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電影《出走的決心》首映禮現場，快結束時，一位年輕的男觀眾站起來：“電影裡的男性拍得有點一無是處，如果沒有男的怎麼提供經濟來源？怎麼提供穩定的居所？沒有男的都沒法生育。”聽到觀眾席上包括中年大叔在內的鬨笑聲，他又有些侷促地說，“我只是說我的觀點，還是很感謝導演的付出”。

“我的熱血都湧上來了。”導演尹麗川在回答時說到。9月19日，我們在導演尹麗川的工作室見到了她，她回想了一下當時的場景，心想，“等的就是你！”她對這位男觀眾的回覆是，“你還是多看一看”。有條網友留言說，這個男人站在這裡就是這部電影的意義。

截止到9月27日，《出走的決心》票房累計9755萬，在豆瓣的評分達到了8.6，社交媒體上有各種維度的討論，電影院裡有70歲的奶奶，有兒女送過來觀影的父母。現實主義女性題材真是太少太少了，我們連討論的物件都沒有，於是這部電影像一個出口，它說出了很多人長期隱秘的感受。

尤其是故事的主角是一個50多歲的中年女性，議題涉及家庭婚姻母職等元素疊加的女性系統性困境，這近乎於拋棄了商業上的野心，但給了觀眾一個正視困境，討論它、分析它的抓手。

● 導演尹麗川在首映禮現場

電影尾聲，李紅穿著心愛的紅裙，車裡放了一束花，在路上跑著調甩開嗓子唱《夏日玫瑰》。路上，她遇到很多人和風景，晴天、晚霞、暴風雨下飄搖的帳篷，電影就結束在這裡。尹麗川想了很多結尾，但是無論李紅在幹什麼，結尾她都必須在路上。“《肖申克的救贖》也是歷盡千辛萬苦，走了出來，最後肖申克在海邊假裝幸福的生活下去，但實際上他還是會遇到困難和新挑戰。”

現實中的新挑戰很快來了，蘇敏靠短影片和直播掙了錢，甩給丈夫一筆錢，終於離了婚，從“中年娜拉”成長為“中原富婆”。心酸的一部分是，那個百萬粉絲的賬號屬於婚後共同財產，丈夫索要50萬，靈魂的自由從來都可以砍價，最後給了16萬。

尹麗川並沒有完全還原一個蘇敏的故事，開拍前，她特意沒有接觸蘇敏。她呈現的女性視角下的女性題材，以及女性視角下的男性角色都更加具有普遍性，給了更多留白。尹麗川說，即便是“惡人”丈夫孫大勇，也有他自己的夏日玫瑰，所謂系統性、結構性困境，就是每個人都在其中，人人都不自由。

我們有一半的時間都在聊片中的男性角色。孫大勇是一個水利局普通職員，看似體面卻並不得領導歡心，但卻是“全村唯一一個轉正的”。“他對所有人都是好人，只對妻子是個惡人。”尹麗川說。這大概是因為他回到家，就擁有了隱性的權力感，而這些都是不自知的，他所有的行為都符合他的邏輯。

女婿的角色更加複雜，他代表的是接受過男女平等教育觀念的現代男性。片中有一場戲，女兒曉雪生了雙胞胎之後，一直在母職困境之下，職業受到影響，生活也被改變，工具人的屬性越來越強。曉雪和朋友聚會時，聽到一個脫口秀劇場“胡來”的名字，她不知道那是什麼。回家後因被母職困住的怨氣的升騰，她爆發的時候對丈夫大喊，“你知道‘胡來’是什麼嗎！”新時代丈夫的表現看上去很好，他安撫著說，你想看咱們去看啊，曉雪更崩潰了。你看，他完全不懂，只有女性才能get到曉雪爆發的點。

尹麗川對女婿角色的評價很經典——他實際上沒有切身的做出改變，潛意識中他用甜言蜜語來包裝，使得自己能享用更多的性別紅利。但這種潛意識也不是什麼惡，而是每個人被社會植入的那一部分，只能慢慢地去正視它、分析它。

李紅和她的母親、女兒是三代女性的困境。尹麗川自己，成長經歷可以用“得意忘形”“為所欲為”來形容，但她也經歷了4年養育子女、沒有工作的無助。即便是現在，在片場，不接任何電話的導演也要立刻接起老師投訴孩子沒交數學作業的電話。

