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嘉瑩先生肖像
2018年，拍攝於天津
壹 植本出蓬瀛
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
如來原是幻，何以度蒼生。
——《詠蓮》1940
《孟子》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杜甫之所以成為杜甫，辛稼軒之所以成為辛稼軒，都自有一段因緣在。
我之所以終生從事古典詩詞的教學，我之所以成為今日的我，自然也有一段因緣在。
我生於1924年，到現在已經將近一個世紀了。回首從前，可謂往事如煙，很多詳細的情況都已經追憶不起來了。幸好我有作詩填詞的習慣，很多經歷感悟都透過詩詞記錄了下來。《易經》說“修辭立其誠”，我所有的詩詞都是源於現實中真實的觸動，從小就是。
我出生的時候，我們家和伯父伯母一起，住在察院衚衕廿三號的四合院裡。這個四合院是我家的祖宅，在北京西城，是曾祖父購置的。我家祖上是旗人，蒙古旗人，本姓葉赫那拉，民國後就改姓葉。曾祖父在咸豐同治時期做到了佐領（二品武官），祖父是光緒二十年的進士，所以，大門上原來是有一塊黑底金字的橫匾，寫著“進士第”。門前兩邊各有一個不大的石頭獅子。從大門進去之後是一面磨磚的影壁牆，中間刻著“水心堂葉”四個字。這個堂號源於南宋學者葉適，水心是他的號。祖父和伯父與他一樣，都學過醫。從影壁牆左轉下三個臺階，是個長條形的外院。右手邊是內院的院牆，中間有個垂花門。從垂花門進來，就是內院了。
宅院手繪圖
內院有北房五間，東西廂房各三間。我祖父本來有三個兒子，我三叔很年輕就去世了，只剩下伯父跟我父親。我祖父規定伯父和父親輪流住東西廂房，三年一輪換。我出生在東廂房，長大在西廂房。後來祖父去世了，伯父搬到以前祖父母住的北房，東廂房就成了伯父給人診脈的脈房。鄧雲鄉先生年輕時常來請我伯父去給他母親看病，對我家的院子熟門熟路，但那時我們沒有見過面。數十年後，我們在一次聚會中遇到，說起話來，他才知道當年給他母親看病的葉大夫正是我伯父。後來，他寫過一篇文章，專門描述了我家的四合院。沒想到，相隔半個多世紀，鄧先生竟還會對我家寧靜的庭院和其中蘊含的一種中國詩詞的美好意境有如此深刻的記憶。我有時候在一些電視劇裡看到父母子女之間大呼小叫的場面，會覺得難以接受。我小時候生長的環境從沒有過這樣的事情。無論是我伯父、父親，還是伯母、母親，甚至於連用人之間，大家講話都是心平氣和的。家裡永遠都很安靜，可以聽得到蟬鳴和蟋蟀叫，再有就是人的讀書聲了。就像鄧先生文中回憶的那樣，舊時家裡古典詩詞的氛圍確實對我產生了極深的影響。我的知識生命和感情生命都是在這裡孕育的，這大概是我為什麼會終生熱愛詩詞，並一生從事古典詩詞研究和教學吧。
少年時與大弟葉嘉謀（中）、小弟葉嘉熾（左一）合照
以前祖父在世的時候，我家的四合院裡方磚墁地，祖父不許在院子裡種任何植物。只能在荷花缸裡養荷花，花盆裡栽石榴、夾竹桃什麼的。我伯母和母親都喜歡花草，在祖父過世後，她們就在院裡開了花池，引得蜜蜂蝴蝶飛來飛去。我寫的第一首詩是《秋蝶》。
幾度驚飛欲起難，晚風翻怯舞衣單。
三秋一覺莊生夢，滿地新霜月乍寒。
深秋黃昏的時候，我看到西邊花池前面的地上落下一隻白蝴蝶。天已經涼了，那隻蝴蝶已經凍得飛不起來了。莊子曾夢見自己變成蝴蝶，醒後發現自己還是那個莊周，“蘧蘧然周也”。那麼，這隻飛不起來的蝴蝶，是不是夢醒了的莊周呢？我不知道。反正我小的時候，對這些草木昆蟲充滿了關懷。
北方本來不常種竹子，因為常看到詩詞裡寫松寫竹，所以我就專門跑到同學家裡挖來一段竹根移種在母親開闢的花池裡。竹子長得非常快，沒幾天就長成了很高一叢。秋天來了，伯母和母親種的那些花都凋零了，只有我的竹子青翠依然，所以我寫了《對窗前秋竹有感》。
記得年時花滿庭，枝梢時見度流螢。
而今花落螢飛盡，忍向西風獨自青。
夏天的時候，花草滿庭，有花草的地方就有螢火蟲，我常常看到螢火蟲在花的枝葉上飛過。可是秋天一到，這些花都落了。所以我最後一句話是在問竹子：你所有的同伴都凋零了，你怎麼忍心一個人“獨自青”呢？一個人生在世間，對宇宙、對人類有多少愛心？你自己又有多少自私和貪婪？我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十五歲的時候就在想這樣的問題。
我還寫過一首《詠蓮》。
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
如來原是幻，何以度蒼生。
我生在六月初一，六月又稱“荷月”，父母便給我取了一個小名“小荷子”。因為這個名字，我讀書的時候會對“荷”特別關心。比如，
《爾雅》裡唯有“釋荷”寫得最為詳細，荷的每一部分，從花、葉、莖，再到果、根，都有特別的名稱，這是別的花所沒有的。
“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那時候我就想，這種花大概是從神仙世界裡來的吧。成長於淤泥之中，卻可以出淤泥而不染。大概因為這個特質，蓮花也成為佛教的象徵。雖然我們家不信教只信孔子，但我會因為蓮花而瞭解詩詞中佛教的典故。小時候讀到李商隱的《送臻師》（臻師是一個和尚的名字），其中有這樣兩句，“何當百億蓮花上，一一蓮花見佛身”。佛經裡說，當佛為眾生說法時，每一個毛孔裡面都會長出一朵蓮花，每一朵蓮花盛開後會出現一尊佛。李商隱寫這兩句的意思是，我們塵世的苦難這麼深這麼重，什麼時候真的能夠看到數不盡的蓮花，數不盡的佛，來度脫大家出離塵世的苦難呢？
“如來原是幻，何以度蒼生”，我現在有時候想一想也覺得很奇怪，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兒，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大概是從小就目睹了太多的痛苦和災難。我出生在軍閥混戰的年代，七七事變暴發的時候我上初中二年級。在北平，我常常看到從各地逃難來的百姓。冬天去上學，在巷口拐彎的地方就能見到凍死餓死的人。如果蓮花真能拯救世人，我願天下開滿普度世人的蓮花。
剛開始學著作詩的時候，我寫的都是院子裡看到的景物，看見花說花，看見草說草，所感嘆的是花草昆蟲的生存與死亡。直到十七歲那年，我的母親突然去世了。詩是從心裡跑出來的，那樣沉重的悲痛讓我一連寫了八首《哭母詩》，這是其中的兩首：
噩耗傳來心乍驚，淚枯無語暗吞聲。
早知一別成千古，悔不當初伴母行。
瞻依猶是舊容顏，喚母千回總不還。
悽絕臨棺無一語，漫將修短破天慳。
當初我母親不讓我陪她去天津做手術，說我剛考上大學，還不懂什麼事，弟弟也還小。可我要早知道那一別就是生死相隔，我怎麼會不陪她去呢？母親開刀後發生了感染，病更重了，可她又因為掛念家裡的幾個孩子堅持要回北平。舅父就陪她上了火車，等回到北平，母親已經在火車上去世了。
我母親就這樣走了，對我們這些兒女，沒有留下一句囑託的話。那時候死者是不可以進家門的，因為我是最大的孩子，所以是我在家中找了母親的衣服，拿去親手給母親換上。後來，母親停棺在嘉興寺。我覺得人生中最悲楚的事情，就是當棺蓋蓋上，釘子釘下去的時候，從此就與棺內的親人天人永隔了。修短是命，我母親去世的時候，只有四十四歲。
這是我第一次經歷死生的打擊。後來，我又寫了一首《詠懷》，中間有這樣幾句：
