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羅伯特·萊夫科維茨（Robert Lefkowitz，1943年4月15日）。圖源：維基百科
導讀：
也許有的人能做到，但諾貝爾獎得主羅伯特·萊夫科維茨說，他不會這麼做。
陳曉雪 | 撰文
王一葦 | 編輯
12歲那年，羅伯特·萊夫科維茨父親突發心臟病，險些喪命。視父親為英雄的萊夫科維茨，立下志願：成為一名醫生，像自己的家庭醫生一樣，讓人們的所愛之人活下去。
但命運給他安排了一條岔路。7年後，就在他如願進入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準備開啟行醫之路時，美國陷入越南戰爭泥沼。
1960年代，美國軍醫短缺，所有的醫學院畢業生都必須服役，有些甚至會被派到越南戰場。而避免奔赴前線的途徑之一，就是進入美國公共衛生署旗下的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做學術研究。儘管對研究毫無興趣，醫學院畢業生萊夫科維茨還是申請了NIH的研究職位。並且，成功了。
在NIH的第一年異常艱難，研究總是失敗，更雪上加霜的是，他生命中的精神支柱——父親，在第四次心臟病發作後去世。這讓他陷入深深的抑鬱。就在他幾乎要放棄時，第二年，研究意外取得突破，他也逐漸體會到了探索未知的樂趣。
兩年的服役期滿，導師極力挽留。為了年少時的夢想，萊夫科維茨還是做回了臨床。只是當他在麻省總醫院從事臨床工作時，總是懷念無拘無束進行實驗、被資料牽引的感覺。於是，他利用業餘時間，加入了醫院一位傑出醫學研究者的實驗室，研究一種對心臟有顯著影響的激素——腎上腺素。
此後，萊夫科維茨再也沒有離開科研。他在杜克大學建立了自己的實驗室，先是證明了受體是獨立的分子實體，隨後又發現了β–腎上腺素受體。後來，他與實驗室的博士後布賴恩·科比爾卡（Brian K. Kobilka）成功克隆了β–腎上腺素受體的基因，並發現其與負責感知光線的視紫紅質蛋白具有高度同源性。
2012年，萊夫科維茨與科比爾卡因闡明G蛋白偶聯受體(GPCR)的工作機制，共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回望自己從醫生到科學家的轉變，82歲的萊夫科維茨感觸最深的是，要對未知體驗保持開放，而不是被固有想法束縛，因為我們的目標會隨著成長不斷變化，“關鍵在於，要靈活應對變化，把握住那些出現的機遇。”
他說，一個人經歷越多，就越能認清自己的真正天賦，而一旦發現了天賦所在，也要明白，人生有限，時間有限，不可能在所有領域都做到極致。要敢於取捨，敢於對某些機會說“不”。
在職業生涯早期，他謝絕了擔任杜克大學藥理系主任的邀請，也拒絕過愛荷華大學醫學院的高薪聘請，儘可能減少行政職務和臨床工作，只專注於科學研究。
“如果你想在某個領域成為頂尖人物，你就不可能同時做三件不同的事情。你可以在三件事情上都很優秀，但你永遠無法在某個領域做到極致。”萊夫科維茨說。
最近，萊夫科維茨接受《賽先生》專訪，聊了聊自己的最新自傳《去往斯德哥爾摩的路上》，聊了聊自己希望透過諾貝爾獎這個平臺，最希望做的事情。這是一個關於適應變化、勇敢取捨，並最終找到真正熱愛的非凡旅程。
以下為對話實錄。
賽先生：我在今年2月份讀了你的這本書《去往斯德哥爾摩的路上》，我記得讀的過程中我多次大笑。我很好奇，是什麼激勵你來寫這本書的？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我想促使我寫這本書的原因是，正如你在閱讀後所能察覺到的，我喜歡故事，喜歡講故事，也喜歡聽故事。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講了許許多多的故事，就像許多上了年紀的人一樣，有些故事我一講再講，一遍又一遍。
多年來，我的學生和同僚一直都很喜歡我講的故事，並鼓勵我把這些故事寫下來、出版。但是我對此並無興趣，也從未想過自己會去做這件事。
但在幾年前，大約是五年前，我曾經的一個學生Randy Hall（注：蘭迪·霍爾，《去往斯德哥爾摩的路上》的第二位作者），他現在是亞特拉特的埃默裡大學的藥學教授，來看望我。他是特意來陪我一起看杜克大學的籃球比賽的。
當天晚上吃飯時，他提出了一個想法，說我們可以合作寫一本書。確切地說，我向他講述我的故事，他會做筆記，同時也會錄音。我們每週進行一次這樣的交流，然後他會整理我講的故事，寫成初稿，再發給我，我再進行編輯，返回給他。我們的計劃是按照時間順序，從我人生的最初階段開始講述。而且，他還幫助我構建一個整體的敘述結構，這樣能夠把這些故事都串起來，最終形成一本回憶錄。