到了電影尾聲，孫大勇坐在妻子曾長久所處的陽臺的位置上，曉雪坐在母親常坐的廚房的位置上，面前還是那些柵欄和窗框，他們都是被困住的。

以下為尹麗川自述，經潮生TIDE整理後釋出——

我的一位男性朋友跟我說，他看完之後哭了，這讓我印象深刻。他同樣也共情電影裡的男性角色，在整個社會體系下，他貢獻了自己，貢獻給所有人，個人價值難以實現，同樣也是被困住的感受。所以最根本的還是人性，在東亞強調責任感的價值體系中，人人都不得自由。而女性作為結構體系中的最末位，更加地被禁錮。

另一些男性觀眾，就像首映禮上的那位男觀眾一樣不能認同或者說接受，之前試片時，有人在問卷上直接寫髒話，他們覺得影片把男性角色塑造得過於不堪，感到被冒犯了。即便我已經儘量不去極端化人物塑造，比如暴力、出軌這些戲劇性更強的情節都沒有用。我自己也不是一個極端的人，我想要相對的普遍性，透過影片更多地傳遞日常生活中隱性的壓迫感。

很多很多的反饋，包括網上的討論甚至爭論，我都覺得很好。首先如果沒有冒犯的話，我們也就沒有態度了。而且能讓這麼多人去談論它，我覺得就有了價值。普通女性的私人化的故事，曾經是被淹沒的，很少被聽見看見，這些年隨著自媒體的發展才有了被看到的可能。我們這代女性或許更早地意識到這種困境，但我們的上一輩，包括大部分的男性，他們可能沒有勇氣去看，即使看了也很少會反思。

我最初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就挺有衝動的，覺得它特別特別搖滾，什麼是搖滾呢？就是反抗、衝破。這是一個打破偏見的故事。蘇敏這種生活在中原的相對保守的普通勞動女性，打破了我們對於這個群體的想象，原來她身上也能爆發出這樣巨大的能量。

對於這樣一位女性，她一生被要求“明事理”。電影裡也一直在強調“明事理”，蘇敏原型就說過，她丈夫是這麼說她的。我就想，這句臺詞要反覆強調，讓它成為一句系統性的話，因為這句話聽上去特別的天經地義，覺得這個男的特別明事理，他是站在“事理”的高度來要求你，把所有的責任都歸咎於你。“明事理”的意思就是明確地表示，你要把自己放在最輕的位置，別的人和事才是更重要的。這就是綁架，而且對方自己認為自己是非常公正、有道理、天經地義的，所以說，覺察之路還有很長。

在創作中，我非常堅持她的年齡設定是一位50多歲的女性。全世界都很少有以這樣的女性為女主角的電影，如果是一個三四十歲的女性，所謂更有商業性的選擇，那就失去了意義，我就找不到這個力量感了。因為三四十歲有太多可能性了，她們開車出走，就是個旅遊。

李紅的結局我也想過很久，但是肯定是以她出走為結局。《肖申克的救贖》也是歷經千辛萬苦走了出去，走出去之後，肖申克也就是到一個海邊假裝幸福的生活，因為你還會遇到無限的困境和新的挑戰。我們的結尾也有一個暴風雨的戲，李紅在外露營，下著暴風雨，這肯定是艱難的處境。

你不可能一路陽光，但她已經走到那兒了，那些暴風雨都是她選擇的一部分。但是她的世界變遼闊了，個人也變遼闊了，現實中的蘇敏真的很開放，她也越來越智慧。對於這個角色，出去，她就已經贏了。

現實中的蘇敏透過短影片找到了新的謀生的可能性，很了不起，她和那麼多陌生的網友形成了互相關照，她鼓勵了別人，別人對她的鼓勵也進一步支援了她。我們拍完請她來看片，她和女兒一起看的，她哭了，覺得很真實。

另一個著墨不多的角色，是李紅的朋友馬婕，她的老公沒有出場，但一直出現在她的臺詞裡，是一個很疼老婆的形象。馬婕一開始說，她和她老公要一起去跳交誼舞，自己才不帶孩子。最後一場戲，她們在幼兒園接孫子時相遇，馬婕說她老公自己去跳舞了。其實我原本的設計更狠，本來是她離婚了。這中間發生了什麼？可能是她老公跳舞的時候跟別人好了，我的意思是說，你把一切寄託在別人或者婚姻的關係上，反正只要不是在自己身上，都是會變動的。

孫大勇（李紅的丈夫）這個男性角色非常重要，如果這個角色立不住，整部電影就很難成立。這個角色又很難塑造，他不能只是一個簡單的負面角色，但是他又要產生負面的壓力，否則戲劇性就沒了。

