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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的一天，白楊的目光在電視新聞上定格，畫面中是一位身陷家暴的妻子，她面容憔悴，眼神中透露著無助與絕望。
不好的感覺又來了，白楊感覺自己正一步步滑落懸崖，突然間，她失去了控制，猛然墜入深淵，她感到崩潰、無力，就像十幾年前被霸凌時一樣。她的心臟也無緣由地疼了起來。
近二十年裡，同樣的應激反應，有時一個月會在她身上發生好幾次，有時是敏感的詞語、畫面刺激到她，有時她也搞不清楚應激發生的原因。她回想起那些傷害過她的人，他們辱罵她，在她身上疊羅漢，孤立她。她一邊在心裡用最惡毒的話語去詛咒他們，一邊又恨自己，為什麼當時沒有拼死反抗。
白楊已經32歲了，她出生於中部省份一個貧困村。在離家不到一公里的村小，她遭受幾年的校園霸凌。讀完小學，她從村裡逃到鎮裡，從鎮裡逃到縣裡，從縣城逃到市裡，順利考入大學。
被霸凌的陰影如影隨形，過去十幾年裡，每次受到刺激，她像被綁上一臺急上急下的過山車，糟糕的狀態要持續要幾天，她才能慢慢平靜下來。
有時，白楊跟朋友傾訴自己的痛苦，朋友勸解她“要往前看”。其實，她更希望朋友能幫她叱罵霸凌者，痛斥對方加諸她身上的傷痛。“法律、家庭從未告訴我，這件事我沒有錯。”白楊說。
2014年的《美國精神病學雜誌》指出：經常受到欺凌的孩子在步入中年以後，會面臨更大的抑鬱、焦慮、自殺風險。幾乎每個病人都要接受一種雙重的現實：一個相對安全和可預測的現在，以及與之共存的廢墟般的、一直存在的過往。
因為被霸凌，白楊長時間受失眠困擾，在那些輾轉反側的夜晚，她感覺身體裡的能量瞬間消散，她陷入一股巨大的無力感中，無法自拔。為了平復情緒，她嘗試冥想，呼氣，吸氣，一點點吸收能量。
有一次，她幾天睡不著，求助於心理諮詢師。對方為她催眠，她睡了快一小時。睡醒後，她感覺陽光從頭頂開始，慢慢往下，最後灑滿全身。她感覺溫暖又舒適，很快，她心裡又泛起一絲莫名的憤怒，為什麼要對我好？
她發現，自己缺少追求幸福的能力，很早之前她就有這種感覺。小學時，一天下午她走在路上，路兩邊是一片片綠油油的菜地，陽光灑下來，到處都被照得金燦燦的。突然間，她心臟驟然疼痛，有點喘不過氣。眼前的景象對她而言很漂亮，但不真實。
“有一個聲音不斷地告訴我，你不配，你不配得到快樂，不配得到幸福。”白楊說。
邵斌也是霸凌受害者，她今年26歲。從11歲開始，她被班裡所有的同學孤立，她的書桌上時常出現寫滿辱罵的字條，她總是要提防男生們隨時伸出的絆腳……這樣的霸凌持續了三年。
高考後，邵斌離開了老家——黑龍江的一個小縣城。她在市裡讀完大學，畢業後陸續在北京、天津工作。經歷了漫長的自我修復，她逐漸接受了難以釋懷的過往，她明白被霸凌不是自己的錯。
只是，噩夢從11歲困擾至今。在邵斌現在的夢裡，小時候霸凌過她的人，又出現在她如今的生活環境裡，他們比過去更可怕，自己再次陷入困境。在夢裡她覺得丟臉，小時候打不過對方，難道長大了也要看對方的臉色？
不斷襲來的噩夢，讓邵斌受盡折磨，她經常想結束自己的生命。上次做夢後，這個念頭又出來了。痛苦中，她想起史鐵生說的一句話，“想自殺的人，只是想殺死痛苦，不是想結束生命。”她意識到，自己太絕望了，她擔心餘生都要活在曾經被霸凌的陰影下。
在白楊、邵斌的人生軌跡裡，霸凌者摧毀掉的東西有很多。精神創傷只是崩塌的一角，層出不窮的隱性傷害，無聲無息地滲透進她們的生活、職場，以及親密關係當中。