自母棄養去，忽忽春秋易。
出戶如有遺，入戶如有覓。
斜月照西窗，景物非疇昔……
母親離開了我們，我們再也得不到她的照顧了。以前我每天上學離開家的時候習慣說：“媽，我走了！”回來還沒有進到房門，就說：“媽，我回來了！”可現在，沒有人可以呼喚，進出家門總覺得遺落了什麼。
那時正是抗戰最艱苦的階段，我父親一直隨著國民政府步步撤退。長沙大火的時候父親在長沙，武漢陷落的時候父親在武漢。七七事變以後，學校開學。日本人剛成立的偽政府，還來不及印新的書，就讓我們把舊課本中記載著日本侵略的部分撕掉或者塗掉。日本人叫學生上街去慶祝，慶祝長沙陷落、慶祝武昌陷落。我經歷過這樣的亡國的痛苦。
母親去世的第二年，我父親來信了。我父親當時在航空公司，看到有美軍飛到後方援助當時的國民政府，他看到了勝利的希望，所以輾轉託人寄來一封信。這就是我寫《母亡後接父書》的背景。
昨夜接父書，開緘長跪讀。
上仍書母名，康樂遙相祝。
惟言近日裡，魂夢歸家促。
入門見妻子，歡言樂不足。
期之數年後，共享團圓福。
何知夢未冷，入朽桐棺木。
母今長已矣，父又隔巴蜀。
對書長嘆息，淚隕珠千斛。
父親的信是寫給母親的，開頭寫的是我母親的名字，他還不知道母親早已不在了。我們在淪陷區的人不知道抗戰什麼時候才能勝利，而且就算到勝利的那一天父親終於回來，他也再不能看見母親了。他獨自一人離家在外多年，此時已經是將近五十歲的人了。
1945年，我大學畢業了。1948年，我跟我先生趙鍾蓀在南京結婚。
我先生是我唯一交過的男朋友。他的堂姐是我的英文老師，他的妹妹是我同年級不同班的同學。他從他堂姐那裡看到我的相片，然後就打聽到我。在一次同學聚會上，他跑過來自我介紹，介於這種關係，我當然不能不搭理他。聚會結束天色晚了，他就騎車送我到我家大門口，就認識了我的家門。之後，他常常跟著我弟弟的同學跑到我家裡來，約我弟弟和堂兄打乒乓球打橋牌。這樣大概過了兩年多的時間。有一天，他跟我說，他在秦皇島的工作丟了，他的姐夫介紹他到南京的一個海軍士兵學校教書。他又跟我提起結婚的事：“我現在就要走了，我們也認識兩年多了；你要是不答應，我就留在北平不走了。”那時候他一個人在北平正貧困交加，我想別耽誤了他，就這樣吧。
當年11月，在戰亂中，我跟我先生一起撤退到了臺灣。
我先生是海軍，海軍在左營，位於臺南跟高雄之間。新開的軍區一片荒涼，我們這些宿舍都是新蓋起來的、木頭的日式房屋，我就跟我先生一起住在那裡。他的姐姐和姐夫也都在一起住，姐姐姐夫是家裡的貴客，何況我先生的工作是他們介紹的，我是家裡輩分最小的媳婦，所以要做一切事情。他的姐姐生了孩子，我就要從左營走到外面的市區去買豬蹄髈回來燉湯，還要看孩子。我的老師顧隨先生得知我日日在做這樣的工作，很替我悲哀，說沒想到我會過著這樣的生活。
後來，許世瑛先生到了臺灣，他的父親許壽裳是魯迅先生的好朋友。許世瑛先生從前曾在我北京老家的南院，也就是後來放乒乓球檯的那個屋子住過，是我們的鄰居。那時候我正上中學，偶爾見到他會給他鞠個躬。我從小念書，都是大聲地拿出調子來唸，所以許先生那時候總能聽到房東家裡的女孩兒一天到晚都在唸詩。許先生去世時，我寫了一首輓詩，有一句“書聲曾動南鄰客”，懷念的就是那段往事。
因為是舊識，許先生聽說我到左營以後沒有工作，就介紹我去彰化女中教書。那時候我已經懷孕了，而且臺灣婦女的產假只有一個月，我女兒暑假出生，正好滿月回來上課。我兩個女兒都是暑假出生的，我等於沒有休過產假。我教了七十幾年書，也基本沒有休息過。
那時候是臺灣的“白色恐怖”時期。我先生在左營，我在彰化，每到聖誕、新年的時候，他就從左營到彰化來看望我們。1949年的聖誕夜，我先生來看我們，吃過晚飯，他和校長下跳棋，直到很晚。而第二天一早，天還沒亮，就有人來敲門，幾個海軍官兵把我先生從家裡抓走了。第二年夏天，又來了一群人，把我和我的孩子，還有和我住在一起的女校長及另一位女老師，都關進了彰化的警察局裡，還說要把我們押到臺北的憲兵司令部去。我要求見局長，和他說：“你要關，就關在彰化，反正我也跑不了。”在彰化我至少教了一年半的書，還有熟悉的人，要是真關到臺北，萬一我或者孩子發生了什麼事情，我連個託付的人都沒有。這警察局長看我真是有吃奶的孩子，而且我的履歷除了唸書教書，什麼朋友都沒有，就把我放出來了。放出來之後，我就無家可歸了。沒有工作，就沒有宿舍，也沒有薪水了。
我沒辦法，只好去投奔我先生的姐姐和姐夫。他們在左營，我也可以順便打聽我先生的訊息。但他們家只有兩間臥室，他姐姐姐夫一間，婆婆帶兩個孩子一間，我就等人家都睡了，在走廊上鋪個毯子，帶襁褓中的女兒在那裡休息。人家要午睡，小孩子難保不出聲音的，我就帶著女兒去外面徘徊，等他們睡醒了，我再回來。
我因此寫了一首詩，就是《轉蓬》：
轉蓬辭故土，離亂斷鄉根。
已嘆身無託，翻驚禍有門。
覆盆天莫問，落井世誰援。
剩撫懷中女，深宵忍淚吞。
我像一支被風吹斷的蓬草，離開了故土、遭遇了離亂，跟故鄉完全隔絕，跟大陸完全不能通訊息，不通訊息還覺得我們有匪諜的嫌疑呢。我這個只讀書唸書從不交往朋友的人，真是沒有託身之所。“覆盆天莫問”，好像被一個盆扣在頭上，你問天，沒有天可問；“落井世誰援”，當時臺灣的“白色恐怖”非常可怕，如果被牽涉其中，所有親戚朋友都不敢跟你往來了。我“剩撫懷中女，深宵忍淚吞”，這些都是事實。後來暑假結束開學了，我的堂兄葉嘉榖就介紹我到臺南的一所私立女子中學教書。三年的時間裡，我先生音信全無。我一個年輕的女子帶著吃奶的孩子，三年不見先生出面，所有同事都用很奇怪的眼光來看我，我只好沉默。要是說先生因為“白色恐怖”被關起來了，我馬上就會失去工作。
1951年，又過了一年，我先生還是沒有音信。那個時候的臺南，火車站那條馬路兩邊都是高大的鳳凰木，上面開著火紅的花朵，真是漂亮。我從北方來，從未看到過這麼美麗的鳳凰木，就填了一首《浣溪沙》：
一樹猩紅豔豔姿，鳳凰花發最高枝。驚心節序逝如斯。
中歲心情憂患後，南臺風物夏初時。昨宵明月動鄉思。
每年鳳凰花一開，就是一年過去了，是學校學生畢業的時候。我一年一年看著鳳凰花開，學生離開，我先生都沒有回來。那一年，我不過只有二十七歲，卻已經飽經患難，是“中歲心情”。臺南美麗的鳳凰木又開花了，“昨宵明月動鄉思”，我哪一年才能回到我的故鄉呢？我懷念我美麗的童年，我的老師，我的同學，我的伯父，我所有的失去音訊的親友……
在臺南我還填過一首寄調《蝶戀花》：
那時候我實在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如果說女人是花，那麼我很早就凋零了。少年時代那些美好的夢我已經不再期待了。我常常會夢見回家，有時候夢到回察院衚衕老家，我進了大門進了院子，到處空空蕩蕩的，每個房門都進不去。有時候也夢見跟同學去看顧隨先生。他住後海那邊，經過什剎海的水塘有蘆葦，夢裡的蘆葦長得遮天蔽日，我們怎麼走都走不過去。
1952年，我先生終於出獄了，但是他再沒有工作。我被請到了臺北女二中教書，同時也被請去臺灣大學教書。後來，在臺覆校的輔仁大學，還有新成立的淡江大學也請我去教書。那一段時間我的課程非常重：每天早上三節是一個學校，下午三節又是一個學校，晚上夜間班還有兩節課，每週還有電臺的《大學國文》。那時在臺灣你只要喜歡古詩詞就會發現，各大學和電臺廣播的古詩詞都是葉嘉瑩在講。所以，後來就有人請我去海外教書了。我之前從沒有過出國的念頭，其實都是被生活逼出來的。
經歷過憂患，我開始欣賞到杜甫詩的好處。
