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 // 電影 // 放映 // 課程
導讀：在本期專訪中，導演顧桃回顧了兒時對於家鄉、父母、獵人、相機、藝考、賣廢品買電影票等影響職業生涯的最初的記憶，他首次披露了一件小時候做夢般後知後覺、難以印證的、來自母親記憶片段…在與青春有關的日子裡，地下三層的出租屋、喝酒、女友、搞室內裝潢、上街拍照、90年代的服裝品牌，組成了大段鮮活而又生動的回憶。一定程度上，這些回憶也是顧桃導演紀錄片創作的重要基底…
顧桃鄂溫克三部曲。圖片來源網路
訪談人：導演周兵（以下簡稱“周”）
受訪者：導演顧桃（以下簡稱“顧”）
全文字數約8650字，建議閱讀時間20分鐘
顧：“愛上紀錄片”的讀者朋友們大家好！
周：顧桃導演您好。我自己很喜歡歷史，我就思考能不能自己來研究一下我們這一代紀錄片導演的創作、成長曆史，應該蠻有意思。其實現在也有不少學者已經開始做了，但是我算一線的導演，一直在一線拍攝，所以我的溝通方式和角度可能不太一樣。
之前我是聽很多人提起過你，包括你的作品我大概都知道。那天你把片子給我，我用一個晚上全部看完了，做了下功課。所以我就先不聊作品，咱先聊聊你小時候的事。你從小就在大興安嶺，黑龍江那邊是嗎？
顧：
屬於內蒙，大興安嶺是內蒙。
周：
內蒙的什麼地方？
顧：
我老家是內蒙呼倫貝爾，挨著黑龍江，是個四面環山的小鎮。
這個小鎮是以鄂倫春族為主體的民族，但是也有滿族、達斡爾族，後面越來越多的還是漢族，我是70年出生的。
周：
你小時候就一直在那邊？
顧：
對的，在那出生，一直到18歲。
周：
嗯，那你還記得你小時候玩的是什麼？
顧：我的記性不好，所以後來我覺得記憶力不好，可能也是去做紀錄片的一個契機
，我覺得紀錄片能夠把現場的這個記憶，透過影像的方式保留下來。所以我其實小時候真正的記憶應該是七八歲開始。有的3歲就記事了，有的5歲記事。我是七八歲上學開始才記一些片段。
小時候受的影響主要是我父親，因為我父親是做攝影的，他當時是在文化館工作，但是七八十年代的文化館其實沒什麼事，就做群眾文化，所以他就自己攢錢買照相機，我印象裡是這樣。
獵民拍攝的顧德清（顧桃父親），圖片來源網路
顧桃家庭照，左一顧德清（顧桃父親），右一為年幼的顧桃。圖片來源網路
周：你還記得（相機）是什麼牌子？
顧：應該是“海鷗”，幾百塊錢，但那時候很貴的，到80年代他才開始用日本的“理光”。但是他給我的影響是畫畫，他那時候是在內蒙藝術學校學畫畫，是中專，畢業之後他就去了大仙女支邊。那時候很多父母都說去各個地方支邊，他選擇了去鄂倫春這個地方。之後在那認識我母親。我母親、姥姥都是滿族。
海鷗牌相機，圖片來源網路
70年代的內蒙古藝術學院，圖片來源網路
周：
你父親是哪裡的？
顧：
他祖籍應該是山東的。
周：
你是家裡老大嗎？
顧：
是老三，我上面還有兩個姐姐。
周：
所以你七八歲的時候記事，他就讓你認字，然後畫畫？
顧：
對。
周：
那時候有逆反嗎？
顧：有啊，但是你不敢反。不像現在的小孩，我現在要讓我兒子畫，他不畫，他是自己主動想畫的時候才畫。
我們小時候不行，不畫畫，還可以佈置作業。比如說我爸要進山拍片，回來他就要看到你有多少張畫臨摹，或者是他給擺個靜物去畫。
年幼的顧桃在父親監督下學習書法，圖片來源網路
周：
素描是吧？
