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多麼不情願，時代總是掉頭向下了。”
天寶四載（745），宜芳公主被送去與奚人和親。三月出嫁的她，九月就被奚人殺死。邊境的軍事擾動，令出嫁的公主也成為犧牲品。
再過十年，“安史之亂”就要爆發，盛世掉頭直下，平等地砸向每一個人。那些千載留名的大詩人也不例外。
時代的巨浪，把詩人們拋到四面八方，幾乎每個人都被命運迎頭痛擊。
“詩佛”王維，佛系不成，流離中被叛軍逼做偽官；“謫仙人”李白，站錯隊投靠永王，被口誅筆伐、流放夜郎；“京漂”十載的杜甫，沉浮多年喜提“倉庫管理員”，沒來得及好好上班就遇到戰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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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之後，給大家帶來“唐詩三部曲”第二部之《唐詩光明頂》。
從唐玄宗開元元年（713）北固山下王灣的一艘小舟寫起，寫到唐代宗大曆五年（770）杜甫病故的小舟，我努力將張九齡、王維、李白、杜甫等大詩人經歷過的高光暗谷都寫入書中。
這些如雷貫耳的名字，在一個壯麗的歷史時刻漸次登場，將詩歌推向輝煌的頂峰。而他們的人生際遇，也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
從充滿希望的盛世，到掉頭向下的時代，怎麼辦？
如果生活在現在，張九齡大概會被稱作“小鎮做題家”。
來自嶺南的他，憑藉一身才華，征服兩任考官，在貴胄如雲的京城，硬是靠做題闖出了自己的一條路。
考一次不行，那便兩次；上一位考官認可了不算，那就再征服下一位考官，一直考到大唐再沒人能主考為止。
官場難免起起伏伏，即使燕居嶺南老家期間，他也沒有消沉，而是主持做了件造福後世上千年的事——開鑿大庾嶺路，打通這嶺南出入中原的要衝。
一個國力蒸蒸日上、士人大有可為的時期，給了張九齡足夠的自信。
他也憑藉自己的才華和努力，拼到了做題家的極限——“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繼姚崇、張說等人之後，成為開元時期最後一位賢相。
自信和堅持，是作為做題家的張九齡，人生中兩個重要的關鍵詞。
自信，乃是對人生高度的想象力；而堅持，則是在人生低谷裡的爆發力。
只要碰上一個上升通道明朗的時代，小鎮做題家就可憑藉自己的能力與努力，完成人生版圖的繪製。
然而，當歷史的拐點到來，遇到個人無能為力的時刻，又當如何？
人生最後幾年，張九齡被罷相貶到荊州，在官場上，作為人生方法的“做題”全面失靈。
張九齡以最有態度的一組《感遇》，回答了一個恆久的問題：作為詩人，乃至作為人，該以何種態度，立身於時代面前？
總結一下就是：一、永遠保持內心的高貴；二、永不放棄感受和思考；三、功業可以有盡頭，而藝術沒有盡頭。
上一輩的詩人張說、賀知章風流未沫，中生代的張九齡等又已強勢崛起，寫的詩動輒風靡京師。
在競爭如此激烈的環境中，王維的家世背景或許能幫助他干謁到一些達官貴人，但也僅此而已。
據說，一曲《鬱輪袍》，讓他成功獲得唐玄宗胞妹——玉真公主的舉薦。他順利在分量極重的京兆府試中一舉奪魁，後來又擢進士第，任太樂丞。
才華是會被尊重的，天賦是可以兌現的，階層是能夠跨越的，王公貴族們是靠譜識貨的，失意者是會被安慰的，時代是不會辜負個人的。
然而，時代不會一直這樣的。太過完滿的童話無法永續。
王維擔任太樂丞時，因有伶人表演了一種只允許皇帝觀賞的樂舞——“黃獅子舞”，不幸坐罪被貶。
從“前途無量的首都文藝明星”，到“山東管倉庫的小王主任”，前後不過幾個月。
早早收穫的認可，讓他培養起了自尊和自重，內心已然達到富足、豐盈的狀態。
哪怕今後遭遇惡意、貶損、誤解、輕蔑，哪怕一度失落彷徨，他也能大體上平靜溫和地度過。因為他知道自己是誰、對這個世界的意義是什麼。
在貶逐、漂泊中度過了十幾年的王維，活成了“盛唐情緒最穩定的詩人”。
官越做越沒意思，他乾脆淡出職場，寄情于山水。他用畫家的眼睛，描摹著朋友、鄉情、山川、市井……這些詩看不出一絲倉促，也半點不惶急。
這是詩人王維和畫師王維攜手，共同對抗著失意者王維。
這也是他一直走來的方式。即便在黯淡的年頭，他也能調整好心情。
斗酒詩百篇，天子呼來不上船，一年散金數十萬。有才、有個性，還很有錢。
不過，世人眼中的“謫仙人”，回到歷史現場，卻成了通不過“政審”的考公無緣人。
唐朝別的頂尖詩人王維、杜甫、白居易、李商隱，說起來至少都有個身世籍貫，李白卻是個謎。
