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愛上紀錄片
「文章上篇，點選檢視」
訪談人：導演周兵（以下簡稱“周”）
受訪者：導演顧桃（以下簡稱“顧”）
周：我發現其實你不像很多「獨立導演」，會拒絕一些表現方式。你還是比較務實，也沒有觀念的束縛。
顧：我更注重我在現場的感受。因為紀錄片所謂的導演就是攝影師，尤其我們做這樣的。你再找一個別人去給你拍，和你自己的感覺都可能不太一致。
周：你現在還堅持自己拍，還用DV嗎？
顧：還是DV，就小DV，一開一摁就錄了。機器上標的4K，我估計也到不了，就為了方便。
周：之前我有點困惑，很多導演他會拍不同的題材，拍不同的地方，那你就是一直在一個地方拍？
顧：嗯，一直在北方，或者是拍少數民族和少數人。
周：這個是後來是怎麼定下來的？就是你一開始不可能有這麼明確。
顧：就是拍了十年之後，就覺得自己有一個主題了，這個主題就是「關注北方少數民族在當下社會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況。」
周：我是感覺，你是很偶然的踏入紀錄片行業。
顧：對對對，所以我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導演，而是這個是父親的影響。我其實心虛了好多年。甚至一開始做交流都不會。這電影節放映完有 Q&A ，我只能是趕快偷喝兩瓶啤酒，就怕人問專業的問題。主要怕別人問我「人類學」「民族學」，我說這倆「學」我都不懂，我說用人的方式去做的，用我在現場的感受。
周：反正就無意中，實際上就是理論是後置的，你是無意中契合了那種方式。
顧：是的，就有些東西是後悟出來的。包括我最早放《犴達罕》和《敖魯古雅》。這有觀眾問「那他們獵槍收了，他們不能用弓箭嗎？那最早他們不是冷兵器嗎？」
當時就給我問懵了，現在我緩過來了，其實本質是剝奪了他做獵人的權利，你用弓箭去射死一個兔子，你都是違法的。他不是用槍和弓箭的問題，是剝奪了他在森林裡做獵人的權利。
後來我看到一個新聞，有一個族群原住民是毛利族，白人在六七十年代更瘋狂，把毛利人的孩子拿到白人家庭裡去同化。但是到12年的時候，我看紐西蘭總理出面鞠躬道歉，向原住民道歉，我們錯了。因為這個是生物的多樣性，人類的多樣性，我們是冒犯了，剝奪了你作為你的這個權利。人家是能道歉的。但是我們就是「我們是為了讓你好，從森林裡出來，從原始社會直接進入到現在這個社會。」
顧桃在蒙古包，攝影師：馬諾
以後我就慢慢知道，作為文化的這種表象，文化的直接特徵就是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決定了一個民族的文化。
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改變了，這個文化就不在了。它是狩獵民族在森林裡遊獵，就像牧民，草地的牧民是在遊牧，逐草而居，他們和大自然最和諧的在一起。是按照這種生態的這個系統來去做，森林裡的也是一樣的。
為什麼叫「狩獵」而不是「打獵」，見了獵物要打叫「打獵」，而「狩獵」是他的這種文化特徵。什麼季節獵獲什麼動物，精簡森林裡的老弱病殘。母的也不打，因為它在繁衍，甚至到冬天只是打灰鼠，它都是按這個森林裡的自然時刻表來做。
周：你其實參與了他們這種生活，你也是他們的一員了，而有的導演拍完就走了。
顧：對的。
周：但你為什麼願意融入呢？
顧：在那個林子裡不復雜，就這麼幾個部落，就這麼幾個人。但儘管這幾個人也是個社會，這裡有漢族，也有要爭老大的，有各種問題。
但是相對於在一個城市，你看我在宋莊的最邊緣。其實我在宋莊也十多年了，但是我不會去宋莊別人家去喝酒，別人願意來我這可以，我就好像總是不願意進入到那種狀態。