白楊原本就不善言談，不善交友，遭遇霸凌之後，她對交友更為謹慎，只有透過她嚴格考察的人，才能被她納入朋友圈裡。
白楊在大學裡讀藝術實驗專業，她在校園裡總是獨來獨往，對學生之間的社交圈子避而遠之，課餘時間要麼埋頭創作，要麼去看各種展覽。
集體生活裡，與旁人太過不同也會招惹麻煩，有人嘲諷她清高，自以為很厲害，其實什麼都不是；有人貶損她胸部小，叫她“飛機場”；有人笑話她穿著土氣。白楊對一個場景記憶猶新，班級裡組織去公園遊玩，白楊穿著一件T恤，活動時T恤滑向肩邊，露出了內衣標籤，上面寫著“都市麗人”，旁邊看到這幾個字的同學笑得喘不過氣，大聲稱呼她“都市麗人”，接著，整個班級的男生跟著笑了起來。
白楊說不清楚這些惡意的源頭，她只能把原因歸結於自己封閉的個性。為保護自己，她再次選擇了躲避。
畢業之後，白楊的職業道路也不順遂。
一個藝術專業畢業生，要成為一個相對成功的藝術家，不僅要靠作品，還要靠人脈，需要策展人、評論家和藝術理論家的支援。這些人物相互提攜，形成了一個緊密的權力網。對於一個剛走出校園的年輕人來說，師長的提攜尤為重要。學校裡，一位對白楊的學業前途起一定作用的老師，就是位“強勢且控制慾較強的女性”，這位老師明顯偏愛那些自信、大膽、願意表達自己觀點的學生，白楊看起來沉默，還有點唯唯諾諾，老師很難注意到她，更別提青睞和扶攜。
白楊的人脈網始終沒有建立起來。她做過畫廊的經紀人，嘗試過情趣用品設計，還去電廠做過設計師。偶然一次機會，她接觸到一個藝術改造專案，這個專案才真正燃起她的興趣。2019年，參與專案還不到幾個月，她意外遭遇了男性的嚴重傷害，關於這段遭遇，她不願再多提一個字。
經歷這件事後，白楊內心長久關閉的暗室再次被開啟，她患上了抑鬱症，陷入無休止的自我懷疑和痛苦中。她常常躲在家裡的儲物間。有時候，她站在窗邊往下看，思考自己要不要跳。
這種狀態，她維持了近兩年。她腦袋裡不停地播放，自己從小到大被霸凌、被暴力對待的經歷，她難以釋懷。“一直過著苦難生活的人，他的人生有什麼意義？”白楊想。
與白楊不同，離開老家的環境，邵斌的大學生活過得意氣風發，在同學之間她還是個響噹噹的人物。
只是步入職場之後，從前的陰影又一次籠上她的頭頂。邵斌在北京一家廣告公司工作過兩年，公司裡不少同事是北京本地人，學歷光鮮，家世優渥，舉手投足間充滿了優越感，站在他們中間，她有時會感到沮喪。
不過，真正讓邵斌難以忍受的，是辦公室裡的一些規則，比如“懲罰性”的制度——員工出現一些常規性小失誤或未能滿足甲方要求時，需在部門群內發紅包並撰寫檢討。她有過一些小失誤，被“懲罰”過，這在同事當中很常見，沒有人敢對這一規則提出異議。但在心裡，邵斌接受不了，被“懲罰”後她覺得丟人，也更加討厭公司的辦公室文化。
那兩年，邵斌在大學積攢的開朗和自信被一點點耗幹，她又變成了膽小、懦弱的邵斌，“被霸凌的往事”在夢裡出現得更頻繁了，她決意要辭職，她不想再成為從前那個邵斌。
本文的第三位主人公，25歲的於遐，同樣也是被霸凌者。
於遐現在在英國讀碩士，她就讀的高校排在全球前十位。她考入這所高校，"90%的原因，是可以擁有海外名校生的標籤"。
前一段時間，於遐去了歐洲好幾個國家遊玩。朋友圈裡的旅行照片裡，她眼睛又大又亮，小麥色皮膚，妝容精緻，身形纖瘦，看上去就是個生活優渥、無憂無慮的留學生。
她喜歡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光彩奪目的生活，“給外人營造一種主流認可的人設”，她解釋道，“當我做自己的時候，真的發自內心沒有安全感。”