一會兒隴西一會兒峨眉一會兒金陵一會兒山東，講不明白自己的來歷，正常“考公”之路走不通，唯有寄希望於“保送”。
“當年張良、司馬相如不都是靠蓋世的才情博得聖明青睞，直接保送的嗎？我要像古時的賢士那樣，以白衣而取卿相。”
他相信，現實和夢想之間只隔薄薄一層紙，用他磨的繡花針，一捅即破。
終於，他靠著耀眼的才華迎來了高光時刻。體制裡的高位，似乎觸手可及。
天寶元年（742），已過四旬的李白奉召進京，被召見於殿上。
被後世筆記小說、影視作品演繹過不知多少次的這次召見，僅過了兩年，就以玄宗的賜金放還而告終。
此時的大唐王朝，根本沒有人像李白夢想的燕昭王，不會真正器重他。
從本質上說，他們反而厭惡平民飛揚跳脫、不安分，厭惡平民企圖跨越階層卻又不肯走正常渠道，厭惡平民沒上沒下、無視秩序尊卑。
李白恰恰是作為對照的反面——狂放自負，莽撞幼稚，又時而情商欠費地擰巴、唐突、矛盾。
最要命的是，在職場站隊上，李白也幼稚得像個小學生。
“安史之亂”爆發，李白以為經邦濟世的機會來了，跑去投了肅宗的弟弟永王李璘，結果李璘叛上，兵敗被殺，李白連帶成了附逆的反賊。
縱情狂放的“詩仙”，就在顛簸直下的人生中，被剝除掉奇彩的光暈。
時隔千年，再讀《將進酒》，震撼這樣一個不羈的靈魂：
儘管“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儘管遍地是白眼和冷漠，但李白相信：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那美好的明天，會來的，會有的，會到的。
酒作為一種燃料，點燃了他的鬥志，以掙脫俗世那千鈞重的羈縻，來到絕對的自由之境。
在人生那永恆的絕望中，一個李白扶著另一個李白站起來了。
那個高舉金樽、痛飲一醉的自己，扶著那個中年失意的自己、有志未酬的自己、感慨傷懷的自己，搖搖晃晃地站起來了。
永遠有熾熱的生命能量和自信心；可以單純幼稚、天真胡鬧，但永遠不邪不佞，渾金璞玉；雖然也曾努力學著去世故，模仿著去鑽營，但骨子裡的那一份自由傲岸，始終熠熠發光。
如果說李白人生坎廩，杜甫有過之而無不及，狼狽落魄之處還要超過李白。
多年遊歷之後，奔四的他又進長安，開始“京漂”。但長安生存很難，物價又貴，慧眼識才的人並沒有想象的多。
天寶六年（747），曾有一次透過考試上岸的機會。朝廷發出通知，宣佈要搞一次特別考試，量才授職。等到榜單終於公佈，結果是：一個都不錄取！
這十年裡，他到處干謁，求爺爺告奶奶。白天敲開達官貴人的門，得到的往往只有敷衍的承諾和一些殘羹冷炙，晚上只能懊喪地回家。
終於在755年，杜甫得到一個“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職位，負責管理兵甲器仗，也被後世調侃為 “倉庫管理員”。
工作定了，他回家探親，到家時就遇到小兒子被餓死了。
連這個小官也沒做上幾天，“安史之亂”便即爆發，他倉皇奔亡。流落同谷，窮厄交加；寓居成都，風破茅屋。人生最後幾年更是老病纏身，最後死在一條船上。
但是，從七歲開始詠鳳凰開始，杜甫就沒有停下手中的詩筆。
755年這次回家探親，他把一路上的見聞寫成了《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他從一個行路人的視角， 探查到“盛唐”的真實情景，隱隱預言了大唐盛世下掩蓋的危機。
大爆炸的前夜，盛世掩蓋下的“凍死骨”、 滿腔的憂憤，都被他凝結在這短短的十個字中。
他一首一首地寫。《北征》《壯遊》《憶昔》《兵車行》《麗人行》《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 《無家別》《洗兵馬》《悲陳陶》……
在公元八世紀，那波瀾起伏、地崩山摧的數十年間，中國發生了什麼？經歷了什麼？
從京兆到洛陽，從秦州到蜀州，從泰山到汶水，從夔州到洞庭，那個時代的一個個正面、側面、高光、暗谷， 各色人等的嗚咽、號泣，希望的燃燒和泯滅，都被他寫進詩裡。
他用一個人的力量，昂然站在了時代的面前，完成了一次偉大的逆襲。
大時代如同投石一般，將李白、杜甫、王維、張九齡這些享有“千秋萬歲名”的大詩人，拋擲入各自的命運軌道。
盛世的風雲湧動、普通人的鬱結起伏，盡數成為詩人筆底波瀾的養料。
這本全新寫好的《唐詩光明頂》，會帶大家切身去感受詩人的個人命運與情感勾連，解讀他們的名篇佳作，攀登中國詩歌的“光明頂”，也一起經歷他們人生的高光和暗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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