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有很多轉折，很多偶然與必然，這就是邵藝輝告訴《人物》的。她講她畢業後無業寫小說的那些年，火苗是如何重新燃燒的，她的成長，她的覺醒。但她不想只談論自己，她想談論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露絲·金斯伯格，也想講身邊給予她支援力量的女性朋友們。她想講她的母親，她的滋養，她的特立獨行。她想講那些宏大的潮流變遷。所有的線頭交匯成線球。
文｜謝夢遙
編輯｜楚明
圖｜（除特殊標註外）受訪者提供
新導演
一切原本可能就在那一刻結束了。10萬塊錢，卡在10萬塊錢，如果那位導演朋友點了頭，而不是用「年輕人你不要想著掙錢」這種話來壓價，邵藝輝賣掉《愛情神話》的劇本，後來故事的可能性就此剪斷。她也許不會成為導演，不會有那部豆瓣評分8.1分、票房2.6億元的首作。
一切本也可能結束在更早一刻。導演夢在她報考北京電影學院時就破滅了。她想過報導演系，但既定印象裡的女導演，是強勢、幹練、有氣場的，而她聲音小，性格軟弱，害怕與人衝突。她去了文學系，決定把編劇作為未來職業路徑。
命運有很多轉折，很多偶然與必然，這就是邵藝輝告訴《人物》的。她講她畢業後無業寫小說的那些年，火苗是如何重新燃燒的，她的成長，她的覺醒。但她不想只談論自己，她想談論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露絲·金斯伯格，也想講身邊給予她支援力量的女性朋友們。她想講她的母親，她的滋養，她的特立獨行。她想講那些宏大的潮流變遷。所有的線頭交匯成線球。
直到《愛情神話》開機，一切看起來還是有點不可能。那是2021年3月的上海，她瘦瘦小小，短髮，面相看起來比實際的29歲更年輕一點，從未正經進過組。她連對講機都不會用。片場有一兩百人，她細聲細氣的講話常被喧譁蓋住，以至於身兼監製與主演的徐崢會說，「大家安靜一下，聽導演說話。」
有群頭很兇，呵斥群演時，她首先的反應是恐懼，其次而來的才是反感。她不敢直接與之對話，而是請求其他男性工作人員勸諭他的行為。她不習慣喊「卡」，感覺有點做作，有點居高臨下，於是她選擇她的方式，「好」「很好」，她總那麼說。「很好」，不僅代表著一段表演的結束，也代表著肯定與鼓勵。聲音還是小小的。
據她回憶，作為新導演，內心的慌張達到頂峰，是演員並不在場的試拍階段。她拍了一段戲中戲，是倪虹潔在KTV裡唱歌時的背景MV。這一幕在正片裡一閃而過，儘管如此，她還是寫了個劇本，是個黑幫故事：第一幕，飯廳裡兩個幫派談判；第二幕，小弟在狹小走廊裡做交易；第三幕，天台大決戰。全是在劇組酒店拍的，工作人員上陣，一分錢沒花。
那天過後，她至少不再害怕了。第一天正式拍攝，她比自己想象中更為沉著冷靜。恰好那個場景是她熟悉的，在一個探戈俱樂部，她以前總去那裡跳舞。如果說她刻意做了什麼，也許是比她以往的穿衣風格更保守，「不要太暴露曲線」。後來她想，其實這也毫無必要，不該構成某種指導意見，女導演或者女人，想怎麼穿就怎麼穿，只是她還不夠勇敢。
《愛情神話》第一天正式拍攝地——探戈俱樂部
導演是一個綜合管理崗位，作為《愛情神話》製片人的葉婷，首要關注點在於新人是否情緒穩定。邵藝輝做到了，她從未失控，從未崩潰，甚至——從不罵人。其實，這不過是她處事方式的一種延續。「拍電影之前那麼多年，我也從來沒有生氣跟人大吵過。」她說。
製片人關注的另一點是，導演能否完成拍攝進度。邵藝輝完全不用她操心，她拍得很快，從不需要熬夜。葉婷觀察，這是由於她想要的東西非常明確，不拍廢戲，而遇上變故時，她能及時調整。有一場進雜貨鋪的戲，在上海主幹道華山路拍，剛拍了一會兒被有關部門叫停了。劇組決定臨時轉去主場景「老白」家，邵藝輝在路上就想出一些打鼓之類的拍攝橋段，可以用於蒙太奇剪輯。「她腦子轉得很快。」葉婷說。
與邵藝輝年齡相仿的葉婷還有一處顧慮。「我是女的，她也是個女孩，而且我們也都比較年輕，我會稍稍有一點點擔心團隊怎麼凝結的問題。」一起喝大酒是圈內熱絡起來的常見方法，但年輕的導演似乎無意這樣做，她還會主動避開一些社交性飯局。隨著專案推進，製片人的擔憂消失了。「可能人有很多開啟方式，」後來葉婷想，「你用菸酒開啟他們，那就是菸酒的方式。你用職業工作的這種方式開啟，他就是給你呈現這一面。」
邵藝輝似乎跳出某些行業慣例。《愛情神話》對話以滬語為主，但整部拍攝下來，沒有拍一處上海地標，甚至沒有拍一個空鏡頭，導演力爭每一個鏡頭都有意義。「你說一般的導演受得了嗎？萬一鏡頭跳切需要一點空間，她就不拍。」葉婷說。邵藝輝也不認為同一段戲拍很多條，才能拍好。
老一輩的片場規矩是，女人不能坐工具箱，她半賭氣半開玩笑地坐了。她並不熱衷拍長鏡頭，直言自己都不會喜歡那種過分沉悶、冗長的電影。「我認為很多片子它只是比較難看，但是大家會認為這是文藝片，我覺得都玷汙了文藝片的名頭。」她平靜地說，語氣裡沒有任何挑戰的意味，「長久以來預設的東西，不代表它就是對的。」
徐崢管她叫「護本狂魔」。她希望演員臺詞按著劇本來，最好一個字都不要改。她知道她的劇作很大程度上是依託於對白。拍到「老白」與兒子爭吵，徐崢即興發揮說了一句「娘娘腔造反了」，那帶來了一個笑點，但也讓她陷入糾結很久。她擔心這句話會令一些人不適，但她又想，「老白」受限於成長背景也有他的侷限性，最後還是決定留下。
某種角度看，她帶領的劇組就像個多數人能夠定點上下班的公司，10點開拍，通常在6點結束，拍得快的話能5點收工，夜戲不多。但最高負責人是連軸轉的，晚飯後，她將和服化道等部門開會，確認次日安排，然後再去看一遍前一天的順剪，看看有無鏡頭漏拍。有時，她還要改改劇本。入睡對她是件困難的事，但即便失眠，她也從未在片場遲到。「我感覺我好像一天活力滿滿。」她說，「我就發現我可能挺適合做導演。」
以上只是首作時期的邵藝輝。《愛情神話》在2021年末上映，導演名字自此一躍進入公眾視野。而三年後她推出《好東西》，口碑和票房均超越前作。人們發現，她在持續進化。
邵藝輝與小演員
她的片場
李雨萱是在2024年3月初進入尚在籌備期的《好東西》劇組的，抵達上海駐地，已是深夜了。工作人員讓她去辦公室——那是將酒店房間床鋪搬走後臨時改造的。她的職位是導演助理，用她自己的話說，「沒有什麼技術含量，也不是很重要」，讓她意外的是，等待她的是一個歡迎儀式。導演組的人都在，「大家都特別熱情」。她看到竟然有個屬於她的工位，上面擺了很多零食，唇膏、梳子等日用品，還有一張紙，邵藝輝寫道，「歡迎雨萱」。