於遐一度認為，那段被霸凌的經歷，已經被自己拋了出去。只是最近，過往經歷如同休眠火山再度甦醒，噴發出熾熱的熔岩。四個月前，一個特別親近的朋友與她絕交，男朋友與她的關係也岌岌可危。兩重親密關係的破裂，讓她不得不再次回看自己的經歷，今天的危機裡隱隱藏著一隻操控之手，她發現，十幾年前被霸凌的遭遇，從未真正從她生活中離開。
在親密關係裡，於遐不敢表露自己的訴求，也很難拒絕別人。朋友要去看展，她有課不想去，但還是硬著頭皮去了。她身上的衣服被朋友吐槽“難看”，她心裡不舒服，覺得這話有點刺耳，糾結良久，她最終忍住了反擊。如果說出來，會不會很尷尬？會不會被人討厭？別人會不會在背後罵自己？她一下回到少年時期，女生們充滿敵意的看著她，在身後對她評頭論足，那種被隱形排斥的感覺，讓她至今心有餘悸。“我討厭沒有朋友的感覺。”
無論是與朋友還是男友相處，於遐習慣隱忍，委屈逐漸積攢，隱忍到忍無可忍，她無力處理矛盾，只能選擇冷暴力。這是她與朋友、伴侶的關係陷入危機的原因之一。
於遐向心理諮詢師尋求答案，對方告訴她，她與人相處時有討好行為，背後的本質是自卑。
自卑的源頭在哪裡呢，她想到讀小學時，她皮膚黑，同學嘲笑她醜。“黑”、“醜”的烙印一直伴隨她到高中。她一度認為，就因為自己長得黑，才會被他們霸凌。
現在，小麥色成為審美主流，身邊的人常讚美於遐的膚色和外貌。她沒法安然接受這份讚美，她仍有嚴重的容貌焦慮，如果沒有化妝，她是不會出門的。
“我總覺得自己配不上其他人，沒法以一個正常的姿態去維繫一段關係”，於遐說。
在於遐的回憶裡，小學是人生中最黑暗的階段，與人聊天時，她很少提起這段生活。
她在江西一個小縣城讀完小學，期間經歷了長達四年的校園霸凌。霸凌從她讀一年級時就開始了，她至今不清楚自己為什麼被霸凌。
她記得被同學孤立之前，她的成績下降了，這之後，原本一塊吃飯的小夥伴不再約她，她試圖融入其他同學的圈子，均被拒絕。慢慢地，孤立她的同學越來越多，漸漸變成了一個整體。
七八歲的於遐，沒有想過求助父母，她父母很早就分開了，她跟母親一起生活。母親很嚴厲，有一次她沒完成作業，母親駕車帶她出去，把她扔在了加油站，她望著母親離去的背影哭個不停。她懼怕母親，不敢告訴她自己被霸凌了。
絕望時，自殺的念頭曾在她腦海中閃過，但沒有實施。好在，那會兒QQ聊天很流行，她也註冊了QQ號，在網上認識了很多朋友，“有人願意和我說話，他們關心我，在乎我的存在”。她靠著這點僅存的溫暖，捱過了艱難的童年。
升入初中後，於遐離開了原來的環境，也擺脫了霸凌者。她的成績變好了，老師和同學們都喜歡她，她有了自己的好朋友。但她內心深處，被孤立的恐懼始終存在，她想讓自己變得更加強大。
於遐讀高中時，加入了一個四人小團體，成為了學校裡“受歡迎的女孩們”之一。她的朋友在學校裡很搶眼，無論跳舞還是社交，都遊刃有餘。朋友的自信感染了她，但她舞跳得不好，其他團隊成員吐槽“跳得都是什麼”，她感覺很難堪，但為了不被排擠，她沒有反駁。
剛來英國時，於遐很不適應，與國內大學不同，英國高校沒有固定班級，同學之間的關係非常鬆散。沒有穩固的圈子，於遐很焦慮，她擔心自己再次成為被孤立的目標，她有些抑鬱，趕緊尋找圈子融入，直到交到新的朋友，她心裡才安定下來。後來，在和心理醫生的交談中，於遐意識到，這是缺乏自我認知的表現——無法脫離環境評價自己，所以需要不斷地交新朋友，並從朋友那裡得到源源不斷的肯定。
波士頓大學醫學院的精神科教授、心理創傷治療專家巴塞爾·範德考克在《身體從未忘記》中寫道，創傷及應激相關障礙（PTSD）的徵象之一，是為了應對創傷，以免自己長期處於恐懼中，這些患者學會了將大腦的一部分關閉，以緩解那些隨著恐怖而來的內臟感受和情感。但在日常生活中，這些大腦部位也負責產生我們自我意識的情緒和感受。