顧：對的。我們那時候看電影都是撿那個玻璃瓶子、撿鐵，賣了之後就去買電影票看電影
，這是那時唯一的文化活動。
周：
電影票多少錢一張？
顧：
一毛錢，我的印象裡是一毛錢。
周：
得賣多少個瓶子？你還能記得嗎？
顧：
賣一筐。所以我跟我姐就得抬著滿滿的兩筐賣兩毛錢，再趕到電影院時電影可能都已經演一半了。
周：
77年，
七歲
，那時候有啥電影你還記得嗎？
動畫片看過嗎？
顧：
應該是80年左右吧，
動畫片就是大鬧天宮，後來大一點是看羅馬尼亞電影，還有鐵托（Tito）。60年代版動畫片《大鬧天宮》。圖片來源網路
周：我記得那會我們還看阿爾巴尼亞電影。
顧：對，阿爾巴尼亞電影，還有朝鮮的《金姬和銀姬的命運》，到最後是80年代的《追捕》。
《金姬和銀姬的命運》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於1974年拍攝的彩色藝術電影，圖片來源網路
周：對，這是日本電影。我們那會都是看露天電影。
顧：那我們那時候是電影院，因為我們是個小鎮，不像農村有放映隊。
周：我是在農村長大的，我們是不要錢的，拿個小板凳早早的天亮就去佔位置，一直等好幾個小時，等天黑了看。
六七十年代鄉村露天電影院，圖片來源網路
顧：
正面，反面我們都看。
周：
有時候佔不到位置，就到反面去看。
顧：
是的，我印象裡是每一個電影前面它有個20分鐘左右的類似新聞簡報。我記得都是黑白的，有火車、運煤呀，放完了才開始放正片。
周：
對，是的。我為什麼問小時候，我覺得小時候可能對一個人的影響還是蠻大的。
顧：
是的。
周：
你還有什麼記憶，片段的也可以？
顧：應該說最真實的是自己存在的這種卑微、悲憫感。
很多做紀錄片的導演都好像是有潛在的一種心理，甚至有些人很孤僻。紀錄片不像商業片，寫完劇本就開始找錢、找人去完成。
紀錄片導演好像是在自己的成長裡找到了一種關係的再現，我對小時候的印象就是和父母的關係，然後紀錄片拍到最後，表達的也是你和主人公的關係，主人公和自然的關係。
阿里河屬嫩江水系，是甘河一級支流，源出鄂倫春自治旗東北部伊勒呼裡山西南麓，海拔1162米，圖片來源網路
我特別有印象的一個感觸，我也沒跟別人說過，應該是2歲多的時候。我的大塊記憶是7歲上學以後的，但是2歲多的那個記憶就像做夢一樣。現在有時候會想是不是真實發生過，但是我認為是出現過。我父親已經過世了，我母親現在也是80多歲，她有時糊塗有時清醒，但我也不會去追問我母親我小時候的事，但我記憶裡是這個。
我們那有個河套叫阿里河，鄂倫春族有首歌是《阿里河，母親河》。但是那河不像海，真正到大海里很平靜，我們那河就很洶湧、很湍急。
有這麼一個印象是有一天我母親推著腳踏車，車上掛了一個水桶，我父親好像是在整理圖片。我母親把我放到腳踏車上帶我去河套。
當時家裡有腳踏車的，但是隻有去採野果或者採蘑菇才會帶水桶。但是後來我覺得是我母親做給我爸看的：我帶孩子去山裡採野果。
我的印象是到了河套那天還下著雨，她把腳踏車往邊上一放，把水桶放下了，就在岸邊坐著，最後抱著我往河裡走。雨也下著，我感覺母親也在哭，最後到水裡快沒到她的胸口，我那時候特別小，就開始哇哇哭。
後來她好像反過勁來了，就開始往岸邊掙扎。我記得最後我們全溼的，我就一直哭，我媽再把空水桶掛回腳踏車上，再往回走，後來也沒跟我爸說話。我也不知道是因為什麼，後來我覺得可能是帶我去自殺吧。
