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就在剛剛，我收到了一張來自作者的圖片，看得我心臟撲通撲通滴
（上面的英文翻譯是：你打電話的時候笑得大聲了一點發現你媽在客廳角落監視你）
這個作者就是澳洲社工侯小聖，她說，普通人看到這張圖會覺得很搞笑。但對於她在澳洲工作對接的有些當事人，看到這張圖，內心深處的創傷恐怕就會被喚起——
“童年在父母監視下生活的人，長大了往往也會關閉心門。”
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部分人，內心甚至產生“病變”，監控、窺視身邊所有人的資訊。
今天故事就來自於一位這樣的女孩。而侯小聖作為幫助她的社工，也是被她窺視的物件之一。
這篇故事，也是侯小聖創作新方向的一個開始。我和她計劃記錄不少於10位了不起的主人公。她們紛紛和人生中的“重度成癮行為”對抗，並獲得最終勝利。
今天是10位主人公的第一位，週六更新時，第二位主人公將會和你們準時見面。
“我不想生活在一個充滿未知的世界裡。”
2020年3月，“窺視成癮者”小帕，走進我們社工機構到填完個人資訊，就說了這麼一句話。
我們在澳洲的社工機構，有點像當地的派出所民警，管理治安，但有時候也負責這片區域人們的心理健康。面對這個自主“投案求助”的女孩，我們在系統裡搜尋了她的名字，結果顯示她身上有個不大不小的案子，是一起非法闖入。
這時我再想起她剛才說過的話，像是個地獄笑話，因為你不想生活在未知的世界裡，所以闖進別人家裡去了唄？
她的手機螢幕是常亮的，我注意到她每隔幾分鐘就要看一眼手機，她一邊填表，一邊無意識地伸手，把訊息欄從螢幕上方下拉，那裡一片空白。
我熟悉這個動作，因為我有時候也會這樣。遠在異國他鄉，親人朋友如果電話不接或者回訊息間隔有點長，我就會有點焦慮。我也會反覆檢視資訊，或者猶豫要不要再打幾通電話，
我問話一向不是柔和婉轉的風格，能在“告訴我非法闖入是怎麼回事”前面加個請字是我最大的尊重。小帕驚慌了幾秒，說已經和前男友和解，罰款也交過了，說完心虛地低頭。
我看著她，這女孩把自己曬成小麥色，右肩後有淺白色的傷疤，頭髮淡棕色，頭頂有兩個髮旋。我莫名其妙地想起我姥說的，“一旋精，二旋楞”，是說兩個髮旋的人認死理。
小帕過去就是這麼個認死理的人，覺得窺視一切，就能掌控一切。
她東扯西扯，說自己在戀愛裡沒安全感，需要和男朋友一直開著定位，分手之後她熱衷視奸，可以透過零星的資訊拼湊出每一任男朋友的生活軌跡，分析他們有沒有“新人”，甚至預判他們的行動。她還註冊小號和男友對話，來驗證男友的忠誠，如果男友沒有回覆她小號上的資訊，她就會焦躁到拔自己的頭髮，但現在，她意識到自己徹底失控了。
這種失控是在她最近的一任前男友身上爆發的。分手後，前男友關閉了兩人之間的位置共享。
小帕說：“我第一時間就發現了，因為我還是習慣每天看他的定位。”發現看不了前男友在哪了，她焦慮得徹夜難眠，覺得自己的行為是“不能只有他折磨我，我得找他問清楚”。
在一個失眠的凌晨，她闖入了前男友的家，她知道前男友總是忘記鎖客廳通往後院的門，於是從前門繞到後院，前男友當時還沒睡，聽到小帕開門，在客廳裡跟她狹路相逢。
小帕沒有任何慌亂，而是質問他：“你為什麼關閉定位？”
她前男友沒理她，當場報了警。
但事情遠不止於此。
在職場上，小帕想要時刻知道同事的行蹤。公司內部通訊軟體可以顯示已讀狀態，如果對方已讀不回，她就不斷追問。如果是居家辦公的時候，她會透過影片開會時，窗外的廣告牌和路牌，判斷同事可能住在哪個街區，同事們每一句無心的話，對小帕來說都是有用的資訊。
