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賴祐萱
編輯｜張躍
攝影｜邵迪
妝發｜陳龍
造型｜GCK
製片｜#1105
美術｜勺子
構造
陳魯豫能做到一些「神奇」的事。
和她交談時，她會一直盯著你的眼睛。準確地說，在我們交談的4個多小時裡，她的目光一刻也沒有挪開過，有那麼幾個片刻，為了緩解長時間注視一個人的壓力，我會望向同座的其他人，像是要獲得某種喘息，但我依然能透過餘光瞥見她的注視。她的眼睛很大、很亮，偶爾會眨一下，但更久的時間，她的目光就是那樣很實地投向你。
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有她的坐姿。拍攝影片訪談時，她落座，鏡頭對準她，一二三，開機，之後兩個小時的訪談中，除了雙手小幅度做手勢，她的上半身沒有再動過。《人物》負責影片拍攝的工作人員說，她很少看到這樣的訪談物件，「說不動就真不動了」。
後來再次見面，是一個午後，屋子裡的空調很足，熱風吹得所有人都有點燥熱，但陳魯豫還是那麼直挺挺地坐著，沒有一分鐘把她的背倚在身後的沙發靠枕上。她看上去極瘦，這很容易令人錯誤地估計她的體力和精力，但交談4個多小時後，她的精神頭還像第一分鐘見面時那樣，她的聲音不大，但很有穿透力，每一個字的發音都很清晰，是那種即便沒有字幕、開了倍速，也可以聽得很清楚的聲音。
類似的事例還有很多。
她從不賴床，她說，「我只要一睜眼，就已經站起來了」。她的朋友證實了這一點——魯豫起床是直接「蹦起來的」，沒有中間的過程，有時候還會因為起得太猛，讓她有種天旋地轉的感覺，「欸？怎麼我就起來了？」
她每天睡7個小時，不多不少，但只要清醒，她的大腦就在燃燒。她身邊的幾位工作人員觀察到，魯豫每個月會同時讀五六本書，如果做功課，讀的書就更多了，無論去哪裡出差，她都隨身帶書，她在每個地方閱讀。她的閱讀速度很快，吸收能力強，「正常人看一本的速度，她應該能看完兩三本了」。因此，很多時候，她都可以像一個行走的搜尋引擎，向她輸入關鍵詞，按下檢索鍵，她就會告訴你準確的答案，並在第一時間複述出那些作品的對白和細節。
她的瞬間記憶力很強，十幾分鐘的發言稿，只要看一眼，她強調，只是一眼，她就能全部記住，完全脫稿。很多年前做早間新聞，清晨5點，在人最困的時候，她捧著一疊報紙，從上至下掃一遍，開機就能直接播報。
她對自己的情緒也有極強的控制力。幾乎沒有人見過她的眼淚，也沒有體會過她比較大的情緒波動，狂喜、憤怒、慌張、驚恐，沒有人知道它們會如何出現在魯豫的臉上。在朋友們的敘述中，她就像一汪湖水，很深，很平靜，也很穩定，緩緩地流，沒有縫隙。
拍攝《魯豫有約》時，很多嘉賓坐在她對面哭，現場觀眾也哭得一塌糊塗，只有她很冷靜地繼續訪談，其實她的內心會一直自我批判，反覆問自己：「天哪，為什麼別人都哭，我就不哭呢？」
至於這些能力的由來，她將它們歸因為自己特別的——構造——這個詞常常出現在陳魯豫的講述中，用來解讀她為什麼是這樣一個人。
有時，她會用「怪異」來形容這種構造，但更準確的詞是「tough」（堅硬的）。「我特別的tough。」她盯著我的眼睛，又重複了一遍，「我非常tough。」
最極致的例子是，她甚至可以控制自己不生病。《魯豫有約》播出20多年，後來很長一段時間都是日播，如此大的工作量，她只因為生病缺席過一次，她說，身體是可以訓練的，訓練到只要工作就能運轉，只有休息時才會生病，她說，做到這一點，一靠意志力，二或許是她的身體天賦，不管怎麼折騰都沒事兒。說完她突然意識到了什麼，趕緊叩了叩我們面前的那張長桌，「還是敲敲木頭吧」。
7歲
為了深入探究這種「構造」，我們聊到「人生的決定性瞬間」，她的答案再次令人驚詫，陳魯豫說，她的人生決定性瞬間出現在——7歲。那年，她登上了一趟開往北京的綠皮火車，火車一路向北，她也知道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道理。
坐上那趟火車之前，她生活在上海，被爺爺奶奶帶大。她和兩位老人住在一間帶閣樓的狹小房間裡，沒有廚房，沒有廁所，每天清晨她都會被弄堂裡一陣陣清脆又刺耳的刷馬桶聲吵醒，還有遠處黃浦江上傳來的鐘聲。
在那間小屋裡，她度過了一個豐沛、自在的童年。每天奶奶用煤油爐為她煎荷包蛋，每個月領了退休金，爺爺會遞給她一個紙袋，鼓鼓囊囊裝著半斤黑巧克力。爺爺奶奶格外偏愛她，凡事都尊重她，「那種愛讓我覺得，身為女孩兒也沒什麼不可以做的」。