接受心理治療後，於遐在網路上分享了自己被霸凌的這段經歷，其中有留言者分享了與她相似的經歷，也談到沒有朋友的孤獨感。於遐回覆對方，“如果找不到合適的朋友，就先享受與自己的獨處吧。”
和於遐相比，白楊的處境更為艱難，她遭受的校園霸凌的時間更長，傷害更嚴重，原生環境的支援也更脆弱。
在白楊的記憶裡，霸凌自她記事起就存在。小學一年級，她被同學欺負、孤立。別人欺負她的理由很荒謬，她喜歡農村燒秸稈時，燒落的灰從空中飛下來的樣子，像黑色的蝴蝶。她把自己的想法分享給同學，卻被聽者當成了攻擊她的工具，同學們笑作一團，罵他神經病。
有一次玩遊戲時，她不小心滑倒了。同學們開始在她身上疊羅漢，一個接一個，足足有六七人，她感到內臟被壓得疼痛難忍，哭喊起來，但沒有人停下來。這場壓迫持續了很久，直到老師走進教室。在她心裡，這一次的霸凌佔據著重要位置。
而像以往一樣，老師的呵斥，僅僅是為了制止其他孩子的行為，而不是保護白楊。她曾經跟老師講過自己的處境，但老師沒有放在心上，老師處理問題的方式是，哪個孩子不守紀律或者調皮，就懲罰他。至於被欺負的孩子如何，老師並不關心。
學校不安全，原本應該提供慰藉的家庭也不可靠。白楊的母親一個人外出工作，父親不止酗酒，而且性情暴戾，家庭氛圍緊張又壓抑。
白楊上面還有兩個姐姐，女孩們不得不早早學會自立，家裡的飯是她和姐姐們做的，父親吃著飯菜、喝著酒，訓斥著幾個女兒。晚飯時電視裡播放天氣預報，她們看的最認真，因為父親會在預報結束，隨機提問播報裡的氣溫，如果誰說錯了，就要捱罵。
姐妹之間的相處也更接近叢林法則，大姐對妹妹異常嚴格，犯了錯，大姐會用力扯白楊的耳朵，她不得不跟隨她的手移動，以減輕痛楚。二姐跟白楊經常發生衝突，她省吃儉用買到的芭比娃娃，被二姐埋在菜園裡。這是她人生中第一個芭比，“被二姐殺死的娃娃”，白楊對我說。
被同學欺凌得忍無可忍，白楊才告訴家裡人。“為什麼大家不欺負別人，就欺負你？”爸爸、姐姐都這麼反問她。
她想過告訴母親，母親遠在異鄉，家裡沒有電話，平時一家人都是去公共電話亭打電話，女孩們排隊等話筒，遞到白楊手中，她還說不上幾句，就被另外一個孩子搶走。
今天我們再次聊起這段經歷，白楊不認為母親能幫助她，母親有討好型人格，“總是習慣自責，認為別人不會錯，明明不是自己的問題，她也要把責任攬到自己身上”。
讀初一時，邵斌遭遇校園霸凌。這場霸凌的源頭，是同學向她借錢但不肯還，邵斌逼對方還錢後，這位同學開始散播她的謠言，邵斌因此成為同學攻擊的物件。有人在放學路上把她堵住，她毫不示弱，拿起提前準備的磚頭，和對方較量。
肢體較量沒有佔到上風，霸凌者又轉向更為隱蔽的心理傷害。邵斌發現，自己放在教室的東西總被人丟棄，桌子上經常出現羞辱性的字條。她不得不隨時提防同學的惡作劇，落座時要留意凳子還在不在，經過走廊時要注意突然伸出來的腳絆子。
惡意源源不斷。一次分座位，老師反覆地問，有沒有人願意和邵斌一桌，所有的男生都拍著桌子說沒有。“那一刻，我恨不得找一個地縫鑽進去。” 她穿上一件漂亮的裙子，卻換來一句“穿得比誰都好看，長得比誰都磕磣”。她從同學身邊走過，耳邊總有人喊出“SB來了”，她質問對方，他們說“誰讓SB是你名字的縮寫呢？”她氣得說不出話，只得回家求父母改名。
邵斌變得謹慎和自卑。不敢穿漂亮的衣服，不敢成為人群中的焦點。在路上碰到同齡人，她立馬躲起來，怕對方會語言霸凌自己。她逃了很多集體活動，像是看電影，因為按照以往的情況，以她為中心，周圍一圈都是空的，就好像她有傳染病，她覺得很丟臉。