李雨萱讀大四，並非影視相關專業出身，與導演只在幾個月前的一個線下活動見過。她是觀眾，活動結束時，主動向嘉賓邵藝輝自薦，未來想加入她的劇組，邵藝輝說可以往她微博私信投簡歷。在一般情況下，這似乎是一種客氣的敷衍，李雨萱投了簡歷，但並不抱希望，直到她收到線上面試邀請。她以為邵藝輝會問她電影製作的問題，但更多問的是，「愛看什麼電影，愛看什麼書，怎麼看待女性主義」，她意識到導演應該看過她的微博。她得到了這份工作。
後來邵藝輝告訴我，她收到過不少私信，是李雨萱的真誠、有思考打動了她。關於「面試」——這個詞對邵藝輝好像有點燙嘴，幾次她提到都會卡頓一下，「有沒有比面試更溫和的說法」，她問——她其實主要想解決一個擔心：「我知道你很喜歡我，但是我怕你跟我在一起時間久了就沒有濾鏡了，怕你失望，或者覺得我跟你想象的不一樣。」
確實跟想象不一樣，卻是在另外的方面。李雨萱對導演的既定印象是，「如果別人做錯了，他們會很兇，或者去了片場一句話都不說，讓別人猜不透他在想什麼，要樹立起那種導演的威嚴。」邵藝輝完全相反。
她很柔軟，沒有威嚴。有一次拍攝，攝影機沒錄上，拍完後才發現，一切要從頭來。導演並沒有生氣，攝影掌機則大聲訓斥他的下屬。李雨萱注意到，這個時候，導演反而顯得不知所措。她嘗試勸解，但又似乎不想過多介入他人專業範疇，最後，她把頭轉向了其他方向，神情很尷尬。
年輕的導演與更年輕的助理，角色有時會調轉過來。李雨萱有段時間感冒了，經常咳嗽，邵藝輝一直問她是不是喝水少了，叮囑她要吃藥。李雨萱感覺自己並不擅長洞察到某些細微的需求，比如有場戲，戲中角色鐵梅和小葉躺在床上聊天，小葉說「沒有媽媽會不愛自己孩子，對吧」，監視器後坐著的三位女性——導演、助理和場記都默默地流下眼淚。邵藝輝給其他女孩遞上了紙巾。
「她很關心別人。」李雨萱說，「日常中很多小細節都會自然而然透露出來的那種關心。」處在決策中心，有太多事項優先順序排在更前面，但邵藝輝依然有一種敏感，製片人葉婷觀察，「工作人員一起吃飯什麼的，哪一些人沒有碗，哪些人沒有來、能不能吃到這些，她心裡能惦記著」。
內心而言，邵藝輝對權力存在一種警惕，影視行業恰恰是一個權力更被集中放大的場域。她感到既往輿論場可能縱容甚至正當化了「片場暴君」的形象，「明明可以用溝通的方式，非要攻擊你或者辱罵什麼的，很多人可能都被他罵了，也不好受，但是他們就覺得導演應該這樣。」每當她到現場，一下車就有人給她拎包、盛茶，或者她蹲在路邊抽菸，馬上有人遞過來凳子。她身上的警戒雷達即刻開啟，「我不喜歡被人伺候的感覺」。
她和劇組住在市郊每晚100多元的廉價酒店，而不是與明星演員們住在市中心的五星級酒店。對於新人導演，這是正常待遇，但有了成名作的導演完全有理由「升級」，她沒有選擇這麼做。有明星演員對居住條件比較在意，聽說導演住處後，便不再多說。廉價酒店條件很差，地毯髒兮兮的，邵藝輝愛乾淨，換了一套床罩。房間裡最大的一筆開銷可能是宜家買的一把1000多塊錢的人體工學椅。
邵藝輝想塑造一種友善、平等、愉快的片場氛圍。拍第一部片時她就是這麼做的，但更多是出於本能反應，沒有刻意思考過改變，「我的力量比較小，我要想的事太多了，我來不及想」。到了《好東西》，她有意識地往她想要的方向推動。
邵藝輝在片場
早在籌備前期，主創們在駐地吃飯，整個房間裡只有咀嚼聲，邵藝輝想要活躍一下氣氛。但她又不想聊些廢話，突然想到，可以聊些普魯斯特問卷上的問題：你最喜歡的藝術家是誰？你最希望擁有的才華是什麼？你最大的恐懼是什麼？不只是破冰，她真的對人好奇。在她提問時，導演的威權自然消解了，她有點像個天真的孩子，也有點像個記者————那是她小時候最嚮往的職業。
團隊成員間的瞭解加深了。一個負責後勤的大哥，外形比較粗糙，說到自己喜歡製作小手工，大家都很驚訝。美術組的兩位男士，共事了五六年，反而是在這個時刻，才看到彼此在工作交集之外的其他世界。
有次閒聊，聊到泰勒·斯威夫特，李雨萱唱了幾句她的歌。之後導演聽到什麼歌，就想著和助理一起學著唱。再後來，換場等待時，導演招呼工作人員來唱歌，更多人加入了。她為此買了自帶音響的話筒。每次都是導演先唱，「因為我唱得不好聽，我這麼一唱大家就敢唱了」。他們還一起做廣播體操。在《好東西》的劇情裡，常有歌聲響起。戲裡戲外，形成一種呼應。
「我每天都在說話，很多時候都跟工作無關，」邵藝輝說，「我喜歡給大家提供情緒價值。」
這種歡脫氣氛，反而有利於提高效率。一旦開拍，大夥兒變得有序且專注。主場景在同福裡舊改區的一個小院裡，有前輩演員來探班，會問：「你們在裡面拍了？怎麼會這麼安靜？」其實拍攝正在二樓進行著。和《愛情神話》一樣，《好東西》比計劃提前一週殺青，只用了41天。
說到探班，不同於對外防範森嚴的行業慣例，邵藝輝的態度是開放的。各路探班人士源源不斷，有時一天下來，訪客送來的奶茶有三四輪。李雨萱的男朋友來上海找她，邵藝輝知道後，主動提出可一起去片場，於是男朋友坐上了導演組的車。「挺意外的，我自己覺得這樣可能會有點不合適。」李雨萱說。
一些朋友會得到導演臨時安排的角色。「我知道怎麼讓他們演得更好，或者怎麼規避不好的地方。有一些人可能適合說兩句話，有些人不適合說話，我對這些是有把握的。」邵藝輝說。
她和明星演員保持著一種平等的關係。「他們都是很好的演員，也不給任何人帶來壓迫感。」她說。更多時間，她和工作人員待著。和主演們一起吃飯，還是開拍前由出品公司麥特文化創始人陳礪志張羅的家宴，互相認識了一下。明星演員通常工作結束就回到各自休息室，她很少去打擾。但到了拍攝後期，演員演完也不走了，坐到監視器旁，大家一起聊天。「雖然她不跟演員喝酒幹嘛的，但是大家都處於一種創作的激情的氛圍裡面，很開心。」陳礪志說。
演員很脆弱，一定要好好保護，這是她的理念。即便遇到她不滿意的地方，她說的不是「不行」「不好」，首先表達肯定，然後才提出自己的看法。整個拍攝期，她一直是這麼做的。
一些時候，演員和導演對錶演方式存在分歧。她會讓演員按著自己心意演幾遍，「留在剪輯臺上再看，不滿意就剪掉」。也許只有一次例外，時間緊急，她知道不能再耗下去。「這不是我想要的。」她說。
儘管這個說法遠遠算不上粗暴，儘管她評價他們的合作自始至終是愉快的，邵藝輝並不希望這段分歧被網際網路放大審視。「這個就不細說了。」她說。
《好東西》開機現場
閒散時光
時間回到2014年，邵藝輝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進了編劇公司。按別人提供的大綱寫劇本，而非自己創意，這對於她來說很乏味。行業對年輕編劇並不尊重，他們沒有話語權，稿子會被改得亂七八糟，有時還署不上名，甚至拿不到報酬。這段經歷對於她是個祛魅的過程，她發現一些導演能力糟糕，但也從未想過取而代之。