她沒上過幼兒園，不知道什麼是集體，念小學之前，她一個字都不認識，奶奶告訴她，得多玩呀，得瘋起來玩呀，上了學哪兒有時間玩呢。每天醒來，她就是在弄堂裡跑來跑去，每天只做一件事情——玩。
她曾在自己的書中記錄了這樣一個細節，小學開學第一天，語文課上了一半，她忽然站起來往教室外走，老師愣住了，忙攔住她，問她要去幹什麼，她倒是覺得老師好奇怪，難道看不出她想要上廁所嗎？後來老師告訴她，課間10分鐘才能上廁所，上課去廁所得先打報告。那是她第一次意識到，世界有它的規則，原來不是什麼事情都由小孩子做決定啊。
沒過多久，爸爸出現在了小屋，宣佈要帶她回北京生活。
去北京不是什麼壞事，她只是去和爸爸媽媽生活，但她內心認為有爺爺奶奶的地方才是家，她理解不了，為什麼非要離開上海？臨走那晚，爸爸幫她收拾東西，她大哭大鬧，把收拾好的行李扔了一地，今年54歲的她依舊深深記得那種憤怒，後來哭著哭著，她累得睡著了，醒來之後就被帶上了火車。
列車一路向北，她坐在窗邊，看著農田、樹木閃過，不再哭了。40多年過去了，那一天的場景她依然印象深刻，「你必須回到北京，你作為小孩兒，你沒有權利掌握命運，小孩兒掌控不了自己的人生。這種生活的動盪和改變，是一種無力感，哪怕只是讓你去跟爸媽生活，你也不喜歡這種無力感」。
火車抵達北京，走出車廂，踩在站臺的地面，陳魯豫說，她開口第一句就是普通話，在此之前她的母語是上海話。她說，「我人生可能在那一刻就做了決定，有一天我要用我的手去扼住命運，我的人生必須自己做主。」那時，她7歲。
在北京，她搬進了一座長長的筒子樓，那是父母的工作單位，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家屬樓。細長的樓道兩側，是大小完全一致的四方房間，每個家庭都有一門或兩門語言的專家，陳魯豫的父親是斯瓦西里語，母親是孟加拉語，周圍的叔叔阿姨們分別學的是德語、俄語、朝鮮語、蒙古語、馬來語、阿拉伯語、豪薩語、普什圖語，她被不同的語言包圍著。
小學的時候，她就知道自己要學習外語，從事與語言相關的工作，那時候她甚至還沒開始認音標。她還確定自己要報考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那是她父母的母校。她從初一開始學習26個英文字母，剛學英語半年，她就去了市中心的英語角和大人們練口語，一年後開始看不帶字幕的原版英文電影。大學時，她報名參加了北京市申奧英語競賽並獲得第一名，獎品是一臺巨大的電動打字機，那天，她一個人擠著公交，把它扛回了家。
外部環境也在協助陳魯豫完成著某種自我塑造。
她曾就讀於北京最好的一所實驗中學，用的是實驗教材，全國各地的老師經常來學習觀摩。初一時，語文老師會讓學生們自己講課、自己分析，任何天馬行空的想法都會被接納，老師從不會打擊學生，課文的解讀只取決於學生們讀到了什麼，沒有標準答案，只有每個個體對美的理解。她一直記得老師說，好的文學就是描寫恆久不變的人性，她說，這些對美的欣賞、包容和接受，影響了她很久，直到現在。包括她就讀的女生班，可以不穿學校統一的校服，女孩子們自己設計、訂做了校服，那是一套豆綠色的連衣裙，放到現在都是不過時的款式。魯豫說，這些細節讓她意識到，「活得不一樣」是沒問題的，是被允許的。
回到家，父母也不會過多地干涉她的想法，由著她生長，不限制她。
上初中、高中的志願表，都是她自己填好了，遞給爸爸簽字，「從很小我對我爸媽的態度就是，我已經做了決定，我只是知會你們」。
只有一次，高考報志願，她的志願表只填了一所學校，父親看了，小心翼翼找她商量，要不要多報幾所，留個退路，別人的志願表都是填滿的。魯豫還是很決絕，如果考不上第一志願就不去了，父親又勸說了幾次，那是她唯一一次聽從了爸爸的建議，多填了一所志願校，「沒有空太多」。
上了大學之後，女生宿舍聊天，室友們說，爸爸媽媽要求她們報這所學校，學這個專業，她很詫異，為什麼會要求呢，這不應該都是自己的選擇嗎？很多年之後，她才明白，「這種自由不是常態，而是非常態」。
「啪」
陳魯豫說，從拿到第一份工資那一刻起，社會時鐘對她也不起作用了，沒有任何人可以限制她的選擇，「那種感覺真的挺爽的」。
她回憶自己在中央電視臺的第一份實習工作，「本能地覺得兩個禮拜一期的節目舞臺有點小了」，那個節目一期30分鐘，她的記憶力好，詞兒都不需要怎麼背，她覺得自己還有很多力氣、很多欲望，但沒有地方安放，這種感覺讓她不好受。
1996年，當她收到鳳凰衛視的邀請，她想都沒想，立刻離開北京，前往香港。同一年，竇文濤和許戈輝也進入鳳凰衛視，成為創臺主持人，他們也被稱為「鳳凰黃金鐵三角」。