這是我7歲之前的記憶裡印象最深的事情。所以後來形成的性格里，就不敢說話，因為你一旦說話說的都是事實。再後來我30多歲做所謂的畫畫或者攝影，都得跟人交流解釋，但是做了紀錄片，你就不用解釋了，你只是靜靜的去植入，把自己植入別人的日常裡，一個民族或個體。
周：
你剛才說18歲才離開。我也去過大興安嶺、小興安嶺，次數不多，就感覺周圍都是林子，而且
四季分明。
顧：
對的。
周：然後人口也不算太多。那這種在自然環境中的成長對你拍東西一定也是很有影響。
顧：對的。因為我們那邊相當於是在森林裡的一個小鎮。森林邊緣是我們小時候去採蘑菇，野遊的地方，學校會組織六一活動，但進不到林子的深處，因為林子裡面還有各種野生動物。
大興安嶺地區映山紅遍地，圖片來源網路
所以我們是到小鎮邊緣的在山上去採花，那時有一種花叫映山紅，一到5月份滿山全是。它是
紅粉色的，就像櫻花落在了山坡上，顏色像那個櫻花，花瓣也像，但是它是一種野花。那個時候森林深處就是獵人，我們叫鄂倫春獵人，他們騎馬去狩獵。
鄂倫春獵人騎馬、狩獵。圖片來源網路
周：
你小時候就經常見到他們嗎？
顧：
我只能見到的就是我父親帶回來的獵人，他們在家裡喝酒、聊天。
周：
當時感覺這些叔叔們是什麼性格？
顧：
我們就只能趴著門縫看，他們就都帶著槍，要不就是長槍，叫三八大蓋，要不就是那種半自動，要不就是手槍，他們把槍往桌子上一放。我記得我那時候可能是10來歲了，
就感覺有槍的男人才是男人
。
總有獵人來我們家，我們是去不了林子的，因為他們要騎馬進那個森林，一走要走幾個月，至少是一兩個月以上，在林子裡做營地，打完獵物再往定居點運。
鄂倫春族上山狩獵，搭起的撮羅子（帳篷），顧德清拍攝。圖片來源網路
鄂倫春獵人在森林裡狩獵的營地。圖片來源網路
我記得有一個叔叔是敖魯古雅（注：鄂溫克族部落）來的，他是帶的左輪手槍。他把子彈退下來的動作就特瀟灑，然後讓我玩。小時候手也小，所以那個槍
沉甸甸的
特別重。
從那時起就對獵人肅然起敬，所以後來我為什麼拍的紀錄片是他們獵槍被沒收了之後，我更有感觸，就是跟小時候的一種對應了。
周：
我特別好奇，你說你趴在門縫裡看，你還能想起來看見了什麼？
顧：
看見他們在喝酒，就是臉紅紅的眼睛裡泛著光。但是我發現我們現在喝酒眼睛裡是沒光的疲憊的，都是為了應酬。但那時候的獵人四五十歲，因為我父親那時候應該是40多歲在80年代。因為家裡到晚上就沒電了，所以燭光下那個獵人的臉，
我爸也跟獵人一樣，就是紅紅的臉，他們在講故事和那個喝酒的狀態，我只能從門縫裡像那個電影機器似的，只是一個豎條的去看。
周：
我是想象，眼睛裡是有光的。
顧：
對是的，因為後來我們也自己也喝酒嘛，就好像沒有那麼激動的東西。獵人他們從自然裡頭回到小鎮上，又到了家裡，有時候會看爸爸拍的照片。因為我父親都是自己洗照片，
所以我還有一個放大機，我感覺是父親留給我的一個有生命感的遺物。
一個狩獵民族的消失，顧桃父親顧德清攝影作品。圖片來源網路
周：
說到這個照片，我在來的路上還看了一個自媒體的採訪，好像裡頭有一張是你父親拍的鄂倫春族的照片，就特久遠的那種。
顧：
對，他在70年代就開始畫畫，我挺敬重的是，70年代他畫畫到 80 年代改革開放，其實北方也受影響，那個時候
大家都紛紛下海去，用北方的資源把木頭往外發，都掙錢了，但是他反倒鑽到林子裡去拍鄂倫春族族、鄂溫克族林子裡的生活。
顧德清與獵民在森林裡。圖片來源網路
周：
後面好像是有出了一本書。
顧：
