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對中國電子產品的退讓——一個手上無牌的總統。由此，特朗普關稅政策的矛盾與荒謬：博弈輪番失敗的代價；“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美國”的終局判斷
兔主席/tuzhuxi 20250413
昨天，美國政府突然宣佈，將半導體、電腦、平板電腦、蘋果手錶等20類電子及科技產品豁免“對等關稅”。而這些商品大量從中國進口（每年約1,000億美元），佔到中國對美年出口額約四分之一強。此舉相當於將對華關稅裡很大一部分（且價值含量最高的一部分）排除在外。近期，中美兩國正在進行激烈的貿易戰，特朗普這一次政策撤回，相當於在全世介面前自打耳光，讓自己陷入全面的政治被動，並減少了白宮在未來的政策選擇。
由於近期特朗普政府在關稅政策反覆太多，十分混亂，所以先讓我們稍加梳理。
一、特朗普貿易戰（以及針對中國的關稅政策）回顧：
1.2月末，特朗普政府先以“芬太尼”為由對中國加徵了20%的“懲罰性”關稅
2.特朗普政府在4月2日宣佈了擬在4月9日執行的新一輪關稅政策，包括:1）對所有國家地區徵收10%的普遍關稅；2）對約60個國家和地區徵收“對等關稅”，不同國家地區稅率不同。中國為34%
3.之後，中國對美反制（也加徵34%），特朗普又予以報復，兩邊出現了螺旋上升的情況
4.最後結果是，美國對中國加徵125%的“對等關稅”，以及早前20%的芬太尼關稅，總共145%，中國對美反制，加徵125%的關稅
5.此處不考慮特朗普第一任內對中國加徵的關稅（加權平均約20%，拜登政府基本保留）
6.期間，美國“股債雙殺”。4月9日，特朗普宣佈對其他國家地區的“對等關稅”暫緩執行90天，但保留10%的普遍關稅，同時，保留對中國的全部關稅，把矛頭對準中國
7.4月12日，特朗普宣佈豁免對所有電子產品加徵“對等關稅”——針對中國大陸的電子產品，也即保留了20%的基準關稅，但不需要再加徵125%的“對等關稅”
8.根據美方的資料，此次獲豁免的科技產品約佔2024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總額的1,000億美元，相當於從中國進口總額的23%。其中，智慧手機和電腦顯示器的中國進口占比分別高達81%和78%。具體可參考下圖資料。在電子產品方面，美國對中國高度依賴，短期沒有替代方案。
9.特朗普宣佈所有政策都非常臨時，例如，在宣佈暫緩“對等關稅”時，貿易代表Jamie Greer還在國會向兩黨議員解釋關稅邏輯，被打個措手不及；在週末宣佈豁免電子/科技產品之前，高階閣員還在密集對外宣傳關稅的產業迴流邏輯。商務部長盧特尼克上週日接受CBS新聞訪談時還說：“優秀的美國工人”將在美國本土建造和運營的新工廠裡工作，“數百萬工人擰螺絲組裝iPhone的場景即將在美國重現”；截至週六，白宮新聞秘書Karoline Leavitt還在宣稱：“總統已明確表示，美國在半導體、晶片、智慧手機和筆記型電腦等關鍵技術領域不能依賴中國製造，企業們正加緊將生產線遷回美國本土”。政策逆轉如同自己給自己的一記響亮耳光。請注意，全球都看在眼裡，聽在耳裡：這一響亮的巴掌，是你們自己打給自己的
10.這些政策逆轉極其突然，極具戲劇性，不僅外界跟不上，白宮班子自己也跟不上。他們一方面要繼續緊跟，對特朗普逢迎拍馬（“特朗普永遠正確”、“交易的藝術典範”），一方面還要在外面護盤，保持勝利口徑，吹捧“皇帝的新衣”有多漂亮，最後還要在一線擦屁股，可謂焦頭爛額
11.而特朗普豁免電子產品是針對中國貿易戰的關鍵潰敗。套用特朗普自己的話來評價他自己，就是“手上沒有牌了”（“you don’t have the cards”）。他可以繼續玩“皇帝的新衣”故事，宣稱“偉大勝利”，但整個市場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團隊只能暗地咒罵，表面上溜鬚拍馬，並絞盡腦汁地思考：怎樣才能在這樣的“草臺班子”裡保全自己的個人名譽，既要最小化損害，同時還要讓老闆特朗普滿意？
而如果你不相信這屆特朗普政府真的是“草臺班子”的話，他們正在想盡一切辦法證明這一點。
以下是進一步分析和點評。
二、分析和點評
