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學子】第2799期
9年國際視角精選
仰望星空·腳踏實地
【陳屹視線】教育·人文·名家文摘
1978年1月底，我收到了北京大學法律系的錄取通知單。那一年，北大法律系共招收82名新生。當時的全稱是政治法律系，法律系當時是絕密專業，政審要求嚴格，而我在入學之前已經是中共黨員了。
那一年，我帶著簡單的行囊，開始了遠征。一個十九年來從沒有離開過家鄉的黃土地、從沒有離開過父母姐妹大家庭的孩子，帶著簡陋的行李和沉甸甸的鄉愁，第一次獨自坐上火車。列車下午兩點多從省城合肥出發，第二天凌晨五點多鐘到達北京。
列車上沒有任何空位，我在列車的通道上不知道站了多久，一位好心人從三個人的座位上向窗邊擠了擠，讓出了一點兒地方使我可以坐下。我一口氣出了界首縣、出了安徽省、來到了首都北京。
那些嶄新的見聞，一下子把我引領到一個全新的人生聖殿。我迫不及待地參與、感受，迫不及待地渴望與之滲透、融合。是的，那種寬街大院，那種景緻格局，那些華麗的殿堂以及那些以前只在書中、只在畫裡見過的飛簷畫壁、琉璃磚瓦、寬街大道、亭臺樓閣，還有那些令人仰視的學術泰斗、那些須得皓首窮經或可閱盡的典籍。
常常讓我在驚訝之餘感嘆，如果不是趕上了改革開放的第一班列車，得此機遇，我恐怕還是那個在生產大隊裡給大家記工分的小知青吧——雖粗通文墨，也不過是在給大家寫春聯時派上用場；雖口齒伶俐，也不過三五個聽眾。
那又會是怎樣的一種人生際遇呢？
和所有77級的大學生一樣，我從一隻井底之蛙一下子視野開闊了起來，因此，無比珍視這來之不易的大學生活。在燕園裡，我等“燕雀”都懷揣著鴻鵠之志。讀書，如飢似渴地求學，不厭其煩地求教，這是我們通往夢想的唯一通道。
（圖為北京大學出版社副總編輯蔣浩先生介紹《畢竟法律人》一書出版過程。）
當時，北大名師如雲，有到過延安的系主任陳守一，也有國際法教授王鐵崖，還有國際經濟法教授芮沐。其中，對我們影響頗大的一位老師就是已故的憲法、行政法和政治學專家龔祥瑞教授。
他早年曾赴英國深造，兼具比較憲法和西方政治學的素養。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在龔教授家的小庭院裡，我們一幫人經常一起討論歐美政制和憲制。龔教授使用他自編的教材，指定我們中的一個人作報告，其他人聽完後作出點評。
我印象最深的是龔教授對“責任”的講解：“責任就是你必須完成交給你的事，如果無法完成，必須解釋原因；一個對人民負責的政府必須完成人民交給的事，如果無法完成，必須向人民解釋原因，這才是真正負責任的政府。”
龔教授傳授的這些憲法要義，就好像是天降甘霖，滋潤了那個苦澀年代的學習時光，也為我們驅散了眼前的迷霧。
我是他主講的“比較憲法”課的課代表，所謂課代表，其實主要就是為老師寫黑板、擦黑板和收作業。即便如此，我也以此為榮。在北大的時候，我幾乎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專業知識的學習上。
我現在回想當年在燕園的生活和學習，總結起來大概有三個無奈：
第一個是需要學習英語的無奈。
我們參加的高考，因為是“文革”後的第一屆，一切都還處在摸索階段，所以高考科目裡不考英語。進校時，我和不少同學一樣，都是英語單詞一個都不會。
我當年初二從鄉下轉到縣城中學上學時，縣城裡的同學們從初一就開始學習英語，而我竟然不知道世界上竟然還有英語這個東西。記得第一堂英語課已經是“Peking is the beautiful capital of China”，這對我來說完全是天書，我認為學這些和漢字沒有任何聯絡的字母沒有什麼用，因此就放棄了學習。