坦率地說，這個方法效果非常好。我們大概每週討論一個半小時，用了一整年的時間。這本書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誕生的。
賽先生：在這個過程中，有發生什麼讓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嗎？我是說，一開始你可能沒想到，但在寫作過程中讓你感到驚訝的發現？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我覺得沒有。對我非常有幫助的一件事，是我聯絡了許多學生，包括當時還在我的實驗室的一些學生，問他們，你們最喜歡我講的哪些故事，如果有特別喜歡的，請告訴我是哪些。結果他們確實提供了不少反饋。
有些學生髮來了非常長的故事清單，比如“那個關於某某的故事”、“那個關於這個的故事”、“那個關於那個的故事”，這些都非常非常有幫助。不過，除了讓我對自己一生和職業生涯的幸運有了更深的感悟，並沒有什麼全新的發現。
當然，我之前就知道自己很幸運。但當我聽到自己講述這些故事時，許多故事都很幽默，我更加深刻地意識到，我的一生和職業生涯確實非比尋常。
賽先生：是的，我對這本書裡展現出來的幽默印象深刻。幽默似乎是你的一種超能力。你的幽默從何而來？你認為這是與生俱來的嗎？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這是個很好的問題。最明顯的答案可能是，這要麼是基因決定的，要麼是我的父母鼓勵的——也就是說，可能是天生的，也可能是培養的，或者是兩者的結合。
但事實是，我的父母都一點也不幽默。我的父親擔任一個俱樂部的主席有幾年。在他擔任主席時，我很喜歡去參加他們的會議。他總是在會議開始時講一個笑話，笑話是他從一本又厚又大的笑話書裡找來的。那些笑話很糟糕，是最不好笑的那種。而他本人也不幽默。我母親同樣不幽默，她非常嚴肅。所以，我也不知道我的幽默感來自哪裡。
不過，我同意你的看法——如果我有一種“超能力”，那大概就是我的幽默感了。它滲透進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我認為，如果你是科學家，幽默是非常寶貴的的一種技能，因為幽默本質上是一個創造性的活動。它涉及發現事物、情境或其他元素之間的聯絡，而這些聯絡可能並不那麼顯而易見。幽默往往來自看似不相干的事物，而當你在某一刻把一些出乎意料的事物、概念、想法或情境結合在一起時，這種意想不到的關聯會帶來驚喜，而這種驚喜往往會引發笑聲。
當然，如果你仔細想想，這正是科學發現的本質。科學發現的本質在於觀察那些大多數人看不到任何特別之處的情境或資料。然而，你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它們。
你知道嗎，當有人說了一個有趣的事情或者講了一個好笑的笑話，在你“get”到這個笑點的那一刻，你其實也做出了一個小小的發現。而這，正是幽默的本質。
我個人的看法是，每個人都有欣賞幽默的能力。但遺憾的是，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幽默感，能讓別人發笑。有些人很幽默，而有些人則不然。對我來說，自我認知非常重要。因為我認為，如果你本身不幽默，那就不應該刻意去搞笑。比如，我們都有過這樣的經歷：身邊有人並不風趣幽默，但卻試圖講笑話。他們說出一句自以為有趣的話，但實際上，一點兒都不好笑。
所以，不幽默並不是一件壞事，也不是一種過錯。但重要的是，如果你不幽默，就要意識到這一點，不要勉強自己搞笑。這就是我給不幽默人士的建議。
賽先生：我理解科研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幽默對你來說是一種放鬆嗎？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是的，沒錯。事實上，這已經成為我態度的一部分。比如，明天下午我會開組會，從下午3 點到6 點，整整三小時。我每兩週會和整個團隊開一次這樣的會議。在這些會議上，我會盡量讓大家笑得多一點，因為我覺得當人們放鬆、享受其中，尤其是在欣賞到幽默時，這會激發他們的創造力。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幽默本質上是一種創造性的活動，它將看似不相關的很多元素聯絡在了一起。我發現，我讓大家笑得越多，在討論各種實驗和想法時，碰撞出的靈感也就越多。