朋友蘇蘇（網名）在那個時期認識了邵藝輝，他們偶爾在一些行業飯局碰到。「飯局是個資訊交匯中心，圈子裡面這種大哥大編劇，經常組織飯局，如果不去參加這個飯局的話，意味著你很有可能沒有機會。」蘇蘇說。
在那種飯局裡，男人總是主導者，長篇大論地講述。她展現出一種微妙的遊離態度，既不從眾吹捧，也不貿然打斷，她會語帶諷刺地誇讚：「原來這樣，你也太牛了！」有一次，飯局裡的一位大佬說起他一貫尊重女性，邵藝輝脫口而出：「你怎麼不帶你老婆來？」
很快，她就意識到所謂「參加飯局積累人脈」是個糊弄年輕人的說法。「如果不會來事就得不到機會，我寧可不要這個機會。」她對自己說。
那時，戀愛才是她生活的重心，為了愛情，她在畢業半年後去了上海，自此離影視行業遠了。她不去當飯局上那道秀色可餐的配菜了。她離市井生活近了，她住在弄堂，認識了很多街坊。隔壁鄰居在菜市場賣菜，家裡的老鼠好幾次竄到她家裡。因為不用朝九晚五上班，她有很多時間聊天、喝咖啡、買菜。她寫了很多小說。有一本在2016年出版了，並沒有成為暢銷書。另一本投入更多心血，最後未能出版。她在家哭了兩天，又搬了一次家。很快也就忘了。
選擇這種生活方式，是由於很早她就意識到，奢侈品或者更大的房子，並不會給她真正快樂。但她並不是要抨擊別人，「整個社會的氛圍、社交媒體，不停地在給你灌輸這些，總在渲染人應該過好的生活，或者人應該追求成功。消費主義對女性的毒害。」這才是她想說的，結構性問題。
儘管她認為早就擺脫了很多舊式觀念的束縛，比如談戀愛要考慮對方物質條件，她也有樸素的正義感，比如飯局上有人借喝醉對女孩動手動腳，她會制止，但直到2018年後，她身上才真正有了一種女性主義的覺醒。她視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露絲·金斯伯格為楷模。不是偶像，是楷模。她對語詞使用有一種異常敏感。「偶像」難免帶有一種粉絲狂熱。除了受社會事件的影響，讀書也促進了她改變。她讀《第二性》《女性的權利》《如何抑止女性寫作》，當然還有上野千鶴子的書。她意識到自身存在的厭女，「我也有很多矛盾的點，我們很難活得很自洽」。她反思她的語言習慣，反思對某些同性的煩厭。「其實很多你討厭的點去深究，跟我們從小被整個文化環境塑造是有關係的，她也不想這樣。」再一次的，結構性問題。
愛情觀也發生了變化。她不再為愛而不顧一切，或者說，愛情不需要瘋狂。她承認她曾在關係裡變成卑微的那一方，曾在PUA的漩渦裡。「我小時候很愛談戀愛。」她說，「我投入了很多的精力感情用在那上面，但後來我就發現這不能成為你的全部。」
到了2019年交房租時，賬戶上只有兩萬六了，她想到可以在朋友圈賣電子煙。她開了公號，第一篇文章是《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的人如今都在幹什麼》，介紹她正在乾的事情。電子煙生意徹底失敗，她做中間商，總共賺了不到500塊錢。文章倒是火了，閱讀量達到50萬+，掙了兩萬多打賞。但副作用也很強，招來校友罵聲一片。她氣得整晚睡不著覺。
這一年，邵藝輝的人生似乎來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公號起勢不錯，很快接到了內衣的軟文。脫口秀也在吸引著她，朋友拉著她參加了一個訓練營，她動過念頭，要不要繼續嘗試。還是與一位有過很多電影經驗的大學師兄聊天，她才進入到後來的軌道里。你應該做導演，師兄說了這句之前從沒人對她說過的話。「怎麼可能，我不會。」邵藝輝說，大學導演課她都逃了。沒有你想得那麼難，師兄說。
於是，在這個好像還沒有找到未來確定方向的節點上，她邁出了第一步，寫劇本。受社會新聞的啟發，她想寫一個找門的故事，老頭兒一覺睡醒，家裡的門被偷了。她寫了10場戲，突然發現感情戲才更有意思，「什麼話都不明說的感覺，你來我往，欲言又止。」她轉了方向，寫都市中年人的愛情。
這一次，她真正按照自己的心意來寫劇本。不先列梗概大綱、人物小傳，直接下筆，跟著感覺走，不可避免地，「會寫很多廢戲」。她看過《救貓咪》等編劇類工具書，但不套用裡面的模板和教條。她的劇本甚至沒有明顯的三幕式結構，但她有一種意識，寫劇本同時在想怎麼拍、去哪拍。
她向來喜歡的文學型別偏向諷刺自嘲，這影響了她的劇本風格。她是帶著一種短篇小說的思路在創作，「決定故事是不是精彩的，不是那些框架，是具體的肉」。肉是什麼？是情感，是細節，是人物之間的糾纏、碰撞。從一開始她就放棄寫強故事，而是著重刻畫那些很細微的變化。
對白部分，她寫得很慢，很少有什麼靈光乍現，「覺得這句不精彩就重新寫」。她摸索出一些技巧，答非所問，能讓對話產生幽默。但不只是有趣，還要言之有物，且與劇情有關聯。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場邵藝輝變出多個分身的話劇，角色說的話，「都是我想說的，但看上去像不同的人」。
《愛情神話》寫完，她投了幾個電影節，均石沉大海。她試著不去擔心，但還是有點焦慮。她想著把劇本賣掉得了，於是有了本文開篇那次失敗的議價。成為導演，並不是否定她的過去，「相當於去賣電子煙、去寫公號一樣的，就是讓我找了一個事兒去做，並沒有更高階」。成為導演是接續她的過去。2020年的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她決定再做一次嘗試。
2020年的邵藝輝
過關
七七（化名）注意到那個女孩的沮喪。她在臺上有些緊張，規定7分鐘的劇本介紹時間，她只講了5分鐘。「你又不是上海人，為什麼要寫上海人的故事？」面對嘉賓提問，她沒有給出一個有說服力的回答。這是西寧FIRST電影展創投會的提案彩排，按拼音順序，《愛情神話》排在第一個。下臺後，邵藝輝徑直去了草坪抽菸，一個人。作為FIRST工作人員，七七決定加入她。
「其實你的劇本特別好，我們組委會的人都特別喜歡。」七七對她說，繼而告訴她，一些劇本在推介時適合從故事情節出發，而另一些適合從人物的角度出發。七七從美國留學回來，是個熱心腸，FIRST是她第一份工作，她對每一個遇到挫敗的創作者都是如此，甚至願意幫他們改PPT。邵藝輝聊到她在上海的經歷，七七幫她梳理，可以抓哪些點分享。是的，不是上海人，當然可以寫上海人的故事。