到了臺灣，我開始講杜詩，我發現杜甫七言律詩的演進對於我們中國語言詩歌的變化和掌握真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很值得研究。這是詩歌本身、內在的原因，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外在的原因。當時在臺灣，瘂弦、洛夫等創辦了一個《創世紀詩刊》，上面會發表一些新詩人的作品，常有些個顛倒的、變化的、文法不通的句子。這就引發了當時臺灣新聞界、文學界、學術界的各種爭論，說他們語言文法什麼都不對。我思想比較開通，覺得這不是從現代詩人開始的，杜甫那時候已經有這種顛倒變化的形式了，這樣可以使內容更豐富起來。
句子通順有通順的好處，但是句子顛倒有它顛倒的作用。比如說“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胡適之先生就寫過一篇文章，說杜甫的七言律詩簡直不通，香稻也沒有嘴，怎麼能夠“香稻啄餘鸚鵡粒”呢？一定應該是“鸚鵡啄餘香稻粒”，這就是很通順的句子。那為什麼杜甫要倒過來？所以我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解釋這件事。
按照西方的文法來說，“香稻”是主詞名詞，“啄餘鸚鵡粒”是個adjective clause（定語從句），這個定語從句“啄餘鸚鵡粒”就是形容香稻，說香稻怎麼樣？說香稻是產量很豐富很美好，可以喂鸚鵡吃，都吃不了的。我這麼一篇長文章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他們一方面以為是我分析杜詩分析得很好，一方面覺得我給新舊兩派的詩論爭吵做了一個調和。
我認為，詩歌可以晦澀，現代詩可以用些新鮮的甚至於顛倒的句法，但是一定要真的有這種感情；不僅有真情，還在顛倒變化之中被表達得恰到好處才行。為顛倒而顛倒，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那是故意製造的晦澀，不會是好詩。
杜甫的《秋興八首》很有名，中國曆代給《秋興八首》做註解的人非常多，他們有很多不同的說法，那究竟誰對誰錯？我便利用兩三個月的暑假期間，搭著公共汽車，跑遍了臺灣的各大圖書館，把各個善本書中相關的地方，一個字、一個字地抄下來。不只是抄下來，而且還要編得有條理，有題解、有章法、有句法，還有我自己詳細的評說。這就是後來的《杜甫秋興八首集說》。這部作品的體例從一開頭我就立得非常嚴格。對於真正要做研究、要得到詩歌三昧，要養成對詩歌欣賞、解說、判斷能力的人來說，這會是很有幫助的一本書。日本的吉川幸次郎先生是專門研究杜甫詩的，他要求他的學生一定要看《杜甫秋興八首集說》。後來我們在一次會議上相遇，吉川先生寫了三首七言律詩送給我，其中有這樣兩句“曹姑應有東征賦，我欲賞音鍾子期”，確是知音。
《秋興八首》非常了不起，每首詩裡都有夔府與長安兩相呼應，彼此形成一個很大的網羅，緊密地編織在一起。這八首詩，無論是內容還是技巧，都顯示出杜甫的七律已經進入一種極為精醇的藝術境界。從內容來看，他在這些詩中所表現的情意，已經不再是一種單純的現實情感，而是一種藝術化之後的情感。這種情意已經不再被現實的一事一物所侷限，就像蜜蜂釀蜜，雖然是採自百花所得，卻不再受任何一朵花的侷限了。從技巧來看，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句法突破傳統，二是意象超越現實。有了這兩種技巧，才真正脫離了格律的壓束，使格律完全成為被驅使的工具。中國的語言文字因為是單音獨體，所以天生來就可以對偶，這是中國語言的一個特色。對偶的時候，平仄要相反詞性要相同，這樣限制就會很多，所以最初那些詩人寫律詩時候的對偶就顯得很笨。杜甫剛寫律詩對得也比較笨，不過他是一個很有天才的詩人，不斷把七言律詩的寫作方法變化演進。到了《秋興八首》，那個對偶就非常精煉了，表面上的文字相對，其中的意蘊無窮。杜甫他創作，也突破，他在成就了七言律詩非常精美的格律以後，再故意打破它，寫出成熟的拗體七律。比如《白帝城最高樓》中的“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這就完全不合格律。首句中“仄”“旆”都是仄聲，從一開始就是拗起，寫出一片險仄愁苦情景；次句中“立”“緲”又是兩仄聲，聲律既已拗折，而又在句中用一“之”字，變律詩之句法為歌行之句法，且連用三平聲（“之飛樓”），奇險中別有瀟灑飛揚之致，而獨立蒼茫之悲慨意在言外。雖不守格律的拘板形式，卻是掌握了格律的精神與重點。以拗折之筆，寫拗澀之情，把一片沉哀深痛都自然而然地表現於作品之中。
總之，杜甫是一個有能力繼承、破壞，進而變化出之的人。不是等到他晚年寫七言律詩才表現出這方面的才能，他從年輕時候就展現出這種特殊能力。早年他還在長安的時候，曾寫過一組《曲江三章章五句》。在長安考試沒有考上，他心裡抑鬱不平，就寫了這個很新鮮的題目。不是隻寫“曲江”，而是“曲江三章”，也就是三首詩，“章五句”，每一首都是五句，不是四句。這個題目其實是受到了《詩經》的影響。比如，古人說到《詩經》裡的《關雎》，就會說“《關雎》幾章，章幾句”。沒有一個詩人用《詩經》的章法來寫詩，這足以見得杜甫吸收、繼承、創造的能力非常強大。元稹給杜甫寫的墓誌銘裡稱他“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的確，杜甫對於古今的體式無所不吸收，無所不包容，無所不能運用很好。所以說杜甫是集大成者，他把他以前所有中國詩歌在文學上美好的地方都吸收了，還能變化出之。
以中國詩歌的演進來說，杜甫的七言律詩，李商隱得其神髓。李商隱的七言律詩受杜甫影響很大。不過有一點點區別，雖然杜甫也寫得很意象化，可是杜甫寫的都是現實的情事，像前面說的“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還有“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他文法多變，形象也都用得很好，但是事物都是現實的。李商隱受了杜甫非常大的影響，他承襲了杜甫在文字運用方面的技巧，文法顛倒變化。不同的是，李商隱所寫的不再是現實之中的景物情事了，而是他想象中的景物和情事。李商隱的七言律詩的聲律方面也是很好的，“颯颯東風細雨來，芙蓉塘外有輕雷。金蟾齧鎖燒香入，玉虎牽絲汲井回”，平仄聲調之運用的力量和感情都是非常好的，這完全是受了杜甫的影響，不過他用得更精緻。相較而言，杜甫是一個非常正常、健全、對於現實的感性和理性都能處理得非常平衡的人；而李商隱則是曲折幽微不直接的。