1.第一次對“對等關稅”的撤退：特朗普對華爾街的退讓。4月9日，特朗普暫緩對其他國家地區徵收“對等關稅”，是因為美國市場“股債雙殺”——尤其當投資人開始拋售美債，導致收益率快速上行時，特朗普被嚇住了，別無選擇，只好退讓。那一次撤退，是特朗普對債市，對資本市場，對華爾街的退讓。
2.這一次對中國電子產品的撤退，是特朗普對美國老百姓的退讓。特朗普這一次針對中國電子產品的退讓，則是對美國老百姓的退讓——因為美國在這些產品上高度依賴中國，短期沒有替代方案，加徵關稅只有一個結果，就是將成本轉嫁給美國消費者，由此形成巨大的通脹壓力，並給特朗普/共和黨帶來政治災難。須知，特朗普是扛著“降通脹”的大旗上臺的。上任後，他在降物價方面沒有任何舉措，只是一味加關稅，反倒大大提升了通脹預期，並將美國推向滯漲。
3.科技企業的福音。蘋果等科技企業是豁免政策的直接受益者。他們大鬆一口氣：可以繼續在中國生產電子產品了，暫不需要考慮重構供應鏈（如果供應鏈真的能夠重構的話）。而只要企業按兵不動，不做產業回遷的投資決策，結果是，美國也得不到這些產業。
4.中國的“兩種模式”。我們再來看看產業。如果以非常簡單粗暴的方式，按價值鏈地位，把中國輸美主要商品進行分類，可以看到有兩大型別，一類是附加值相對較低的商品，如從玩具、塑膠製品、服裝、傢俱等，不妨統稱為“義烏模式”；一類是附加值較高的商品，即電子/科技產品，從蘋果、惠普、微軟、三星、索尼到海信、TCL、聯想、富士康都在此類，有2B也有2C，包括品牌企業也包括代工企業。這類商品工藝複雜，附加值高，可稱為“大廠模式”。（當然這只是簡單劃分，義烏也有高附加值產品；生產電子產品的也有中型企業。現實世界是一個“光譜”，不同產品根據在價值鏈上的地位不同，居於中間的某個位置。）
5.特朗普想要的就是高階製造業，而關稅有可能確實是必要條件。特朗普關稅的“初心願景”裡有一些長期主義考慮——即透過製造業迴歸，保證供應鏈安全，以及提供高質量就業。但問題是，行業和行業、產品與產品是不同的。今天的美國已經沒有能力、條件和意願讓玩具、服裝鞋帽、塑膠製品等附加值較低的產業迴流本土。我們看，特朗普政府官員凡在外宣傳時，言必稱的產業都是汽車、半導體、電子產品等高附加值製造業，從來沒有人提到過玩具和服裝鞋帽（這當然使得他們對這些商品加徵普遍關稅和“對等關稅”沒有任何的產業邏輯可言）。而大多人都同意，如果要讓製造業迴流，關稅可能是必要條件之一，即，有關稅未必就行，但沒有關稅萬萬不行。只要不對電子產品設定高額關稅，則相關產業不可能迴歸本土。
6.美國要推出什麼樣的關稅才能扶持產業？這裡引出了最為關鍵的一條：從產業邏輯出發，如果美國政府希望用關稅引導（倒逼）企業的行為，那麼必須將關稅作為長期確定的存在，其所需條件如下：
1)關稅是用來扶持特定產業的，是扶持特定產業的產業政策的一部分，而非不加選擇地針對所有國家地區及行業產品；
2)為了在美國本土扶持特定產業，則關稅必須針對所有國家和地區普遍有效——如果僅針對一個國家（例如中國的話），如果關稅長期化，也只會將供應鏈轉移到其他國家，但不會迴流美國本土；
3)針對特定產業的普遍關稅應當確立為長期基本國策，成為國家產業戰略的一部分；
4)兩黨及朝野對關稅有高度的、明確的、公開的共識；人們可以預期：關稅將超越特定政黨和政府長期存在；
5)關稅要以國會立法的形式確立下來，而非基於總統行政令（因為總統行政令可以朝令夕改；被法院和國會挑戰；被下任總統廢除）；
6)投資建廠及交付產品需要數年時間，輕易超過一個總統的4年任期。要讓關稅發揮效果，要將其成為長期政策——企業要相信關稅會在未來10~15年的時間維度存在，具有高度的確定性。只有這樣，才會做出反響應；
7)關稅是扶持產業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除了關稅之外，還需要配合其他制度條件、產業政策、基礎設施和勞動市場條件（美國製造業企業抱怨，現在在美國很難找到在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保持清醒的工人。這是酒精和毒品常年影響的結果）；
8)產能非一日能建成，確立關稅後，短期內，社會將承受很大的痛苦，例如產品稀缺、物價上漲，老百姓生活質量變差，企業利潤收縮，股市下跌，經濟面臨挑戰。全社會建立充分共識，團結互助，拿出一種“共度時艱”的態度，“殺出一條血路”，齊心協力完成經濟轉型。一個社會，如果股市債市一下跌，人們就慌了，企業和資本開始遊說，輿論及坊間開始對立和分裂，政治陷入撕裂和黨爭，共識被顛覆——如果這樣，那就只能在短期主義政策裡搖擺，不可能堅持長期主義政策。而如果沒有長期主義政策，自然也不可能重塑行業。
