂孤寡老人的“悽慘”。大概因為她是個很有能量、有“毛刺”的女人，力氣大、精力足、話很多，八十多歲還是閒不下來，每天一有空就跑出門滿村子轉悠。她對自己的體力很自豪，常常掛在嘴邊，“你看我背也不坨，腰也不彎，不像那些老太太，我多了不起。”
田調過程中，我也打算拍一個自梳女相關的紀錄片，我組建了一個小團隊，有攝像、翻譯和幾個志願者，大部分都是女性。我們在阿轉的隔壁一共住了兩個多月，攝像每天早上6點就起床開始跟拍了。由於語言不通，紀錄片拍攝又需要保持一定距離，攝像跟她之間交流的機會比較少。最開始，阿轉對此不太適應，但她不是在意有攝像頭對著她，她更多的是在意相機背後有個活人，有個年輕人（她叫“後生仔”）。她就像我們身邊的長輩一樣，總覺得有義務照顧孩子們，不停地隔著鏡頭問，你餓不餓？渴不渴？要喝點什麼？
我常常忍不住拿阿轉和家裡年紀差不多的姥姥對比，覺得像，也不像。在我家，姥姥的生活永遠是圍著我媽和我轉的，阿轉雖然也會照顧我們，但她更多時候又不太有“圍著別人轉”的意識，她很自在。好幾次，我們正在拍她，一群人在她家裡喝茶，她突然站起來，拿把傘，說“我要出去了，你們在這坐著吧”，就把一屋子人撂下出門散步去了。她不喜歡被別人管頭管腳，這是很多結了婚的阿婆身上看不到的特質。
瀟月和順德學的夥伴寶欣與阿婆分享日常，攝影Janet
阿轉彷彿對什麼事都有興趣，我們帶她去公園遛彎，她看到假山會拉著我們問，“這個是人搬上去的石頭，還是機器搬的？”她很清楚外面世界的景觀和她年輕時的經驗已經完全不同了，但她試圖弄個明白。再比如，她這輩子幾乎沒有離開過杏頭村，更別說廣東，所以她從沒見過下雪。知道我是北京人後，每到冬天，她就心心念念地託侄孫女小君來問我，“北京是不是下雪了呀？”對那些沒見過的東西，她都充滿了嚮往。
阿轉也是個很有主見的老人。我們熟悉後，她經常試圖指導攝像的工作。她的屋子是間採光很差的平房，阿轉瞥見攝像機螢幕，會說“黑濛濛的在拍什麼？”然後指揮我們“去這邊拍”“去那邊拍”。攝像要拍空鏡頭，正對著一支點燃的香拍特寫，拍著拍著，香突然從螢幕上消失，轉頭髮現是阿轉怕他被燙到，悄悄把香端走了。有時候，阿轉分不清紀錄片和演戲的區別，會招呼我們，“我要吃嘍，過來拍呀”，然後拿起一個空碗和筷子，開始進行無實物吃飯表演，大家在一邊哭笑不得，只能配合她拍完。
在這個過程中，我能感覺到阿轉對我們的喜愛，不僅僅是長輩對“後生仔”的喜愛，還因為我們的出現讓她覺得受到了關注。我們剛認識的時候，她還不太習慣講述以前的事情，她覺得自己沒什麼文化，她的故事也不值一提。但越到後來，她越願意滔滔不絕地講述，也期待這種講述。有一個我印象很深的細節是，每次採訪完，我們都會對阿轉說“改日再來”，不知道為什麼，阿轉永遠預設“改日”就是“明天”，到了第二天，她會盼著我們來。
阿轉在家裡舀飯，攝影瀟月
我們離開杏頭村之後，小君說，“你們走後，老太太把你們拍的照片都拿出來顯擺，說外地來的後生仔給我拍了好多好看的照片。”她年輕時幾乎沒有留下過任何照片，現在有了這麼多能留在世界上的影像痕跡，她很興奮。後來，我給阿轉拍的第一張照片，那張她在井邊打水的背影照，還被送到了廣州展出。她看到照片，來跟我撒嬌，說，“你怎麼不把我拍好看一點？下次你要記得跟阿婆說，說要照張相，我站起來，你不就能照到正面了？”
從阿轉身上，我得以窺見“自梳”這個行為背後的複雜性。
阿轉身上沒有傳宗接代的壓力。但在我們的調研裡，很多自梳女都是家中長女。廣東有個說法，“阻頭不便，跨頭不祥”，意思是家裡的老大到了年紀不結婚，就成了“阻頭”，會妨礙弟妹的婚姻，弟妹如果跨過長兄長姐先結婚，則是“跨頭”，這兩種情況都被視作不祥。很多女性在沒有合適物件的情況下，為了不妨礙弟妹趕緊結婚，就只能自梳。還有一些女性，因為家裡男丁稀少，父母年邁，只能作為勞動力留在家裡，也會被迫選擇自梳。
這裡也能看出，自梳女們選擇梳起的原因很難一概而論，無法簡單地把她們都歸到“主動反抗婚姻”的範疇裡。我在田調中找到了22位平均年齡近90歲的自梳女進行訪談，這些女性都沒有機會讀書，很多人大字不識，她們並不是因為能出去掙錢了，就突然覺醒了什麼“女性意識”。在那個年代，留給女性婚姻以外的選擇本來就很少，自梳不過是嫁人和變成“阻頭”之間的第三條路。一個女性走上這條路，往往是個人意志、集體意志、社會環境這幾方力量共同影響下作出的決定。