杜甫既有集大成的能力，又生在集大成的時代，這是何等幸運。文學演進有時代的因素，也有個人的因素。宋詩不如唐詩碩果累累，時代不同是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宋朝的那些詩人本身也缺少杜甫和李商隱的那種想象的能力與精微的感受。有時候，集大成的時代，不一定能產生集大成之才華的詩人，那是詩人對不起時代。比如西晉的太康時期，經歷了漢魏，正是樸質的五言詩在風格上將轉未轉的一個階段。很可惜，那時候沒有出現一個可以集大成的天才，是詩人對不起時代。而有時候詩人很有才華，可是他所遇到的那個時代又不是文學發展集大成的時代，那是時代對不起詩人。到了後來，江西詩派黃山谷這些人既沒有李商隱那種豐富綿邈的情思，也沒有杜甫的那種精神博大的才力，要想比肩唐朝，就只能在雕章琢句的技巧上花心思。七言律詩直到晚清也有寫得很好的人。比如陳寶琛的落花詩就寫得非常好，像“生滅原知色是空，眼看傾國付東風。喚回綺夢憎啼鳥，罥入情絲奈網蟲”，真是好得不得了。他說我對於宇宙這種變化，對於花開花落，早已有透徹的覺悟。理性上是知道這生生滅滅都是虛幻，可是從感性上還是會覺得難過，不忍心見到“傾國付東風”。就像杜甫說的“一片花飛減卻春”，那“風飄萬點”就“正愁人”。聽水老人這四首落花詩，不只寫的是落花，寫的更是人生，是國家，是盛衰成敗。
貳 逃禪不借隱為名
盡夜狂風撼大城，悲笳哀角不堪聽。
晴明半日寒仍勁，燈火深宵夜有情。
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禪不借隱為名。
伐茅蓋頂他年事，生計如斯總未更。
——《冬日雜詩》（其三）1944
要說平生對我影響很大的人，那一定有我的老師顧隨先生。
1941年，我考上輔仁大學中文系，從大學二年級開始聽顧先生的課。顧先生雖然教的是舊詩，可他是英文系畢業的，看過很多書，講課時的發揮上天入地，不受傳統規矩的限制，非常有意思。他不但在輔仁大學教詩選，在中國大學還教詞選，我兩邊的課都去聽。雖然我很早就作詩，可對於詩的欣賞、評論，還沒有開啟眼界。是顧隨先生的課幫我打開了眼界，我就像一隻被關在房間裡的蜜蜂，忽然間門開啟就飛出去了。
顧隨先生在大學宿舍書房
顧隨先生教我們的時候不過四五十歲，但他從來都是穿中國式長袍，再加上身體不好，所以顯得很老的樣子。顧先生的授課方式，我在很多文章裡都寫過。他是中等的聲音，並不是很大，不過我們教室就是恭王府小院子裡那些房間，都可以聽到他講課的聲音。顧先生上課從來沒有講義，可能會寫幾個字在那裡，與詩完全無關，然後就由此發揮，也從來不限制哪一首詩，完全就是隨地發揮，見物起興。他一邊講課，一邊寫黑板，從這一頭寫到那一頭，然後有學生幫他擦了黑板，他再回來從這頭寫到那頭，也並不提問學生。我就在下面趕快寫筆記。因為我舊詩詞的根底不錯，所以顧先生所講的我都可以記下來。我的老同學史樹青先生後來看到我的筆記，說你的筆記簡直跟錄音一樣。這些筆記後來我都從北京帶出來了，最後我把這些筆記又帶回中國，交給顧先生的女兒，在河北大學教書的顧之京整理出來了。
因為我從小就寫詩，第一次上課就把我的舊作給顧先生看了，顧先生跟我說這些詩有天才，應該勉勵。在顧先生的指導下，我就不只寫那些短小的詩，也開始寫律詩了。我有一組詩的題目是，《羨季師和詩六章用晚秋雜詩五首及搖落一首韻辭意深美自愧無能奉酬無何既入深冬歲暮天寒載途風雪因再為長句六章仍疊前韻》（後簡稱《冬日雜詩》）。
之前我寫了五首《晚秋雜詩》和一首《搖落》交給顧先生，但先生沒有批改，而是用原韻和了我的六首詩。我詩集上附有《晚秋雜詩六首用葉子嘉瑩韻》，就是顧隨先生和我的六首詩。老師用我的原韻和了我的詩，那是在晚秋的時候，而後來到了冬天，我就又依前韻寫了一組《冬日雜詩》十首，其中第三首是：
盡夜狂風撼大城，悲笳哀角不堪聽。
晴明半日寒仍勁，燈火深宵夜有情。
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禪不借隱為名。
伐茅蓋頂他年事，生計如斯總未更。
我小時候北京冬天下的雪很大很厚，院子裡堆起來的雪往往要到春天才融化。寫這一組詩是在1944年的冬天。雖然已是勝利前夕，但在後方正是抗戰最艱苦的階段。此時日本已經發動了太平洋戰爭，他們也處在戰爭最艱苦的階段。“盡夜狂風撼大城”，當年的北京，整夜裡颳著西北風，聲音像哨子一樣響，感覺大地上的一切好像都被吹得震動了。這是寫實，但其實也象徵了當時戰爭局面的險惡。“悲笳哀角不堪聽”，胡笳和悲角都是代表戰爭的，我家的後邊就是西長安街，經常聽到日本軍車呼嘯而過的聲音。“晴明半日寒仍勁”，當時美國已經參戰，我們有了可能戰勝的盼望，但勝利畢竟還沒有到來，我們仍然生活在被日軍佔領的淪陷區。這寫的雖然是天氣，但也是時局。我母親已經不在了，我父親這麼多年被戰爭阻絕沒有回來。但就是在這狂風凜冽的夜晚，我屋裡的一盞燈還亮著，爐子裡還有一點火沒有熄滅，這是希望。我的希望仍然存在，我等待著抗戰的勝利，我等待著我父親的歸來。所以是“燈火深宵夜有情”。
“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禪不借隱為名”，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當時年輕的自己會說出這樣的話。這兩句我很喜歡，因為這代表我做人做事的態度。我現在九十多歲，還把十九歲寫的詩用在迦陵學舍月亮門兩邊做對聯，是因為我覺得這兩句詩真正表達了我立身處世的理念。
一個人活在世界上能夠處在平安、快樂和幸福之中，這是上天垂顧。但是，人的自私和愚昧，會不會把這幸福與平安的環境毀壞掉？你看那些社會上的新聞和那些電視、電影中所反映的現實生活，包括父母、子女、婆媳、兄弟姐妹這些親人之間，有多少自私自利的爭鬥！如果你想要不負此生，為人類或者為學問做一些事，你就必須要入世。可是周圍有這麼多苦難與不幸，你能夠不被世界上這些痛苦和憂愁所擾亂嗎？你能夠保持住你內心本來的一片清明嗎？所以我說“入世已拼愁似海”。至於“逃禪”，古人有兩種用法，一個是從俗世間逃到禪裡邊去，一個是從禪裡邊逃出來。我這裡用的是第一種。不過，那些常常說要逃到禪裡邊去的人其實是自命清高，有時候是自私和逃避。因為不沾泥，不用力，不為人做事，就永遠也不會有過錯，用不著承擔責任。而我要做的是：不需要隱居到深山老林裡去追求清高，我可以身處在塵世之中做我要做的事情，內心卻要永遠保持我的一片清明，不被塵俗所沾染。那時候我還不到二十歲，我並不能預料將來我有怎樣的生活，不能預料我的下場會怎樣。所以我說：“伐茅蓋頂他年事，生計如斯總未更。”人，總要有一個住處，總要砍些茅草蓋個屋子遮避風雨吧？我當時想那都是將來的事情。我現在非常感激海外一些熱心的朋友，我更感激南開大學的領導，他們居然真是給我蓋了一個這麼美的迦陵學舍。如今還真是應了這兩句年少時候的詩呢。
顧先生批改的詩作
顧先生覺得我有點才分，書讀得好，詩也作得好，所以常常寫信指導我。有一封信對我尤為重要，其中有這麼一段：
我的老師說，這些年來我聽他講課最多，心得進步也最大。“假使苦水有法可傳”，苦水是我老師的別號，因為他名字的英文拼音是ku sui，所以他就起了一個別號叫苦水。他說，假使我苦水，有一個詩詞的妙理可以傳授，你早已完全都學到了，但是我“不願意足下成為孔門之曾參”。他不願意我像孔子的學生曾參，因為曾參是孔子學生裡最聽話的一個。孔子說什麼，他說“唯”，是，然後就按照老師的話去做，老師說什麼就聽什麼，老師讓他做什麼就做什麼。我的老師說，我希望你不要做孔門的曾參，我希望你做“南嶽下之馬祖”。
南嶽下六祖惠能之下的馬祖大師是“強宗勝祖”，他的意思是你的見解一定要超過你的老師。老師常常跟我們說，“見與師齊”，假如你的見解跟老師在一個層次上，“減師半德”，你就比你老師差一半。因為老師達到這裡，他是自己努力達到的，你是跟他學到這裡，那你就比他降下一等了。見過於師，方堪傳授。接著他說，“然而欲達到此目的，非取徑於蟹行文字”。你要做到如此，一定要學習“蟹行文字”，也就是螃蟹爬一樣的橫行文字，這指的就是英文。那時候中文都是直著寫，英文是橫著寫的。這對我後來治學影響非常大。