竇文濤向《人物》回憶了他們的1996年，那時候他們都剛從內地到香港，除了上班，他天天在街上晃悠，逛中古店、唱片店、百貨公司，每天回去都跟魯豫和許戈輝報告，這個商場正打折呢，那個商場的送風系統吹出來的風是甜的。他勸說她們，你們要珍惜現在，早晚有一天我們會忙得連逛街的時間都沒有。
但是，他能感受到魯豫和許戈輝有一種隱隱的失落，她們偶爾發牢騷，我們來這兒幹嗎呢，也沒有節目給我們做，「那種事業心，都是藏不住的」。
那時，魯豫還有過很多新奇的想法。她們剛到香港不久，有一天，她神秘地和許戈輝說，你知道美國有家咖啡店叫Starbucks，星巴克嗎？她向許戈輝講述了這家全美最大連鎖咖啡店的樣子，並說我們要不要在內地也開一家，去找美國總部要授權，生意一定會很好。許戈輝心想，兩個剛到香港打工的年輕女孩，開一家來自美國的連鎖咖啡店，是不是在做夢呢？
後來，她們的工作忙了起來，也忘了這件事，1997年香港迴歸，60小時直播不停播，他們3個連軸轉，裹著衣服睡在公司化妝間地板上，真的像竇文濤說的那樣，忙到逛街的時間都沒有。又過了一年多，星巴克在內地開了第一家分店。
在鳳凰衛視的成長路徑，也是陳魯豫自己的選擇。
剛進入鳳凰衛視時，她是音樂欄目的主持人，還是B角，有一天，鳳凰衛視總裁劉長樂決定讓她試試當新聞主播。起初，她有點猶豫，找到竇文濤，問他，如果我不念稿子，不播新聞，而是說新聞可以嗎？竇文濤鼓勵她，當然沒問題，就當和我們聊天那樣。
《鳳凰早班車》開播時間是清晨7點半，每天她都要凌晨4點鐘起床，從出租屋趕到臺裡，做妝發、準備稿件，這樣的生活節奏她持續了多年。她永遠是第一個到化妝間的，只有一次，她稍微晚了一點，不是第一個到的，所有工作人員都慌了，四處打電話找她。還有一次刮颱風，凌晨4點她照常出工，天還沒亮，為了不被風吹跑，她先抱住一棵樹，在大風的間隙飛奔到下一棵樹，就這樣按時到達了公司。魯豫說，現在半夜醒來上洗手間，一看錶，她還是會有點恍惚，凌晨4點多，這是她從前起床上班的時間。
《鳳凰早班車》時期的魯豫圖源網路
努力總會得到眷顧，《鳳凰早班車》本來是非黃金時段的節目，因為她開創的新鮮、有趣的「說新聞」模式，這個欄目後來成為鳳凰衛視廣告價格最昂貴的節目時段之一。
當提起《鳳凰早班車》和「說新聞」，竇文濤說，那對魯豫來說，是一個標誌，她很早就確立了自己的語言，她做音樂節目時很輕鬆，她做新聞了也非常自然，她會竭盡全力去適應各種工作。很多時候，竇文濤覺得魯豫像是他的某種反義詞，他總是瞻前顧後、猶豫不決，但是魯豫頭腦很清醒，「明確知道什麼是我喜歡的，什麼是我不喜歡的」。
真正令陳魯豫為大眾所知的，還是《魯豫有約》。這檔訪談節目於2001年開播，最初是周播，2005年，節目由周播改為日播，播出平臺也由鳳凰衛視中文臺擴大到各個省級電視臺，最多的時候，有30多個電視臺同時在播。如今，《魯豫有約》仍在播出，是目前中國最長壽的談話類節目。
因為《魯豫有約》，陳魯豫的公眾形象也長久地定格在那張黃色沙發上，她不再是以自己的風格說新聞的表達者，她是訪談者，沙發的那一端，來過一撥又一撥的受訪物件。
作為訪談者，陳魯豫只是提問，儘可能讓嘉賓說出他們的故事，她很少表達，她像是一個服務者，有時還需要做出一些讓步，要顯得笨拙，往後退，再退一點。很難說是她控制情緒的天賦使然，還是身為訪談者長達20多年的內化和塑造，伴隨著《魯豫有約》的傳播，陳魯豫越來越為人所知，但人們對她的認知，也長久地侷限在那張黃色的沙發上——《魯豫有約》成就了陳魯豫，但某種程度上，個人表達的隱去，也持久地遮蔽著她的真實樣貌——每個人都知道陳魯豫，但也僅僅是知道。
小滸是《魯豫有約》的製片人，在2004年加入團隊，她說，20多年來，每次到了拍攝現場，「啪」，魯豫的情緒開關就會關上，沒有人可以靠近她的情緒。即便在節目最焦灼的時刻，導演組也絲毫感受不到來自她的情緒，「不願意把情緒表露出來，這已經是她骨子裡的一種本能了」。
《魯豫有約》中的魯豫圖源網路
最前面的那一個
很長一段時間裡，陳魯豫都安於這種隱身，她本身也是邊界感極強，從不自我暴露的人。就算在親近的朋友，她也極少袒露自己。
只有好友沈清提過一次她的眼淚。她們相識10多年，是多年的閨蜜，沈清記得有一天，魯豫打電話來，想一起吃飯，她拎著打包好的飯菜出現在沈清家門口，看起來特別累，情緒有點低落。吃著吃著飯，沈清一抬頭，看著魯豫在那兒掉眼淚，一點聲音都沒出，沈清想要安慰她，魯豫擺擺手，「沒事兒，過會兒就好了」。沈清說，那個畫面令她印象深刻，兩個人沒有多說什麼，瘦小的魯豫坐在那裡，自己吞嚥下了所有情緒。
與她相識了近30年的職場發小們，竇文濤、許戈輝都說，在漫長的30年中，他們從沒有全然地、毫無保留地接近過魯豫。