上大學期間，我兩次申請英語課免修，每次免修申請都被駁回，因為英語是必修課，不是選修課。我因而覺得很無奈。大學時我學英語完全是為了交差，沒有任何興趣可言。
第二個無奈是無法在班裡的考試中取得第一名。
習慣了在初中和高中考試不是第一名也是第二名的我，入學後不久就發現自己在不少的考試中都是成績一般，這很令人沮喪。我有時會在宿舍樓的門前舉目家鄉的方向，黯然神傷。
記得有一天晚上，同宿舍的同學何山看到我在宿舍門口仰天長嘆，開導我說：“你要知道，能考上北大的都是各省的狀元或者至少是中國的尖子，你現在考試成績中等十分正常啊。”這使得我對學習成績不是特別優異有了平和的心態。
大學畢業時，我們班上有七八位“全優生”。我因為“中國憲法”課的成績是“良”，因而沒有取得“全優生”的證書。
（這張照片是我與《畢竟法律人》一書的封面設計師王陶媛合影，她是陶景洲先生的外甥女。）
（與著名作家徐錦川先生蒼煙空女士共同舉杯慶賀陶景洲先生大作出版。）
第三個無奈是囊中羞澀。
我和三姐同時考上大學，父母每個月給三姐五元錢的生活費，給我十五元生活費。這不是因為合肥和北京的物價差別特別大，而是父母重男輕女。
儘管每個月有十五元錢，同時學校還每個月發十元錢的助學金，但是，每每不到月底，我就有揭不開鍋的感覺，我也要從月初買一毛五分錢的菜，變成買一毛錢或者五分錢的菜。
除了這些無奈，除了對專業知識和語言的學習，大學生活還有很多“詩情畫意”。比如，我的收音機就是當時的休閒“神器”，宿舍裡七個人常圍在那個收音機旁，收聽劉心武的《愛情的故事》；我們也會騎著從其他同學那裡借來的腳踏車，到未名湖開詩歌朗誦會，到大飯廳聽演唱會或者到美術館看展覽。而晚上的各種講座，更是開闊視野的心靈調劑。
我印象最深的當數地理系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教授的講座。他講解了為什麼北京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河流流過的大都市。整個北大，到處都是我們的身影，那種奔忙和喜悅，也許可以說成是有一股“窮折騰”的勁頭，卻讓整個北大“熱氣騰騰”。
四年的學生生活，在那些泛黃的老照片上顯得灰白又朦朧，但是在我們心裡，卻永遠那麼斑斕而清晰。四年的大學生活是我人生的盛宴，是生命中一大幸事。
那四年的點點滴滴，如今仍然歷歷在目，成為我生命中最寶貴的回憶。同窗之情，師生之誼，刻骨銘心。
附錄：廣平日記一則
2022年9月30日夜，在北京三里屯的ASSAGGI義大利餐廳，治癒了我們的“精神內耗”的舅舅們和外甥女們隆重聚會，慶賀大律師陶景洲先生推出新書《畢竟法律人》，觥籌交錯俊男美女，法式紅酒香檳威士忌再加德式啤酒，歡聲笑語間，為漂亮先生陶景洲律師精彩的新書大大的祝賀了一番。
期間，趙國君從東京，高致庸從雅典，何曼從重慶等地發來賀電，匯聚在北京這個歡樂的酒吧，為陶景洲先生喝彩，鼓掌。
在《畢竟法律人》一書裡，中國恢復高考後第一代法律人的心路歷程，第一批涉外律師的執業歷程，以及陶景洲先生對中外經濟金融商戰中的切身體會，都被陶景洲先生記錄下來。
作為中國法律現代化的歷史大潮之一波，作為中外合資企業的經營苦樂，作為個人參與中國改開數十年的艱辛旅程，此書的書寫彌足珍貴並具備多方面的深刻啟示。
祝賀陶景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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