所以對我來說，有意識地運用幽默來激發學生的創造力，是我一直在刻意實踐的一件事。
賽先生：我剛聽到，你還在執行一個實驗室？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是的，我還在做科研。我的實驗室有15到18個人。我現在82歲了，還在工作。我還有研究經費。所以是的，我還在繼續。
賽先生：這太令人驚歎了。你獲得諾獎之後，你的下一個目標是什麼？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我獲得諾獎後，下一個目標？
賽先生：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獲得諾貝爾獎意味著他們的學術地位已經確立，他們已經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工作。但在那之後，似乎很難再設立一個新的目標。我的意思是，當你已經如此有名之後，要如何繼續前進呢？所以，你現在的目標是什麼？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好的，我可以明確告訴你我的目標是什麼。
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後，我很認真地思考過這對我的工作意味著什麼。我認識很多諾貝爾獎得主，其中許多是我的朋友和同事。我意識到，在諾貝爾獎的影響下，這些科學家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其中一類人在獲獎後，基本上意味著他們高產的科學研究生涯走到了盡頭。他們會逐漸或者迅速退出實驗室的日常運作，轉而承擔其他職責，比如成為科學界的重要代言人，或擔任研究機構、院系的管理者，類似這樣的角色。
對於另一類人來說，獲獎並沒有帶來太大變化。的確，他們去了斯德哥爾摩，領取了獎章，慶祝一番，然後回到家裡，回到實驗室，儘可能像什麼都沒發生一樣繼續工作。
我當時做了一個有意識的決定，要成為後者。也就是說，我要繼續工作，儘量不讓諾貝爾獎影響到我的科研。
我獲得諾貝爾獎已經快12年半了。我認為自己一直堅持著這個目標。正如你所看到的，82歲了，我仍然在工作，仍然在管理實驗室，仍然在發表論文。當然，和42歲時相比，我的發表速度沒那麼快了，畢竟我已經82歲了。
但這就是我的目標，我認為我一直忠誠於它。
賽先生：是的。但你為什麼決定成為第二類人？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是的，我認為這就像我們一生中做出的大多數重要決定一樣。
人們常常來找我，不同年齡、不同職業階段的都有，尋求關於人生重大決策的建議，或者是關於他們的職業發展，或者是關於個人生活。比如：我該結婚嗎？我該離婚嗎？我該怎麼做？我應該接受這份工作嗎？我該繼續待在實驗室，還是去當系主任？類似這樣的事情。
我總是給他們同樣的建議——在我看來，人生中真正重要的決定，不能只用頭腦來做，而是要用心去感受。你必須要去“感覺”它，而不是單純理性分析。你要等到內心深處，而不僅僅是頭腦中，產生一種清晰的認知，知道什麼才是正確的。
對我來說，我從未對這個問題感到困惑。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熱愛實驗室的工作，熱愛科學研究，熱愛培養人。我不想去做別的事情。我不想運營一個大型研究機構，也不想去為科學遊說。我只想做科研，培養學生。於是，我就這樣做了。
賽先生：這很有趣。也有一些人想要開啟“第二人生”。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完全沒錯。我有一些好朋友（他們做出了不同的選擇）。但這沒有對錯之分，關鍵在於什麼選擇最合適你自己。
賽先生：是的，但諾貝爾獎對你的生活產生了什麼影響嗎？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確實如此，影響很大。你無法……無法逃避這種影響。諾貝爾獎會以你無法控制的方式改變你的生活。
首先，我總是告訴人們，諾貝爾獎會改變你的名字。從那之後，我的名字不再是“鮑勃·萊夫科維茨”，而是“諾貝爾獎得主鮑勃·萊夫科維茨”。無論是在會議上、雞尾酒會上，還是隻是與陌生人初次見面，這個頭銜都會一直伴隨著你。
另外，一旦你成為諾貝爾獎得主，你就會被賦予這樣的機會，或者說是特權，甚至可以稱之為“詛咒”——人們會尋求你對各種事情的看法，不管你對這些事情瞭解多少。這有時會讓人感到壓力很大。即使你對某些事情一無所知，人們還是會希望聽聽你的意見。而我們大多數人，即使對這個問題完全不瞭解，也樂於為他們提供意見。