邵斌也曾努力緩和與別人的關係，同學不清楚老師當天留的作業，她主動把自己的筆記本遞給對方，但立馬便被砸了回來,“假惺惺什麼”。
這段晦暗的校園生活也有一點點亮光。每天放學後，發小會等邵斌一起回家，她們不同班，也不算同路，發小自己有順路的小夥伴，但她還是選擇等邵斌。兩人一起走完校門口的幾百米再分開，各自朝著不同的方向回家。邵斌一直感激發小， “朋友給你最大的幫助，不是她做了什麼，她可以什麼都不做。比如她之前跟你玩，你發生這件事兒後，她還是願意跟你玩，這就是很大的鼓勵了。”邵斌說。倆人的友情從小學維繫到現在，而且變得更加親密。
隱忍許久後，邵斌把自己的處境告訴了父母，那段時間父母正在鬧離婚，天天大吵大鬧，誰都沒注意到女兒的異常。
媽媽先站了出來，她註冊了一個貼吧賬號，挨個回懟霸凌邵斌的帖子，為了保護女兒，她也會經常來學校接她放學。
爸爸起初因女兒被霸凌覺得丟人，但他還是去找對方的父母，要為女兒討回公道，對方父母當著邵斌的面，把自家兒子打了一頓，兒子被打得到處跑，邵斌看不下去，制止了阿姨。
邵斌以為，事情到這兒就可以結束了。但回到學校，霸凌依舊繼續。她又求助老師，老師之前就見過她和其他同學的爭執，卻沒有出面處理，這一次她質問邵斌，為什麼你和誰都能打起來。聽到這句話後，邵斌感到更絕望了。“老師們只想要太平，而不是公平。”邵斌說。
無路可走，邵斌起了自殺的念頭，那天，她晚上回到家，父母還沒回來，她回想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一股委屈湧上心頭，她不想活下去了。但在黑暗中，她念頭又轉了過來：為什麼死的是自己，而不是惡人。在憤怒與無力中，她在腦中不斷幻想著報復對方的畫面。
第二天一早，她像往常一樣去路邊攤吃早餐，那頓飯在她記憶裡異常好吃，初升不久的太陽，把馬路、小樹、行人、飯桌，熱氣騰騰的鍋籠，都蒙上了一層淺金色，也透進她的心裡。真的走上了絕路，可能再也不能享受這麼好的早晨了，她覺得心裡亮堂了。
她開始讀很多書，讀《哈利·波特》，她發現真誠、勇敢、無畏、無私的赫敏，也會被人討厭，讀名人傳記，她發現很多偉大的人，都經歷過磨難。
值得玩味的是，邵斌以上的努力，都沒有讓她真正擺脫困境。讓她擺脫被霸凌、被孤立處境的，是她加入的一個小團體。這個小團體，也會霸凌其他同學。
同班女生M為了學習，從後排搬到邵斌旁邊。有人主動和自己做同桌，邵斌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M人緣很好，如果和她成了好朋友，自己可能不會再被欺負，邵斌想。
邵斌的有意示好得到了回應，M帶著邵斌加入自己的小團體。為了討好小團體的其他女生，青春期的邵斌不敢多做打扮，她每日穿著校服，刻意“扮醜”，滿足其他女孩的優越感，“討好她們到這種地步。”邵斌說。
這個小團體也會欺負其他同學，遇上這種情況，邵斌不會動手，她同情被欺負的同學，但不敢替受害者說話，她害怕被“拋棄”。
團體裡的霸凌者看中了邵斌的頭腦，有時施暴者會讓她幫忙出主意，如何“欺負別人不會擴大事端”。邵斌安慰自己，她的“主意”，至少能讓被欺負的同學，避免更大的欺凌。
在邵斌小心翼翼的努力下，她和M越來越親密，有一天M當著全班同學的面說，邵斌是我最好的朋友。邵斌在心裡長舒了一口氣，她知道，長達兩年的霸凌終於畫上了句號。
邵斌也守護過被霸凌者。讀高中時，同班同學Y被孤立，只是高中生的霸凌更隱蔽，他們只是孤立Y，不跟她講話。邵斌知道被孤立的痛苦，她便主動找Y聊天，後來兩人成為朋友。