而美國的政治制度、撕裂現狀、這幾年的政治政策反覆已經決定並說明，它沒有執行長期主義政策的基礎。它的制度就不是為這個而設計的。
7.朝令夕改、短期主義的必然結果：企業等待和觀望。如果說有一個人最不適合執行長期主義政策，這個人就是特朗普；如果說有一屆政府最不具備執行長期主義政策的能力，這就是特朗普政府。現在，美國的關稅政策朝令夕改，形同兒戲：一會兒有，一會兒沒有，一會兒增加，一會兒減少，一會兒急徵，一會兒暫緩，一會兒一刀切，一會兒豁免，一會兒永久化，一會兒又變得“可談”。從目標、戰略、戰術到口徑都完全混亂，無法給企業和市場形成任何預期和確定性。對於企業來說，其最愚蠢的做法莫過於，著急響應特朗普政府，剛剛行動，調整了供應鏈佈局，把生產從A國改到B國，結果美國政府就和A國重新談成了貿易協定，免掉了針對A國的關稅；抑或美國政府突然發現B國成了新的貿易逆差國，開始對B國加徵關稅。這些都會讓企業的供應鏈佈局一夜盡廢。在這種情況下，不會有企業做出投資決策，而只會選擇觀望和等待。一個工廠建成投產交付就要四五年，最理性最安全的辦法是熬過四年（確切地說，只剩三年半了），看看最大的不確定性之源——特朗普本人——是否可以被排除掉。而企業在等待和觀望時，也會抑制投資，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8.特朗普關稅的產業結果預判。我們再評估一下特朗普關稅政策的結果。
1）低附加值的產業/產品（例如玩具、衣物鞋帽之類，“義烏模式”），“外迴圈”邏輯。除非美國對這些產品長期加徵高額關稅，承擔巨大的短中期經濟代價，否則相關產業迴流美國的可能性為零。對海外進行外包的企業只會根據美國針對特定國家（如中國）的“關稅”進行最佳化，供應鏈只會在各種美國以外的國家地區進行遷移（“外迴圈”），但不會回到美國。結果是，供應鏈跑到哪一國，哪一國對美國的商品順差就會大幅增長（這就是2018年以後發生在越南、墨西哥的事情），但美國的總貿易逆差不會改變。這個時候，美國關稅實際上已經沒有了經濟邏輯，而只剩下政治邏輯，即從“安全”角度出發，減少對單一、任一國家的依賴（“去風險”），須知，這主要是一個政治目標。實際上，本輪特朗普貿易戰之後，所有國家要考慮的是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中國的長期策略也是繼續減少對美國的出口依賴，轉向本土需求及其他國家。）
2）高附加值的產業/產品（電子產品/科技產品,“大廠模式”）——將繼續依賴中國，維持現狀。由於產業高度集中在中國，特朗普礙於經濟與政治的現實考慮，只能豁免相關產品的所謂“對等關稅”，供應鏈將大部留在中國，不會迴歸美國本土。美國的經濟邏輯和產業邏輯也是失敗的。而且，如果美國政客的關稅目標是政治邏輯的話（追求安全），難道電子/科技產品的安全重要性不比服裝鞋帽要高？這又是自我矛盾的。
9.特朗普關稅政策的真正傷害。由上可以看出，無論是經濟/產業邏輯還是政治邏輯，特朗普的關稅都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相反，他的關稅會帶來巨大的問題——草率的推出，遭遇現實博弈後立即180%大逆轉撤回，把一切都變成了兒戲和笑話。貿易戰沒有贏家，我們不需要從“美國輸中國贏”這樣的雙邊零和博弈角度去理解這個問題，但要看到，最終特朗普政府（也即美國政府）是最大的輸家：他破壞了市場信心、顛覆了外界對其政府治理能力的信任，傷害了和盟友和夥伴的關係，並讓企業和消費者承擔成本。這是美國在政治、政策、經濟、制度、理念和意識形態上的全面潰敗。本輪唯一正確的經驗是，所有國家（包括美國的盟友和夥伴）都必須系統性減少對美國軍事/安全、經濟、科技等的依賴。