後來我結婚南下，臨別之際，顧隨老師寫了一首《送嘉瑩南下》給我：
食荼已久漸芳甘，世味如禪徹底參。
廿載上堂如夢囈，幾人傳法現優曇。
分明已見鵬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
此際泠然御風去，日明雲暗過江潭。
“荼”是一種苦菜，《詩經》裡說“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荼”是苦，“食荼已久”，人生本來是有很多苦難的，老師說已經都知道了，只當作都是尋常的事情了。他自謙在堂上講課如夢囈，有幾人能得到真傳呢？“優曇”是指“優曇婆羅花”，是佛經中一種極難遇到的靈瑞之花。老師以此相喻，實在令我感動。當年日本佔領、北京淪陷的時候，我的老師也歷盡苦難。他有六個女兒，家累太重，沒有辦法離開。他在一首《清平樂》中說“知交分散，盡過江南岸”，是指好朋友都到後方了，但是他不能夠走出去。他還有一首《思佳客》，其中有兩句“燭香縱使通三界，奠酒何曾到九泉”，是懷念一位死於抗戰之中的朋友。
從此之後，我再沒有見過老師。
我年輕時並沒有遠大的志向，喜歡詩詞就讀詩詞，覺得老師講得很好就去聽。顧隨老師對我有很大的期望，他覺得我是可以超越他開出新路子來的。他說欲達到此目的，一定要把英文學好。
當年我從不敢想能夠繼承老師的衣缽，將來有怎樣的成就。我也從沒想過真的要把英文學好，更沒想過用西方理論，用思辨的方式來講說中國詩詞。何況我來到臺灣以後就顛沛流離，還遭遇“白色恐怖”被關起來了，那時候居無定所，連生活都成問題，手頭一本書也沒有，還妄想研究什麼呢？剛去臺灣那時連中文書都沒有，又哪裡還有機會學什麼外語？何況每個人都是偷懶的，我教了三個大學，中文課教得好好的，我為何要去學英文？但因緣巧合，那就必須學了。
我在臺灣教書的時候，北美有很多想做漢學研究的人很希望和中國交流，但當時不能去大陸，他們就跑到臺灣來。那時候我教臺灣三個大學的詩詞課，也在廣播和電視上講課。後來北美一些大學就和臺大訂立了交換學者計劃，他們提出來希望交換我去。有一天台大的校長錢思亮突然跟我說：“葉先生，我要跟你說一件事情。我們臺大已經同意了，明年要把你交換出去，到密歇根州立大學。現在我來安排，你要開始補習英文。”
從那個時候，我才開始去集中補習英文。我從小是會背書的，所以我學英文背得很熟；最後我考了班上的最高分，平均98分。筆試完還不算，還要做一個面試，是哈佛大學的海陶瑋（James R. Hightower）教授來主考。面試過後的當晚我參加了一個宴會，見到了海陶瑋先生，他跟我說：“你能不能跟錢校長說，另外由學校派一個人交換到密歇根，你來哈佛任教？”但由於臺大和密歇根大學已經簽約，所以我們就協商，我先到哈佛去三個月，然後去密歇根大學交流一年，第二年到哈佛做訪問學者。
1966年，我來到哈佛大學，和海陶瑋先生合作研究中國古典文學。1968年，我回臺灣。海陶瑋先生不想讓我走，可我非走不可。他非常不理解，他說現在你先生也接出來了，女兒也接出來了，你們在臺灣還經過了“白色恐怖”，為什麼你非要回去？我說我是臺大交換出來的，我答應他們兩年就回去，便要遵守承諾。而且我在臺灣大學、淡江大學、輔仁大學三個大學兼課，請我去教書的老師，無論是臺靜農、許世瑛、戴君仁，都是我的老師，他們對我非常好，如果暑假後我不回去給學生上課，怎麼對得起那些曾經愛護過我的老師！而且，我的父親也還在臺灣。離開哈佛的時候我寫了《一九六八年秋留別哈佛》。
又到人間落葉時，飄飄行色我何之。
曰歸枉自悲鄉遠，命駕真當泣路歧。
早是神州非故土，更留弱女向天涯。
浮生可嘆浮家客，卻羨浮槎有定期。
天北天南有斷鴻，幾年常在別離中。
已看林葉驚霜老，卻怪殘陽似血紅。
一任韶華隨逝水，空餘生事付雕蟲。
將行漸近登高節，惆悵徵蓬九月風。
臨分珍重主人心，酒美無多細細斟。
案上好書能忘晷，窗前嘉樹任移陰。
吝情忽共傷留去，論學曾同辨古今。
試寫長謠抒別意，雲天東望海沉沉。
我很感謝海陶瑋先生。在哈佛我們一起合作研究，雖然他的中文比較好，我們可以說中文，可是不管是研究陶淵明詩，還是研究五代兩宋詞，他都堅持用英文和我交流。我幫助他研究陶淵明，他幫我把我寫的中文論文用英文翻譯出來。
南開大學後來出版了《中英參照迦陵詩詞論稿》，這就是我和海陶瑋先生合作研究的成果。這兩本中英參照詩歌論集，我在書裡寫了前言與後記，說了中國為什麼需要邏輯性的思維，也說明了中國學者跟西方學者合作研究之必要性。因為外國人讀中文，中文這種抽象的語言文字，還需要很精密的文法結構去輔助理解，對他們來說是比較困難的；西方是logic language（邏輯語言），我們是poetic language（詩歌語言），所以我們要合作，把logic language跟poetic language結合起來。想要把中文和英文並列在一個頁面上對照刊出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這是中英參照本，而不是對照本。
哈佛大學有一個韓南教授是研究小說的，韓南先生在海陶瑋先生去世以後曾經給我來過一封信，他說我們兩個人的合作非常難得，因為我們都是東方西方相當有成就的學者，肯在一起合作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本不敢說是繼承了老師的志願——“取徑於蟹行文字，對中國詩詞的研究更能夠發揚”，我從沒有這種大膽的願望。可是天下的事情就是這麼奇妙，是命運把我逼出來了。
我的研究之路也就這樣打開了。
叄 變海為田夙願休
換朱成碧餘芳盡，變海為田夙願休。
總把春山掃眉黛，雨中寥落月中愁。
——《夢中得句雜用義山詩足成絕句三首》（其一）1971
從哈佛回到臺灣的第二年，海陶瑋先生又請我去美國，我答應了。那時候我兩個女兒都在美國讀書，我先生也在那邊但沒有工作，我一個人在臺灣教三所大學的收入也供養不了他們。可是，因為我想把父親一起接出去，沒能拿到美國簽證。海陶瑋建議我換新護照先到加拿大，然後再到美國。我依言辦理，可是溫哥華的美國領事館只能給我辦理旅遊簽證，這樣到了美國還是無法工作養活全家。
於是，海陶瑋先生就向他的朋友蒲立本教授介紹了我的情況。在他們的幫助下，我接下了加拿大UBC的教職，留在了溫哥華。我作為專任教師，不能只帶兩個研究生，必須還要用英語教大班的課。我的英文並不好，平生從來沒有用英語上過課，但那時候已經別無選擇，只能硬著頭皮答應下來，用英文講中國詩詞。
於是我每天晚上抱著英文字典查到深夜，第二天早起去給學生上課。從那時起，我養成了每天夜裡兩三點鐘睡覺的習慣，直到現在還是如此。我當時寫了一首《鵬飛》來記錄這種心情。“鵬飛誰與話雲程，失所今悲匍地行”，想起在臺灣講課時，我就一支粉筆，從黑板的這一頭寫到那一頭，再從那一頭寫到這一頭。一邊說一邊寫，像大鵬鳥一樣海闊天空，盡情享受課上發揮的樂趣。可到了國外，用英文怎麼跑野馬呢？我流離失所跑到這裡，要用英文教書，好像趴在地上爬一樣。講中國的古詩詞，一個字一個字地要怎麼樣去翻譯它？“北海南溟俱往事”，北海是北平，南溟是臺灣，我當年在北平教書就跑野馬，我在臺灣教書可以教三個大學！我不但是教了三個大學，我教出來的學生，考的分數還很高。大家都搶我去教書，搶我的學校說：“你到我這裡來只講課，你不需要改作文，我們找人改作文。”我想我天生是教書的，可是來到國外，為了生計，只能用英文講詩詞，野馬跑不起來了。我就像《莊子》裡的小鳥鷦鷯一樣，在蘆葦枝上做一個巢寄居在那裡，“一枝聊此託餘生”。