這個角色的原生家庭，影片裡也有一些展現。那場來了一群親戚，坐了一大桌吃飯，往地下彈菸灰的戲就是他的過往。他在一個農村家庭中長大，小時候也遭遇過家庭暴力，甚至（家暴者）不光是父親。所以他也是愛無能，但同時他要照顧弟弟妹妹。生活中有很多這樣的男性，他們只把原生家庭當作他的家庭。

他是那種社會意義上的好男人，不喝酒、不抽菸、不賭博，也沒出軌。不喝酒，在河南你知道有多難嗎？無論是機場還是高鐵，一出來全是白酒廣告。

影片裡，AA制、索要ETC卡過路費，爭吵時李紅的自殘和抑鬱症，這些都是真實發生的。孫大勇的扮演者姜武老師還對這個人物有很多設計，比如大家經常提到的“拿碟醋”。他敲敲玻璃，連稱呼都沒有，說“拿碟醋”。有男觀眾看完也特別生氣，說我去樓下吃碗麵，就是跟店小二說話也不是那種口氣，怎麼都要加個“哥們兒”或者是“小夥子”的稱呼，他是不帶任何稱呼的支使。

這就是隱性的權力感，就跟土皇帝一樣的感受，但是他對外人可是很禮貌的，就像蘇敏的丈夫對我們一樣，這就是人性的複雜。很多男性長輩都是這樣，不以你的階層和教育程度而有區別，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而且你在其中也不自知。所謂的女性困境擴張到男性也是一樣的，尤其在這個體系裡，不分性別。

孫大勇的最後一個鏡頭，他坐在李紅曾經坐過的陽臺位置，給李紅打了個電話，索要ETC卡消費的81塊錢。很多人認為這裡有孫大勇對李紅的一絲惦記，實際上這不是我想表達的，這個鏡頭是一個留白。

這是他第一次坐到李紅經常坐的地方，而那個地方是我們精心設計的陽臺空間，一直有鐵柵欄，有牢籠感的影射，同時也是女性勞動的地方。她總是在那兒晾洗、收拾，然後坐在那兒隔著鐵柵欄看外面是什麼。外面就是天空，就是外部的世界，現在孫大勇坐在這兒的時候，他也是被困住的，他也看到外面的天空了。

我也不知道他坐在那的時候在想什麼，但是我自己會覺得，他潛意識裡也感到了不自由。這個人物是一個逃避自我內心的人，從不正視自己，也迴避親密關係，因為他不知道怎麼去處理，更不想去分析。就像妻子說的，你在外當孫子，回來就要把我當孫子。他一直在享用妻子的各種付出。他是無法正視這些的。但是那一刻，他可能有點想去正視一下自己的內心了，無論是反思、懺悔、後悔，還是找更多的藉口來證明自己的邏輯，覺得這個女的就是拋夫棄子的壞女人，都是正視自己內心的時刻。

在婚姻的體系下，他也沒有得到幸福。因為以他的行為邏輯來看，他確實覺得這個女的為什麼要犟，你不跟我犟不就完了，為什麼我說一句你頂一句？這個角色的行為都是符合他自己的邏輯的。

孫大勇這個角色的選角用了很長時間，很多人拒絕，一部分原因是擔心影響形象。武哥（演員姜武）第一次也是說要考慮下，第二次是聊到坐在陽臺上這場戲，我覺得有點說服他。後來他給這個角色設計了很多，總戴個帽子，“來盤醋”。他也會演著演著說，“哎呀這個人太討厭了，就不能讓別人高興。”到最後的這場戲，也是武哥補充的，他說這場戲就不戴帽子了，這裡就是他的本真面目，所以對於我來說，這就是他正視自己的一個小小的開始。

現代文學中常會講到一個男性厭倦了婚姻，突然有一天早上起來，他就要離家出走，他的妻子完全不能理解，說這過得好好的究竟為啥？

李紅是貫穿始終的核心人物，我們設計了很多“把人困住”的框框，最主要的就是廚房和陽臺，這裡既是女性勞動的地方，同時也提供了視覺的可能性。我曾經想過一場戲，李紅老在廚房洗碗，我就想她突然愣住了，對面也是一個廚房，同樣是另外一個女人，她和她眼神交匯了一下，然後各自低頭。我覺得這個挺詩意挺殘酷的，這種“困住”是千家萬戶的。

