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學子】第3537期

12年國際視角精選

仰望星空·腳踏實地

【陳屹視線】教育·人文·名家文摘

《紅黑時代》的文學價值與意義

“窺視窗死角”的藝術性

身份轉變自我消失社會斷層

人際關係撕裂文革殘餘並非遠去

作者元山裡子（日本）

【陳屹視線】導語

2023年11月25日，本文作者元山裡子作為亞洲唯一的女性代表，榮登羅馬世界女性愛情•浪漫書展（BuK Romance in ROMA）的舞臺。

11月28日，分享會由義大利歷史小說家、語言學家斯特法諾•柯蒂斯（Stefano Cortese）主持，現場氛圍肅穆而熱烈。

正是一場震懾心扉的意外的驚喜奇遇，在毫無預兆之下，義大利演員喬瓦尼•阿穆拉（Giovanni Amura）——《我的天才女友》電視連續劇中莉拉丈夫的扮演者，與著名女演員羅塞拉•裡沃利（Rossella Rivoli）意外現身，並登臺朗誦了元山裡子的《那不勒斯姐妹花》。

這場那不勒斯的奇蹟，宛如文學的鍊金術，點燃了元山裡子對東西方女性命運的深刻洞察。

當她展卷閱讀之光的《紅黑時代》，書中的東方姐妹花爾娟和培敏，與費蘭特筆下的西方姐妹花莉拉和萊農，在她心中交疊輝映，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元山裡子的評論文由此昇華，不僅是對一部中國小說的剖析，更是一場跨越時空的文學對話，彰顯了女性在社會變遷中的韌性、傷痛與自我救贖。

本篇評論，恰似一扇窗，引領讀者窺見文學如何以其普世的語言，縫合東西方文化的裂隙，書寫人類共同的悲歡。

一

中國的費蘭特

當我讀訖掩卷時，情不自禁驚呼《紅黑時代》作者之光女士是中國的費蘭特。

艾琳娜·費蘭特（Elena Ferrante）是義大利著名女作家，深受國際上讀者喜愛，也是我最喜歡的西方女作家之一，費蘭特的代表作【那不勒斯四部曲】：以莉拉（Lila）和萊儂（Lenu）兩位那不勒斯女性童年至中年的友誼和各自的人生命運為主題，分四部小說《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離開的，留下的》、《失蹤的孩子》。

之光的《紅黑時代》與費蘭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有異曲同工之妙。女主角爾娟的故事弧與費蘭特四部曲的女主角莉拉殊途同歸，顯示出文學價值和深層主題，兩位東西方女作家都以女性獨特的觀察力和細膩的筆觸、感人的細節及意外的展開深入刻畫了女性角色在社會變遷中的痛苦、掙扎、成長。

《紅黑時代》女主人公爾娟的故事分四個階段：童年階段；身份轉變；知青命運；自我消失。

第一階段——粉紅童年：以爾娟的童年為切入點，展現她純真與備受家人寵愛、備受同齡人羨慕的充滿夢想的短暫的粉紅色童年。

第二階段——身份轉變：聚焦文革期間“黑五類”和“紅五類”的階級分類與社會斷層，爾娟作為“黑五類”子女的身份成為故事核心，揭示了階級標籤對個人生活的深遠影響和悲劇的殘酷。

第三階段——知青命運：探討知青離開城市到農村去插隊落戶，或留在城市。實際上被人為的階層劃分，反映了個人與集體命運的撕裂。

第四階段——自我消失：爾娟最終因不堪被誣陷“與繼父亂倫”的謠言而選擇隔斷與過去的一切，包括心心念唸的好友培敏，象徵個人在歷史洪流中的絕望、失落與忍痛割愛的抗爭。

這四個階段的展開，充分體現小說的文學價值和情感深度及在世界文壇的地位。這部小說的故事弧線與費蘭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異曲同工之妙，純屬巧合，所以不能不為有著純粹西方文化背景的義大利女作家艾琳娜·費蘭特和有著東方文化背景及西方文化薰陶的華文女作家之光的不謀而合而感慨，也不得不為我在國際舞臺上發現了中國的費蘭特而興奮。