雖然被逼得用英文教書，我當時覺得很苦，但經過努力學習，我不僅讀了很多英文的文學作品，還讀了很多西方的文學理論。我這個人不但好為人師，還好為人弟子。在惡補英文的過程中，我也常常去旁聽西方學者講英文詩歌和文學理論的課。現在常有人問我怎麼會用那麼多西方理論來闡釋中國的詩論，那其實都是當時被逼出來的。因為在中國傳統的文學評論中，如嚴滄浪的“興趣說”、王漁陽的“神韻說”、王國維的“境界說”，概念都十分模糊，外國學生也很難明白。你說嚴羽的“興趣”就是interesting嗎？它並不是那個意思。這又促使我讀了很多英文的理論書籍。有的時候，用傳統詩論說不明白的，用英文就說明白了。果然像我的老師顧隨先生說的那樣，取徑蟹行文字別有洞天。我非常感謝這段經歷。
我覺得人的意識非常奇妙，弗洛伊德和榮格的理論說，我們不只有潛意識（subconscious），還有無意識（unconscious）、集體無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
我們最早的詞集《花間集》是一個Collection of Songs among the Flowers——花間的歌曲集，是給固定曲調的歌曲填寫的歌詞，這是中國小詞的傳統。詩人並沒有像中國的傳統詩一樣，主要講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感情志意，杜甫說“致君堯舜上”也好，李商隱寫“相見時難別亦難”也罷，那都是他們自己的感情志意。可是到清朝，張惠言卻說詞裡可以表達“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就是說，詞人把明白的顯意識沒有辦法說出來的東西，在填寫歌詞的無意之中反而表露了出來。
我的詩詞裡其實有些作品也是屬於這一類性質。我常常做夢，夢裡邊會出來一句詩，有時候是兩句詩，我醒來以後，用我的顯意識來繼續完成這首詩，可是總也不對。隱意識寫出來的東西用顯意識再接寫，就有很多造作，很多思想就不是原來的那種感覺了。我想了一個辦法，醒來後用李商隱的詩把它湊成一首。比如這兩句就是我夢中得句：“換朱成碧餘芳盡，變海為田夙願休。”紅花落盡、綠葉成蔭子滿枝，“換珠成碧”也是在說我自己，我那個時候是四十歲以上的人了，經過很多患難。我當年也許有很多理想，可是一直處在憂患之中，如何能夠改變世界，把滄海變成桑田呢？
我醒來以後自己湊不成功，就用了李商隱的兩句，“總把春山掃眉黛，雨中寥落月中愁”。我雖然已是“換朱成碧餘芳盡，變海為田夙願休”了，可是也沒有放棄自己向上要好之心。所以“總把春山掃眉黛”，古人把掃眉當作讀書人自我追求的修養，李商隱也寫過一首“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你縱然是要好，但是身處的環境卻總是摧傷，那麼“雨中寥落月中愁”。這兩句在李商隱的詩裡邊沒有這種意思，是我把它拿來跟我夢中的句子一湊，才有了深刻的意思。所以，作詩實在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讀古人的詩，所得的是什麼也很難說。我個人是自由的、喜歡跑野馬的、胡思亂想的，胡思亂想不一定從哪跳到哪裡去了。
我一直覺得意識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的一切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只有“識”是不能消滅的。因此，如何真正保持我們不滅的“識”，保持它的純淨、完美，這才是人生第一重要的事情。
“詞”這種文學體式，是非常奇妙的。詩，是顯意識的活動；詞，是隱意識的活動。你越是不能說的東西，就越能在詞裡邊表現。我講詞從唐宋一直講到清，不同階段的詞有各種不同的成就、各種不同的美，我也給了它們不同的詮釋。
我有一個自創的概念，叫“弱德之美”。我創造這個名詞，是在我寫朱彝尊的愛情詞的時候。朱彝尊有一卷詞叫作《靜志居琴趣》，整卷都是愛情詞。當然，愛情本來是中國的詞裡邊一個尋常的內容，但是朱彝尊這一卷的愛情詞，是非常不一樣的，因為他所寫的是一個不被世人所接受的、不合乎世人的倫理道德的愛情。為什麼叫《靜志居琴趣》呢？“琴趣”是詞的別名，像歐陽修有一卷詞就叫《醉翁琴趣》。為什麼叫“靜志居”呢？曹植寫過一篇《洛神賦》，裡邊有“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是說我們要把內心的感情收起來，要自己有所持守。朱彝尊原本是明朝人，他家祖上在明朝做了很高的官。明朝滅亡後，朱彝尊不甘心在清朝做官，所以不肯參加科舉。讀書人不走這條路就沒有出路，所以他家裡窮得不得了。朱彝尊十幾歲的時候，當地有個姓馮的人家，有六個女兒，沒有兒子，說要招贅。朱彝尊家裡就讓他招贅到馮家做倒插門女婿。朱彝尊所娶的是馮家的大姐，家裡最小的妹妹大概十歲左右。朱彝尊從小看著小女孩長大，而且小女孩一直跟著他讀書，學詩學詞。慢慢地隨著小女孩長大，兩人彼此有了情意，可礙於當時社會的禮法，這種感情是不被諒解、不被承認的。所以他要在一種很壓抑的、很不得已的心情之下，寫自己非常真誠的、非常感人的一種感情，但是他寫得非常美。
他這個美屬於什麼美呢？當然不是倫理道德的美，德有很多種，有健者之德，有弱者之德——這是我假想的一個名詞。它有一種持守，有一種道德，而這個道德是在被壓抑之中的，不能夠表達出來的，所以我說這種美是一種“弱德之美”。我把它翻譯成英文——The Beauty of Passive Virtue，這是我的新名詞。
溫哥華是一個非常適合居住的地方，環境幽雅。在UBC教書不到半年，我就被聘為終身教授，可我從來沒有忘記過自己的鄉國，每次在課堂上講到杜甫的“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我都會流下淚來。我的故鄉在中國，古典詩詞的根也在中國。傳承不應只是學術圈子裡面幾個研究生幾個大學教授的事，應該是整個民族的、普遍的文化傳承。但是那時國內正進行“文化大革命”，我是回不來的。直到70年代，中國和加拿大建交了，我才看到希望，於是申請回國探視。
1974年，我第一次回到祖國大陸。我非常興奮激動，寫了一首很長的《祖國行》。詩的開頭說：
卅年離家幾萬裡，
思鄉情在無時已。
一朝天外賦歸來，
眼流涕淚心狂喜。
銀翼穿雲認舊京，
遙看燈火動鄉情。
長街多少經遊地，
此日重回白髮生……
在飛機快要到達北京時，我遠遠看見一排燈火，我就想：那是不是長安街呢？因為我老家的後門就正對西長安街。從那時候起，我就開始流淚。後來我的一個輔仁大學的同學告訴我，她第一次回大陸是從廣州坐火車到北京的，她從一上火車就開始流淚，一直流到北京。這就是我們那一輩的思鄉之情。
我那次回來只是探視，並沒有教書，因為“文化大革命”並沒有結束。而在1976年3月，我又一次遭到了不幸：我的長女言言和女婿開車出了車禍，兩個人都不在了。那年我從溫哥華到美國參加了一箇中國文學的會議。我先飛到多倫多，看望了大女兒夫婦，然後又飛到美國的匹茲堡去看小女兒夫婦。我在飛機上想，自己這一輩子辛勤勞苦到晚年，總算兩個女兒都出嫁了，將來我的女兒有了孩子，我就幫她們照顧孩子，跟所有的姥姥一樣……