但要說阿轉是“主動選擇了自梳”嗎？沒那麼絕對。這也是我在認識她之後才意識到的一件事：像阿轉這樣已經年邁的自梳女，她們的口述永遠無法給出一個確定的答案。對她們而言，自梳已經是五六十年前的事情了，年少時的感受難以追溯，現在去問，得到的也只是她們現在的想法，並且未必是最真實的想法。
小君姐和阿轉參觀瀟月在廣州島外空間的展覽，攝影瀟月
很多媒體採訪自梳女，都會問同一個問題，“自梳後，你有沒有後悔過？”這個問題就像是去問很多職場女性“你是如何平衡婚姻和家庭”一樣，我不太喜歡裡面隱含的一些預判。事實上，問這個問題也沒什麼意義。你去問一個八九十歲的老人，對幾十年前做的一個決定後不後悔，她們無非就是回答是或否。但這幾十年的歲月裡，那些情感上微妙搖擺的瞬間呢？那些對於孤獨和獨自死去的恐懼呢？這些情感一定發生過，但都無法透過“後不後悔”來概括。
後來，我就不再問這種抽象的問題了。我會問，“阿婆，你最近晚上睡得好不好？”那人家就會老實回答，晚上經常睡不著。為什麼？“害怕一個人死在家裡嘍。”類似這樣的話，在拉家常的過程中，她們很隨意就說出來了。
這型別的對話，對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轉譯系統。我之前太被官方的學術訓練所規訓，根本不知道怎麼和人聊天。但在阿婆們的鄉土社會里，我必須放下自己熟悉的那套東西，去學習她們的語言。就像問她們為什麼自梳，大部分人會回答，“那時候很興”“找不到人結婚就自梳嘍”，如果期待那種“女性個體意識覺醒”的答案，是沒有的。拿阿轉舉例，深入她的生活之後，我們才看到她身上很自我、不想被約束的一面。“我自己一個人更自在”，是她內心一個很本能的需求。她並不是在有意識地和某種制度做對抗，只是在漫長的歲月中，她的生命力自然而然地迸發了出來。
阿轉和瀟月，圖源：《自梳》紀錄片（搜樸紀錄片實驗室），攝影張照
阿轉並不反感婚姻制度，這也是我在跟她相處的過程中逐漸發現的。她自己對婚姻什麼看法，可能不會明說，但我很確定她真的十分希望我結婚。我們現在認識兩年了，每次一見面，她就著急地打聽我的婚戀狀況，問什麼時候能喝到我的喜酒。如果我們團隊裡哪個人談戀愛了，她會很高興，覺得“好樣的”。我有一次跟她說，那我就是不打算結婚怎麼辦？她說，那你多笨吶。我問，那你不是也沒有結婚嗎？她回答我，對嘍，等你老了就知道後悔了。
回過頭看，我的整個田野調查的過程，就像是一個對自梳女祛魅的過程。專案最開始成立，無非是因為我們覺得自梳女很稀奇，把她們當作很“不一樣”的人在對待。但有沒有可能，她們和我們沒那麼不一樣？
紀錄片拍出來後，我組織了一場討論會，在網上招募了很多年輕人來參與。當天有個很年輕的女孩來參加，她說自己現在一個人住，常常忍不住想象死亡，“如果有一天我死在這個房間裡了，沒人會知道，公司裡的人也不會在乎我，我會在房間裡默默地腐爛。”在場很多人聽完都有同感。我當時忍不住想，阿轉似乎沒有說過這樣的話，當然也是因為她沒有受到過任何表達的訓練，但她說晚上睡不好覺的時候，她期盼和我們“明天見”的時候，會不會也在這樣想？
這當然是我的猜測。但至少說明，自梳女的困境不只屬於上一代人，我們這些孤獨的年輕人，今後要面臨和她們一樣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自梳女身上那些關於年齡、地域、性別、婚姻觀念的標籤，都一點點被剝離下來了。她們的孤獨和衰老，和所有人都有關，無論什麼性別，無論已婚還是未婚。
瀟月和幾位翻譯夥伴，同阿轉和小君姐聚餐，攝影Janet
對我個人而言，這個專案還帶來了一些很私密的情感衝擊。和阿轉的相處，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我和家裡長輩的關係。我們團隊裡每個人都說過這樣一句話，“我跟自己家裡的老人都沒有相處過這麼長時間”，每次說起，大家都忍不住掉眼淚。因為當我們面對一個老人，並試圖理解她的時候，唯一的參照就是自己的親人。這種擰巴和酸楚的情緒是共通的。