邵藝輝能夠殺入此階段，已經過了兩關。第一關，提交2000字左右的劇本大綱和前15場戲的劇本，從七八百個專案裡，初審挑出100個。七七對邵藝輝這個名字留下印象，「因為她文筆比較好，很容易出來」。第二關，提交完整劇本。「雖然沒有什麼型別片那些東西，實在是寫得太靈了，裡面的臺詞也特別好。」七七記得有位評審單拎出《愛情神話》評價，表達對劇本的喜愛，認為自己都要學習。
到了第三關的市場公開周，30個專案只能留下一半。每個入圍者都帶了同伴助陣，有的帶了製片人，也有編導雙人搭檔。在FIRST工作的幾年裡，七七從未見過男編劇搭配女導演，都是女編劇搭配男導演。很多入圍者是電影節常客，和主辦方寒暄著。只有邵藝輝例外，她幾乎誰都不認識，獨自到場，穿著一條裙子。她感覺到了一些奇怪的眼神，她想那些聲音在說：「她也不像個導演啊。」
好在她只是搞砸了彩排。她在正式公開陳述上，接受七七的建議，用中國人在羅馬的奇遇開啟局面——那並不是主線劇情，是片子裡「老烏」的那段口述。「其實就是吸引人的眼球。」她說。效果很好，劇本輔以她的演繹，令她成功晉級。後來她想，那真是一個重要的時刻，在無人注意的角落，一個女孩幫助了另一個女孩。
15個帶著導演之夢的年輕人，就這樣來到西寧，準備參加FIRST電影展創投會終選。電影展另有一個拍短片的訓練營單元，創投會的「準導演」被邀請去那些臨時劇組鍛鍊。一些人略有經驗，做起執行導演，而邵藝輝只能做場記。
對於創投會來說，投資方選的是專案，也是人。「現在創投越來越卷，以前大家憑劇本說話，現在市場考慮的維度更廣了，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競選——創作者本身也在他們的考慮範圍內。」七七說。有限的展示時間裡，如何讓人印象深刻，也許需要一些「小花招」。宣講專案時，有人盤腿坐到地上；有人舉著磚頭上去；有人把衣服撕開，讓大家掃二維碼。邵藝輝在臺下很緊張，便喝了一點白酒壯膽。她興奮起來，有點想跳舞，身體開始出汗，鞋變滑了。輪到她時，她脫掉了拖鞋，光腳站上臺，酒勁給了她勇氣把話頭引向評委馬伊琍。
後來，邵藝輝聽到一些聲音在說她「博眼球」。她是個敏感的人，在誇讚為主的反饋裡，能感知到這些細小的刺痛。但也可以追溯某些結構性問題。「一個女性一點微小的行為都會被放大，但是一個男性如果做成這樣，大家只會覺得這哥們兒牛。」七七說。
《愛情神話》的劇本一路殺到最後，連奪兩個獎項。但七七知道，那個西寧的頒獎之夜製造出夢幻泡泡，但有一些會破碎。每屆創投會，能有三個電影拍出來就算幸運。後面很快將有下一個電影節，下一輪創投，很有可能，「你回北京之後就沒有人會理你了」。一個劇本距離一個院線電影，還有很遠的路。
邵藝輝在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創投會上宣講劇本
幸運之處
那屆FIRST創投會，最熱門的專案是一個成色很好的商業片。麥特文化老闆陳礪志有三個心儀的劇本，《愛情神話》本不在其中。但邵藝輝上臺後，陳礪志對她鮮活的表達留下深刻印象。同時他感到，拍一部滬語對白為主的電影，會是一個開創性的嘗試。那之後，他委託製片人葉婷在北京與邵藝輝接洽。
看過故事大綱，葉婷就覺得《愛情神話》值得做。但與業內朋友聚會，聊起她手頭的專案，大家都不接話了，沒人對中年人的愛情故事感興趣。相反，她很興奮，覺得是個新鮮視角。讀過劇本後她更添欣賞，雖然沒有跌宕起伏的故事線，但搭建的人物關係有吸引力。比如離異的夫婦，她舉例，沒有變成仇人，「黏合度還蠻高的」。
與邵藝輝的初次見面，對方穿著運動背心。葉婷對談話內容大多想不起來了，印象最深的反而是那個形象，「身材也很好」。她沒穿職業套裝。她不壓低嗓子說話，有時你想鎮住場子會不自覺這樣做。她很鬆弛，沒有任何假裝成另一個人的感覺。她很容易交付自己，見面不到一小時，她就自然地聊到前男友等個人話題。葉婷問她以前拍過什麼，邵藝輝發來大學時拍的一個短片。「一個人在盆子裡裝了好多葉子，在那洗葉子，反正很奇怪的一個東西。」葉婷向《人物》回憶，「我一看說你可別再發給任何人了，太可怕了。」
邵藝輝和葉婷
很多方面看，邵藝輝像一個沒有變成大人的兒童。她說話大膽直接，與麥特文化老闆陳礪志認識不久，就問他：「你是不是直男？」她有一種過於誠實的坦率。「她會說冷得我要拉稀，這個是對於一個女孩來講，不太可能說出來的話。我很震驚。」朋友蘇蘇說。她承認自己不夠社會化，大概是因為從來沒有進入過職場。在一些嚴肅場合，她反而想笑。「我就覺得他們就很搞笑，好像在演大人，然後我也覺得我也應該像一個大人一樣，但我又知道我在假裝。」
就是這樣一個人，做導演的意願是堅決的。對於合約，她只改動了一個格式條款，要求片方不能中途另請導演拍攝，她的編、導身份必須是一體的。她執行力很強，對於片方提出的劇本上一些小問題，很快修改完成。
「我們公司的專案，任何一個新導演都不會被欺負的。」陳礪志說，作為出品人，他信奉導演中心制。製片人葉婷搭配攝影、美術、聲音等主創班底時，每一個崗位會找兩三個中生代人選，帶著方案來聊，再由導演決定最契合者。相比滔滔不絕的人，邵藝輝更傾向選擇話少的人。
在這些前期溝通裡，邵藝輝不拽術語，也不避諱她不懂的地方。「她沒有強努著說我要去表演一個導演，」葉婷說，「我是怎麼樣，我就攤開給你看。」
有一位演員，邵藝輝一直很喜歡，希望他出演，但在見面過程裡，氣氛微妙變化了。他們在一些理念上難以調和。「如果我們還合作的話，我會有很大的情緒負擔。」她想。她聽過之前一些業界逸事，因為有的合作者過於強勢，「拍攝會很心累很內耗」。
這位演員的加盟似乎板上釘釘了。「可以發合同了吧？」次日，監製在內部群聊裡催促。邵藝輝做了一番心理鬥爭後，在下面回覆一堆表情包，然後說：「我覺得有一點難合作，我有點怕他。」一種弱弱的反對方式。
在葉婷看來，邵藝輝的表現，其實是一種很大的勇氣。按照行業慣例，主演的決定權在監製、出品公司，而不在新人導演。在導演、監製、出品人、製片人組成的這個群裡，邵藝輝是唯一的反對票。陳礪志的私信馬上發來了：「你知道我有多大壓力嗎？」他抱怨邵藝輝「太難搞了」。她知道突破口在徐崢那裡，於是，她提醒他此前見面的一些不愉快的細節。
她聲音不大，年齡最小，語氣弱弱的，但她讓所有人知道，她不會妥協。最後，她這一票贏了，那位演員未被啟用。
但本質上，她知道，這不是反抗，而是逃避。「有的導演是把藝術標準放在最前面，他覺得只要這個演員能演好，我願意去託捧著他或者是委曲求全，這是另一種工作方式。」而她心理素質不夠強，不敢衝突。