我就在飛機上動了這麼一個念頭：苦難應該都過去了，以後要享受餘年。沒想到，我這一念，讓上天當下就懲罰了我。雖然我也經歷過年少時母親的突然去世，但是女兒的離開更是晴天霹靂！
我日日流淚，陸續寫成了十首《哭女詩》。其中第三首是這樣的：
哭母髫年滿戰塵，哭爺剩作轉蓬身。
誰知百劫餘生日，更哭明珠掌上珍。
我寫《哭母詩》的時候身在淪陷區，到處是戰爭；後來父親去世了，我就再也沒有一個長輩了。誰想到在我經過這麼多劫難的餘生，大女兒大女婿竟然也離開了我！
還有一首：
萬盼千期一旦空，殷勤撫養付飄風。
回思襁褓懷中日，二十七年一夢中。
每一個做父母的都對自己的孩子有各種期待，我大女兒突然離開，我的“萬盼千期”一剎那都空了。我大女兒是跟我在苦難之中長大的，那時我帶著她寄人籬下，每天打地鋪。她小時候，我一個人怎麼帶她的，她是怎麼吃我的奶被喂大的，這一切都猶在眼前，只是“二十七年一夢中”，一剎那間如同一場夢，說散就散了。所以後面我又寫道：
重泉不返兒魂遠，百悔難償母恨深。
多少劬勞無可說，一朝長往負初心。
那個時候，我住在溫哥華的王冠街，我們家門前有一棵櫻花和海棠接在一起的樹。這房子剛買了沒有多久，我大女兒女婿還到這裡來住過。那時我剛剛從大陸回來寫了《祖國行》，大女婿還跟我開玩笑說：“你寫了這麼一首長詩，現在如果被教育部編到課本里叫學生背，那學生可受罪了。”這些談話也還沒過去多久時間，他們就都走了。我回到家裡看到這些，真是物是人非：
歷劫還家淚滿衣，春光依舊事全非。
門前又見櫻花發，可信吾兒竟不歸。
又到了春天，我再次走進家門的時候，門前櫻花依然盛開，可是我的女兒卻再也回不來了。沒想到我一生的磨難還不夠，在垂老之年，上天還給我這麼大的打擊。所以又有了接下來這一首：
平生幾度有顏開，風雨逼人一世來。
遲暮天公仍罰我，不令歡笑但餘哀。
可是，人，真的很奇妙。有時人若不是經過巨大的打擊，就不會覺醒。就因為我的大女兒大女婿在車禍中突然離開了，我就想，我要從小我的家裡脫出來。我一輩子吃苦耐勞什麼都忍受，就是為了我的小家。大女兒竟然出了這樣的事情，現在小女兒也結婚了，我一定要從小我的家裡面跳出來。那會兒我就想：“我要回國，我要回去教書，我要把我的餘年都交給國家，交付給詩詞。”
肆 要見天孫織錦成
不向人間怨不平，相期浴火鳳凰生。
柔蠶老去應無憾，要見天孫織錦成。
——《絕句二首》（其二）2007
1978年，我申請回國教書。那時國內正是“文革”之後，百廢待興，大學招生恢復不久，師資比較缺乏。大學老師每月的工資只有幾十塊錢。因此，我自付旅費回來教書，不要任何報酬。後來我這樣堅持了很久，一直到2000年我回來主持我的研究生畢業答辯，還是我自己出的旅費。
我下定決心要回國時，也給在南開大學的李霽野先生寫了一封信。李先生是我老師顧隨先生的好朋友。我從報紙上得知很多在“文革”中受到打擊的老先生已經都出來教書了，李先生也出來了，所以我就寫信告訴他我準備回國的訊息。
那天，我把信寫好，從家裡出來走到路邊去寄信。我家對面是一大片樹林，從樹林經過時，我想到這後半生的決定，心有所感，便寫下了《向晚兩首》。
向晚幽林獨自尋，枝頭落日隱餘金。
漸看飛鳥歸巢盡，誰與安排去住心。
那時已經是黃昏了，在很安靜的一大片樹林裡，我獨自一個人想著後半生該怎麼樣安排。回頭一看，那樹梢上落日的斜陽一片金黃，慢慢正在消退。俗話說一寸光陰一寸金，看到黃金一樣的陽光在消逝，也好像看到了生命在消逝。眼看飛鳥紛紛歸巢，我要與誰來商量我今後的安排呢？所以詩的末句是“誰與安排去住心”。
我寄信的時候正是暮春季節，沿街都是櫻桃花樹。一陣風吹，花很細碎像雪一樣灑下來。於是我就寫了第二首：
花飛早識春難駐，
夢破從無跡可尋。
漫向天涯悲老大，
餘生何地惜餘陰。
看到落花，就知道春天是不會長久停留的，人的生命健康也不會長久停留。你有一個夢，有一個理想，如果不去實現它，這個夢破了就再也回不來了。我既然把小我打破了，就是想把一切都奉獻給詩詞教學。我離鄉背井在外四十多年，餘生選擇到哪裡度過剩下的光陰呢？
國家批准後，我便搭上回國的飛機。當年沒有飛機直達北京，我要先飛香港再飛北京。我當年出國拿的是臺灣護照，第一次回大陸時，他們說臺灣的護照不能通行，把我扣留在香港，費了好大的工夫才放我出來。我申請回大陸教書被批准後，覺得每次用臺灣護照被扣留半天實在很麻煩，所以才申請了加拿大護照。本來我一直沒有入加拿大籍，其後是為了回國方便才申請的。
我剛回來時國家分配我到北京大學教書，後來又應李霽野先生之邀到南開大學教書。由於我那時候看起來比較年輕，教的又是中國古典詩詞，所以有些人很不以為然。像範曾先生就曾說：南開大學真是崇洋媚外，從國外請一個女的來教中國古典詩歌！當然，後來範先生看了我的作品馬上就改變了看法，還把我的《水龍吟》寫成一幅書法送給我。那個時候，我在加拿大還沒退休，UBC每隔五年可以有一年的休假，如果沒到五年要休假就要扣一半的薪水。但是從1979年開始，我就幾乎每年都跑回來教書。
不過北大接待我的人都非常熱情，有一位女老師馮鍾芸，一位男老師費振剛，另外還有中文系兩個研究中國詩詞的學者陳貽焮和袁行霈。袁行霈跟我、陳貽焮三個人都屬老鼠，我與陳貽焮是同歲，袁行霈比我們小一輪，那時候他大概才四十多歲，還很年輕。我與陳貽焮先生更熟悉。陳先生不但學問好，而且作詩詞的時候才思敏捷，人也非常熱忱。他的夫人姓李，李夫人的父親也是一個詞學家，寫過《栩莊漫記》。
我是怎樣跑到南開來教書的呢？還是說回李霽野先生，我收到了李先生的來信。他在信中說：“十分希望你能來長期任教。……你係統講講文學史可以，選些代表詩文講講也可以，做幾個專題講座也可以。中、外文系都有研究生。”在李霽野先生的文集裡，還有題名為《贈葉嘉瑩教授》的兩首詩：
一渡同舟三世修，卅年一面意悠悠。
南開園裡重相見，促膝長談疑夢遊。
詩人風度詞人心，傳播風騷海外欽。
桃李滿園齊讚頌，終生難忘繞樑音。
李霽野先生與臺靜農先生是同鄉，而且當年都是魯迅門下，我的老師顧隨和李霽野又都是外文系畢業的，也是好朋友。所以1948年我隨我先生去臺灣的時候，我的老師就給我寫信讓我去看望他在臺灣的朋友們。我和李先生在臺灣大學見了一面之後，就到中南部的彰化女中去教書了，後來就經歷了“白色恐怖”。等1953年我再次來到臺北時，臺灣大學已經人事全非了。臺靜農先生還在，李霽野先生不見了。他們告訴我說在“白色恐怖”的時候，李先生得到訊息說有人要抓他，於是他深夜攜家逃亡，經香港去天津，做了南開大學外文系的主任。
分別三十年之後，我和李先生在天津重逢了。那時候我們剛剛經過唐山大地震，很多房子都震壞了，百廢待興，到處都在施工。我住的房間裡，桌子上都是塵土，我想安頓一下第二天去拜訪李霽野先生，沒想到李霽野先生非常熱情，沒等我去拜訪自己就跑過來了。
說起來也有點兒奇怪：李霽野、臺靜農兩位當年都是魯迅的學生，都曾反對舊傳統，都寫新詩不寫舊詩，可是他們中晚年以後，卻都不再寫新詩而寫了大量的舊體詩。臺靜農先生的詩集，還是他女兒請我寫的序。這也足以證明中國舊詩的魅力之強大。
南開大學的主樓有個階梯教室。我在那兒教書，大家都聞風而來，幾百人的教室，不但座位上、階梯上坐滿了人，窗臺上、窗外邊也都是人。我去上課，教室的門都走不進去。南開中文系為了保障自己的學生能聽課，就刻了章做了聽課證，規定有證的人才能進來。結果外面想進來的人就自己刻印做證，照樣把教室擠得水洩不通。