她能夠透過同事說的“如果錯過某個時間的火車今天一定遲到了”，對方上下班打卡的時間，平時會買哪家店的咖啡或者早餐，來推斷對方的上班路線。她會用假裝不經意的閒聊來驗證自己的推測，這種行為已經遠超出了合理的範疇。
她已經無法控制自己的這種行為，才決定找我們尋求幫助。
“這樣不行，我要把自己逼瘋了。”
從我們社工的專業角度上來看，小帕的“偷窺成癮”，其實是強迫症狀的一種。強迫症患者會不受控地反覆做某件事，她這種收集資訊瘋狂分析，無法停下來的，叫“資訊強迫”。
就像吸毒者一樣，一旦無法瞭解自己在意的物件，甚至會有失眠心悸這種生理反應。
我和督導彙報小帕的情況，開玩笑說她找我介入就對了，我的社交媒體全部是中文的，她就是找到了也看不懂，對我無從分析。
無論哪種強迫症，本質上都相同，讓人焦慮的念頭不受控制地冒出來時，硬逼著自己“別想了”反而更難受。正確做法是接受這些念頭的存在，帶著不安繼續生活，時間久了大腦會慢慢習慣，不再對這些念頭過度敏感。
常規治療方法比如認知療法，一般都有效果，然而針對小帕卻像是失效了。
我們先嘗試了元認知療法，列出了一張詳細的分析表，讓她想想，無法獲取男友資訊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她會明白，恐怖後果發生的機率極低，比如男友沒回訊息不一定是出軌。
這個治療過程像是重新讓她的“認知”長大。
我們變成大人的過程，就是意識到所有執念並非必要，允許生活和原先設想不一樣的過程。
但經過了幾輪對話，我發現認知療法對她幾乎毫無作用。她的思維像被編好的程式，完全不接受新的想法。
我說：“你男朋友不能隨時回訊息是因為每個人有自己的生活，而且不回訊息也不是死罪。”
小帕說：“不是，我看了情感分析頻道里博主說，現代人手機都是不離身的，他就是不想回。”
我剛想說情感分析頻道的博主可能自己都不回。
小帕搶先一步大聲說：“我就是每分每秒都在看手機，也不耽誤工作。”
我心想，姐啊，你這樣是因為你病了！
認知療法沒效果，我嘗試了接地療法。
顧名思義，這個療法最重要的就是“接地”，是幫助案主重新感受現實世界的治療方式。
我要求小帕把手機暫時給我保管，帶她在諮詢室裡感受腳踩在地面的觸感，手指觸控桌面的溫度，並一一確認自己的身體部位與現實世界的聯絡。但是她的反應依然不太好。
“我知道我的腳在地上，而且我也不想參與冥想，”她平靜地說，“我想要我的手機。”
我有點疑惑，我也沒提下個環節是冥想啊？她怎麼知道？
接地療法也失敗了。
午休之前的短會，我上報小帕的情況，督導讓我們隨意討論，卻沒得到一個方案。
吃午飯的時候我把自己塞在餐桌角落，有位同事說起，今年機構引入了一種新的虛擬裝置治療方式，專門給有強迫症狀的案主用的，問我要不要試試。
我眼前閃過小帕拒絕冥想時的表情，這東西能有用？
同事的午飯是生洋蔥和餅乾，他邊拆餅乾邊提出了和我一樣的困惑：“我感覺你的案主挺了解這些治療方式的，一般人第一次參與接地治療都會很茫然，她怎麼知道還有個冥想環節？”
同事說完，我嘴裡的飯菜都不香了。因為系統裡明明白白顯示著：小帕從未接受過其他治療。
小帕第二次來諮詢，我提起我們有種新的介入方法，是剛剛引進的，效果很好，問她要不要試試。
這次她表現出了真的茫然。對比常規治療時她的表現，我也說出了我心中的猜測：你之前接觸過社工工作，對嗎？
她把嘴抿成一條線，第一次諮詢的時候她塗了亮亮的口紅，這次倒是沒有，她的嘴角有點發炎。