大學畢業後，邵斌到北京工作，Y也在北京，兩人的關係比讀書時更緊密。邵斌的前男友H，就是透過Y牽線認識的。
邵斌逐漸擺脫被霸凌的陰影后，她想過很多次，假如有一天，自己走在路上，看到一幫人在欺負一個女孩子，“我應該會上前，制止他們。”邵斌說。
初三擺脫霸凌後，邵斌的生活總算回到了原來的軌道，她考上高中的重點班，學習填滿了她的生活。
在高中，她收穫了真正的友誼。讀高二時，班裡調座位，她和男生W成了同桌，一開始邵斌心裡抗拒，初中那會兒男生沒少欺負她。她抱著井水不犯河水的態度跟W相處，慢慢地她發現W很友善，兩人漸漸熟絡起來。
有一天早上跑操時，邵斌跟W的哥們兒產生了衝突。早操隊伍裡，那個男生排在邵斌前面，幾圈下來，男生在體力上落了下風，有點跟不上隊伍。考慮到他是W的朋友，邵斌隨口開了句玩笑“你是在跑凌波微步嗎”，男生瞬間生氣了，對邵斌破口大罵，朝邵斌丟紙巾，邵斌也急了，和對方打了起來。
衝突過後，W選擇遠離那個男生，他認為錯在對方。邵斌很感動，她發現除了那些捉弄、排擠她的壞男生，也有講道理、有原則，懂得尊重的好男生。這件事過後，她對W徹底放下了戒備。
讀大學後，邵斌的一些特長，讓她在同學當中很受歡迎。她參加了學院的排球隊，跟其他學院打比賽，同學們圍在球場四周喊，“邵斌加油，你真棒，你太厲害了，我們好崇拜。”她發現，原來自己也可以被人群簇擁。其實，她一直擅長排球，只是以前被同學孤立，很少有機會參加比賽。
她有繪畫基礎，大學時參加比賽得了獎。站上賽場上，或者領獎臺上，同齡人在臺下注視，羨慕，這樣的感覺真好，她越來越自信，開始展現一切自己想展現的東西。
不過，還有許多東西，邵斌需要花更多的時間跨過去。比如與人建立信任，大學裡，她的很多朋友都只是泛泛之交，她看起來開朗、陽光、積極向上，別人會跟她傾訴自己的人生問題，聊起自己的家人、朋友，她是一個很好的傾聽者，且只做傾聽者，她很少跟別人透露自己的過往，她很難相信一個人。
今天我們再次聊起這些，邵斌還是認為人性本惡，如果把自己完整地展現在別人面前，一定會受到來自對方的“攻擊”。現在，她不再懼怕“被傷害”，但還是習慣於情感迴避。
外貌問題，也是邵斌的心結。一直以來，她忘不掉那句挖苦，“穿的比誰都好看，長得比誰都磕磣”，她還是不敢穿漂亮的衣服。今天我們聊起這句充滿惡意的攻擊，邵斌還是有點難以釋懷，“你在朋友圈看到我的照片了嗎？我覺得我長得不磕磣，甚至覺得自己長得還挺好看的。”她說。
高中畢業時，媽媽拉著她去了照相館，要給她拍一套寫真。媽媽有這個習慣，邵斌每個年齡節點都拍有寫真。她穿上了美美的衣服，化好了妝，十八九歲的女孩，像朵剛綻開的花一樣。照片出來後，邵斌盯著看，她覺得自己挺漂亮。
不久後，一家人去外地玩兒。在那個陌生的城市裡，邵斌膽子大了起來，反正也沒人認識我嘛，她穿上了最好看的衣服，細細地裝扮一番，對著鏡子一照，整個人一下子自信了。
到了大學，她開始了報復性打扮，染髮、化妝、穿著性感，她不會選美瞳型號，眼裡美瞳過大了，看上去像恐怖片裡的女鬼。很快她發現性感風跟自己不搭，單眼皮看上去又有點土氣，她花2000塊割了個雙眼皮。
不無調侃地聊起這段變美經歷，邵斌承認，當時她用力打扮，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要揚眉吐氣，“之前別人都看不起我，覺得我是醜小鴨，其實姐就是女王。”邵斌說。
邵斌不想成為弱者，無論是在學校還是職場。剛工作，她工資不算多，但會買幾件很體面的衣服，一看就價值不菲。“別人會覺得我很厲害，很不好惹，不會欺負我。”邵斌說。