華裔女作家之光與義大利女作家費蘭特的時空相遇，並非偶然，而是源於兩者對女性命運和社會變遷的共同關注。

之光與費蘭特，一個東方文化背景，一個西方文化背景，卻在文學中找到了共通的語言，這也讓人感慨東西方文學的對話可能。

這部小說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二一

“窺視窗死角”的藝術性

小說開篇以爾娟的絕交信為引子，運用反敘式的敘事手法，即“伏線張力（

Inverted detective story）”。

是一種推理小說的敘事手法，通常主角的結局一開始就被揭開，看點是如何讓讀者透過主角的動線，追劇至最後的一秒。

之光用這種敘述開篇，揭示了爾娟的告別信，奠定了深刻失落和絕望的基調。這個戲劇性的開頭不僅吸引讀者，還確立了小說的情感核心。我把它形容成如同一個“窺視窗的死角”，把讀者的視野緊緊地扣在一個之光女士為讀者設定的這個故事的結局。

這個結局必定是超乎常識的，令人意外的，之光女士用一封爾娟“自我失蹤”的絕交信，讀者不能不預感這要有多大的傷害，多大的絕望才做得出這樣的決定，瞬間把讀者的好奇心和緊張感全方位調動起來。也使讀者將各種可能發生的現象推到眼前，類似推理小說的懸念。

這種手法，不動聲色地讓讀者參與了整個故事的展開，無疑是之光女士小說的一種獨特的高超的藝術手法。

這個異類的小說開篇，顛覆了讀者的閱讀經驗，爾娟與培敏的緣分，竟然不在於如何開始，而在於如何結束。

這個給讀者的衝擊力，從開篇一直貫穿至結尾，使整部小說的張力持續不退。

小說這樣充滿悲情的開篇，描繪了文革對個人生活的毀滅性影響，如爾娟因謠言而隱退。剪不斷，理還亂的情緒貫穿始終，讀者能感受到那個時代的變化與失落。

在意識形態的對話方塊架中，增添了深層思考；透過爾娟的絕望與希望，觸動讀者情感，是一充滿懸念與神秘的開篇。

小說的開場白，成功地將個人悲劇與宏大的歷史敘事交織在一起。行進中的倒敘開篇亮出最後自我失蹤的爾娟的絕交信，這一開場白既是戲劇性的高潮，也是全篇情感的集中爆發的起點，令人窺探到小說的戲劇性與文學中不可欠缺的江湖性。

這種江湖性根植於文革的政治鬥爭，展現了因文革而至的爾娟哀切的家庭變故、兩朵姐妹花溫暖可貴的友情和準主角培敏對爾娟的俠義，她們的故事複雜交織，使小說既有中華特色，又具有世界文學的普適性。

這部小說是文學的、也是藝術的。

三一

為文學增添了現代反思及古老的哲學問題

我可以斷言：中國不缺小說家。

每個作家都想流芳百世，但是要在歷史上佔一席之位的小說家還真不容易。我認為能夠留在歷史上的小說，是少之又少，小說能否留在歷史上，區別在於小說有沒有透過細節傳達了作者的獨一無二的思想及對社會的批評。

是的，不是口號，而是細節。

例如《紅樓夢》之所以經典，能夠在歷史上流傳下來，不是因為曹雪芹的兒女情長的細節、也不是因為老祖宗的家宴菜譜，更不是因為金陵12釵的古裝搭配，而是因為批評滿清社會及大觀園的“不乾淨”的諸多細節，當然，那隻曹雪芹筆下“著名”的石頭獅子是點睛之筆。

之光女士是少有的在小說細節裡道出她對現代的反思和獨一無二的帶有哲學氣息的有思想的當代女作家，例如第37章《越不過去的⾼牆》中有這樣一段細節描寫：

【看到知青點的燈亮了，怕爾娟愈追問愈痛苦，培敏轉移了話題，問爾娟：「你們下河泡也通上電了吧？」爾娟點頭：「我不喜歡通電！」。

什麼意思？怎麼又開始胡言亂語了？電線通到農村，晚上可以有電燈照明，大家都高興極了她怎麼還不喜歡？爾娟蔫蔫地，似乎渾身上下沒點氣力，懶洋洋地說：「有電了，農民就會買收音機聽廣播，現在農民喜歡你就是喜歡你，我跟大娘說我爸爸被打成了右派，她照舊喜歡我。可有了收音機以後，大家的想法就會跟報紙社論說的一樣了，知道我是地富反壞右的子女，就會恨我、煩我、歧視我。」培敏眼睛直直地看著爾娟，說得對啊！】