母女關係也是非常想去呈現的一部分。李紅和她媽媽最後一場對話的戲，給了一個非常直接的表達：“媽，你也當過女兒，你也當過姐姐，就這公平嗎？”這是影片中她和母親最後一次見面，需要一個最直接的表達，因為小時候她沒有機會。

她母親的那段話，說小時候娘給弟弟吃白麵饅頭，自己只有窩窩頭，“我從來沒意見”。我看到一個評論，說母親的臺詞說著“我從來沒意見”，但這件事情她記了那麼久。我當時也和演員溝通，這裡她應該是傷感的，這是她去正視這件事情的開始。

和女兒最後的那場戲，曉雪給李紅打電話，她是羨慕李紅的，因為她自己被困住了。我想暗示她的困境還存在，所以她坐在了母親曾經坐的位置上，她也被我們設計的各種框框又框住了。當然，這裡也需要一個情感上的和解，母女之間的溫情也是一直都存在的。

三代女性實際上是一種“進化”，但每代人有每代人的問題，現在的女性，越有對自我價值的需求，越和你的母職發生矛盾。

這種日常的家庭生活中的壓制，我是做了母親之後才知道的。我個人的成長經歷是有些“得意忘形”的，我本身也挺中性的，有很多男性的朋友，有創作的自由空間，個體上的自由空間，幾乎活在一個“為所欲為”的世界裡。

但做了母親之後，我會想起我小時候夜裡還在發高燒，我媽媽在加班，叫她回來也不回。我父親就非常生氣，還把門插（鎖）了。當時我沒有特別的感受，也不會覺得我父親的做法是不對的。實際上我父親的時間更多，他是大學老師，在家的時間很多。孩子生病了，父親在家不是一樣的嗎？但是小時候我就意識不到，尤其是跟自己相關的事情上，你就會覺得，我都發燒了，媽媽都不回來。就習慣性的以一個女兒的角色來看，母親永遠是最應該照顧你的人。

我的個性是自由自在的，貌似也沒有太多外部的壓力，但是母職還是立馬壓垮了我。我生的是雙胞胎，至少4年沒有工作，那時候一直都很無助，這太痛苦了。你會被工具化，會變成一個傻乎乎的人，這也跟生理有關，因為你一直只跟小孩子交流。你再自由自在，你恨不得能上天，但當你成為了母親這個身份之後，在所有的共同認定下，你就是個來履行職責的人，因為我們預設母親是孩子的第一責任人。我在拍攝的時候是不看手機的，什麼電話都不接，只有一看老師的電話，給我嚇的，趕緊去旁邊打電話，結果是老師投訴孩子不交數學作業。

不光是工作的問題，你也離開了以前的生活，就像片中曉雪說的，我被困住了，別人都在往前走，尤其是現在這樣的社會節奏之下，你的世界越來越小，你越來越成為一個工具。

曉雪也生了一對雙胞胎，後來找到了新工作，她需要度過實習期，這時候她的媽媽要出去自駕遊，她就崩潰了，開始反向綁架。女兒雖然精神上是支援媽媽的，但是一旦遇到自己的困境，就又會轉嫁給她。自己遇到問題時，曉雪會跟丈夫說你別再綁架我了，但是她自己同樣也在綁架她的母親。

我不是我媽媽帶大的，因為我媽媽要工作，我是外婆帶大的。我的意思是，這種困境只能轉嫁給另一個女性，也就是她的母親。

所以最後那場大的衝突的爆發點也是來源於女兒。

我們建構的家裡那些窗框門框的象徵性空間，還有另外一個作用，就是把李紅和其他人分開。

最後衝突到達頂峰的那場戲，拍了兩天，用長鏡頭拍了很多遍。設計的心路歷程是，首先是馬婕在路上問，“你怎麼還沒走，不是說天地任你行嗎？”從這兒就開始了，然後是一個各自抱著孫子回家的鏡頭，這就是一個小引子。

回家之後，所有人都在慶祝、忙碌，李紅又被支使來支使去，最後爆發的點是因為女兒和那些壓迫她的人站在了一起，在那觥籌交錯，舉杯慶祝。因為她已經不是要反抗老孫了，這種女性對她的忽視更加傷害她，矛盾升級，讓她最終崩潰，爆發。

爆發前的那一刻，她去撿又掉在地上的乒乓球，一彎腰腰疼，只能靠著坐下，同時鏡頭也體現了她和其他人的隔閡，一個分離的狀態。然後她終於鬆掉了手裡的乒乓球，她放下了困住她的一切，包括愛與依戀。

撰文：宋可布

編輯：巴芮

設計：曲枚

排版：圍巾方

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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