專案結束那天，在阿轉家的餐桌上，翻譯跟我說，“阿婆說，你下次再來的時候，她都不知道自己在不在了。”她說得很隨意，但我當時就繃不住了。那一刻的生理反應，現在我都能記得：我的眼淚一直在眼眶裡，必須不停咽口水，控制它不往下流。那種痛苦不僅僅是擔心以後見不到阿轉，還因為我投射了很多對姥姥的感情在她身上。我甚至無法給她一個承諾，說我很快就會回來，因為我擔心給了她期待後我做不到。
阿轉像一面鏡子，讓我重新審視了自己和媽媽、姥姥的關係。在這之前，我好像已經厭煩了和她們相處，每次吃飯都是匆匆忙忙，每次她們催婚時我都激烈反抗。但現在，我意識到自己是有能力去聽她們說話的。我能花那麼長時間圍在阿轉身邊，花那麼多功夫去和她溝通，為什麼同樣的事情，我不能為我的家人做？從阿轉身上，我看到了我愛著的家人的影子，她激發了我重新和她們建立聯結的慾望，在這之前，這個慾望已經隨著我的長大被遺忘了很多年。
還有一件更驚喜的事。去年我回村裡，又見到了阿轉的侄孫女小君，她比我大一點，我叫她小君姐。我們聊天時，她掏出手機，很自豪地給我播了兩段錄音，是她自己的“採訪”。採訪物件不僅有阿轉，還有家裡其他老人，問她們年輕的時候都做些什麼，是繅絲還是裁衣？嫁人的時候多少歲，哪年生下來一個女仔，當年的那個接生婆是不是還接生了家裡好幾代人？事無鉅細。我聽完非常激動，我知道，我註定只是阿轉漫長生命裡的一個過客，但現在，就算我離開，改變也已經發生。
帶阿婆遊玩順德，攝影Janet
在此之前，小君姐或許並不關心這個家庭的歷史，但我們的到來激發了她的興趣，讓她願意慢慢了解家裡的老人，甚至以後她可能會成為最瞭解這個家族的年輕人，很多故事會這樣流傳下去。這可能就是我的專案，給這個家庭帶來的一點微小的變化。
在這個層面上，我覺得我和阿轉的相處，除了調研者和被調研者的關係，還有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人和人之間最樸素、真誠的尊重和親近。這其實很難，因為無論是調研還是採訪，裡面都隱藏著一種權力關係，再加上我是個外來者，可以說我是在觀看和凝視她。以她的年齡和社會身份，是無法反抗和拒絕，甚至意識不到這種凝視的。這是我在調研中非常敏感的一件事，我會很努力地試圖消解這種不平等，給她看我們拍的素材，用她能理解的語言去解釋清楚我們到底在幹什麼，包括接受她的禮物和饋贈，有時可能就是幾個大餅。
講這段，是因為阿轉跟我提起過一件事。幾個月前，突然有四個北京來的大學生敲她的門，說是看了我之前的報道，要採訪她。這四個人透過阿轉的名字在村裡問到了地址，直接就上門採訪，問了一大堆關於自梳的問題，讓她猝不及防，感到很害怕。他們走的時候，還管阿轉要了一件她儲存多年的大襟衫，說是很快就會寄回，但至今也沒有收到。阿轉很天真地問我，這些人都是北京來的，是不是你的朋友？她覺得北京來的大學生應該都是互相認識的，所以沒有拒絕，就連那件衣服，她也說就送給他們好了。我很想保護她的這種天真，但又一直忍不住地愧疚，總覺得是我的報道讓她經歷了這些不太愉快的事情。
小君姐與阿婆交談，翻譯Zoe、寶欣與瀟月同行，攝影Janet
接受採訪之前，我還在想，關於阿轉，我要聊些什麼？我和她的相處，既是兩個普通人之間很簡單、真誠的情感，又摻雜了很多複雜的因素。我想展示的，是我自己在這個過程中的思考：我必須非常小心、不斷反省，我做了哪些事、沒做哪些事，會給她的生活帶來什麼影響？這些作為調研者本分的反思和責任，也包含了我對一個真實的人的關切。如果換成三年前的我，不管在學校裡學了再多的主義和理論，都一定想不到這些。大概，這也是阿轉留給我的饋贈吧。
排版：初初 / 稽核：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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