「這是我幸運的地方，所有的人不管演員還是主創，都是認可我和我認可的人。」邵藝輝說。出品公司沒有違揹她的意願，往劇組裡硬塞人。這為她順暢執行她的導演思路以及打造她想要的片場氛圍，奠定了一個基礎。她的起點，處在一個對年輕女性創作者非常友好的環境裡，正如後來她所總結：監製徐崢既專業又謙卑，對每個工作人員都很尊重；陳礪志有魄力，不干涉創作，願意放權予她；演員老師們投入又友善。更不用說同為女性的製片人葉婷，同樣溫和，在人情世故又比她更為老練——導演探班徐崢劇組時送的是書，葉婷建議她應該再帶一份如紅酒之類的禮品。她後來的輕盈起飛，正來自這種種因素的疊加。
邵藝輝和徐崢
拍攝期間，出品人只提了兩個修改建議。「老烏」去世時，邵藝輝只拍了背面，陳礪志感到應該有正面鏡頭，留給觀眾一個情感釋放的出口。導演覺得有道理，於是補拍了。「老烏」葬禮，按照劇本馬伊琍飾演的「李小姐」本該在場，但她檔期衝突就沒拍進去。陳礪志與演員重新協調時間，後者同意補拍，但邵藝輝感到這段偶然促成的處理其實更合理，「李小姐跟老烏沒有那麼熟」。陳礪志很不高興，但最終同意不再補拍。
《愛情神話》的後期，剪輯指導剪了一版；徐崢在前者基礎上修改了一版；邵藝輝本來沒敢參與，是陳礪志建議她也剪一版。最後，出品人選擇了導演版。作為監製，徐崢很公允，他沒有強推自己的那一版。
上映前，發行方建議，另做一個普通話版本，能保證多2億元票房。陳礪志想了兩天，否決了。他認為這樣做會損失一些「原汁原味的東西」。「有的作品，它不光是賣錢的。」他告訴《人物》。
後來的故事，你知道了。
《愛情神話》拍攝現場
慢工細活
2022年的春天，因為工作需要，邵藝輝已搬回北京。她正在創作《愛情神話2》。接續前作，李小姐的前夫出場了，格洛瑞亞的臺灣老公也出場了。現實世界裡發生的一些新聞令她停下來，筆下布林喬亞式的氛圍變得不合時宜。
她轉而寫一個新的故事，一個名字叫「鐵梅」、帶著女兒的單身母親的故事。這是一個簡單的設定，有無數種展開方式。她面前的挑戰是，劇情如何編織得有新意，邏輯也要站得住腳。她想寫2.0版本的女性敘事，女人不是經歷全程的壓抑，在電影最後才覺醒。主角在故事的開端就已經有了進步觀念，隨著故事展開，她依然「會遇到很多新的問題」。
劇本里，她創造了一個比現實更理想化一點的世界，沒有真正的壞人，所有人得到原諒。男人們也讀上野千鶴子，把「結構性壓迫」掛在嘴上。學校老師能妥善處理學生之間的舉報。婚姻中犯了錯的人，不會一直被釘在恥辱柱上，能翻過這頁，繼續追求幸福。單親家庭，脫離苦難敘事，也可以自由自在。
「她不想去重複一些已經說過的話，已經表達過的東西。」後來成為邵藝輝密友的七七說，「她喜歡新鮮的視角，新鮮的表達。」
從出品人陳礪志的視角看，她的創作很慢。原計劃2022年11月要開機，推遲到次年3月、次年下半年，一直推到2024年的3月。但七七知道，「平常她寫東西很快，但否定自己也很快」。與文學策劃討論劇本時，七七也常在場，對於別人提出的劇情走向，邵藝輝基本都想過，而且很多時候，她早就落在筆頭上舍棄了。第一稿在陳礪志看來，「已經接近於成品」，馬上可以拍，她自己不滿意，大多設定都推翻了。在那個版本里，另一位重要角色小葉有抑鬱症，沒有戀愛線，故事基調偏灰暗。「她會反覆去敲打，她這樣去做設定和表達是不是合適的，跟當下連結的質感是什麼樣的，觀眾看到這個結尾是什麼樣的感受。」葉婷說。
主角「鐵梅」的身份設定是一個曾經的調查記者——那也是導演對自己職業理想的投射。她沒有做過一天記者，就用了最笨的方法。她去找以前採訪過她的記者，透過社交媒體去結識更多，她的微博關注一批媒體從業者。她請他們吃飯、喝咖啡，聊他們的經歷。對方一邊講，她一邊用電腦記。她想了解很具體的實務操作，比如記者與想改稿的編輯如何爭辯，也學會一些「行業黑話」，比如「5000字要有5個信源」。
她去公號「正面連線」參加選題會，圍著圓桌坐，並無特別介紹。她沒有主動說話，但主編會把問題拋給她，她就貢獻一點想法。有一些瞬間，她好像真成為其中一員了。選題聊到某位導演，大家探討他劇作中某處設計的意圖，她輕巧點破：「其實你們想複雜了，可能他沒想那麼多。」主編很自然地對她說：「你要不寫一篇？」她去了兩次，如果不是時間緊張，還想去更多。
2023年初，苑蘇文經一位從未緣面的同行介紹，得知邵藝輝想找她聊聊。這位輾轉過多家媒體的資深媒體人對於談起過往經歷很謹慎，曾拒絕過一些影視圈人士的訪談邀約。但她很喜歡《愛情神話》，這是她近年唯一帶著母親去看過的電影，於是破例答應了。她們多次見面，她把她的故事講了出來，她曾做過的調查報道，她遭遇過哪些危險與困難，她正在經歷的離婚，她和她的孩子，她捲入的網暴，她作為留守兒童在農村長大的經歷，還有最後一次跑突發，那是一場空難。邵藝輝告訴苑蘇文，她想在電影中設計一段平行剪輯，鐵梅不斷求職碰壁，交織她過往穿梭在不同新聞現場的鏡頭。這處設想後來並未實現。而苑蘇文講的許多故事，只是作為樹立角色的靈感存在，並未直接體現在電影中。如今已離開新聞業、在英國求學的苑蘇文在電話中告訴我，邵藝輝最終選擇輕盈處理，不意味著她對那些厚重一無所知。
邵藝輝對「鐵梅」的情感愈發深入。最初寫人物小傳只是為了讓美術部門更貼切設計場景，「鐵梅」的小傳越寫越長，從100多字，竟寫到4000字，包括她大學修過哪些課、做記者時寫過什麼新聞。「讓更多人活得更好，讓更多人獲得尊嚴。她不想成為人上人，想要世界上沒有人上人。」她把這些話寫進去。小傳沒有在開拍之前讓演員宋佳看。她怕寫得太細了，演員「想太多，反而不知道怎麼演了」。
她大量閱讀。原本劇情有抑鬱症的設定，她去讀心理學的書。她讀記者法拉奇的傳記。「很多導演，把這份工作外包出去了，給助手去做。她全部都是一手的資料自己去消化。」七七說。這位朋友感到，邵藝輝並不只是工作，她享受這些過程，「她對世界有好奇心，願意接觸新的事物，願意思考，這些已經形成她的一個日常」。
到了後期，聲音混錄完成後，她發現對白修得過於乾淨，一些咳嗽聲、打嗝聲、語氣詞被去掉了。不是所有人能發現這種微小差別，也不是所有人會對此介意。但邵藝輝認為，這樣會讓影片失去真實的質感。憑記憶，她從原始素材裡把那些聲音重新打撈，「全靠我一個人記，因為其他人都沒有我熟」。飯桌上吃麵的吸溜聲，和說話聲的大小配比，她一遍遍除錯。連續兩個星期，她天天從城裡往遠郊懷柔的錄音棚裡跑。拍攝時她沒有因為壓力哭過，這階段卻哭了。
片中的每首歌都來自她的挑選。歌唱不能蓋掉人物的說話聲音，還得對應情緒的節點，與畫面相扣。就連製作完成的版本，她隔段時間再聽，覺得情感穿透力可以更強，就會請作曲老師重新調整，改變唱腔與節奏。
「那叫一個精益求精，本來要交片的時間，就真的是往後延。」葉婷說。