之光的這個細節描寫，聚焦於意識形態強加給個人的後果，爾娟透過父親的自殺、弟弟的自殺、媽媽好心改嫁給“紅五類”卻帶來了終身揮之不去的噩夢等等自身的遭遇，警覺到沒有電、沒有廣播、沒有電視的農村，才使農民憑著他們樸素的眼睛，看到真實的爾娟，而喜歡爾娟，儘管爾娟坦白自己是右派的女兒，農民也並不會因“右派”這個政治標籤來評價爾娟，就如之光女士書中寫的：【培敏問爾娟：「我們不太痛苦時，你很痛苦，現在我們很痛苦，你反倒不痛苦了。為什麼？」爾娟抿著嘴，笑笑地瞅著培敏，良久才說：「因為我從來沒感到這麼平等過。」培敏頓時明白，過去她痛苦，不是因為日子苦，是因為待她不公平。而今，囂張跋扈的紅五類子弟也好，不堪的黑五類子弟也罷，無差別地來到農村、無差別地幹著農活。

爾娟繼續說：「你知道我是百分百沒資格進大學的。面對比你學習差得多的同學走進大學校門，我卻面臨失業，這種難堪誰受得了？現在好了，一碗水端平，我還有什麼不知足的？」（第34章知⻘點）】

但是如果“電”帶來的廣播和電視的普及，意識形態就會無孔不入地影響甚至控制人們的認知，“右派”這個政治符號立馬會變成緊箍咒，改變人們對爾娟的看法，將使爾娟再次被打回被壓抑的身份，跌入被人歧視、被人孤立、甚至被人咒罵鞭打的境地，那些死於昔日鄰人、昔日好友、昔日部下政治迫害的陰魂，就不是別人的事情，而會輪到自己了。

之光在這裡，透過與閨蜜看似不經意的對話，揭示了意識形態如何塑造身份、記憶和文化表達，為文革文學增添了現代反思。

這個細節，在我看來還提出了一個古老的哲學問題：技術一旦被意識形態利用，會不會使得社會還不如原始社會安全。這或許是我們今後人類發展過程中必須時刻審視的一個問題。

爾娟特別意識到現在農民對她的喜歡是基於個人關係，但如果受媒體意識形態的強加，至今爾娟因為上山下鄉而獲得的平等公正的安全處境，就會變得不安全。培敏對此表示認同。

這一情節的核心在於社會標籤（例如“右派子女”）如何透過媒體傳播影響公眾意見，並導致對個人的不公平對待。儘管暫且這裡不論及爾娟的父親的是非，爾娟本人是明明白白的無辜，她的身份標籤卻可能決定她與社會的關係，這樣這片平和的安全的農村大地上，農民們將會用廣播的、社論的價值判斷而非事實判斷來看待爾娟。

之光女士在這個細節裡還運用了諷刺的寓意，用“電”這個原本帶給人類的光，來諷刺“電”的到來，對爾娟來說猶如黑雲一般，隨著“電”的降臨，周遭必將給她蒙上一層“黑五類”的印記，當一個手無寸鐵的弱女子，面臨這樣的不安全的危機感時，爾娟無疑更希望生活在安全的、沒有“電”帶來的人為的價值判斷中，希望避免使她再次落入每天提心吊膽的深淵。這是文學的一種成熟的藝術手法，之光不必形容詞滿天飛，也不必渲染氛圍，之光只用一個“電”這個寓意，就達到小說的目的，我讀後情不自禁拍案叫絕！

這部小說是思想的、也是哲學的。

四一

歷史並非遙遠

小說透過細節披露了文革時期的社會氛圍導致了人際信任的嚴重崩潰，許多人因朋友或親密的熟人舉報而遭受迫害。這一時期的社會氛圍充滿了恐懼、猜疑、人人都像戴著假面具，人們被鼓勵互相舉報，破壞了人際信任。

當我讀到第30 章《插隊落戶》中的一個細節：【媽媽跟姨說：「一定要小心周圍的人，走資派的罪行都是他們的秘書、司機，孩子的保姆及戰友揭發的。」媽媽自己就吃了虧，她跟知心的好朋友講自己的父親如何地心地善良：租戶不交房租，父親從不要，好在房子多，不差那幾戶的租金。結果在批判會上，朋友把這話揭發出來，批判媽媽美化剝削階級。城市裡，吃人的野獸是沒了，可吃人的人卻無處不在，兩隻眼睛虎視眈眈，隨時會出擊傷害你。】