10.幾個回合挫敗後，特朗普很難再翻盤。要看到，在關稅問題上，特朗普及其團隊確實有推行長期主義政策的直覺和訴求，也即幫助產業迴流美國，但政策不是兒戲，是與市場、業界、政治力量、公眾的複雜博弈，變來變去等於政治自殺行為。而特朗普在3月份以來已經多次逆轉各種政策，在市場和輿論反對聲音面前反覆敗陣。在一個又一個回合的交鋒裡，他已經輸掉了。現在，所有人都相信90天后他不敢重啟“對等關稅”，因為美債會再次崩盤，把他逼到相同的絕境；對於中國及其他國家地區的關稅也一樣，企業、市場、政客、輿論會再次倒逼他。在一次次重複博弈中，市場已經積累了經驗，抓住了特朗普的軟肋，並印證了成功的可能。而在輸掉了前面的回合之後，特朗普想要再次翻盤，將一次比一次難。他已經提前透支了政治資本，並徹底暴露了短板。
11.最後，結合這幾輪反覆，筆者的幾個判斷：
1)對於企業來說，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按兵不動，觀望和等待，能熬過一天算一天。特朗普還有三年半的時間，一眨眼就過去了，以不變應萬變即可。
2)最危險的做法就是僅憑特朗普的言行，貿然做出投資決策，導致自己陷入被動。但企業可以根據美國社會、經濟、政治的長期發展方向，各方可能凝聚的長期共識，做出一些戰略選擇和決策。但一定要超越特朗普本人
3)最聰明的做法是在“低位買入”——每當特朗普推出激進政策，市場瀕臨崩盤的時候，買入的時機就到了——因為市場正在倒逼特朗普，而特朗普大機率會和過去一樣繳械投降，然後宣稱勝利。要從字面上理解他在社交媒體上發帖所說的“現在是買入的時點”，他本人及其盟友、圈層也許早已這麼做了。
12.美國的根本問題是國內分配不均問題，根本矛盾是國內階級矛盾，其行為是將國內矛盾向外轉移。作為一個國家，一個經濟體，美國是受益於全球化的。很重要的一個數字，美國企業在華銷售額——大多情況下，是美國企業在中國製造商品本地銷售，或提供服務。2022年，美國企業在華銷售額達4,905.2億美元，大數5,000億美元；2024年，中國對美國的商品出口額為5,246.6億美元，大數也是5,000億美元，其中還包括了大量美國企業將在中國製造的產品銷往美國。誰從中賺到了大頭呢？美國跨國企業、美國金融資本。美國作為一個整體是受益於全球化的，只不過好處全部都被美國企業和美國資本拿走了：資本家透過構建全球產業鏈，放棄了本國的工人，而最終美國工人沒有從中得到足夠多的好處。從本質上看，這是美國資本家和美國工人之間的階級矛盾，是國內經濟社會分配問題，和第三方國並沒有關係。我們小時候從教科書裡學到的，帝國主義國家，國內階級矛盾解決不了，就對外輸出矛盾——一百年前主要靠戰爭和殖民，一百年後換了個方法，靠貿易戰。但萬變不離其宗。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分析：美國資產階級要做的，就是向外轉移矛盾，把美國國內的階級矛盾，變成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民族矛盾。為本國的政治失敗尋找替罪羊。
13.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美國。因此，美國要做的不是改變貿易秩序，而是做出正確的政治選擇——改變國內的經濟分配製度。而且，我個人的判斷是，對於美國來說，從政治上解決國內分配機制問題，可能比重建產業要更加簡單、更容易實現。因為分配機制主要是一個政治決定，而重建產業則需要政治、政策、基礎設施、市場主體、勞動市場等所有力量的配合。而且要看到，在技術革命下，產業不等於就業——即使美國推出了正確的產業政策，啟動了新一輪產業重建，其勢必將以自動化和人工智慧為主導，並不會創造大量就業。彼時，“海外外包”變成了“機器人外包”，勞資矛盾只會進一步深化，發生在找不到穩定工作的美國工人與依賴自動化技術的美國企業與資本之間。所以，還是那一句話——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美國，但這個解決方案又脫離了美國的政治現實。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美國；但是，社會主義救不了美國——因為美國不要社會主義——所以，美國還會繼續折騰全世界——尤其是中國。
對於中國來說，我們要做的是：看清美國的邏輯，不要抱有幻想，同時做好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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