片尾曲是個遺憾，她想用Abba樂隊的《chiquitita》，感覺歌詞大意「小女孩不要哭泣，太陽依舊會升起」無比貼切結尾處母女依偎的畫面。版權方不授權，她寫了一封長信，動情地講到這首歌在她童年時期留下的迴響。但沒有用，未到談價，對方依然拒絕。她痛苦得好久睡不著。
「我是一個細節上方方面面都很在意的人。」邵藝輝說，「我沒有別的愛好了，這件事就是我最想做的，我就得做好。」
圖源電影《好東西》
一些堅持
認識一下陳礪志，邵藝輝的伯樂。這位曾經的媒體人於2008年創立的麥特文化，一直是家純粹的電影營銷公司，近年才轉向製作，同樣沒有大開大合劇情但獲得豆瓣高分8.0的《走走停停》也是這家公司出品。他給人的感覺更接近一個文藝青年，辦公室裡擺滿各種小擺件，一個巨大白熊懶人沙發趴在地上。「我是一個女性主義者，」聊天中他告訴我，「我是一個女性至上的人，我是很尊重女性的。」他對此很自信，以至於邵藝輝送他上野千鶴子的書，他從未開啟過。「那種書對我就沒什麼用，我不需要啟蒙。」
關於陳礪志，我最早聽到一個故事是這樣的。《好東西》裡有一句臺詞是「快車太臭」，品牌方願意給一筆植入贊助，前提是拿掉這句話，哪怕改成「快車太悶」都行，邵藝輝不同意。她給我看她與陳礪志的微信對話，後者只是轉達品牌訴求，然後很痛快就和她站在同一陣線。「我要保證你故事的完整性，維護你的創作。」他說。
實際上，在《好東西》的製作過程裡，兩人並不總是一致。由於不再設監製，老闆與導演的溝通更加直接，也由於邵藝輝的自主意識更強了，拉鋸時有發生。
從起片名就有衝突。陳礪志認為應該叫《愛情神話2》，從IP延續和傳播角度，這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操作。邵藝輝認為這是「瞎來胡來」，兩個故事毫無關聯。她很長時間也沒想好叫什麼名字，還是用倒推的方式，從劇本里找出「好東西」這麼一個高頻出現的詞。哪怕有的投資方提出，如果不改回去就退出，她也不妥協，「差點跟片方鬧掰」。「雖然她本身是一個很隨性的人，但是背後她底層邏輯是很強的。特別跟創作相關的，她會把底線死死地守住。」七七說。
在《好東西》裡，邵藝輝在觀點和態度上較前作更為鮮明。陳礪志做宣發起家，對社會反響有預判經驗，基於劇情和對白中的風險，做出若干提示。如果她不能理解，便是爭端的開始。劇中鐵梅喝止陌生男人在牆角小便的橋段，在最初版本里，是她上去踹了一腳。陳礪志不同意這個處理。「你放大了一個男性的負面形象。其實有時候一個計程車司機真的憋不住了，他就把車停那兒撒尿。你不知道這個人因為什麼，你就把他獨立地放在這裡，某種程度上你在製造一個性別對立。」他一度考慮把整段刪掉。
爭執不下時，邵藝輝微信經常被陳礪志拉黑。「他倆的這種關係，我覺得像兩個小朋友，都有很弱智的時候，也都很有自己的個性。」葉婷說。邵藝輝說，她和老闆其實並無私交，工作之外，平時不吃飯、不見面，也不聊天。
至少在陳礪志舉的例子裡，或者是邵藝輝全然勝利，或者是，做了某些變通，她想表達的依然在那裡。「我可以態度很溫和，但要找到各種辦法，慢慢磨，我怎麼著我都要達到。」她說。
不要以為邵藝輝是固執己見的人。正如陳礪志所說，對於一些風險點提示，如果她能理解，很快便刪改。《好東西》的粗剪版有140分鐘，專業測評反響很好，但邵藝輝覺得太長了，砍掉好幾場戲，合計有20分鐘，完全是她自主決定，沒有不捨。其中有一場戲是小葉在胡醫生的房間彈吉他唱歌，葉婷為之惋惜，「非常唯美的畫面，人也美，拍得又很洋氣」。
她的思考是不斷進行的。開篇鐵梅母女搬到沒有電梯的房子裡，遇到小葉，鐵梅說她的腿是走樓梯才又長又直。邵藝輝會自我逼問，這句臺詞是不是帶有凝視意味，還在關注女性的腿直不直。但在那個情境下換成「她的腿那麼孔武有力，所以走樓梯是好的」又沒有說服力。她一直想不到更好的處理。
《愛情神話》中，高跟鞋是個推動劇情發展的重要物件，有句臺詞大意是沒有一雙名貴高跟鞋的女人一生不算完整。邵藝輝反思這句話釋放的負面訊號，在《好東西》中，高跟鞋徹底消失了。「它跟我的理念是比較違背的，符號感過重，也給女人帶來很多不方便，腳趾會畸形。」她說，「我再寫任何題材，只要裡面有一個女性角色，我可能都會代入我本身的價值觀和對女性的態度。」即便走紅毯，她腳底也是一雙球鞋。
邵藝輝穿著球鞋走紅毯
她很注意表達的分寸，「花很多心思去把寫的東西溫和地埋在裡頭」。如果一個觀點可能觸怒到某些受眾，她會考慮由哪位角色來說，會降低冒犯性。有句臺詞是「不要再打拳了」，熟悉網際網路的人都知道這句話的另一層含義。原本設計裡，鐵梅會輸出更多智慧、幽默的金句，她擔心說教性太強，就讓鐵梅前夫承擔一部分「說教」功能，從大部分觀眾反應來看，前夫笨拙的形象反而是可愛的。
這不僅僅是一種策略，這是她性格里本有的一部分。「我不想把男人塑造成渣男，我不想矮化任何人。」她說。在《愛情神話》後接受的一些採訪裡，她常在談論女性的困境之後，也為男性辯護。她指出結構性問題，「不是男人的錯，也不是女人的錯。」
「可能很多人覺得她寫的東西很輕盈，好像不夠嚴肅或者說不夠鋒利。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刻板印象，你不夠苦不夠慘，層次好像不夠高。」七七說，「輕盈更難，她確實在瞭解議題（之後），舉重若輕地在說這些東西。」
劇中有一個段落，小馬容易拉稀，鐵梅的小孩便要了兩杯熱水，一杯給小馬，「你要拉稀了」，一杯給鐵梅，「你要流血了」，接下來，眾人圍繞月經聊起來。邵藝輝說，她不會為了某個話題，強行設計整一齣戲。前面情節是，男人對拉稀羞恥，但女人覺得沒事，「你要拉稀，但我有紙，有一種我罩著你的感覺」。她寫戲習慣深入挖掘，對於羞恥這個感受，她覺得意猶未盡，便有了後面有關「月經羞恥」的討論。
那段孩子猜聲音與母親做家務的平行剪輯裡，孩子幾乎全猜錯了，暴雨的聲音是煎雞蛋，岩漿的聲音是煮粥，龍捲風的聲音是吸塵，海豚躍出大海的聲音是洗蔬果。「我總覺得大家有點太貶低女性做家務勞動，所以我想把這種家務勞動和一些很壯闊的、很大的東西結合在一起。無數的無償的家務勞動，細碎的、繁瑣的、無聊的、沒有意義的、重複的家務勞動，構成了我們整個人類歷史長河。」邵藝輝說。
她在表達嗎？當然是，但一切是貼合著故事。或者說，隨著鏡頭前進，她的表達是自然流淌出來的。鐵梅家書架上的書，是她向出版社借了幾千本後從中精心挑選的。「鐵梅是個知識分子，她看什麼書是很重要的。」她認為不能簡單交給道具部門處理。