對，叫《獵民生活日記》，一會我給你看。
《獵民生活日記1982-1985》，顧德清（顧桃父親）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2
周：嗯，我這兩天也在看你的很多訪談，我心裡就有咯噔一下，就是覺得好像這是兩代人用不同的方式來記錄一個民族的變化。
顧：對，因為我最初去那個森林，就是他拍的那個地方——敖魯古雅，我其實沒有意識說要做紀錄片，而是我最早是想給他拍點紀念片紀念照。因為我那時候算是隻做攝影，帶著一個機器就去了這個森林。
我父親好久沒進那個森林了，他們那時候也沒有手機，2000年的時候也沒有電話，而且我父親那時候腿腳已經有風溼，就行動不方便。
我當時是覺得應該去那給他拍點紀念照，他的那些老朋友曾經帶著獵槍到過我們家喝酒。
他的那些朋友想去，但是後來就正好趕上03年的生態移民，所以在02年他們是最後一次去森林。當時可能就覺得是最後一次在森林裡過春節，之後就都得下山去到城市的邊緣居住。
敖魯古雅使鹿部落，中國最後的狩獵部落、馴鹿之鄉。圖片來源網路
周：
我看你開始拍的時候只是圖片，好像沒有影片。
顧：
我是到04年才開始拍的影片。
周：
那02年那個最後的春節就沒拍到。
顧：
對，就拍了點照片。
人是這樣的，就是你當時會很激動，我這應該做這個事。但是你一離開了這個環境，坐火車來北京了，又被同學給接了風。然後有人找你去拍東西，慢慢的當時那種激動的東西就開始平復了，就好像又離你遠了。
當時我去的時候，不斷地有獵人來，先是喝酒，喝完酒就再大家輪圈，拿一個茶缸子轉圈喝，然後就開始哭，就有一種悲壯感，因為他們馬上就要下山了，酒勁一上來，有唱歌的，有哭的，那種悲情傷感就湧上來了。
然後同時客廳沒有人，客廳裡兩隻大獵狗在發情交配，這一下子就很震撼。
在這冬天的夜空裡，星星閃閃的，在這個定居點裡，那種生命感、人性的、獸性的，就一牆之隔。
但是我兩邊都能看到，我當時就想拍一張照片，但我帶的是一個標頭，我即使是帶一個廣角，拍下來還得要用文字去解釋，那時候叫圖片故事。
所以拍下來你也解釋不清楚，還得要寫。
他們要下山，換一個新的所謂的文明生活，但是對於他們來講意義是什麼呢？生活方式的改變，把獵槍交了才能下山嗎？
當時我隱約地覺得，這個應該做一個紀錄片，才能和我父親當時拍的森林裡的獵人，怎麼狩獵，怎麼遷徙，怎麼傳承的那種文化文明才有關係。
《敖魯古雅》，顧桃首部執導紀錄片，歷時3年拍攝，講述了關於居住在大興安嶺的少數民族鄂溫克民族的故事，於2007年首播。獲第5屆中國獨立影展年度十佳，第16屆上海國際電視節自然類紀錄片金獎。圖片來源網路
周：對，我就特好奇，就說你第一次知道紀錄片這個概念是什麼時候？
顧：
是在95年，我大學畢業，那時我25歲。因為我們考美術，我每年的專業課在全區，尤其速寫，我都是前兩三名。
周：
你是說內蒙？
顧：
對，因為那時候我們是美術生。
周：
我記得你說18歲離開。
顧：
我們是考到內蒙，那時候叫美術培訓班，就是學畫。
因為我父親在哈爾濱，我們離哈爾濱近，所以我們的口音都是黑龍江口音。
到哈爾濱就是坐車十來個小時，去呼和浩特得30多個小時，所以就去哈爾濱學畫，就不敢來北京。
其實那時候可能哈爾濱的學費和北京的學費差5塊錢，吃住其實都差不多。那時候都不敢來，我們沒有勇氣，沒有格局。
周：
學了多長時間？
顧：
那時候我們就四年。
周：
四年一直在哈爾濱？