我猶如被雷電當頭一擊，頓時淚流滿面，因為我剛剛在去年（元山裡子注：2024年）因為被日華女性文學團體中的華人女作家舉報到國內，影響了我那時正在進行中的事業，給我的心靈造成了沉重的打擊，就跟之光小說中的媽媽一樣，被知心的好朋友，不，更確切地說是知心的上司舉報啊，原來，就是她沒有洗滌掉文革的壞習慣啊，誰也想不到，吃人的嘴巴，就在自己身旁張著吶，這都是文革惹的禍啊。

文革對人際信任和自由表達的深遠影響，這種影響不僅停留在歷史中，還延伸到2024年的我們日本海外華人的女性民間團體。這種荒誕的事件，對我個人的傷害就不必說了，這個事件凸顯了我們這個民族個人自由在政治壓力下的脆弱性，居然逃不過歷史的綿延、逃不過時空的隔離。

這本小說的歷史敘述和我的現在進行時的遭遇，提醒我們，歷史並非遙遠，它的影響仍在我們周圍，特別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個人自由與政治壓迫的博弈仍在繼續。這個揭示，決定了這本小說的歷史意義，甚至現實意義。

這部小說是歷史的，也是現代的。

五一

音樂的節奏

一本小說的最高境界是什麼？我相信一千個人，就有一千個答案。我的答案是：小說的最高境界是看著、看著、含著眼淚、笑了。

之光女士的小說令我時不時讀出一種音樂感，這種音樂感是我們那個同年代的人，才讀的出來的，文革結束，“黑五類”紛紛走出困境，重新找回自己的去處，考進大學、考出國門，到“美帝”去，到所有被批判過的“萬惡”的資本主義國家去，就好像我們這些“黑五類”集體撞了一個車禍以後，突然獲得了重生，有一種悲壯，也有一種苦難後的驚喜，更有一種無法忘卻的悲情，就像低沉的樂章在呻吟中迎來新的曙光，達到音樂最激動人心的樂章。

爾娟這個女主人公從7歲至30歲人生最寶貴的歲月，有絕望的眼淚，也有希望的憧憬；有被歧視的心酸，也有被崇拜的驕傲；有小女人的算計，也有事業型女人的情懷，可是，最終還是被不堪的謠言毀謗，把心傷透了，把自己活生生地從這個世界上的熟人視野中隱藏起來。這些矛盾構建了小說的內在張力，讓讀者沉浸在驚心動魄的閱讀中。

讀到第44章《和舞臺在⼀起》培敏兩手激動地拍著爾娟的肩膀：「你真的和舞臺在一起了！」

爾娟笑了，嘴角上的「括號」格外美麗，說：「我總問自己：『這是真的嗎？』」

讀到這裡我淚流滿面，又情不自禁喜悅地含淚笑了。我們經歷過文革，見過血腥，所以更喜悅這樣的死裡逃生，失而復得的幸福啊。

作者的一句話“你真的和舞臺在一起了”，把女主人公的半世心酸給撫平了，兩位從童年一起走到中年的姐妹花，共同見證了人間悲歡離合，培敏的這句“你真的和舞臺在一起了，”如詩、如畫、如音樂，在人性被毀滅的年代，顯得擲地有聲的詩，色彩繽紛的畫，激勵人心的音樂。

我相信，這句話將伴隨著爾娟和培敏的生命記憶直到永遠。勾出了我的淚，我的微笑。

這部小說是屬於悲劇的，也是屬於喜劇樂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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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元山裡子，中日雙語作家、日本服裝設計師。

1982廈大外文系畢業，留校在廈大臺灣研究學院工作，1983赴日留學，畢業於早稻田大學語言研究院、日本文化服裝學院，留校文化服裝學院，後創業服裝貿易公司。著有日語小說《XO醬男與杏仁女》（日本日新出版社）；非虛構東瀛物語三部曲——《三代東瀛物語》獲海外華文家史徵文大賽一等獎；《他和我的東瀛物語》獲2023年海外華文第二屆影視文學獎、參加2023年國際影視文學版權貿易展。《人間幸不幸》（均花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