沉默了一會兒，她最終承認了——她之前在一家社工機構實習一年，熟知所有的治療流程，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常規治療對她無效。
她不僅僅是一個資訊強迫患者，她還是一個擅長資訊蒐集和分析的前社工，在社工機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勢，並且會在實習的反覆實戰裡把它打磨得越來越厲害。
我不清楚小帕的機構如何分組，但小帕如果在我們機構，透過實習後繼續做正式社工，她會成為“天眼小組”的成員，這個組能從監控畫面，聊天記錄或者個人社交賬號上挖出被忽略的細節，我們的天眼小組成員，曾因為注意到家暴受害人打電話時背景音的風聲突然消失，來判斷還有第三人在場，最終被證實這位受害人的丈夫當天確實闖入了她家。
我們學習社會工程學的初衷不過是提升資訊安全防護能力，當大部分人還在演練如何識破罪犯的話術時，小帕已悄然將這門技術變成踐踏他人隱私邊界的手段。
小帕果然在搜尋我。
就在我絞盡腦汁研究怎麼幫助小帕時，臉書提醒我收到一條訊息推送，一個陌生名字浮現在手機螢幕上，我點開發現是有個賬號誤觸了贊又取消。
那是個新註冊的臉書賬號，頭像是一張模糊的風景照，我本能地覺得那是小帕，雖然它的名字和小帕的真名完全無關。
我的臉書沒什麼內容，最近的一條是我的朋友們給我發生日快樂，有個賬號誤觸了贊又取消，我收到一條訊息推送。我低頭看到一個陌生名字浮現在螢幕上，本能地覺得那是小帕。
我把這個賬號列印下來，帶進諮詢室。
其實我對這個賬號到底是誰不能百分百確定，但我明白一個有資訊強迫的人不能允許她的世界裡有未知和模糊地帶，她一定非常想要了解我。
這張紙推到她面前，她低著頭看了一會兒，不知道在想什麼。
她從始至終沒有問過我這是什麼，好像只要她不開口它就不存在。
我說如果你想了解我，可以現在問我問題。我的臉書沒什麼好玩的，但我還有其他的，倒是都可以給你看看。
我掏出我的手機，給她看朋友圈和微博。我是個很有表達欲的人，話多得無邊無際，社交媒體對我來說是電子日記。
小帕的眼睛跟著我的手指在螢幕上掃視，我說這些東西里面能看到我過去十幾年的人生，我把個人主頁點開，指著螢幕說這個就是我的賬號，不需要想辦法查，我的資訊就在你面前。
這一年各類人工智慧和機器翻譯還沒有迅猛地發展，小帕對著滿螢幕的中文無可奈何。
她第一次保證她會好好配合我們的介入。
聊這些事兒的期間，我順手把虛擬現實技術治療的資料也拿出來，據說這個技術對資訊強迫的緩解有奇效。小帕看資料看得很慢。她簽好字之後，我把它們收進檔案。
虛擬現實這種療法說難也不難，戴上vr頭顯之後，小帕會看到一個虛擬辦公環境，小帕現在的工作是財務，有自己的獨立辦公室。我根據她的描繪，儘可能地把她辦公室裡的細節保留，比如快死了的一些植物，長毛灰色地毯和發黃的百葉窗。
這是我們為她創造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她的疾病被允許“發作”而不會傷害到別人。
我和同事們一起討論了一週，在這個空間裡加入了一些反常的元素。小帕作為資訊強迫症患者，會反覆檢查周圍的一切資訊併產生焦慮，而迫使小帕面對這些細微的反常現象就是最重要的一步。
我們給她的虛擬辦公室增加了倒扣在桌面上的水杯，弄壞了兩個燈泡，一個檔案櫃一直開著，電腦顯示器背面貼了歪斜的便利貼，還把幾塊橡皮丟到地上。
這些我們是不會告訴小帕的，她能看到的資料基本是一些安全性宣告，我們向她保證不會錄音錄影，會有人全程幫助她，不會讓她陷入危險。我們也不會告訴她其實我們為了增強治療效果，對她的虛擬辦公室的亮度、對比度和明度都做了手腳。