但當世界持續地走向原子化，碎片化的、未經證實的訊息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傳播空間，這種隱身帶給陳魯豫的，是越來越多的誤讀、曲解，甚至一波又一波的圍獵。
大概10年前，網路上開始出現對陳魯豫採訪方式的調侃和質疑，其中，流傳最廣的就是那句，「真的嗎？我不信」。短影片時代到來後，那些片段被剪輯成更多碎片，在網際網路上傳播。部分網友對魯豫的抨擊，從她的提問方式，延伸到了她的長相、身材，甚至有大量的自媒體聲稱，魯豫採訪從來不做功課。
陳魯豫說，她並不在意這種莫名其妙的惡意，「你明白別人說你的那個點，恰恰不是你內心在意的，所以你不太會被這種聲音所刺激到」。但是，她也會有一種無措，她不明白這些聲音是怎麼發生的，「你說不清楚，無從說起，那就不說也罷」。
事實上，《魯豫有約》中的「魯豫」，從來都不僅僅是一個提問者，這個名稱本身已經說明了她之於這個節目的意義。
作為製片人，小滸記得，每一期節目魯豫都會做大量的功課，深度參與前期選題討論，她幾乎是「窮盡式」準備嘉賓的資料，只要能查閱到的資料她都會看一遍，這種習慣也被保留到了現在，經常聽見對面的嘉賓發出驚歎，「你的功課做得也太細了」。
這是需要消耗大量精力和體力的工作，《魯豫有約》的錄製節奏也非常快，一週會錄製幾天，一次錄製兩三場，最高峰一天連錄4場，這意味著魯豫每天要面對三四個不同的人和他們的人生故事。小滸描述了一個令人印象極深的細節——魯豫那麼輕，但是她坐的黃沙發要不停換，「過段時間就是一個坑，過段時間就是一個坑」。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魯豫有約》一直都是準直播的狀態，開機就是兩小時，沒有中斷時間，錄製兩小時，成片一小時，這樣的剪輯比例放在如今也是非常高效的。早年的電視訪談節目，結尾讓嘉賓補錄是常事，同個問題再問一遍，或再保一條，但是《魯豫有約》幾乎沒有讓嘉賓補錄過，「就像看了一場show，看完就結束了，內容上也真的沒有什麼缺失」。
錄製現場，有兩三百號觀眾，相當於一個大型活動，掌控一切的只能是魯豫。「燈一亮，鏡頭一開，場子好幾百人，全都扔給她了。她還要讓賓主盡歡，嘉賓很愉快，觀眾都帶著滿意的回憶走，你想想中間要花費多少的情緒和心力。」
《魯豫有約》播出了24年，團隊的人都覺得，魯豫是真正的靈魂人物，沒有她，這個節目不可能直到今天還在繼續，也不可能成為中國電視史上最長壽的談話類節目，「所有的讚譽是她，但所有的誤解、傷害的也是她，不管別人說了什麼，她永遠是在最前面的那一個」。
圖源視覺中國
小滸說，20多年來，魯豫一直在走，甚至一路小跑，身邊的人要加快步伐才能跟上。《魯豫有約》團隊的人來來往往，有人離開，是職業選擇的問題，但更多人的離開是因為掉隊了，他們跟不上了，「但離職的同事們、導演們不管再去哪兒，有（《魯豫有約》）這個打底，你會發現很多事情你其實是不怵的」。
小滸向我回憶了《魯豫有約》的錄前會，她說，只有參加過錄前會的人，才會多瞭解一點魯豫。
每次錄前會，會議室最先響起的是拽凳子的聲音。4個導演組，每組除了導演、編導和製片，還有近10個實習生，平時大家都不坐班，見不到這麼多人，一到錄前會，所有人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幾十個人搜刮凳子，拖著凳子搶位置，一個會議室塞得滿滿當當。魯豫會提著熱乎乎的糖炒栗子，和從家裡帶來的切好的水果，往桌子中間一推，錄前會開始了。
錄前會往往從午飯後開始，一直開到天黑，從錄製的嘉賓聊起，大家相互討論，聊電影，聊文學，聊社會議題，魯豫是最能夠提供資訊量、最瞭解嘉賓的那個人，她對嘉賓的判斷力來自她大量的前期功課。
她甚至記得所有采訪過的人和故事。《魯豫有約》內部有個不成文的規定，不允許同一個嘉賓講重複的內容，20多年來，魯豫的黃沙發接待過上萬個嘉賓，錄製過4000多期節目，許多嘉賓來過數次，導演也換了幾撥，但只要告訴魯豫一個名字，她都能迅速搜尋，這個人在某一期說過那個故事，甚至包含了未播出的內容。
前一段時間，團隊聊起18年前採訪過的一個農民工，魯豫還記得對方的名字、家庭情況和打工經歷，包括他的女兒喜歡吃比薩的細節。
錄前會上，她會談起很多大家不熟悉的書籍、片子，也會聊起很新鮮的觀點和故事。