賽先生：是的。那麼你希望如何利用這個特權，或者說這額外的影響力？你最希望用諾貝爾獎這個平臺去做什麼？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我想到一個詞，這個詞通常在我與學生、學員、年輕科學家交流後常被提到，就是“鼓舞人心”（inspirational）。
顯然，在聽完我的故事之後，很多有抱負的年輕科學家都會說，他們感受到了鼓舞，無論這意味著什麼。是的，這正是我想要實現的目標。
我希望利用諾貝爾獎所帶來的曝光度和平臺，去激勵年輕科學家，甚至年長的科學家，讓他們意識到：“嘿，你們也可以做到。”
我並不是一開始就立志要贏得諾貝爾獎，我甚至一開始也沒打算成為一名科學家。但事情就是這麼發生了。而我的經歷似乎確實能激勵到別人。
賽先生：當你考入哥倫比亞大學時，你的夢想是成為一名醫生。但最終，你實現的卻遠不止於此，回望過去，你如何看待這一切？你曾經有過兩個夢想，而你最終都實現了。這對很多人來說都是難以企及的成就。是什麼讓你能夠實現這兩個夢想？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這很有意思。我當初作為醫學專業的學生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時，根本不會想到有一天我會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如果當時有人告訴我這一點，我肯定會覺得這個人瘋了。
我在大學時主修化學，但從未做過任何原創研究，也完全沒有這個興趣。我喜歡科學，但只是喜歡閱讀教科書裡的內容，而不是去親自研究它。
但後來，越南戰爭改變了一切。在60年代末，我被徵召入伍，進入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服役兩年。正是因為這次“被迫”的研究經歷，我才有機會去發現自己是否喜歡科研，是否適合做研究。
在（NIH的）第一年，我發現一件事，一是我做的不好，二是我不喜歡它，因為我討厭失敗，而那一整年，我所做的幾乎是全是失敗。但漸漸地，我的工作開始有所進展，我也開始喜歡上做科研。
如果要總結教訓，我認為有幾個，但其中一個是：在生活中，你需要對新體驗保持開放，而不是把自己侷限住。孩子們常常會有夢想，大家都曾想過做消防員、警察之類的，但很少有人最終去做這些事情，他們的目標會發生變化。關鍵在於，要靈活應對變化，把握住那些出現的機遇。
這也說明了一個道理：你經歷的事情越多，你就越能瞭解自己的真正天賦在哪裡。例如，假如1968年我沒有去NIH，如果沒有戰爭、沒有徵兵，會愉快地從事醫學工作，度過我的整個職業生涯。我認為我會非常享受那樣的工作。但那樣的話，有很多事情可能就不會發生了。而且，這不僅僅對我個人來說很不一樣，對所有藥物的發展、一些科學發現以及與我一起受訓的所有人來說，都是不同的。
所以，回想起來，如果不是我當時因為好運被徵召去那裡的話，這一切可能會大不相同。
而這樣的經歷不僅僅只有我一個人。還有許多和我處境相同的年輕醫生也去了NIH。
我當時被徵召進入的那個專案，在培養像我這樣的醫師科學家方面取得了驚人的成功。例如，從1964年到1972年，也就是越南戰爭最激烈的八年期間，我參與的這個小專案每年大約有50人被送往NIH。因此，在這八年間，大概有四五百人經歷了這個專案的訓練。
但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這群人中，竟然有10 人後來獲得了諾貝爾獎。要知道，我們大多數人在加入時並沒有研究經驗，我們只是想成為醫生。在我們那一屆——也就是1966 年從醫學院畢業、1968 年進入NIH、1970 年離開的那批人中——總共有50 人，有四人獲得了諾貝爾獎。想想看，接近10%的比例！而我們那屆沒有獲得諾貝爾獎的其中一位就是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所以，這個專案培養出的人的成功是驚人的。
你可能會問，為什麼會這樣？這怎麼可能發生？
答案是，每個人都想進入這個專案。因為如果你沒有被選中，大機率就會被派往越南戰場度過兩年，照顧戰場上的傷員，甚至可能自己也會喪命。所以，大家都想進這個專案，競爭非常激烈，而他們也能夠選拔到最優秀、最聰明的人才。大多數進入該專案的人，都在醫學院成績名列前茅，通常是第一或第二名。大家都非常聰明，也都非常勤奮。