這也是治療環節中最重要的步驟。她只要待上超過十幾分鍾，就會眼睛疼。她的生理本能會讓她記住，對資訊的過度探索會導致眼睛受不了。
小帕的個案特殊，我們組好多天的午休話題都是她。同事們開始自我反思，說自己可能也有這種問題，想要掌控更多的資訊，才能安心。
我說幹我們這行的難免這樣，電話一響我渾身哆嗦，但電話不響才是出大事了。你們想象一下跟案主約了家訪，快到地方了對方開始失聯，敲門沒人應，窗簾是拉著的，鄰居出來說好幾天沒看見這家有人出門了，禮拜也沒參加，此時你繞到車庫門口，突然聞到一股臭味……
同事們：“好了不要說了，我恨你。”
小帕正式接受了治療，只是對於她，我心裡仍然有一點困惑——
小帕之前雖然做過社工，但僅僅是一段一年的實習，足以給她造成這麼深遠的影響嗎？
我和同事們雖然都會反思自己是不是有類似的職業病，但是我們對案主爭取了解得事無鉅細是因為要解決他們的問題，離開工作，不會有人強迫家人朋友必須秒回信息，更不會分析同事上下班的路線。
強迫症狀的形成大機率和家庭有關，我問小帕，你從小就有這個問題嗎？
小帕對家人的印象，是手術室的“無影燈”。
從小學開始，她和妹妹被要求晚飯前詳細說自己一天干了什麼。父母會針對她們說的事情提問，小帕說中午吃過飯去外面玩了會兒，爸爸會警覺地問，玩了什麼？幾個人一起？都有誰？
小學生的一天是很短暫的，三點過就可以搭校車回家，但是校車上這一段時間也需要如實彙報給父母，她和妹妹是不是坐在一起，有沒有認識新同學？校車今天準時嗎？
父母對他的資訊控制，幾乎可以說是一種過度透明化的管理。除了要求她和妹妹事無鉅細地報告自己的行蹤和活動，情感上的暴露是更加痛苦的。
小帕在六年級的時候喜歡上了同班的男同學，給他寫了一封情書，男同學也喜歡小帕，認真給她寫了回信。放學回家剛剛洗過手，她發現兩封情書已經到媽媽手裡了，是妹妹翻了她的書包，找到了她的“罪證”並且上交。
小帕說她已經不記得男同學的樣子，但她一直記得那封信，她把信紙剪出波浪花邊，舉在媽媽手裡的時候陽光從背面投過來，每個單詞都像寫在空氣裡。
妹妹在一旁很得意，說自己看到了這個男同學把信交給姐姐。
媽媽表揚了妹妹，說她做得很對。
“這當然不對”，我在小帕把目光投向我之前，迅速表態。我聽過太多案主回溯童年，嘗試從被傷害裡找出一絲合理。對於小帕，父母無孔不入的關心已經近乎人身監控。
在這種情況下小帕還沒自殺，只是患上了資訊強迫症，我甚至覺得她已經堅強得異於常人了。
情書事件之後她和妹妹開始冷戰，放學不再一起去搭校車，儘可能地遠離妹妹。
小帕想在生活裡創造只屬於自己的時間，她有時午休一個人吃飯，有時趁大家都在外面玩，自己溜回教室，也沒什麼特別要做的事情，只是覺得沒人注視，自己才會覺得很平靜。
她也會小小的“叛逆”一下，留一部分午餐，下午在校車上吃完。
那時候小帕覺得，至少在去上學到回家這段時間裡，她是有隱私的。直到她某一天上了校車，剛拐出一個街角，她看到父母站在車窗外盯著她。
她還是會在生日會沒結束的時候，透過窗戶看到媽媽等在同學公寓外面，又或者在公園和人聊天，回家後父母故意提起和她聊天的陌生人長什麼樣子，問她和人家聊了什麼。
一開始她會哭，和父母大吵大鬧，說不需要他們跟著，她想自己玩，但無濟於事。
即使到上大學，她的媽媽也有辦法在學校裡安插“眼線”，她媽媽的朋友的女兒也在那所大學讀書，學校裡有任何活動她都會知道，並且以此驗證小帕有沒有撒謊。
後來她乾脆不抵抗了，甚至把自己也活成了一個“人肉監控”。
會敲門的家長養不出會鎖門的孩子。而小帕這種從小被父母“踹門”的孩子，就算父母離開了身邊，對待他人，她也難以學會如何“敲門”。