顧：
我們是那樣的，集訓兩三個月，學完畫再回來考專業課。考文化課是在我們內蒙的這個地區。每年文化課分數都不夠，因為我們當時藝考生180分就能上大學，但是我就可能考個一百五六，文化課始終就過不了。
《回家路之二》顧桃，50x60cm，紙上油彩，2015，圖片來源網路
周：
我那會也是。我那時考了400多，我是夠的全國本科線。我有位好朋友，他是藝考生，他畫畫考了兩三年，每年就是文化課分數過不了，最後他是考上西安美院，我還記得清楚，全國有八大美院。
顧：
對，八大美院。
周：
他考的西安美院，當然最好的是中央美院。
顧：
對，中央美院我們也有考過。
周：
你當時想考哪裡？
顧：
我這不就是考個內蒙嘛，內蒙都考不上，哈哈。
周：
所以你那時候喜歡畫畫嗎？
顧：
其實是慢慢喜歡的。但是我的特點是坐不住。後來包括我媳婦說我們認識的時候，她就說我那叫多動症，後來我發現確實是多動症。所以為啥有時候採訪我會問是一個小時還是兩個小時。
周：
沒事，坐不住我們可以走著聊。
顧：
我95年的時候畢業了，我就跟著當時的女朋友去了包頭。從呼市去包頭住的一個窯洞的房子，在包頭的舊城老區，住的好像他哥家的房子，窯洞還帶個院。
她每天早早起來，上班前給我整個雞蛋餅，我們96年結的婚，後來分手離婚了。但是在一起的時候，她下班回來，看我還躺在床上抽著煙、看著電視她就不高興，我想出門玩都不行。
她就覺得好像那時候就是包養我，我也不願意出去工作，我有時候就在家畫畫，但更多時候我就看那個《東方時空》。
《東方時空》是中央電視臺的一檔新聞資訊欄目，首播於1993年5月1日，在原中央電視臺第一套節目（CCTV-1）開播。圖片來源網路
周：
你知道我就是《東方時空》的嗎？
顧：
我後來才知道的。
周：
我93年去的東方時空。
顧：
我是95年開始看的這個。
周：
那時我就正好在東方時空工作。
顧：
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生活空間。
周：
那時候就是你第一次瞭解紀錄片？
顧：對。而且我是覺得這個電視臺的片子不好看，但是這個《東方時空》好看。我還記得有一期是拍下崗職工，講的是有一個商店改制，然後一直在開會，其中有一個青年就覺得這會開的也沒意思，還有個空鏡是房簷滴答滴答下的雨，配合呼應一個空鏡，我每天就看，反覆的在那看。
別的我也挺恍惚的，那時候反正就願意看，那個算是我紀錄片的啟蒙。到了 2000 年的時候我開始看楊荔鈉的《老頭》，吳文光的《流浪北京》，杜海濱的《鐵路沿線》。其實我中間沒再看，就是你們那批人做的西海固。
楊荔鈉的《老頭》，吳文光的《流浪北京》，杜海濱的《鐵路沿線》海報，圖片來源網路
後來才知道，像杜海濱後來認識了之後，我才跟他說你知道我看你的片子。
我買了7塊錢那個盜版碟，在中戲那塊有個叫棉花衚衕的賣那個碟。他說你看了之後感覺怎麼樣？我說我看了給我的感覺就是地下電影，還是獨立紀錄片好拍。
周：
比較低成本是吧？
顧：
對。好拍，簡單，不像是在電視臺裡做，還得編導採訪再怎麼往裡融入。
周：
那你18歲到20歲這一段時間，你後來還是考上了大學。
顧：
還是考上了，但是我上的是成人。因為四年都沒考過180分。那時候英語已經是填a、b、c、d 了。第三年我是填a、b、c、d，說都填a或者都填c，就
能得25分，是個機率問題。但我是亂填一氣，第三年考了14分，第四年考了個28分。我爸說你今年的英語蒙的，今年英語有進步。