賽先生：所以這個專案是非常嚴格篩選的。也就是說，學員自身的才華，使得這個專案相比其他專案有了不同的特點。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是的，這個專案確實非常了不起。而且它的影響不僅僅體現在培養出諾貝爾獎得主。
（美國）一整代的醫學教授都來自這個專案。對此還做過研究。如果你看看90 年代美國主要醫學院的醫學教授，會發現其中有很高比例的人都曾參加過這個專案。可以說，這個專案影響了美國學術醫學界整整一代人。
賽先生：我還注意到，當你面試NIH 職位時，你提到你的目標是成為“三面手”（Triple Threat）：卓越的醫生、研究者和管理者。那麼現在你對這個“三面手”的夢想有什麼看法？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我很慶幸自己沒有去追求這個目標。
在一開始，我的導師就勸我不要這麼做。現在，我並不認為做到這一點是不可能的。我實際上認識，他們兼顧了這三方面，確實做得很好。
問題在於，你是想在多方面都做得不錯，還是在某個領域做得極為出色？
這歸根結底是個人品味和性格的問題。我早在年輕時就意識到，對我而言，真正重要的是“精通”（mastery）——也就是在某個領域做到極致，出類拔萃。
比如，當我還是個青少年的時候，我最想成為棒球高手。在大學和醫學院時，那就是盡我所能學習我所選課程的一切知識。我只是想做出最好。坦白說，我也確實做到了。我在我那一屆排名第一。但我並不是為了競爭才這樣做的，我唯一競爭的物件一直都是自己。我的意思是，我只是想盡我所能做到最好的自己。
而如果你想在某個領域成為頂尖人物，你就不可能同時做三件不同的事情。你可以在三件事情上都很優秀，比如成為“三面手”，但你永遠無法在某個領域做到極致。
例如，一個“三面手”式的人不太可能獲得諾貝爾獎。因為無論他有多優秀，他只能把三分之一的精力投入到研究中。而與此同時，他要競爭的物件是那些同樣天賦異稟，卻把90% 的時間都花在研究上的人。這怎麼能競爭過呢？
對我而言，儘管我當時沒有明確地意識到這一點，但在某個深層次上意識到，我只想在科學發現上做到最好。
當然，在我的職業生涯裡，我仍然堅持做臨床教學，堅持了30 到35 年。但顯然，儘管我早期是一名極其出色的醫生，但隨著時間推移，這方面的能力確實逐漸下降。
說實話，我們能自欺欺人嗎？正如我所說，你不可能做得面面俱到。所以大約在15 到20 年前，我就停止了臨床教學。因為我覺得，雖然我仍然是一個合格的醫生，但我已經不再是當年的那個頂尖臨床醫生了。因此，我徹底放棄了臨床工作。在過去的15 到20 年裡，我基本上只做研究並培養年輕科學家。
賽先生：是的，我覺得這很有啟發性。因為當你年輕的時候，你會覺得自己可以做所有事情，你有很多夢想。但當你長大後，你會發現自己無法什麼都做。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確實如此。我實驗室裡有很多本科生，他們除了在實驗室工作，還參與各種各樣的活動，範圍之廣令人驚訝。我光是聽他們講述自己的日常安排就覺得累了。但我很清楚，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終究需要放棄一些事情。
讓我給你打個比方吧。受精的那一刻，當卵子和精子結合時，會形成一個單細胞。
這個單細胞擁有發育成體內所有細胞的潛能，我們稱之為“全能性”（totipotential）。隨後，在一個極其複雜、至今仍未完全被理解的發育過程中，這個單細胞開始分化，形成幹細胞。這些幹細胞已經無法再發育成所有的細胞，但仍然可以發育成某一大類細胞，比如某種幹細胞可以發育成所有型別的血細胞，另一種可以發育成所有型別的肌肉細胞，還有一種可以發育成所有型別的神經細胞。然後，細胞會不斷地進一步分化，經歷一次又一次的分化，直到最終變成完全分化的細胞，此時它們只能成為某一種特定的細胞。
這也是我們大多數人在人生中經歷的過程。當你年輕時，你會嘗試許多不同的事情，你熱愛它們，你覺得自己可以掌控一切，可以做任何事情。但現實是，你無法做到所有事情。就像那個最初的細胞一樣，你最終會經歷分化。而且，外部環境的壓力也會迫使你做出選擇和分化。
賽先生：這個類比妙極了。我知道幹細胞，也知道一個人如何從嬰兒發育為成年人，但第一次聽到這個類比，真的很有意思。
另外，我對你在麻省總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做高階住院醫師時的經歷印象深刻。那兩年你做了三份兼職工作，對嗎？對我來說，簡直難以置信。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對我來說也是如此。現在我已經82 歲了，回看當年的自己，再看看現在的精力水平，真的難以想象。