想象一下，女孩從小幹啥都會被父母盯著，交朋友都要被盤問祖宗三代。這種環境下長大的人，就像始終光著身子站在探照燈下，會本能地覺得——只有這麼對待別人才是正常的。
就像小帕現在對同事的“關心”，幾乎復刻了她父母的模式，她時刻追問同事的行蹤，和20年前母親追問她校車上和誰同坐如出一轍。
然而，只是因為父母的問題，就讓小帕變成了今天的樣子嗎？
如果答案真的那麼簡單就好了。
和小帕聊起她自己家庭的過程，並不順利。
小帕對我的記錄本非常好奇，每次都會想伸頭過來，看看我在寫什麼。但到了她的個人資訊，她就會換成保護模式。我懷疑如果不是填表時我強調必須寫真名，她都能編個假的給我。
小帕每次回答我的問題，總是答著答著，就開始反問起我的個人情況。
我問她有沒有任何關於父母的情況，能解釋他們為什麼這樣對你和你妹妹，她不回答。過了一會兒她反問我說，你和你父母會坐下來聊這種話題嗎？
我說：“那你妹妹呢？她也有和你一樣的情況嗎？”
小帕搖頭：“如果你和你妹妹從小關係就緊張，長大還會聯絡嗎？”
她試探我的反應，像在鏡子裡映照自己的處境。
我把話題轉走，問她，“你有好朋友嗎？你也會和她開位置共享嗎？”
小帕失落地說：“我提出過，但是她不願意，我怕她生氣就沒再說了。”
這位朋友住在南澳地區，會來墨爾本和她見面。朋友多數時間是會提前告訴她的，但如果這位朋友某天突然宣佈要來墨爾本，這種臨時決定的見面會讓小帕緊張到拒絕相見。
我問她，你覺得見好朋友要做什麼準備？
小帕這次沒再反問我，而是列舉：“得洗澡，找合適的衣服，我要是那會正在減肥，還要想著跟朋友選比較健康的飯菜，而且萬一她來的時候我正好沒什麼錢怎麼辦，這些都是問題。”
朋友臨時告訴她她會緊張，但是如果不告訴她，又會觸發更嚴重的情況。
有一次小帕懷疑朋友來了墨爾本但沒找她，她不敢直接問，而是透過社交平臺一點點拼湊線索——對方几點更新了動態？這家餐廳是墨爾本的嗎？在哪個區？對方沒有定位，是忘了還是怕自己發現？
她甚至去便利店找陌生店員，讓對方幫她給朋友打一個電話，詢問對方現在在哪兒。
結果朋友根本沒接這個陌生電話。
小帕講到“破案”的過程有些自得。我說朋友來了你所在的城市沒找你，揭穿她有什麼好處？
她明明很在意別人心裡的想法，卻完全不敢問對方，就像想知道我對她家庭的看法，她選擇一句句反問我；像知道閨蜜來自己的城市沒有，一個電話都不敢去打。
她失去了直接索要一個答案的能力。
這些年來，社交媒體上的人，樂此不疲地把與人相處的問題分享出來，請網友出主意。明明兩句話就可以和對方聊完的事，卻更願意相信陌生人，無論對方惡意或善意。
大家預設，成年人是讀得懂社交訊號的，那些文字與短訊息裡的玄機，聽不懂就是不聰明。
就像是這一代年輕人自己的酒桌文化。
小帕篤信情感博主所說的：“現代人就是手機不離身，沒回你訊息就是不想回。”那麼她就不問對方，自己上網查，還美其名曰：“我從不強求別人告訴一切，因為可以在流淌的資訊中尋找線索，從蛛絲馬跡裡找答案。”
童年讓她成為一個“踹門”的人，長大以後的輿論環境，又讓她關上心門。
我們下一步治療，就用兩招，幫她走出病態的人生。
小帕再次來機構，我們開始給她做虛擬現實的介入。
合作機構把裝置借給我們用。小帕第一次戴上頭顯，我們發現給她配發的手環顯示她心跳得厲害，我告訴她沒事，你可以隨意探索，不舒服就叫停。
我做過很多次測試，小帕眼前的景象也在我的腦海裡慢慢浮現——那是她自己的辦公室，她拍過照片給我，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綠色植物被蟲子咬過，黃葉子耷拉在花盆邊緣。電腦顯示器背面是幾張翹邊的便利貼，她往下看就能注意到橡皮掉在地毯上，再抬頭，一隻杯子放在那裡，杯口朝下……