大概在10年前，團隊成員就很驚詫於魯豫的閱讀量，「到底是什麼把她堆積出來的」，她們建議魯豫開個小板塊，放在節目末尾，介紹最近在看的書。第一期錄製，魯豫說她最近在看一本名為《卡廷慘案真相》的書，並生動地講述了那個歷史故事。導演是個年輕的女孩，錄製過程中眼見她的眉頭越來越緊，太多陌生的名詞出現，她甚至不知道怎麼配字幕。直到今天，這本書在豆瓣上也只被215個讀者標記過。
小滸說，《魯豫有約》團隊成員大多是女孩，魯豫就像她們的姐姐一樣，在專業上，在思想上，給她們很多「引領」，但這些是觀眾看不到的。
錄前會的很多個時刻，大家常常覺得，如果在那間會議室架一臺機器，錄製下錄前會，就是一個很好看的節目，一個更接近魯豫本人的《魯豫有約》，「她不再只是監視器中、電視機裡的那個主持人。大家會看到更真實的魯豫是什麼樣子」。
父親
2022年冬天的一天，魯豫團隊的人突然收到了一則訊息，接下來一星期，魯豫的所有工作全部暫停，這是從來沒發生過的情況，要知道20多年來，她只有一次因病暫停過錄制。
那一天，魯豫的父親去世了。
兩年後，當魯豫再次回憶起那段日子，我能從她的目光中感受到一種當時的茫然，2022年的冬天，疫情還沒結束，她每天都被困在一種不確定之中，今天能見到爸爸嗎？能見多久？最後時刻能進去陪他嗎？爸爸走了明天能順利下葬嗎？
12歲那年，父母離婚分開後，她獨自跟爸爸生活，直到22歲，有了第一份工作，她才離開了家。那個和爸爸在的家裡，爸爸負責煮飯、做家務、打掃屋子，女兒有需要他就出現，沒有的話，他就默默隱身。
十幾歲的魯豫並沒有思考過，隱秘的心事是不是可以跟爸爸說，青春期身體有了變化該向誰請教，會不方便嗎？更多時候她是在獨自長大，她不問，父親就不說。
父親很傳統，也很沉默，很少表揚女兒，但另一面，他又很不傳統，他從不說教，也不指責女兒，儘可能給她自由和空間。「他本來就是我爹，但他居然在我這邊沒有任何爹味。」魯豫說。
他們更像平等的朋友。小時候爸爸想教她英語，她不願意，她直接說：「你的英語有口音，我要學就學最標準的。」爸爸也不惱火，從此再也不提教她英語的事。
到了初中，她開始發育，胃口變得很好，有一天連吃了7個煎蛋。她站在煤氣灶旁邊，直喊餓，爸爸一邊做著晚飯，一邊忙不迭地往鍋裡打蛋，一個不夠，就煎第二個，直到她吃飽。
魯豫是個不怎麼會做家務的人，她說，如果讓她收拾房間，那就是一場災難。她高中開始住校後，只有週末才回家，短短一天，她就能把家裡弄得「天翻地覆」，留下爛攤子給爸爸收拾。
少女時期的她有很多生活的小癖好，比如穿過一次的衣服，即便只穿了10分鐘，她也要重新洗，所以那時家裡到處都堆放著並不太髒但待洗的衣物。爸爸花了10多年，想要糾正她的習慣，但她也不改，爸爸就幫她一件一件收起來，洗乾淨，再放進衣櫃。
那段時間，爸爸的生活節奏是這樣的——星期一女兒返校，他開始收拾心情，也收拾屋子，一直整理、忙碌到星期六，家裡終於整潔乾淨了，女兒又回家了，一天後，屋子恢復原樣。每到週末，「爸爸興高采烈，卻也提心吊膽地等著我」。
爸爸默默地做了許多，那時候的魯豫，並不關注爸爸的生活是什麼樣，她說，大人的世界不好玩。現在回想，那些年，父親應該經歷過太多內心的惶恐和困惑，家裡有一個正在長大的青春期的女兒，作為獨撫父親，他應該怎麼做更好？魯豫說，後來，當她走過了當年父親的年紀，她才更加理解他的那種難。
小時候的魯豫圖源微博@陳魯豫的電影沙發
爸爸和她還有一個約定，18歲之後，你完全可以按照你的意志生活。當她成年之後，爸爸遵守了這個約定，從來不過問她，也不催促她戀愛、結婚、生子。「連一個字都沒有說過，有時候會覺得，對我的人生，他是不是太客氣了？」
後來魯豫上了大學，去香港工作，她和父親之間也都是淡淡的。他們從來沒有擁抱過對方，也沒有表達過愛與思念，她不問，他不說。
直到父親去世了，她才認真回憶起很多細小的事情，回憶父親是什麼樣的人。父親翻譯過斯瓦西里語的《家》《春》《秋》，他的譯作或許躺在非洲大陸的某個書店中，他給國家領導人當過翻譯，他曾多年駐外，生活在赤道那一端的肯亞、坦尚尼亞。
她會想，絕大多數普通人都是會被遺忘的，爸爸走了，除了她和弟弟，還有弟弟的孩子會記得他，未來誰也不會記得他。想到這裡，她甚至覺得，我做這一切幹什麼？我為什麼要努力？我不看這些書可不可以？最後，是對自己的憤怒，她似乎從來沒有了解過爸爸。
也是到了最後時刻，她才如此仔細地打量爸爸，在專欄文章中，她記錄下了與爸爸分別的場景，氧氣面罩摘了，儀器和輸液管也撤掉了，爸爸靜靜地躺在那裡，她把手放在爸爸的額頭上，她的手細瘦冰涼，爸爸的額頭寬寬的，還是溫熱的。
回憶起在父親生病的最後階段，她必須和弟弟一起做艱難的選擇：做不做手術，手術方案是什麼？手術會痛苦，不做手術，病情又會惡化，如果爸爸能做決定，他會願意嗎？我有沒有做一個最好的選擇？如果爸爸陷入昏迷，生命沒有質量了，我跟弟弟要怎麼決定？哪怕是我的父親，我有沒有權利決定他的生死？將來我遇到這個狀況時，誰來幫我做決定？