當時我還不到30 歲，結了婚，有三個孩子，後來是四個孩子。我一邊接受醫學和心臟病學的培訓，一邊在實驗室工作，同時還做了三份兼職賺外快。現在回想起來，我都會問自己：“這怎麼可能？我到底怎麼能做到的？” 但在當時，我甚至沒有去思考這個問題，可能因為實在是太忙了。
我從未覺得做這些事情有什麼特別或了不起的地方，我只是去做了而已。那是二十幾歲時的你能夠做到的事情。
賽先生：但最讓我吃驚的，是你做的那三份兼職工作都是違反醫院規定的，對吧？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沒錯，完全違反了醫院的規定，每份兼職都不符合（規定）。甚至連我當時做的研究也是違規的。我本應該全職做臨床工作，因為我的薪水是由病人的醫療費用支援的。從任何角度來看，我都沒有理由去做研究。
最終，醫院把我抓了個正著。但幸運的是，醫學系主任（Alex Leaf）自己就是一位醫師科學家，他只是象徵性地給了我一個“輕微警告”，並沒有真正懲罰我。他基本上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笑）
賽先生：你當時真的很幸運。
對你來說，這種“挑戰規則”的態度是貫穿一生的模式，還是那段時期的特殊情況？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不，我覺得兩者都是真實的。我一直是那種願意挑戰規則的人，尤其是當我覺得那些規則不夠合理或不公平的時候。當然，話雖如此，據我所知，我是個遵紀守法的人，所以我的”反叛”是有底線的。
我每年都會依法納稅，等等。但確實，我對許多既定的規則保持一種健康的懷疑，這對科學家來說不是壞事，因為許多科學發現的起點，往往就是對既有教條的質疑。
賽先生：1973年，當你在杜克大學工作開始研究腎上腺素能受體時，很多人對受體的物理存在持懷疑態度。在那個時候，你為什麼會相信這些受體存在呢？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那時已經有許多證據，在我看來，那些證據指向了今天我們稱為“受體”的物理存在，並且它們極有可能是真實的。
例如，激素、藥物和神經遞質能夠在極微量的濃度下發揮作用，這表明細胞上一定存在某種結合位點，並且藥物或激素對該位點有極高的親和力，也就是說，它們之間一定存在非常強的相互作用。
另一個證據是，這些相互作用具有高度特異性。例如，如果你學過化學，你可能知道某些分子可以以兩種不同的映象構象存在，我們稱之為“對映體”（enantiomers）。
換句話說，同一個分子可以有兩種形態——就像映象中的自己，除了形狀相反，其他完全相同。然而，很多情況下，只有其中一種形態能發揮作用，這意味著必須存在一個極為特定的結合位點。
在我看來，這樣的分子就像鑰匙一樣，必須能夠精準地插入對應的鎖孔。所有這些現象讓這一假設非常有道理。我想，有時候人們會對某個想法深信不疑，甚至超越了當時現有證據所能支援的程度。
但我當時完全相信受體是物理實在，對此毫無疑慮。
有時候，人們在政治或其他領域也會產生這種信念，他們就是相信。而幸運的是，我相信它，就會直面它。信念是一種極強的動力，它促使你去證明自己所相信的東西。而在我的腦海裡，我知道這必須是真的，它激勵我不斷努力去證明它的真實性。
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確實有很多證據支援這一觀點，但當時的情況不僅僅是我“相信”它是真的，而是我“知道”它一定是真的。可以說，我是一個真正的“信仰者”，而這種信念確實幫助了我。
賽先生：這種信念就像直覺一樣？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它確實是一種特定的直覺。直覺是一個有趣的概念。大多數人會覺得它帶著某種神秘色彩，但實際上，直覺指的是我們大腦在不同層次上執行的能力。它能夠在腦海中整合許多不同的資訊，並且不知不覺地得出一個結論，甚至你自己都不確定是怎麼得出來這個結論的。這種感覺就像是所有資訊的總和，你只是覺得：“這就是對的。”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直覺。