對於小帕，這些反常的東西全部都是未知的，像是一顆隨時會爆炸的定時炸彈。
強迫症的痛苦在於，小帕的大腦會不斷警告自己，這些東西必須恢復原狀，這間辦公室的反常必須被逐條地分析，需要恢復到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狀態。
我看著她伸出手，但是選擇了去揉眼睛，亮度太高了，她有點堅持不住。
我提醒她，你要不要什麼都不做，堅持幾分鐘？
她把兩隻手絞在一起，站在原地不動了。
我能看到她脖子後面在流汗，幾分鐘過去，小帕摘下裝置，說出了我最想聽的話。
她說：“好像也沒有什麼嚴重的後果。”
看來虛擬現實技術產生了效果，這可能是小帕二十多年來內心最舒適的時刻。她放過了自己眼前的資訊，沒有強迫自己去分析和整理，沒有控制它們。
僅僅治標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治本。原生家庭一直以來對她的影響，才是最難治的。
小帕的窺伺欲和控制慾是從家庭裡習得的，而這一切的源頭來自哪裡？
小帕告訴我，一切都來自媽媽懷疑爸爸出軌了。
小帕長大後也自己調查過爸爸，始終沒有找到任何證據。她不知道是爸爸已經停止了還是藏得更好了，又或者他根本就沒有背叛過媽媽。
她上初中的時候一個週末，她在廚房裡吃早飯，媽媽難得用關心而不是審問的語氣問她，巧克力醬吃完了，還要再買嗎？媽媽提起她小時候更喜歡草莓醬，長大了反而不喜歡了。
這一刻讓小帕記了很多年，她那天晚上跑去和媽媽一起睡，夜裡她醒過來，看見媽媽對著手機螢幕，逐一點開不同的臉書主頁，翻閱裡面的內容。
那些主頁是父母的共同好友列表，她看得那麼認真，認真到小帕醒了她也沒注意，翻了一會她切換成聊天軟體，問對面的人如果要恢復聊天記錄，要多少錢，對方還挺貼心，說我們這邊還能幫你查銀行流水，查出軌這種事，錢是最直觀的。
小帕靜靜地縮在枕頭上，盯著媽媽的手機螢幕，它在夜裡幽幽地發光。
媽媽看起來很熟練，她不斷地在各個軟體裡切換，搜尋爸爸的賬號，用他的手機號測試是否註冊。她覺得媽媽像個偵探，但故事裡的神探一般是匡扶正義，媽媽是在做什麼？用這種方式保衛婚姻嗎？
父母始終沒離婚，他們也儘量不在她和妹妹面前吵架，但小帕還是偶爾會在放學後趕上他們正在對質，媽媽說爸爸提起自己的女同事的時候說了“我們”，這就是他們有染的證據。
一切都可以被分析，一切也都可以拿來成為佐證，語音，語氣還是用詞，還是最近發簡訊多了什麼新的表情包，媽媽無時無刻不在懷疑。
原來，她的家人之間互相猜疑，也從來不會直接溝通，要來一個答案。
小帕儘可能地隱藏自己，直到今天，她面對媽媽還是會斟酌自己的語言習慣，避免讓她又發散地分析自己的生活，儘管她根本不需要這麼偽裝自己。
我邀請小帕參與我們組織的互助會。
我們的互助會叫“隨意發言”，最大的特點就是有話直說，參與者不需要擔心禮儀，只需要擔心血壓。
只要有強迫症狀的人都會被邀請，我們會準備一堆甜甜圈放在中間，可以邊吃邊說。有時候我和同事餓了就開始召集互助會。
比起和我們單獨諮詢，像學生面對老師一樣問啥答啥，案主們在互助會上明顯更放鬆。他們一開始會觀察我的表情，後來聊開心了無人在意我還在現場，甚至會吐槽我們的資訊收集表格問題太多，沒有考慮到他們中有人只能聽說不擅長讀寫的需求。
我心裡想算了，我不跟文盲計較。
我和同事們的任務只是在需要我們的時候維護下秩序，避免吵架或者打架。