我寫黑板的風格和顧先生一樣，也是從左手寫到右手，然後擦了從右手又回到左手。有人問我上課怎麼戴個白手套，因為當時粉筆質量不是很好，我的大拇指被粉筆灰燒破了，纏了很多橡皮膏。數學家陳省身先生夫婦很喜歡詩詞，回大陸來訪問時也跑進來聽講。陳夫人問我手上纏那麼多膠布做什麼，我說因為粉筆灰燒爛了手。陳夫人很熱心，她給我帶了一個洗衣服用的塑膠軟手套。後來這個手套很快磨破了，別人就建議我在塑膠手套上再戴一個薄手套。所以有的學生記得我當時上課總是從這頭寫到那頭，可不知道我手上為什麼要纏很多膠布，更不知道我為什麼要戴手套上課。
當時我在講漢魏六朝詩，可我講課喜歡跑野馬，講詩的時候常常以一些詞互相印證。後來學生說他們從來沒有聽過詞，能不能請我開一個詞的課。白天的課程時間都排滿了，學校沒有辦法，就把我講詞的課排到晚上七點鐘。學生們對講詞的課也非常喜歡。我在南開大概寫了二十四首詩來紀念這些事情。有一首是這麼說的：
白晝談詩夜講詞，諸生與我共成痴。
臨歧一課渾難罷，直到深宵夜角吹。
那時候我還要回加拿大，臨走的那天晚上，他們就不肯下課，一直到吹了熄燈號才下課。當時的學生們不少人多年來一直都跟我保持著聯絡，比如說徐曉莉，還有後來做了我的秘書的安易。
當年的課，除了學生還有很多老師也來聽。不但中文系的老師來了，最難得的是中文系系主任朱維之老先生每堂必來。我很遺憾的一件事情，是我臨別那天，朱老先生講了很長一段話，講得非常好，可惜沒有錄音下來。南開的很多老師都對我非常好。像魯德才老師，他是中文系古代文學教研室主任，每天學校都用車子來接我上課，他總是站在主樓的門外等我。我說魯先生你不用這麼客氣，我也認識路，自己來就好了，不用到門口來等我接我。魯先生說，“我不恭敬地接葉先生，等一下李霽野先生會罵我的”。這當然是玩笑話了。
我還要特別提起一個人就是陳洪先生，當時陳先生還是中文系的研究生。在那時候他就已經表現出了過人的幹練之才，我離開南開時就是陳先生幫我收拾的行李，而後來當我開始辦研究所時，陳先生更是給了我大力支援。對於我辦研究所的箇中甘苦，陳先生可以說是知之最詳的一個人。
我回到南開，大家對我都很親切，沒有把我當外人看待。我剛回國的時候，不想讓大家覺得我穿奇裝異服，特地在香港的裕華國貨公司買了一套人民裝。如果你們看到我當年的相片會發現，我在南開上課穿的是人民裝，去杜甫草堂開會穿的也是人民裝。
就這樣，我留在了南開。
繼承和傳播古典詩詞，吟誦非常重要。要知道，在西方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吟誦之說，這是我們獨有的。《詩經》裡的詩，在古代是可以唱的，但聲音最難儲存，古代的聲音都沒有儲存下來。古人沒有錄音裝置，凡是聲音都是口耳相傳。不過，吟誦詩歌雖然也有口耳相傳，卻都是出於自然而不是出於有意的造作，所以吟誦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曲調，主要在於用你的聲音傳達你對這首詩詞作品的感覺。中國的語言文字和西方不同，中文是單音獨體，有四聲的分別，有平仄的格律。我在讀誦詩歌的時候多次強調讀誦的聲音。因為古人在作詩填詞的時候都是非常注意平聲和仄聲的。在讀詩詞的時候，一定要把感情也讀出來。
中國詩因為吟誦的緣故，比較重視一種直接的感發，是伴隨著聲音就出來的直接感發，是先於文字的一種聲音。很多人寫的詩，其實是隨著聲音跑出來的。我們說“詩者志之所之也”，詩是言志，抒情還不像現代詩或者是西方的詩可以有思想安排。中國詩所重視的就是直接感發。而直接感發是伴隨著聲音出來的，那是我們中國詩歌的特色。中國的詩是在心為志，發言為詩，這是內心之中一種情感的感動，還是伴隨著聲音的感動跑出來的。所以在中國詩裡，一般作舊詩作得好的人，都是吟誦好的人，像杜甫，像李白，都是吟誦好的人。
我當年在臺灣不肯講吟誦，因為那時候我比較年輕，覺得用這種稀奇古怪的聲音來吟誦，這又不是唱歌，大家一定會笑我。如今我覺得自己很對不起臺灣的同學。我現在是九十多歲的老人了，也沒有什麼不好意思。所以什麼人笑我都不怕，吟誦要真的有體會，真的吟出一個味道來。這個感情是要從內心發出來的，不是造作出來的。
2000年有一天黃昏時分，我從專家樓散步過來，到了馬蹄湖的小橋之上，寫了一首七絕：
蕭瑟悲秋今古同，殘荷零落向西風。
遙天誰遣羲和馭，來送黃昏一抹紅。
宋玉有“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之句，這是從《楚辭》一路傳下來的悲秋之思。我在當時已經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沒想到傍晚，馬蹄湖荷花都零落了，還有一朵殘荷在黃昏落日的斜照之中。在我的晚年，還給我這樣一個教書的機會，還送我一抹紅。
我一生中應該說也有很多的幸運。遇見海陶瑋先生是個幸運，遇見繆鉞先生也是個幸運（沒有與他的合作，我不會寫出《論詞絕句》），他們對我做學問有很大的影響。我偶然到澳門去開詞學會議，碰到沈秉和先生，一見面他就說：“聚餐之後你不要跟大巴士走，我跟我太太送你回去。”他還說：“請你把你的地址給我，我要給南開大學贊助捐款。”沈先生出手就是一百萬，給我們買了很多裝置和書。溫哥華的一位老華僑蔡章閣先生也非常熱情，我們成立了研究所，但沒有辦公室，蔡先生捐了很多錢，幫我們蓋了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的大樓。
我遇到這麼多人，他們真是熱愛中華古典文化。他們熱心地支援我、贊助捐款、蓋房子，一直到現在的迦陵學舍，也是因為大家關心我，才建起來的。南開的老師、朋友們，始終對我非常熱情。對這所有的一切，我滿是感謝。臺灣也有那麼多朋友用他們的基金會來贊助我，給我出了那麼多講演的光碟，所以我說：“我以後一定要繼續努力。”白先勇先生開我的玩笑說：“你九十歲還說要繼續努力，我們怎麼辦啊？”
我一生與古典詩詞結下不解之緣。詩，真的是“有諸中而後形於外”，“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我國古代那些偉大的詩人，他們的理想、志意、持守、道德時常感動著我。尤其當一個人處在充滿戰爭、邪惡、自私、汙穢的世道之中時，你能從陶淵明、李杜、蘇辛的詩詞中看到他們有那樣光明俊偉的人格與修養，你就不會喪失你的理想和希望。
我之所以九十多歲了還在講授詩詞，就因為我覺得我既然認識了我們中國傳統文化裡邊有這麼多美好的、有價值的東西，我就應該讓下一代人也能領會和接受它們。如果我不能傳給下一代，在下對不起年輕人，在上對不起我的師長和那些偉大的詩人。我雖然平生經歷了離亂和苦難，但個人的遭遇是微不足道的，而古代偉大的詩人，他們表現在作品中的人格品行和理想志意，是黑暗塵世中的一點光明。我希望能把這一點光明代代不絕地傳下去。
我曾經寫過一首《浣溪沙》，詞中有句雲：“蓮實有心應不死，人生易老夢偏痴。千春猶待發華滋。”我曾經看到過一篇報道，說是從古墓中發掘出來的漢代的蓮子，經過培養居然可以發芽能夠開花。“蓮實有心應不死”，蓮花總會凋落，可是我要把蓮子留下來。我“要見天孫織錦成”，這樣一生就沒有遺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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