賽先生：的確，關乎受體的物理實在，最後證明了你是對的。但有沒有一刻，你的直覺或信念被證明是錯的呢？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是的，很多次。這是一個我思考良多的有趣現象。讓我們來看兩種情況：我有很多次判斷正確，也有很多次判斷錯誤。
幸運的是，我發表的內容都是正確的。而那些最終被證明是錯的內容，我們在發表之前就已經發現了它們的錯誤之處。
但我在生活中學到的一點是，當我認為自己是對的時，無論最終我是對的還是錯的，我當下的感覺是一樣的。換句話說，即使我是錯的，在意識到自己錯了之前，我仍然會感覺自己是對的。
幸運的是，在我職業生涯的早期，我把所有的賭注都押在了受體實在這一點上，並相信自己能夠找到方法研究，分離和表徵它們。這是一個巨大的賭注。
我不知道自己82歲時是否還有勇氣這麼做。但在30歲時。我敢。
這可能是一種年輕人的……我不知道，傲氣，還是其他什麼。反正有一種自信，而不必基於任何過往的成績。那時候，我還真沒有做出什麼成就。（笑）但正是這種自信，讓我吸引到了許多非常聰明、富有冒險精神的年輕學員，也讓我能夠把我的想法推銷給資助機構，吸引到資源等等。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作為“信仰者”的信念和信心，讓我在職業生涯初期就推動自己的計劃向前發展。因為，你知道，那正是領導力的體現。
人們想要跟隨領導者。他們不想追隨一個說“我覺得我們可以這麼做，也可能不能做”的人。他們想追隨的是那種會大喊道：“嘿，我們可以攻佔這座山，衝啊”的人。
賽先生：所以，你是假裝擁有領導力，還是說你是真的對自己的研究充滿信心？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是的，當然。我不是在演戲或者裝樣子。我是真心相信每一點。
你無法愚弄別人，也無法假裝熱情，熱情極其重要。而熱情來源於信念——你相信某個想法，並且相信自己能夠實現它。正因為如此，你會變得充滿激情。而你的所有學員也會變得充滿激情。沒有什麼比激情更富有感染力了。
賽先生：你已經投入了50多年的時間研究G蛋白偶聯受體（GPCRs），並做出了許多發現。在這些成果中，你認為最重要的一項是什麼？為什麼？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我認為我無法選擇哪個發現是最重要的。那就像問我，五個孩子中哪個是最喜歡的？我做不到。
但確實有幾個。當然其中最重要的一項發現是在1986年，我們克隆了β–腎上腺素能受體的基因。這項工作已經是我們大約15 年工作的積累。當我們克隆出那個基因時，我們可以從推測出的氨基酸殘基的蛋白質序列中看到，它與另一種蛋白質有很大的相似性。那種蛋白質就是視紫紅質（rhodopsin），它是我們視網膜中的一種蛋白質，幫助我們感知光線。
本質上，視紫紅質是一個光受體，它的配體不是藥物、激素或神經遞質，而是光子。在那一刻，我們意識到β–腎上腺素能受體與眼睛中感知光的分子是近親。我們還意識到，必定存在一個龐大的受體家族，能夠響應各種各樣的刺激。很快，我們就證明了這一點。並且隨後，這些G蛋白偶聯受體（GPCRs）的家族迅速擴大。
今天我們知道，人類基因組中大約有800種不同的G蛋白偶聯受體，這些受體不僅負責調節激素、藥物和神經遞質的作用，還在許多感覺功能中發揮關鍵作用——例如視覺、嗅覺，以及某些味覺，像苦味和甜味。
所以，那無疑是最重要的發現之一，但僅僅是其中之一。可能還有六個同樣重要的發現。
賽先生：當你談到這個問題時，談到關於GPCRs的當前發現或現狀時，它們的功能和對我們生活的影響，似乎是無窮無盡的。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完全正確。幾乎所有的人體生理過程，所有的人體生理過程都受到GPCRs調控。
這就是為什麼GPCRs迄今為止是最常見的治療藥物靶點的原因。在美國，FDA批准的所有藥物中，大約有三分之一是靶向這些受體的藥物，或者是刺激它們，或者是阻斷它們的刺激。這大約涉及到700種藥物。所以，醫學中沒有任何病症是不受靶向GPCR家族受體藥物的影響的。
賽先生：作為一名醫生、科學家，你認為我們的壽命更多是由基因決定的，還是由其他因素決定的？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這是個很好的問題。確實認為基因在決定我們的壽命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例如，在極端情況下，如果你希望活到100 歲（百歲老人）甚至110 歲（超百歲老人），那麼你能否成功幾乎完全取決於基因。
