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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爾·蓋茨在商業領域的成就廣為人知。這本書突破以往敘事風格,講述了他個人的成長故事,從中你將看到:改變蓋茨人生軌跡的決定性時刻,微軟創業的靈感來源和隱藏邏輯,以及決定他成功的偶然和必然因素。
正如蓋茨在書中所說,“一系列獨特且大多數情況下不由我控制的環境因素不僅塑造了我的個性,也影響了我的職業生涯”,“我享有的那些並非源自個人努力而來的特權,其重要性再怎麼強調都不為過”,“我父母給我的情緒成長提供了空間,也為我創造了各種各樣培養社交技巧的機會”,“如果我成長於今時今日,很可能會被診斷為孤獨症譜系障礙患者”。
本文節選自[美]比爾·蓋茨著的《原始碼》。想要免費獲得此書?快來參與文末留言活動吧!

出版時間:2025年2月5日
作者:[美]比爾·蓋茨
出版品牌:中信出版·大眾文化創研中心

我父母很早就知道,我的思維頻率有異於其他孩子。比如說,克里斯蒂很聽話,和別的孩子很容易玩在一起,而且入學後成績一直很好。這些我都做不到。我母親很為我擔心,她還給我在橡果學院的學前班老師“打預防針”,讓他們放低對我的預期。第一學年結束時,橡果學院的校長寫道:“他母親讓我們做好心理準備,因為她覺得這孩子的表現和他姐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們在這方面完全認同她的結論,因為這孩子似乎打定了主意,要給我們留下一個對按部就班的學校生活完全不管不顧的印象。他不知道(或者是壓根兒不想知道)怎麼好好表現、怎麼自己把外套穿上,而且對此揚揚自得,毫不在意。”(現在想來十分滑稽的一件事是,我給克里斯蒂留下的最早的記憶之一便是她總得動手逼我穿上外套,再把我壓倒在地,使我動彈不得,她才能騰出手來把外套的拉鍊拉上,這一切讓她十分抓狂。)
在橡果學院的第二學年,我成了“又一個脾氣特別暴躁、十分叛逆的孩子”,一個喜歡自顧自大聲唱歌、動不動走神溜號的4歲男孩。根據校長的記錄,我會跟其他孩子打架,“大多數時間都悶悶不樂”。幸運的是,我的長期規劃讓老師們大受鼓舞,他們寫道:“我們深感被他接納,因為他將我們列進了其登月方案的乘客名單。”(我比肯尼迪早了幾年。)
被這些教育工作者和我父母注意到的我兒時表現出的種種跡象,預示了接下來發生的事。我在破解外祖母牌技謎題時的高度專注,被我投入了一切讓我感興趣的事上,但對不感興趣的事,我則一點兒也不放在心上。讓我感興趣的事包括閱讀、數學和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我不感興趣的事包括家裡和學校的每日例行活動、寫字、美術和體育,此外,基本上還包括我母親讓我去做的每一件事。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我父母發現這個亢奮多動、腦瓜機靈、愛唱反調且性情急躁的兒子很難對付。這種力不從心對我們一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隨著年歲漸長,我如今更好地理解了在我探索這條離經叛道的成年之路時,他們的幫助起到了多麼關鍵的作用。
我父親是出了名的好脾氣,這與他6英尺7英寸的身高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他常常是整個房間裡塊頭最大的,而他的謙和有禮往往出乎人們的意料。他與人打交道時從不拐彎抹角,通常直入主題,這是他的作風,與他作為公司和董事會法務顧問的職業身份吻合。(他後來當上了蓋茨基金會的首任負責人。)父親雖然待人接物彬彬有禮,但他從不怯於表達自己的願望。在他還是一個大學生時,他的願望是找個舞伴。
1946年秋,他是《退伍軍人權利法案》惠及的那一撥退伍軍人之一,這項慷慨的政府計劃讓數百萬人有機會接受本來無力負擔的高等教育。但在我父親的評價中,該政策也有一個缺點,那就是華盛頓大學校園裡的男性數量遠遠超過女性,這意味著找到舞伴的機率很低。所以他最終決定向朋友瑪麗·馬克斯韋爾求助。
我父親知道瑪麗是卡帕卡帕伽瑪女生聯誼會的幹事,於是問她身邊是否有女生願意跟一個喜歡跳舞的高個子男生認識。瑪麗說她會幫忙打聽一下。時間就這麼過去了,杳無音信。有一天,在女生聯誼會外邊一起散步時,我父親再次對瑪麗提起這件事。
“我想到一個人選,”她說,“就是我。”
我母親身高5英尺7英寸,我父親直截了當地說她不符合標準。“瑪麗,”他說,“你太矮了。”
我母親悄悄地靠近他,踮起腳,手在頭頂比畫著,反駁道:“我不矮!我很高。”
我父親總是說,他請我母親給他介紹舞伴不是在耍心眼,不是為了讓我母親跟他約會。但實際情況就是如此。“我的天,”他說,“咱倆約會吧。”然後,就像故事裡講的那樣,兩年後,他們結婚了。
我一直以來都喜歡聽這個故事,因為它充分反映出我父母二人的性格。我父親是那種深思熟慮、堅持己見的實用主義者,有時候甚至在和感情有關的事上也不例外。我母親則是個活潑外向的人,同時不怯於表達自己的訴求。這當然是一個簡化的版本—整個故事的摘要,在更完整的故事裡,我父母二人之間的差異遠不止於相差懸殊的身高,而這一切最終也造就瞭如今的我。