周：你跟他們拍了這麼多年，也影響了你的生活方式嗎？
顧：對，過去幾年大家沒出去，我反倒出去了，因為那時候我們在草原上。草原上的牧民帶上了袖標騎著馬去做核酸，其實他們和我們困在城裡的陽臺一樣。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去新疆開始走「薩滿地圖」。我現在的文字已經寫了4萬多字了，就現在這個時代，我說其實大家無意識也好，有意識也好，都進入到一個遊牧的狀態。
周：你是在什麼時候感受到的這個？
顧：是在2000年的時候。我們在草原上，也沒錢。草原啥都沒有，只能爬蒙古包、喝草原上的水，沒有礦泉水、可樂。那時候我說要走，我正好有一個朋友，以前我幫過他，給了我1萬塊錢，我就跟他一起花了6千買了輛二手車。就開著直接奔新疆去了。
所以我現在鼓勵年輕人你不要等機會，沒有機會，你也不要等人支援你。除了你父母，其他誰都不行。我那時候在呼市租一個工作室，到期了，需要5萬塊錢，得把房費交了才能把東西搬走。
我給我同學打了一上午電話，打了一圈沒有一個人能拿出5萬塊錢借給我。中午沒辦法了，給我姐打個電話，我姐和我媽一中午就給我湊了5萬塊錢給我，現在我還沒還上。
世界上只有你最至親的家人在意你，其他人並不太在意。所以我們得按自己的方式去做事，所以年輕人我說你不要去創投，你爸媽要是不給你錢，你就自己用手機去拍，你不用去找演員，你找我們去給你演，我們都不要錢。
我們可能還有點能力，我們自己買盒飯給劇組。這個時代就得是按自己的想法，你兜裡有多少錢去做多少錢的事，你去找到錢再去做事，很難做成。
周：說的這個就有點沉重，因為我們不管你有錢沒錢，導演其實是永遠缺錢。
顧：對，其實是。
周：是需要資源去支援。
顧：但我認為拍片子本身就是一個人的事情，頂多現在帶一個這大學生，他給你扛個架。這個是沒什麼費用的，比如說我要拍你，你吃啥我不也跟著吃啥嘛，只是多兩隻筷子而已。你看我紀錄片裡吃飯的桌，一直面前有一個碗，就是被拍的人也總是在說「哎，快別拍了，快吃吧。」
比如我去拍一個人，他如果住在家裡主臥，然後又有沙發，那我肯定就直接住沙發了，所以這個成本真的不高。但是你是沒有在一個商業的體系裡去掙錢養家，去正常的這種去生活。你又不是組團隊，你又不是幫幹劇情片，直接去做就好了。
你看我這些傢俱，都是最好的傢俱，但都不是我買的，都是我那個剪輯師哥們，他們的倒騰這個國外傢俱，完了倒騰賠了，之後拿我的畫換的，他沒地方放了，哈哈，這椅子，都是不同的人給的。
這些都可以不用錢，但是你要說生活，在北京，你掙的錢都在交房費，但是你還不願意離開北京，回家你倒不用交房費了，你不願意回家。
為什麼不願意回老家？中國這種行政單位越低的地方，越小的地方習氣越重，就連同學都變了。
周：對，我還剛才想，是不是你在北京待這麼多年，你覺得回不去了？
顧：對，我回去就在森林或者牧區，我不會回到我小時候待的地方去應酬。我說為什麼不願意回去，因為太假，我就覺得這個地方，因為是沒有自由職業者，不像北京，不像城市，有獨立畫家，獨立策展人，獨立音樂人，獨立導演等。在老家的體制只有這一個，大家都在上班，上班人是沒有安全感的，他在這個工位上面，在下面他得能踹你一腳。
周：按理說沒有固定收入才能有安全感。
顧：我們老家那個所謂「自由職業者」就是「偷獵的」，「偷砍木頭的」叫自由職業者，跟這個文明文化、藝術沒有關係。他就會背地裡說你，你們出去的人咋這麼不實在呢，這麼能裝呢？
但是其實我已經看到了生和死的關係，我們自己的人生的價值，我們的這種價值觀我們在做什麼？你只能是在井底了。
我是每次再回去的時候，我就看著哪個同學我想見，就找他吃點燒烤，喝點啤酒。說到這我想起我上初中的時候，看過一個雜文，以前大開本的。裡面就寫了一個故事，說一個村子只有一口井，所以全村人都得喝這個井裡的水，喝了這口井水的人都會瘋，但是有一天有一個人沒喝，全村人都認為他瘋了。