好的。所以基因確實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就我個人的情況，我的父母都有早發的冠狀動脈疾病。我的父親在63歲時因第四次心臟病發作去世。我的母親雖然活得很長，但她在50多歲時就發生過心臟病發作。因此，我可以說是“註定”會面臨同樣的問題。
事實上，我在50 歲時就患上了冠狀動脈疾病，並出現心絞痛——這正是我父親第一次心臟病發作的年齡。但現在，我已經82 歲了。當時我接受了四重冠狀動脈搭橋手術，而31 年過去了，我依然健康，精力充沛，還在繼續工作。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作為一名心臟病專家，為什麼會這樣？作為一名心臟病專家，我竭盡所能地降低自己因動脈粥樣硬化——一種我從基因中繼承的疾病——而早逝的風險。
許多研究表明，以癌症為例，三分之一的風險與基因相關，而三分之二取決於生活方式——例如，你是否吸菸、是否肥胖、是否鍛鍊等。這些因素在癌症風險中的影響大約是遺傳的兩倍。當然，它們是否正確，我不知道。我只是讀到過這樣的研究，並不知道它是否準確。
賽先生：你剛才提到了你的父母，但就你個人而言，你其實一直在“對抗”自己的基因，對嗎？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沒錯。我在過去的30年裡一直在與我的基因作鬥爭，到目前為止，還算相當成功。當然，當然，這種努力還能持續多久，誰也不知道。但至少我已經做了我能做的所有有益的事情。
賽先生：比如說？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例如，我基本上遵循素食主義，嚴格來說是素食飲食。我服用了許多降膽固醇的藥物。我每天鍛鍊一個小時。我還透過每天冥想來減少壓力。我儘可能以一種有助於預防慢性疾病的方式來生活。
當然，最終我能堅持多久仍然受到基因的影響。但至少我可以安慰自己，我已經做了我能做的一切。其餘的我無法控制。知道這一點反而讓我感到安慰，因為我知道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
賽先生：令人讚歎。知道是一回事，真正去做又是另一回事。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完全正確。這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
要遵循我現在所做的這些不同的生活方式，需要極大的自律。此外，隨著新的科學資訊的不斷出現，我們也可以進行調整，因為總會有新的藥物，新的指南。當我第一次患上冠心病時，醫生說如果得了冠心病，應該將低密度脂蛋白（LDL）膽固醇，也就是壞膽固醇，降低到某個水平。
幾年後，他們會說這個標準應該更低，然後再降低。醫療指南不斷變化，你就可以根據新的資訊去調整自己的健康管理方式。
賽先生：那麼，你這輩子做過最瘋狂的事情是什麼？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如果回顧我的一生，我想最瘋狂的事情應該是——我20 歲時第一次結婚，21 歲時就有了第一個孩子。這在現在看來是非常瘋狂的決定。
當然，當時並不那麼瘋狂，而且在那個時候並不罕見。但如果從今天的角度來看，現在，我的孫輩已經28、29歲了，在我看來，他們仍然是孩子。然而，當我這個年紀時，我已經有了三四個孩子了。所以，回頭看，那確實是很瘋狂的經歷。
賽先生：當人們回顧你的一生時，你希望他們最記得什麼？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我希望他們記住我是一個熱愛科學、熱愛生活，並深深地願意與我的數百名學員、朋友和家人分享這些熱情的人。我希望他們會記得我是一個友善而慷慨的人。
致謝：
作者感謝知識分子編輯李珊珊對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見。
BOOK TIME
《去往斯德哥爾摩的路上》
[美] 羅伯特·萊夫科維茨 / [美] 蘭迪·霍爾 著
何萬青 / 何佳茗 譯
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湛廬文化
2024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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