經歷了這些選擇，魯豫才發覺，一個人最無法控制的就是至親的離開和消失，她說，直到52歲這一年，她才完成了人生的終極成長。
父親去世後的那個春節，她閉關在家20多天，開始了自己第一部譯作—《替補：哈里王子自傳》。那段日子，她將自己全部投入翻譯，不可避免地會想起父親，想起小時候看見他在書房，手寫翻譯斯瓦西里語的場景。
她也第一次感受到父親的工作的魅力，很美妙，也很神奇。最讓她想不到的是，她經歷了人生中最餓的時候，大腦的消耗讓她吃得很多，翻譯結束後，她罕見地胖了一些，這是幾年來她唯一增重的一次。
翻譯的過程中，她常常會落淚，她說，她真正地理解了哈里王子的哀傷。
1997年，哈里王子的母親戴安娜王妃去世時，魯豫曾直播過她的葬禮。當時魯豫只有27歲，看著電視機裡那個12歲的小男孩靜靜地站在那裡，沒有什麼特別的表情，她並沒有太多感受，只是作為一個記者客觀地報道這件舉世震驚的悲劇。
如今，再回頭看12歲的哈里，她能明白他的慌張、恐懼，甚至絕望。在書中，哈里王子說，媽媽去世後，他一直沒有哭過，直到17年後，他才第一次流淚。那一刻，魯豫深深地與他共情。「每個人面對人生巨大哀痛的方式不太一樣，有的人一個月後會哭，有的人17年後才哭，但是所有人都會本能地遮蔽掉那個傷痛。」
2023年年底，她也曾夢到過一次爸爸。夢中的爸爸個子又矮了一點，他推門進來，魯豫問他，你不是不在了嗎，你怎麼又回來了？第二天，她去父親的墓地看了看。很多時候，她都會想起父親，想起來就是很深的無力感，她會立刻強迫自己停止思考，「不然就掉進一個黑洞了」，她說，這時候她會玩一個數獨遊戲，讓自己的情緒恢復平靜。
魯豫說，選擇翻譯這件事，也是一種對父母的致敬。譯作出版後，媽媽很高興，讓她給自己簽了一本To籤，她寫上了媽媽的全名，那一刻，她覺得和父母達成了一種理解，「你不僅是我們的孩子，也是我們的同行」。但是禮物來得或許有些遲了，她在想，如果再早一些，父親看到這本譯作，「他一定會很高興」。
父親去世後，魯豫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譯作圖源微博@陳魯豫的電影沙發
「新的」魯豫
父親離開後，魯豫身邊的很多人都感受到了她的一點變化。沈清說，具體是什麼她說不清，就是覺得「她的眼神兒更堅定了，她變輕盈，變放鬆了」。小滸說，魯豫的那個「情緒開關」有點鬆動了。
去年秋天，魯豫團隊組織了一場《出走的決心》首映禮，放映結束後，魯豫上臺開場，她說為所有在路上的女人感到驕傲。說到「女人不僅僅是一種性別，她是一種處境」時，她停頓了，聲音發顫，她哽咽了，臺下的小滸很驚訝，「在過去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她的開關一定是緊緊關閉的」。
小滸能感覺到，這兩年魯豫開始放鬆了，她沒有太控制心裡的那個開關，允許它鬆動，允許它不起作用，「但也是她面對公眾最高程度的情緒表達了」。
竇文濤記得，去年魯豫來錄《圓桌派》，狀態很好，說了很多，他感覺她身上有些隱形的繩子解開了，他對魯豫說：「咱都這個歲數了，你也該輸出了，是時候了。」
2018年，魯豫也上過一次《圓桌派》，那次錄製，竇文濤感受到了她深深的不安全感，「有一種緊張和防衛，怕做錯事，怕說錯話」。竇文濤記得，那段時間網路輿論對魯豫並不友善，經常有人挑她的刺兒，「很明顯地，你感覺到她不是不能說，而是她比較小心，比較縮著」。
時隔6年，老友重聚，魯豫連錄了好幾集《圓桌派》，那種變化是迅猛的，也令竇文濤感到吃驚，「能夠自信、坦然，還有難得的幽默感」。竇文濤說，他知道魯豫的日常積累，他也希望在這種時刻推魯豫一把。
受訪者供圖
的確是時候了，陳魯豫自己也這麼覺得。某種意義上，是父親的離開給了她開啟自己的契機。過去，她認為被遺忘是一件很好、很酷的事情，但是現在她覺得被遺忘令人恐懼，生命是有截止日期的，在此之前，她都在倒計時，她想要多說一點。
她在播客《巖中花述》中談起了很多自己的故事，獨居的她曾經在浴室滑倒的狼狽時刻，她和弟弟之間很親近的情感，她在父親去世後的思念……連她身邊有些工作人員也覺得過去一年，像在拼拼圖一樣，拼湊了一個更完整的魯豫，很多故事，她們相處了十幾年，也不曾聽過。在這些有限的自我暴露中，她還提及了原生家庭對自己的影響，她和媽媽並不熟悉，和爸爸更親，這種成長環境使她變得獨立，但也正是因為需要一個人去克服所有困難，很小的時候，她好像就喪失了向周圍發出求救訊號的能力。