最後內蒙藝術學院有個成人班。但是我們年齡其實沒成人，去了都是30多歲的了，那時候我是22歲，我就每天都在做夢，都是在考試。我爸是那個學校畢業的，所以跟院長熟，說能不能收我這兒子，他每天都做噩夢，因為他不想在成人班，你給不給他證都無所謂，但是還是想畫畫。
我是92年去跟了91繪畫班，我畫的也好，心理陰影慢慢的消失了就過去了。到了98年，因為我們那是專科，後面又考了後期本科，上了後期本科跟大家都一樣了。現在想想那個學歷根本沒用，但當時年輕嘛。
周：
我就說你本來一畢業按理說就是專業畫家，當老師嘛。那你後來
怎麼
就玩攝影了？
顧：
我們那個時候95年是畢業的時候。我們大家更多隻是聽說北京有個圓明園畫家村，因為一回去這個傳的還挺神奇的，這個畫家村還有村長。
在圓明園公園的南面，有一個不起眼地方叫福緣門社群。在上世紀90年代，藝術家在此聚集，逐漸形成藝術家社群——“圓明園畫家村”。
周：那時我正好在那工作，而且那些人還找我玩過，我那會在乾麵衚衕，就東城有一個小衚衕。沒錢就七八個人擠，那時候就老有園邊的畫家來找我們玩。然後一般都是我請客。
為啥？因為我有工資。那時就處的還挺好。但是我那會又不太瞧得上他們，就覺得不知道這幫人畫的什麼，看不懂。然後反正就都是同齡人就一塊玩。後面這幫人後來好幾個很厲害的。
顧：
是的，這不都在這裡面了嘛？方力鈞、嶽敏君。
周：
那再後來你想來北京？
顧：
沒有，不敢，95年我去了包頭。
我們那個時候大部分所謂學畫的，畢業都搞裝潢了。
因為我是屬於沒有自己主見的人，但是那時候我酒量好愛講故事，酒桌上我們同學都願意找我喝酒。
他們說：走，老顧，我們搞裝潢。我就跟他們搞裝潢。又有一幫說我們去做壁畫，所以在呼市不是做裝潢就是做壁畫。所以那時候我發現掙錢喝酒，不掙錢也找我喝酒，這個掙了錢還是喝酒就覺得沒意思了。
到99年我就覺得沒意思了，但也沒攢下錢，因為那時候掙得多花的也多，你這掙工資也得請客、買單。所以99年我們是因為一個裝修活來的北京，當時是拿著5萬塊錢。
我的人緣特別好，因為不在乎掙錢分多少的時候大家都願意跟你玩。所以那時候帶5萬塊錢，剛下火車就碰到了那種挑著扁擔的小販，扁擔上掛了一排皮夾克。我們就一人先來了一個皮夾克，後來還穿了好幾年。每天就在內蒙古賓館吃喝玩，就美術館後面。
內蒙古賓館，位於北京市東城區美術館后街71號
周：那離天安門很近。
顧：對，在那住賓館、喝酒，就玩、唱歌，一看花了2萬了，這活還沒給人幹呢。我是設計，我們得幹活。我們被委託的專案是在亞運村把一個二手房做設計翻新，是給一個銀行的科長，說要送禮，送一個房子。
我們就開始在北京找工人，我都設計好了，找工人一看發現請不起人。那時候知道最貴的工人是江蘇的。江浙幹活是一流的，請不起，然後是四川、河北，都請不起。
1990年北京亞運會的吉祥物盼盼雕塑，坐落於亞運村
然後我就回內蒙去碼人，坐火車去內蒙集寧找橋頭部隊，那時候有橋頭部隊，現在宋莊都有。一去拉上一幫人，我說跟我上北京。到北京他們幹活粗糙，當時價格也低，包吃住。我們就在亞運村地下室，我拿這麼小的電爐子，放個這麼大的鍋做燴菜。
最後那個活當然是不好交工，我們那些夥伴全跑回內蒙了。我那時候想回去還是喝酒，北京還挺有意思，有美術館，還有炎黃藝術館，雖然是住的地下三層，但是就覺得地下三層都很有意思，後來我一直想拍一個叫“地下的北京”。
周：