我一開始以為我和同事應該沒啥事可以做，結果他們還真連吵帶打，有潔癖的嫌左右兩邊的人吃甜甜圈不擦手，他倆不甘示弱說：“我們不擦自己的手你也受不了啊”，其中一個更是伸手拿人家衣服擦手，把人氣哭了。
我一邊給他們換座位一邊想行的。脫敏療法就這麼讓你們無意中學會了，這個潔癖患者後來被這麼脫敏次數多了，一開始會直接衝出去換衣服洗手，後來也能堅持待著到互助會結束了。
開了幾次會，小帕跟另一個案主成了死對頭，她一說話對方就在下面翻白眼。
那位案主有軀體變形障礙，最恨的就是別人盯著自己看，而小帕最愛的就是分析別人，自我介紹的時候，小帕驕傲地說自己只要見一面就能記住別人至少十個外貌細節和特徵。
她們一開始坐在一起，友好地聊了會兒天，等小帕發言結束，她們短暫的友誼也結束了，對方直接對小帕說：“你實在是太離譜了，世界上怎麼有這種人？”
我坐在一邊想，咱們就別大哥說二哥了，朋友們。
小帕聽到對方的評價，大概是從沒人直接對她說過這些，她垮著臉坐在一邊。
我們是不會用這種詞彙評價案主的。案主們分享起自己的問題，很多人能明確地知道自己病了，但是覺得沒法改變，也有人分享自己來了機構之後，覺得介入是有效的，至少自己上樓梯前不用再數好多遍才能開始走第一步了。
還有位案主坐在輪椅上，他的右腿從大腿開始空蕩蕩，人失去肢體後依然會偶爾幻痛，他的
強迫行為就來自這種眼腦不合一，他需要別人幫他洗澡，但是必須也要洗不存在的右腿。
一般幫他洗澡的都是他的老婆，兩人為此經常發生衝突，他說著說著開始哭，抽泣的間隙說“你們是不是覺得很難想象？我也不想這樣，我想戰勝這件事。”
這種情緒很容易感染在場的人，或許，其中就有小帕。
那段時間，小帕的強迫行為克服得不錯，她說自己最近在和人約會，有一天他們吃著飯，對方手機響了，對方沒接。若是幾個月前，小帕大概會藉口去洗手間，然後再去搞起她偵查的那一套，而這次她直接問了對方。
對方把通話記錄給她看，上面顯示未知號碼，應該是騷擾電話。
小帕說：“原來直接問出口這麼容易，問完就再也不想了。”
沒想到有一天，她又找到了我，不僅僅是為了自己的案子。
她來找我不單單是做後續跟進，而是為她妹妹。
我差點說你們不是不聯絡了嗎，但是忍住了。
小帕妹妹和她長得很像，最大的區別是妹妹沒穿背心，頭髮也是棕色，綁成兩個辮子垂在肩膀上。
姐妹倆一模一樣四隻眼睛看著我，她倆的睫毛都很長，又在本來睫毛的基礎上接了假的，我說這是為何，你倆一會再把我扇感冒了。
小帕不接茬，她妹妹倒是笑了，她比小帕小兩歲，還在讀大三。
我在心裡叫她微帕，她的事情很簡單，一邊上學一邊去餐館打工，說好試工一週，雙方都滿意就幹，不滿意就結賬走人。一週過去了微帕對這份工作倒是滿意，餐廳老闆說她不行，並且不給她結算工資，沒有理由，還把她拉黑了。
這事兒好辦，簡訊往來，打卡記錄都在，她整理證據我上交公平工作委員會就可以，試工一週工資也有個幾百刀，我有理由懷疑這家店就是用這種下作的方式節約用人成本的。
但是公平公正委員會我是瞭解的，積壓案子多，效率又低，這件事最終一定會解決，就是不知道猴年馬月。
我和她們說完，小帕掏出手機，說你看看這些能不能用得上。
我一看，全是聊天記錄，她假裝自己是普通食客，收集了在谷歌給這家店打差評的人的暱稱，看著像真名的就找他們的賬號，聯絡了幾個，假裝自己是食品安全調查的，問人家這家店的各種細節，有人回覆她老闆在店裡養寵物，寵物就在後廚和店面之間來回走，他們吃飯還吃到過動物的毛。
我說你這次倒是把能力發揮到正地方，這些都很有用，但依舊是舉報路線，看我的。
這種案子一般除了走流程，我還會打個電話警告下老闆，很多時候這些老闆都仗著員工不知道怎麼維權才敢這樣，十個案子裡有六個，接到我們電話就突然慫了。