聊天時，邵斌談起過往的經歷，總帶有一種玩世不恭的語氣，彷彿事不關己。她告訴我，她用這種方式化解痛苦，也顯示自己的強大，因為能駕馭痛苦。“一個人如果他曾經就是因為自己的弱小被欺負過，他會非常想要變強。”她說。
不過，聊起前男友H，邵斌又顯得格外柔軟。
大學畢業後，邵斌遇到了H。他很包容體貼，一起出去旅遊，邵斌出了差錯，他從來不指責，而是一起想辦法處理問題。戀愛前H不做飯，戀愛後他查食譜，每年給她做飯、切水果。邵斌加班，H去她公司樓下等。H下班早的話，就去地鐵口等邵斌，看她走出來，他一路跑向她。
邵斌想，原來自己是這麼值得被愛的一個人嗎？原來除了父母，還有人會願意為我做這些。初中被霸凌的經歷，讓她一直對男性充滿戒心，現在，她的想法發生了很大改觀，也有一些男生會尊重女性、善待伴侶。
邵斌很少跟別人提起被霸凌的遭遇，即便是最親近的朋友，她擔心別人會因此看不起自己。她鼓起勇氣，跟H講述了自己被霸凌的經歷，這之後，邵斌發現，H會裝作不經意地讚美她，鼓勵她。她和H每天有個小遊戲，睡覺前說出對方三個優點，以前H對每天相同的問題，表現得很敷衍，隨口誇她漂亮、性格好，這之後他會認真體察她身上的閃光點，比如瀟灑、浪漫……
我們交流兩週後，邵斌主動給我發來資訊，“跟你聊過後，我覺得我的專業可以幫助到更多的人，我打算找找公益組織，幫一些有創傷的人做心理諮詢。”
與邵斌、於遐相比，白楊遭遇霸凌的週期更長，受到的傷害更嚴重。而且，第一次遭遇霸凌後，白楊能獲得的幫助和支援微乎其微，在封閉，充滿暴力的成長環境裡，她自救的能力也更弱。
接受自己被無緣無故霸凌是一件艱難的事，意味著接受自己的無能、軟弱，更是一種巨大的心理折磨。成年後遭遇合作方侵犯時，她如同木偶般愣住，沒有做出反抗，每每想到自己當時的怯懦，白楊痛苦不已，童年時默默忍受霸凌的無助與絕望，又浮現在她腦子裡。
為了安慰自己，白楊會想，是不是自己哪裡做得不對，以此合理化對方的行為，但這不能消解痛苦，反而如同飲鴆止渴，否定自己後她變得更加痛苦。
白楊帶著困擾她多年的問題找心理諮詢師，“為什麼苦難都發生在我身上”。但諮詢師也無法回答她的問題，只能陪她探究每件事發生的過程。
為什麼自己總是不敢反抗？這個問題太重要了，白楊決心要找到答案，經過無數個日夜的自我剖析，白楊終於找到了根源，是自己的父親。小學二年級，由於父親疏忽，她遭遇熟人肢體騷擾，事後她向父親抱怨，父親漫不經心，反過來指責了她一頓。
從白楊記事起，家就不是一個能提供庇護的地方，更令她失望的是，家庭成員也在對她施加傷害，小時候，她習慣於躲避家人——父親醉醺醺的朋友來到家裡，要跟她搭話，她害怕趕緊溜走了，父親知道後罵她不禮貌，有一次她跟姐姐打架，姐姐面露兇光，看起來想殺了她，她嚇傻了，趕緊向姐姐求饒。
她沒法像邵斌、於遐那樣，為自己化美美的妝。“上大學前，我一直被要求頭髮不超過5釐米。如果不這樣做，會被我爸揍”，白楊說。她也是一個愛美的女孩子，小時候二姐偶爾會給她化妝，她樂在其中。但她記得被爸爸看到後，他惡狠狠的眼神。
“被動也是為了保護自己。沒有人保護自己，你心裡會怕。”白楊說。
在一個父權至上、親情關係接近叢林法則的家庭裡，作為家中年齡最小的孩子、食物鏈的底端，白楊在無數次的忽視與傷害中，似乎成了一個沒有任何反抗能力的人。找到了原因，白楊心裡湧上一股憤怒。她必須擺脫那些傷害自己的人和事，和家人斷絕聯絡，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
2020年，白楊與相識兩年的丈夫結婚。在這之前，她與父母斷絕了關係。