開始表達，也有年齡的因素。魯豫說，有一天她發現，坐在自己對面的採訪物件年齡越來越小，很多人也想向她尋求一些建議，希望聽到她的聲音。
她出現在脫口秀節目的舞臺上，人們意外地發現，她對脫口秀居然有如此深的瞭解，她對段子有著專業的判斷和建議，被很多脫口秀演員認為是「笑友團的天花板」「精準到可以改稿」。在播客《小fool人》中，女性脫口秀演員們稱魯豫為「定海神針」，「你說什麼魯豫老師都能聽懂，且都能聽出個門門道道」。
透過播客和脫口秀節目，大眾也看到了另一個新的魯豫——無論嘉賓提及什麼書籍、電影和話題，再生僻冷門，她都可以接上，並補充更多更深的內容。即便嘉賓隨口提起一篇文章或一部電影，她都可以在第一時間精準地複述其中的細節。十月是《巖中花述》的製作人，她也感嘆魯豫知識面之廣，只要講到某個時代的作家和文學作品，「她都會噼裡啪啦地連報很多很多名字，而且都非常熟悉」，每期show notes都能拉出一個很長的書單、片單。播客中和看過2萬多部電影的影評人毛尖對談，魯豫也毫不怯場，每一句都能接住。
截至目前，她的播客《巖中花述》訂閱數超過86萬，豆瓣評分9.1，成為2024年小宇宙年度熱門播客，最受歡迎的3期節目，單集播放量都超過了90萬，在頭部播客中，這也是非常罕見的資料。
很多聽眾是看《魯豫有約》長大的，她們在留言區、社交媒體上熱烈地討論著，其中提到最多的幾個詞是——「顛覆」「驚喜」「誤解」「被低估的」「打破刻板印象」「重新認識她」。
受訪者供圖
很長一段時間，魯豫都有「努力羞恥」，她不願意告訴別人，也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一個很努力的人。這也是大眾審美帶來的規訓，她打了一個比方，就像天鵝在湖面上游，所有人都在誇讚它的優雅、美麗，但是沒人看見，也不允許別人看見，湖面之下，天鵝奮力蹬著鵝掌，因為那是不美的。
現在，她會很坦然地、很大方地說，「這麼多年，我就是很辛苦，我就是很努力，我在每一個工作前，都會做很多很多準備工作，我覺得自己特別酷」。
魯豫的開啟也衝擊著竇文濤，他說，自己的心「也就活泛點了」。竇文濤說，過去很多年他都不願意出來接受採訪，哪兒也不愛去，總在婉言謝絕，最近他也接受媒體採訪，拍拍雜誌，似乎想出來「遛一遛」，他覺得，沒準這其中也有一點點魯豫的影響，「你老是拒絕一切，你的活路只有越來越窄」。去年，在魯豫的邀請下，他們一起上了脫口秀節目當嘉賓。
竇文濤說，魯豫一直比他勇敢，總想著要進步，他們人到中年，心和狀態都很容易疲憊，也很容易生鏽，但是魯豫會一直在打磨、擦亮自己。他自嘲自己有種「小富即安」的心態，但魯豫總是想要往外探，尋找更廣的觀眾，總有一種「想要比昨天更好的心氣兒」。
比如，脫口秀節目邀請他很多次，但是他從來沒有答應，他說，不是因為清高，是因為害怕，多說多錯。後來魯豫勸他，近些年大多數掙錢的事情做得都不開心，反倒是不掙錢的，自己喜歡的事情很開心，既然這樣，就選擇喜歡的事情做吧。竇文濤說，「祝賀你，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魯豫和我一樣都是極其缺乏安全感的人，甚至她缺乏安全感的程度要超過我，但是她做的事情卻勇敢過我。所以我說，永恆之女性引導我們走，這個時代女性比男性勇敢。」竇文濤說。
圖源微博@陳魯豫的電影沙發
側臉
陳魯豫說，過去這一年，她的表達超過了前二三十年的總和——但是，關於陳魯豫的故事，並不是一個人開始表達，並完全開啟自我的故事——這次訪談，我還聯絡了很多與魯豫相識、共事超過20多年的朋友，儘管大家也講了不少故事，但沒有一位敢輕易斷言，自己足夠了解魯豫，或完全開啟過她。
許戈輝說，魯豫的父親去世後，有一天她們相約吃飯，席間，魯豫談起了去看望彌留之際的父親，聽到那些離別的細節，許戈輝唰地哭了，撲撲掉眼淚，而坐在對面的魯豫，只是很平靜地講述著，還一邊把餐巾紙一張一張遞給許戈輝。
「在這個過程中，我仍然沒有機會看到她，那種巨大的悲傷、痛苦，甚至眼淚。生死這麼大一個命題，在我這邊能夠體會到的，也仍然是一種淡淡的。」許戈輝說。
《人物》拍攝影片訪談的那天，魯豫也聊到了父親去世，她說，平時獨處時，她想到父親都會流淚，但這些情緒只屬於她自己。拍攝現場，只要攝影師拿著機器一走近，「我太有經驗了，我知道你要什麼，我本能地自我保護的開關一下就啟動了」。
現在，魯豫仍然每天重複著與30年前相同的生活——早晨一睜眼，站起來，先喝一大杯水，再喝咖啡，然後喝酸奶。她不會做飯，不養貓養狗，也沒有植物，有時一天微信步數不會超過10步，有朋友去她家，嚇一跳，「你家陰氣太重」。