我也住過地下，就住的六里橋地。
顧：
我們在亞運村。
當時劉歡是住的11樓，就是2000年左右。
周：
一個月多少錢？
顧：
一個月是兩、三百塊錢，有個20平左右。
周：
你和你女朋友住嗎？
顧：
那時候我結婚了，但是我媳婦是在呼市，我就在這邊。
周：
那你老婆不催你回去？
顧：
那時候我們的關係就不太好，雖然已經在一起10年，是大學同學從92年到02年，快接近10年了。因為我愛玩，就是跟同學朋友喝酒。
但是現在想是特別美好，她對我的愛像媽媽對孩子似的。
我跟一幫男的十來個同學朋友喝酒。晚上看我不回家，她就騎腳踏車在呼市的飯館找，找到了看我們還在喝，她就把凳子碼一起在那躺著等我，我那時候就覺得太煩人了。
但是現在一想是不一樣。當時就住地下室，從地下三層開始住到負一層、負半層。到負半層的時候開始有窗戶了。
周：我是住的負半層。
顧：
哦，那有空氣有窗戶，而且手機有訊號，放在窗臺上有訊號，到02年應該有手機了。
周：
我們是94、95年住地下室，那時候還沒有手機。
顧：
應該97年以後，是開始有大哥大。
周：
我們那會“東方時空”給我們配了大哥大，我記得特別清楚，騎著腳踏車，那個大哥大又特別大，
裝屁股後面怕掉就手裡拿著，然後扶著車走不了，就特別特別有意思。
顧：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人應該要有自由了。在北京我一直不想回內蒙，我媳婦也不想來北京，我就給人拍照。
周：
那你先做裝修，後面是什麼契機人家會花錢請你拍照片？
顧：
我同學形容我，老顧不管到哪都能生存。
我沒有生意頭腦，但是我能生存，這就好像遊牧的那種性格。
我那些夥伴都走了，我把錢也揮霍完了。沒錢，我就寫一個牌子“青春套餐168”。因為我有一個相機，而且是長焦。有人問這拍多少錢？我說你看牌子寫的多少就是多少，然後就拍了兩次。
之後就給人拍產品，後來拍服裝。就那個時候也掙錢，02年就是給服裝公司拍片，找模特，找化妝師，有東田造型、新絲路模特這些。
我記得那時候北京的品牌有一個叫玫而美，還有一個巴比龍，正好20年前，那老闆還都挺喜歡我的。
但我發現這個商業攝影可能有時候只有一次，因為這個服裝公司我們拍完之後雖然他覺得好，當第二年這個企業壯大了，他就會找香港攝影師、臺灣攝影師去拍。但是如果這個服裝公司沒做起來，其實再找大學畢業生也能拍。
再一個就是，這個不是我想做的事兒。但是確實是掙錢了，那年我刨去亂七八糟能掙兩萬塊錢，住著地下室，房費沒多少錢。但是我一想這明年不得掙四萬，後年不得掙六萬啊？
這掙錢太麻煩，要是想做的事掙錢，我們當然是願意去做，但是你沒有藝術，你沒有自己的對藝術的理解，所以你就沒有追求，但是你還不甘心是個商業攝影師。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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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民生活日記》作者：顧德清
·《敖魯古雅》作者：顧桃
·《邊地記事》作者：顧桃
出品人：周兵
主編：張安寧
責編：陳佳苗
編輯：莫小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