搬家公司的名字叫「袋鼠媽媽」。背景畫面裡，男人（而不只是女人）在買菜、接送孩子。女人（而不只是男人）是修理工、外賣員、搬運工。鐵梅衣服、帆布包上的logo。牆上的標語。路人唱的歌。都有她的表達。
她從生活中汲取養分。鐵梅騎平衡車震懾尾行者的情節，正是邵藝輝朋友張春的真實經歷。
鐵梅下夜班坐地鐵的那場戲，是直接找了趟末班地鐵去拍的。小分隊作戰，只有十幾個人，群演都是導演組兼的。在首發站上車，沒有其他乘客，他們還奇怪，後來才知道，那站是火葬場。過幾站就上人多了，為不影響秩序，時間只夠拍3條。葉婷扮演女乘客，在鐵梅睡著倒向鄰座男士時，將她輕輕搭到自己肩上。這一幕並不在原來劇本里，是邵藝輝後加的設計。
「一般人可能就忽略了，但是她捕捉到了，她把它用上了。」葉婷說，「我覺得每一次選擇，都是她一種觀察的體現。」
電影中的地鐵一幕圖源電影《好東西》
小姐妹
你可能已經注意到了，七七在前文出現的頻率有點高。講述邵藝輝的故事，怎麼能不講她和女性友人的情誼呢？一開始，邵藝輝就很喜歡性格大大咧咧的七七，她也一直記掛七七對她的幫助。兩人關係的升溫，源於一次徹夜長談。
邵藝輝是一個會時常陷入抑鬱低潮的人。拍電影之前，她以為不開心源於自己的一事無成，但在《愛情神話》獲了各種電影獎項後，快樂只發生在領獎瞬間，下臺之後，她依然會迴歸那種習慣性的難過。2022年春天，在創作《好東西》的過程裡，她感到她無可救藥地沉向深淵深處。遇到了什麼，難以具象地表達。意義的喪失，美好的轉瞬即逝，某種無力和羞愧，或者用七七的話說，「她不知道怎麼逃離無聊」。
一個晚上，邵藝輝與七七喝酒聊天，一開始，她們聊的是男人、生活和情感。但很快話題轉向其他領域，她們聊公共話題，聊國際政治，聊人類的命運。以前飯局進入這些嚴肅討論，女孩常常是附和者、捧場者，但這一刻，她們實現了真正的雙向交流。
邵藝輝感到和七七無比親近，女孩們的聊天，可以有更廣闊的領域。她們都有激昂輸出，她們都有留心傾聽。她們實現某一頻率上的靈魂共振，她們都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對方。當晚，七七在邵藝輝家住下了，聊到天亮。
之後一段日子，她們每天深聊。壞訊息自遠方傳來，她們懂彼此為何憤怒，懂彼此為何悲傷。房間裡時常飄著麻辣米線和香薰的混合味道——前者是七七帶來的食物，後者是她帶來的習慣。她們一起築造了一個屬於女孩的小小堡壘。「哪怕談了很多戀愛，跟男朋友總會有步調不一致的地方。」七七說，但在那個階段，她們實現了各個層面的相容，以至於月經——這沒有什麼可羞恥的——都同時到來了。
後來，七七搬到邵藝輝家附近，她們成了鄰居。她們交流創作，《好東西》的英文名《Her Story》，便是七七的貢獻。七七喜歡吃陳皮，邵藝輝就在家裡備著。有次七七去做客，看見陳皮只剩最後一片了。你是不是捨不得吃，留給我的，她問。邵藝輝說，是。
她們會聊到女性面臨的結構性困境。但當她們抱有所有女性應該成為同盟的信念，現實裡遇到思想光譜不同的人，依然不知如何應對。她們聊出的共識是，「畢竟是一個具體的人，不能什麼都把這個理論套上去」。
我與七七見面時，是個雨天，她撐起傘，堅持要帶我在社群轉轉，她和邵藝輝經常漫步。她是個高個子，風衣瀟灑地敞開著，眼睛大大的。她指給我看她們常去的麵包店、書店、咖啡店。她現在自己出來創業，帶著一支小團隊做影視製片專案。我們聊到，可能存在一些飯局，年輕女性在其中像是某種飾物甚至獵物，為了專案推進，七七會怎麼做？「儘量晚一點投降」，她笑了，然後稍稍更改了答案，「我可能還是可以不跪，大不了我可以不做電影。」
曾經，一位投資人約她聊事情，一進到那個地方，就感覺氛圍不對，在一個高階會所，包廂裡男男女女一堆人。她剛入座，就有人講起低俗笑話，隨後又玩起讓她感覺不適的遊戲。她決定離開，假意打電話出了房。出去後，她發現雙肩包落在裡面。「你趁他們一個不注意，幫我把我的雙肩包拿出來。」她向一位女服務員請求。服務員進房後，空手回來：「小姐姐，你那包也太大了，沒辦法一個不注意拿出來。」「那就直接拿。」她說。
她成功逃離。又一次的，在無人注意的角落，一個女孩幫助了另一個女孩。
下面要說到的是，七七與邵藝輝共同的好朋友，讓兩人組變成三人組的那個她，獨一無二的王女士。七七平時管她叫「小姐妹」，微信備註是「王美人」。
2022年底，因為疫情原因，北京暫時回不去，七七與邵藝輝去湖南會和。那是她第一次見到「小姐妹」，她嗓門大、笑聲也大，她們一見如故。王女士並不是一個容易和人親近的人，後來七七知道，她之所以被特殊對待，是因為邵藝輝一早跟王女士說過，「在FIRST上有一個對我特別好的女生」。
這段湖南的錯置時光，讓三人擰和得更緊了。一次，她們要連夜離開酒店，去另一處民宿落腳。大包小包拎著一路狂奔，有的路段需要翻牆。在這種情況下，邵藝輝死活要抱著加溼器。加溼器的拼裝部分不斷散開、撞擊，她們幾乎崩潰。她們一起看世界盃，阿根廷奪冠時抱頭痛哭，其實全是偽球迷。她們一個接著一個，陽了，又陰了。然後，突然之間，疫情結束了。
「小姐妹」是個特別的人。有時聊著天，她會一直盯著七七的臉，像痴漢一樣發出感嘆：「你好美。」她比七七年長得多，但想法超前，總告訴她，談戀愛是為了開心，不要結婚，不要生孩子。一邊說著「可不敢可不敢可不敢」，一邊擺手搖頭，是她的標準動作。
她好像完全跳脫了某些世俗禮儀秩序。她明明跟邵藝輝更親近，但在未和後者商量的情況下，單獨邀請七七去她所在的城市過中秋節。她常常不打招呼，就做好一鍋飯帶到七七家裡，不打招呼，人就走了。有次七七不在，王女士便和七七的男朋友，在家裡玩了一下午的拼圖。但為了七七，她好像也會做「一些塵世間的事情」，後者的生日，她早早準備了蛋糕，並堅持要買花。
有一次三人聊天，順著話頭，七七問起「小姐妹」的情史。王女士愣住了。邵藝輝默默地退場，王女士大力地拍七七一下：「你怎麼當著她面就問我這個問題？」然後，她分享了她的經驗。
拍片時，應邵藝輝邀請，王女士全程都在。聽說助理李雨萱是邵藝輝的粉絲，王女士像遇上知己，給助理發來一個採訪和影片連結的合集。但她耐性有限，從來沒有在片場完整坐滿一天，總是待了一會兒就去附近轉悠了。她看到演員過來，就上去表達她的喜愛。章宇、宋佳、鍾楚曦，每一個她都得到了合影。演員們不知道這個陌生人是誰，友善地對待她，直到導演介紹，他們發出驚呼。
「這是我媽媽。」邵藝輝說。
圖源電影《好東西》
「鐵梅」與我
與邵藝輝的交流中，她多次告訴我，《好東西》裡她代入的角色是小葉。相對處於次要位置的，更軟弱、更感性，更容易為愛上頭的小葉。隨著訪談進行，我意識到，她把她的母親，代入進了主角鐵梅。