對人對事，她也依舊保持這一種很高濃度的「淡」，淡到什麼程度呢？好朋友家養了一隻貓，很高傲，任憑別人怎麼熱情，它都不靠近，唯一搭理的人類是魯豫。每次見面，魯豫只是淡淡地打招呼，「Hi」，那隻貓好像嗅到了同類的氣息，湊上來蹭她，對她很友好。
相識近30年的許戈輝、竇文濤和陳魯豫圖源微博@魯豫有約
隨著年紀漸長，身邊朋友都沉迷養生，她也不在乎，覺得那是浪費時間。只有一件事會讓54歲的她焦慮——她最擔心自己記憶力衰退。
魯豫承認，她最害怕失去她的記憶力，那是她的「阿喀琉斯之踵」。她明顯感覺到，45歲是分水嶺，那之後，她的記憶力開始不如從前，儘管在旁人看來依舊很強，但她知道遠不及年輕時的巔峰狀態。父親去世前患有阿爾茨海默病，她還特意跑去醫院做檢查，然後被告知，阿爾茨海默病無法預知。
沈清說，魯豫經常和她聊起，吃哪些食物或保健品對保護記憶力最好。有一次沈清逗她，「聽說喝酒能減緩記憶力衰退」，她完全是胡說八道，但她看見某種相信從魯豫眼中閃過0.1秒。
有一年，沈清和魯豫在國外旅行，去超市買酸奶，魯豫站在冷藏櫃前東看西挑，選了很久很久，最後沈清都疑惑了，你工作這麼爽快的人，怎麼選個酸奶這麼墨跡？魯豫嘿嘿笑了，「我的乾脆利落都留給別的事了，生活裡是一點沒有。」
曾經，在大學畢業留言冊上，魯豫給自己的寄語是，「掄圓了生活」，但這麼多年過去了，她真正掄圓了投入的，還是工作。
1996年，魯豫剛去香港時，和許戈輝，還有另外一位鳳凰衛視的幕後同僚，3個女孩合租了一間三居室的房子，房租每月17500港幣。女孩們抽籤，決定房間大小，魯豫抽中了面積最小的兒童房，許戈輝記得，夜晚躺在床上，魯豫的一雙腳是露在床外的。屋子很小，沒什麼生活可言，但她們都非常快樂。
當時，鄧文迪來參觀她們的出租屋，她說不會選擇住在這裡，女孩們說，這裡挺好的，離公司近，也夠住，鄧文迪只說了一句，「No, There is no life.」
但這似乎就是魯豫的生活——她沒有什麼興趣愛好，也沒有向外開啟的縫隙。很長時間，她羞於承認這些，後來，她想通了，她再次用「構造」來解釋這一切，「每個人的出廠設定都不同，我的出廠設定就是那樣的，它造就了今天的我，那我就接受不停地燃燒自己」。
她記得，大學時外教讓同學們用「hanging around and doing nothing（無所事事）」造句，最後大家造的句子是——「We are not good at hanging around and doing nothing.（我們不善於無所事事）」。
很多年前，魯豫採訪過一位香港的歌手，她告訴魯豫平時不打歌、不發片的時候，她想吃什麼就吃什麼，一到發新片了，演唱會了，她立刻魔鬼式減肥，每天用保鮮膜裹身體，瘋狂跑步，脫水，身體狀態又能恢復到從前。這樣每年都有一段時間可以放縱自己，可以輕鬆地過，只需要努力幾個月就好了。
聽到這個故事，魯豫很受震撼，她回去思考了很久，覺得那太難了，那是一個不能被控制的人生，她不願意承受失控的風險。她不能保證生鏽的、長滿青苔的地方，時時刻刻被打磨得很亮。她必須每天緊張地生活，每天都像在跑步機上，每天快走，每天小跑，「每天都小累一點」，這樣讓她感到安心。
竇文濤說，如今的魯豫，的確解開了某些繩子，但「千萬不要把她說成是一個完全解放的冒險家」，「沒有，她仍然是很有規矩的一個人」。
他們相識了近30年，是最好的朋友之一，但今時今日，在竇文濤面前，魯豫也不是一個能夠把內心敞開的人。「我總覺得她不容易，要強，不願意向人示弱，她表露在外的總是那樣冷靜、理性、有分寸。」竇文濤說，他有時候對魯豫會有點憐惜，「但實際上她一點也不需要我憐惜，這是我的一種自作多情」。
沈清與魯豫相識了十幾年，她們經常一起吃飯、旅行、看電影，她們不談論工作，她們是生活中的朋友。站在自己的角度觀察魯豫，沈清也有一種很強烈的感受，她覺得魯豫始終在背對人群，「她給大家的一直是背影，很朦朧，不那麼明確」。
當我把這個形容轉述給魯豫，她難得地頓了一下，然後笑了，「我覺得這個描述挺詩意，但挺準確的」。她說，她的確不知道最終自己是不是能夠完全地、時時刻刻地、正面地，出現在大家面前——好在，過去的這一年，她終於不再只是那個坐在黃沙發上聲名遠播但面目模糊的提問者，她終於漸漸轉身，露出了至少一個側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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