周：我跟你有類似的感覺，我離開蘭州，一直到北京來，後來又去香港。去歐美很多國家，會不斷地發現人的侷限性。很多人就是一種面孔。你有沒有假設過，如果你不拍這個紀錄片，你是一個什麼樣的職業？
顧：這個問題從來沒有人問過。我自己也是，就是這兩年有時候想過，我那時候搞過裝潢，搞過商業攝影，如果我要堅持做那個，肯定比現在好。或者說現在甚至覺得有點挺委屈，就是也沒好好搞個物件，沒好好地在一個正常的生活裡去，都在邊緣，拍的也是邊緣。
所以我那時候做講座，我說我在「人類學」和「民族學」的邊緣，我們這種人也是在這個邊緣，就是如果我不做紀錄片，我現在是在做什麼？
因為我知道我同學的軌跡都很明顯，都是大學學藝術，但是現在都成了商人，甚至到了 50 多歲叫中年油膩男。
我說我那時候要畫畫，但別人說我，老顧你要是當時一直畫畫，你的畫也不會賣得很好。而且我想過就算我賣的好的，我也不一定就覺得踏實。
就像我做攝影的時候，我那時候拍一個很有名的藝術家，他就那種葛優躺還沒火的時候他已經躺了。我就覺得這個真有意思，抽個菸斗，後面是自己的畫，帶點側逆光。那時候是2000年左右的時候，我說真慵懶，很有生活力，當然我剛剛一拍的時候，他這種手勢讓我一直記了好多年，就鄙夷的意思，沒讓我拍。
別人沒有尊重你，因為你年輕。要是一個買家帶著錢來的，你絕對不會是這麼慵懶的，也不會用鄙夷的手勢。我要是一直做攝影，我即使做商業攝影也不是都在生存的這個層面。
周：你還是想找到一個被人尊重的，讓自己快樂。
顧：是的，我覺得尊重更重要，就是男人的尊重。我說男人只有買單被人尊重了，今天周導買單，下次我也想爭當做買單人。
這個尊重的話題也是我在北京的時候感受到的。2001 年的時候，大家都有名片，好像大家都用名片來尊重對方。比如說喝酒的時候，大家坐在一個大桌子酒席裡面（我能喝酒，那時候能喝一斤半。）然後開始發名片，這是董事長助理，這個是總經理，這個是辦公室主任，再看座位，那時候就門的對面坐的就是買單人。
我說我又沒名片，又沒藝術，你光是所謂藝術學院畢業，也沒人模人樣。你不知道你在幹什麼，穿的牛仔褲上面還可能沾點顏色，留個鬍子、留個頭髮，所以內心很虛。
那時候我就覺得「別人尊重不了你，那你先得自己尊重一下自己。」那你尊重自己的方式，就是得找一個事悄悄去做。
周：其實你說到這個我突然想到，其實這個時代還給了我們很多機會。因為我們離開家鄉的時候也是沒有想過任何成功的可能性，就是在電視臺工作、結婚生子的軌跡，其實北京給了我們很多機會。
顧：是，讓我重新認識自己，從一個小地方的懵懂少年，到了一個大城市。我說我們那一代來北京的有兩種人，一種是我這樣的，就是小心翼翼的做事，就悄悄地去做事，是卑微的人。
還有一種人呢，雖然我們的地方很小，甚至是小到地圖都沒有鄂倫春這兩個字（可能有加格達旗，有卡勒爾）但是有一些人比如說是儲牧場的廠長兒子，比如家裡是貨物運站的、銀行的，他們已經在那個時候積累財富，有原始資本了，在那個年代，他們是帶著錢來北京的。
他們在老家的時候已經覺得拳腳施展不開，從 90 年代就會來到北京施展拳腳。這個就和我們正好是相反的，他們來這開始買地、蓋房子，出租。整洗頭房、整歌廳，這是越來越行，就是那個勁兒是不一樣的。
周：那是一個時代下的縮影。今天我來找你採訪，也是希望我們這一代人的軌跡是能留下來。過了很多年以後，年輕人可能會希望看看我們這一代是怎麼生活的。希望這不是簡單的一個媒體採訪，希望之後我們再找第二次。
顧：好，歡迎你們下次來草原。
凹凸鏡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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