就像鐵梅叫女兒王茉莉為「小孩」一樣，母親叫邵藝輝「小孩」，叫七七這些後輩也是「小孩」。鐵梅會對王茉莉在學校遭受的委屈有過激反應，母親也是。「她脾氣很暴烈，我有時候不敢跟她說，因為她會衝到學校裡面替我伸張正義，這樣我就會過得更不好了。」邵藝輝說。鐵梅允許王茉莉在家裡牆上畫畫，邵藝輝小時家裡三間房再加上廁所都畫滿了，其中一整面牆是油刷畫的彩虹，其他的是連載小格漫畫。母親總讓邵藝輝多出去玩，在家看書時間別太長，這與電影情節也有呼應。邵藝輝說，那是一種無意識的創作。
在一段因時長考慮而從正片中被刪掉的戲裡，被網暴的鐵梅接到媽媽電話，媽媽說要給她打點錢。鐵梅說不用，小孩啥都不缺。媽媽說，我打過去了，我是打給我的小孩的，不是打給你的小孩的。「這個話很像我媽會對我說的。」邵藝輝說，她重複了那句臺詞，「我是打給我的小孩的。」
媽媽無條件地支援她。女兒小時跑到很遠的農田摘玉米，在小區草坪上放火烤，媽媽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小學畢業，女兒打了6個耳洞，媽媽誇好看。媽媽不卷，不強迫女兒去各種輔導班，而是讓她依著興趣，大量讀書。媽媽永遠是鼓勵式教育，「每天在誇我，她覺得我什麼都好」。
媽媽的愛裡，可能有一些爭議部分。女兒第一天上幼兒園，媽媽在窗外偷看到女兒在座位上一動不動，似乎很痛苦，就把她接走了。她從此待在家裡，直到上小學。女兒喜歡跳舞，有次學校搞活動練到晚上11點，當媽媽聽到老師說次日早6點又要集合，擔心發育受到影響，就再也不讓她去跳舞了。
小學舞蹈表演，第一個為邵藝輝。
女兒眼中的母親是瀟灑的。1960年代頭出生的媽媽從來不懂女性主義，但年輕時的媽媽，有著和如今這個時代先鋒女性類似的屬性。媽媽對金錢、名利和所謂出人頭地沒有任何慾望。是媽媽先追的爸爸。媽媽從不攀比。她是個中學老師，在工作單位我行我素，「不喜歡的領導，她就不跟人家打招呼」。她很早就認清婚育之外，女性生命的可能性。在當時太原那個地方，像她這樣的女人是稀有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她義無反顧地做自己，無視他人眼光。
那個瀟灑的、無條件愛她的媽媽，在女兒13歲那年，從女兒的生活中消失了。她離開得很突然，也很決絕。
父母的分開，當然給女兒帶來了影響。教育系統是個封閉的存在，那些閒話對女兒很殘忍，父親給女兒辦了轉學。轉學後，因為脫離了原有環境的庇護，像母親一樣我行我素的女兒遭遇了同齡女孩的霸凌。從13歲起，她開始失眠，「一躺下我的大腦就不停地在轉」，那是她持續今日都未擺脫的煩惱。她與爺爺奶奶住，父親是律師，事業心很重，常不在家。為了轉移痛苦，她喜歡關注一切和學習無關的事情，開始大量看電影、寫小說。
如果媽媽沒有出走呢？「其實我從來沒有埋怨過她，我覺得她想這麼做是應該的。因為這樣能讓她開心，首先我是希望她開心的，如果她離開開心，我覺得我就要全力地支援她。」邵藝輝平靜地講述著。直到最後一句，她眼圈紅了。
終於，媽媽重現在她的生活裡，但每次相處都那麼短暫。她接女兒下學，陪她走一段路，送到奶奶家，樓下吃一頓飯，她不上去。媽媽買很多電影雜誌帶去學校給女兒，班主任發現，雜誌被沒收，媽媽被訓了一頓。
很多年後，邵藝輝才真正理解母親更隱秘的一些痛苦。母親得了產後抑鬱，每天以淚洗面，一度想跳樓。她懷裡的那個嬰兒總是睡不著，她抱著小小的她去坐公交車，只有在顛簸的車上，那個哭鬧的娃兒才能入眠。「很折磨大人。」邵藝輝說，「我爸就是一個普通的傳統的男人，傳統的想法裡就認為男人的重心應該是工作掙錢，而不是過分關注家庭、關注孩子、關注妻子的情緒。」
很多年後，當她擁有執導筒，她決定改寫一種敘事。「我很想去正面描繪這種無拘無束的女人，在故事裡，我不希望她們受到懲罰。」她說。
在鐵梅的人物小傳中，她寫下這樣的話。
「有一個孩子，按照你的意願和理念撫養長大，和你站在一起，做你的同盟和戰友。享用你源源不斷的愛，開發你沒有開啟過的部分，你要讓她繼承你的意志，繼續你的任務。」
「小孩竟然更喜歡媽媽。因為媽媽好玩、鬆弛、大大咧咧，不要求她學習成績、不要求上課外班、給她點不健康的外賣、把她當成年人一樣說話和相處，給她極大自由和空間。」就像是寫給媽媽的情書。
也許她確實改變了某些敘事，也許母親與她的故事裡更復雜的一些東西，被她淡化了。時間線迅速跳到母女融洽無間的現在。「首先你要自救，你才能跨越傷痛，可以平視對方，最後大家才能越走越近。」七七說，「她會去思考，不把這些事極端化，也不讓自己變得很可悲，走向一個更治癒的方向。」
雖然在一些播客中，邵藝輝沒少吐槽父親，但她也看到父親的變化。他有天突然問她，能否推薦一些女性主義的書。女兒便買了很多書寄給他。過了一個月，父親說，他都讀完了。「他說他有了一個新的世界，他還說有反思自己的過去。原來女人是這樣想的，或者原來女人承受了這些東西，他之前從來都沒有想過。」邵藝輝說。
相比父親，母親顯然是意識更超前的那個人。但這些年，邵藝輝感到，母親好像不像過去那麼酷了。曾經，她把一摞摞電影雜誌送到女兒學校；現在，她欣賞不了女兒推薦的好電影。曾經，她讓女兒讀三毛、張愛玲的書；現在，她說眼睛累，看不進書了。她總說她老了，不願意多用腦子。母親退休後，生活變得越來越無聊了。女兒讓她去報個班，或者去參加老年合唱團。「她覺得裡面的人都很傻，不想跟那些人玩。」在她的小環境裡，她依然是那個格格不入的人。
這就是邵藝輝處處帶著媽媽的原因。「我要再不帶著她，她就更孤獨了。我覺得我現在更像一個家長。」邵藝輝說。來到女兒的城市，認識她的朋友，母親真的能開心起來。母親站在新舊世界的交匯處，女兒要帶她去新世界。
與《人物》見面的這天，交流不知不覺持續了8個小時。直至深夜，邵藝輝反應過來，這一天是美國大選日。應對電影宣傳，或者談論她的媽媽，同時，她也關心這個世界，急切地想知道發生了什麼。
回到她個人的生活，還有很多混亂。失眠更嚴重了。自我厭棄依然存在。懦弱與內耗。她還在試圖理清難過的根源。
至少一切不會停在此刻。在那團混亂的線球中，記住那個線頭。她等不及想創作第三部電影了。這個世界和她的片場一樣，會有新的語言、新的規則、新的遊戲，你會看見修電燈的她、送外賣的她、搬運重物的她、拿執導筒的她、穿法官袍的她，就像你會看見暴雨、岩漿、龍捲風，你會看見海豚躍出海面。
邵藝輝及主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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