1951年婚約中的理性契約與價值共振
我母親在儲存記錄這件事上可謂一絲不苟,包括她自己的生活大事記、家庭旅行和學校演出的照片簿,以及收集剪報和函電的剪貼簿。我最近發現了一摞信件,是我父母在1951年春結婚前那一年的書信交流。距離婚禮還有六個月時,我父親在老家當律師,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同一年的早些時候,他剛獲得法學學位。我母親還在大學裡,完成她最後一年的學業。她在10月寫的一封信開頭就表示,她希望接下來的幾頁內容不會引發前一天二人交談時的那種“情緒失衡”。
我母親在信中並未細說此事,但她似乎在成婚前對於二人組建家庭及如何彌合二人之間差異的問題存在一些擔憂。她解釋道:關於我們的關係,我的客觀結論是我們有許多共同之處,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們大致上想要同一種社交生活和家庭生活。我認為我們都真心期望擁有親密無間的婚姻,也就是說,我們想要合二為一。儘管我們的社會背景和家庭背景不同,但是我認為我們能夠理解由此產生的問題,因為作為獨立的個體,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樣的。我們都喜歡討論思想理念—保持思考和學習……;我們都想要同一種東西—可以用誠實和正當手段獲取的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儘管我們看重成功,但我們都不認為它值得以不公平的方式打壓他人來獲取。我們想讓自己的孩子擁有同樣的基本價值觀。或許我們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我傾向於認為我們可以兼顧雙方的觀點,展示出一個堅定的對外立場……比爾,你知道,如果你一直真心愛我,我願意為你做這世上的一切事。
我愛你,比爾。
瑪麗

家庭教育的力量不可小覷
在這封信中,我能窺見那些私下的爭執協商,它們確確實實地延續到了我的整個童年,甚至是以後的那些年。我父母大體上一直維持著堅定的對外立場,在私下解決分歧差異,而這些分歧差異絕大多數源於各自接受的教養方式。
瑪麗·馬克斯韋爾,也就是我母親,是在極度溺愛她的祖父J. W.馬克斯韋爾一手打造的家族文化中長大的。J. W.馬克斯韋爾是一位銀行家,更是一生不斷自我完善的典範。當他還是內布拉斯加州一個普通男孩時,他退學後憑藉伶牙俐齒找到了一份為住宅挖掘地下室的工作。那座房子的主人是本地的銀行家,他不付工錢,但提供食宿作為報酬。兩個月後,J. W.完成了這個專案,房主給了他一個在自家銀行工作的機會。J. W.當時只有15歲,他花了幾年時間學習銀行業務,後來移居到華盛頓州,開創屬於自己的新生活。1893年的經濟蕭條擊垮了他羽翼未豐的銀行,那個被他重金下注、認為必將繁榮發展的海濱小鎮也以泡沫破滅告終。於是,J. W.找了一份穩定的工作,成為聯邦銀行審計員。因為這份工作,他經常離家數月之久,長時間地騎馬、坐馬車或乘火車前往西部各地,核對小型銀行的資產健康狀況。J. W.最終成功地創辦了自己的銀行。1951年,當J. W.以86歲的高齡去世時,他已經是西雅圖一家大銀行的董事長、活躍的民間領袖。他還擔任過市長、州議員、學校董事會成員及西雅圖聯邦儲備銀行董事會成員。
J. W.和我的外祖父(也是一位銀行家)搭設了一個財富與機遇的平臺,這意味著我母親在兒時幾乎什麼都不缺。她是一名好學生,積極參加各項體育運動和課外活動,身邊圍繞著家人和一大幫朋友。週日是一家人外出野餐的日子,打發漫長夏日的方式是在她的祖父母位於皮吉特灣的海濱度假屋裡游泳。在各種形式的聚會中,運動和遊戲都是必不可少的部分—打槌球、玩沙狐球、擲馬蹄鐵是固定的保留專案,而且毫無疑問,我母親要學習打網球、騎馬,同時成為優雅的滑雪者。在馬克斯韋爾家族,遊戲具有更深刻的教育意義。比如說打高爾夫球就相當於開展銀行業務,J. W.曾寫道,這兩者都需要“高超的技巧,不斷的練習,保持清醒和耐心,百折不撓並防患於未然”。
在我母親的相簿中,有一張她三四歲時拍攝的照片。一群住在附近的家長將孩子拉到一起拍照,每個孩子都騎著三輪腳踏車。在照片背後,我外祖母寫下了故事的原委:一個男孩的三輪腳踏車最大,我母親想跟他交換,這樣她就能擁有那輛最大的腳踏車。誰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她居然說服了那個男孩。在最終拍攝的照片上,我母親微笑著坐在車上,高出其他人一頭。她從來不畏強,並勇於佔有一席之地。
我母親的自信和抱負或許既來自馬克斯韋爾家族這一邊,也要歸功於我外祖母。除了在牌桌上所向披靡,高中時,外祖母是班上成績排名第一、在畢業典禮上致辭的學生代表,還是一個天賦異稟的籃球運動員。她博覽群書,立志要走出家鄉的一隅之地,追求更廣闊的人生。我的外祖父母在華盛頓大學相遇,1946年,在胸懷大志的父母的全力支援下,帶著整個家族對她出人頭地的期許,我母親也追隨他們的腳步進入華盛頓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