但這個決定並不容易，她狠不下心，又寄希望於家人向她道歉，以緩和關係。那天，白楊在電話上特別提醒母親，小時候被熟人肢體騷擾，對自己傷害很大，父親必須為此道歉。
那段時間，白楊剛經歷過男性的侵害，她正在為維權奔波，心力交瘁。跟母親通話幾天後，她再次追問結果，母親在電話裡推脫，“你長大了，過得也挺好的，何必再去揭傷疤，傷害自己的爸爸”。聽到這些，白楊心灰意冷，把家人全拉黑了。“他們從始至終都沒有真正關心過我的感受。”
《身體從未忘記》中寫到，雖然那些很難完全忘記那些傷痛的記憶，但透過一些新的、積極的體驗，我們會從無助、憤怒和崩潰的狀態中走出來，重新控制自己的生活。
夢中，白楊反覆遇見那個孤立無援、渴望支援的自己。她決定採取一種療愈方式：把自己視作自己的女兒，並想象自己能夠穿越回過去，成為自己的母親。“過去我可能沒有這樣的支援，但現在我可以給自己。”白楊說。她可以和自己內心的“女兒”一起面對那些傷害。
2021年，有段時間白楊心情非常低落，為了轉移注意力，她參加了一個技能培訓班。在班裡，她遇到了一位患有雙向情感障礙的朋友Q，Q知道她喜歡貓咪，經常會給白楊發一些貓的圖片和影片。疫情期間，白楊一度處於崩潰邊緣，那段時間Q常常和她打影片電話，給白楊分享自己身邊的風景。
慢慢地，白楊和Q成了很好的朋友。她向Q分享與家人的矛盾，分享自己碰到的煩心事，Q會站在白楊的立場，支援她，指責那些傷害她的人。同時，在一些問題上，Q也會引導白楊換個角度思考，更理性看問題。
Q對白楊的珍視，體現在很多小細節上。她曾經照著給白楊拍的照片，畫成了一幅畫。這份友誼不是單向的，白楊也會在Q不開心時陪伴她安慰她，這種被需要的感覺，白楊很喜歡。
白楊也學著去了解自己的需求。結婚後，在和丈夫的相處中，白楊逐漸意識到自己的很多正常訴求被壓抑了。家人很節儉，姐姐堅持手洗衣服，夏天也很少開空調。她也如此。到上海後，她遇到了丈夫，兩人相處難免有摩擦和爭吵。一次爭執後，白楊問丈夫為什麼不能無條件遷就自己，丈夫向她解釋，感情雙方都有各自的需求，兩人要相互理解和尊重。類似的情形多了，白楊也逐漸意識到，過去她總是討好別人，忽略了自己。她逐漸地坦誠地對待自己，關照自己的感受，按照自己的需求做事，不再猶豫是否開空調，要不要用洗衣機。
製作娃娃，是白楊現在的主要工作，她的作品精緻細膩，栩栩如生。最近，她在為一部話劇製作主角娃娃。她向我解釋，這是商業創作，抑鬱症讓她放棄了藝術創作，藝術創作要自我分析、挖掘生命中的黑暗面，這給她帶來了巨大的痛苦。“我希望找到一種生活方式，讓自己情緒先平復下來，而不是繼續無意義地自我折磨。”白楊說。
白楊也在盡力幫助別人。最近，白楊在網路上看到了一個求助的人，對方也遭遇了男性的侵害，白楊主動聯絡對方，分享了自己維權的經驗，兩人聊了幾個小時，白楊不斷地安慰對方、鼓勵對方。“要是遇到校園霸凌的求助者，我也會想辦法拉他們一把”，白楊說。
對白楊而言，情緒問題依舊棘手。她一個月裡，一半以上的時間都無法工作。她計劃慢慢來，先讓自己放鬆下來，不再恐懼負面情緒，允許自己難過。“自己託舉住自己，然後讓自己慢慢降落，自己接住自己。”白楊說。
（備註：為保護個人隱私，文中人物白楊、於遐、邵斌為化名）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觀廿(ID:vigintidere) , 作者: 孫譯蔚 , 編輯:黃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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