我電話打過去，對面也不太客氣，我說我是微帕的社工，他問我微帕是哪天來工作哪天走的，我正翻著筆記，對面突然說，是不是腿上有文身那個？
我看了一眼微帕，這個老闆語氣很兇，小孩一下被唬住，明明點個頭或者搖個頭就能解決的事兒，她愣是噌一下站起來，開始卷褲腳要給我看。
跟人談判不能在這種時候落下風，但我沒想到，這時小帕拿過了話筒，說是，紋的是一個月亮，想起來了嗎？
她甚至精準地模仿了我的語氣，中國人講英語沒口音，每個單詞都講得一板一眼，我自己的習慣是非必要不連讀，打電話經常被同事說轉人工。
那個老闆完全沒注意換人了。
對方嘟嘟囔囔了幾句，我把電話拿回來，說我打這個電話只是通知你，我會帶著案主上門，如果解決得不好，你的情況我會交給公平工作委員會處理。
第二天下午我帶著姐妹倆去餐廳，是間很小的希臘風格的店，去之前我禮貌地再次通知老闆，到的時候看到門上雖然掛著營業中，但一共沒幾桌客人。老闆站在吧檯後面操作咖啡機，我把材料遞給他，他不情不願地擦乾手，拉開收銀的機器，把工資交給我。
數數，我把錢遞給小帕的妹妹，對了就沒事，少了再說。
後半句是說給老闆聽的，小帕的妹妹高興地把錢塞到衣服口袋裡，說沒錯。
真正讓我欣慰的，是小帕拿過話筒，和老闆對話的瞬間。我好像看到了她從前當社工的樣子——蒐集資訊，鼓起勇氣對話，最後擺平事端。
最後一次回訪小帕，是她打電話說她要去南澳住了。
我想起她那個好朋友，說你去的話，跟人家說嗎？
她哈哈大笑，說這件事她找機會問了，那天朋友突然來墨爾本，是參加親人的葬禮，實在沒時間聯絡，一切都是誤會。
我也給她講了一個小故事。
我有個好朋友，之前在另一個國家讀大學，現在和我一樣工作了，我沒到這裡來之前，我們就一年才能見一次面。有次她臨時回國沒和我說，我本來沒發現，結果我偏偏在她回去那天給她打電話，12個小時電話不通，嚇得我聯絡了她爸媽，她爸媽一頭霧水，說她在飛機上。
那你傷心嗎？小帕問我。
我說不啊，我朋友自己功課最忙的時候，因為我心情不好，寧可熬夜也陪我打電話。有一年我和家裡人吵架，她除夕夜帶著一後備廂的煙花到我家樓下，什麼話也沒說，最後一掛鞭炮有幾千響，噼裡啪啦炸完，她拍拍手，說壞東西咱們都趕跑啦！新的一年寶寶要快樂。
小帕在電話那邊沉默，然後說知道了，我說人和人就是這樣，對吧？
想說的話，想聽的事，那就直接告訴對方。我們都可以選擇活得很簡單。
那天晚上我夢到這位朋友，醒來以後沒有猶豫，撥通了她的號碼：“喂喂喂，我想你啦”。
整理小帕的故事時，我時常想起深夜刷朋友圈的自己——手指機械地上劃重新整理，明明沒有紅點提示，卻總覺得會錯過某個重要訊息。
小帕的故事像面鏡子，照見了我們這個時代的集體病症：
那些反覆下拉的訊息欄、對定位共享的執念、從社交動態裡拼湊他人生活的習慣……
還有那些父母以愛為名對子女施加的監控，最深的牢籠往往由最親密的人鑄造……
當小帕模仿母親窺探別人資訊時，她既是被害者，也成了加害者。
但幸運的是，小帕在小聖的幫助下，成功走出了她的過去。
整個故事裡面，最讓我動容的是當小帕終於能直接問出“是誰的電話”時，我聽見有什麼東西在噼啪作響——不是那年除夕夜的鞭炮，是內心凍結多年的冰川終於裂開了第一道縫隙。
那後面是一個更真實的世界。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小旋風 月半
插圖：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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