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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講的故事是關於一位女脫口秀演員的。
Echo（冉榕） ，29歲，一位來自大山的女兒。
前不久，她參加了一檔脫口秀節目，在節目中，講了自己家庭的故事。
來自大山，家有四個孩子，大姐、二姐、排行老三的她，以及老末的弟弟。
“一看這樣的排列組合，就知道我們家是非常喜歡女兒”， Echo說完，臺下觀眾大笑。
Echo以戲謔的方式講了自己的出身，但背後卻是一個家庭的三個女兒真實遭受 “重男輕女”和“貧困”壓迫的故事。
為了在物質匱乏的家裡有一席之地，不受待見的女兒們努力懂事、聽話，做家事、有好成績，但依舊逃不掉被不公平對待、被打的命運。
Echo 的二姐在14歲時，因家庭暴力，憤而離家，去深圳打工。
Echo努力學習，考上一所四川的211大學，走出了大山。但隱形的大山仍然壓在她頭上。這是一個被命運束縛的故事，同時，也是一位女性奮力掙脫命運枷鎖的故事。
以下為Echo 的講述：
我是Echo（冉榕），是一個來自大山的女兒。
1995年，我出生在重慶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的一個小鎮。小鎮被大山包圍著，上小學時，農村的同學來鎮上上學，要走兩個多小時的山。他們書包裡都放著手電筒，為了回家路上照明。
我的出生宣告了我父母第三次失敗。他們又沒生到兒子。在我上面，已經有了兩個姐姐。
在封閉的大山裡，重男輕女的觀念很重。爸爸需要一個兒子傳宗接代。兩年後，我弟弟出生了。
我們家就有了四個孩子——大姐、二姐、我，還有弟弟。家裡窮，孩子多，你要得到父母的在意和愛，就要使出渾身解數。尤其是女兒們。
爸媽在鎮上經營一家藥鋪，中、西藥都賣，也賣農作物、瓜果蔬菜的種子。很小時，我們就幫忙撿藥、稱藥、包藥。
大姐比我大四歲，長得快，個子高，十幾歲就有大人樣。自我記事起，她就看店、掃地、拖地，會洗衣服、做飯。和許多長姐一樣，她擅長收拾家裡，照顧人，像個“小保姆”。
但作為父母的第一個孩子，大姐的出生是被期待的，她也得到過一些疼愛。
而二姐和我的出生，給父母帶來的是失望，以及再一次的失望。
很小時，我就非常敏感，很會察言觀色。聽話、懂事，學習成績也好。每年期末，都能拿獎狀回家，貼滿了家裡一面牆。到了縣城上中學，上的也是“尖子班”。這讓我爸媽非常有面子。
因為成績好，我不用做家務，和弟弟一樣擁有了特權。
而二姐就比較尷尬，她好像無法在家裡找到一個合適的擔當或位置。
小時候，看不慣我，二姐會“修理”我，給我分配任務，讓我洗碗。我不洗。她就把我的作業藏起來。這是我最在意的東西。我只能聽她的，把碗洗了。
我在節目裡說，我們家的人際關係十分複雜，這真不是玩笑話。
當然，二姐沒讓弟弟洗過。在大山裡，我們這些女兒也默認了幹家務是女人的事。思想的塑造就是這麼悄無聲息。
小學的一個暑假，鎮上來了一群支教的大學生。補習不收費。山裡的小孩還是很仰視、羨慕大學生的。每天，提著書去上課，成為了我最開心的事。
但兩個姐姐卻沒去。因為她們成績不好，要留在家裡看店、做家務。多年後，姐姐們才告訴我，當時她們也很想去。
因為需求不被看見，二姐的表達方式就很激烈。在大人眼裡，她就成了一個“叛逆”的小孩。
媽媽的手指粗大，勤勞、能幹，扛起了家裡很多事，但同時，也強勢、暴躁。爸爸兄弟姊妹四個，他是唯一的兒子，從小被保護著長大，不會關心人。
爸媽管孩子的方式非常粗暴，就是“打”。不聽話，打，犟嘴，打得更嚴重。一次，我爸一巴掌把我二姐打到耳鳴。
他們打小孩有三大原則：別人家的孩子不打、成績好的孩子不打、兒子不打。
因此，捱打最多的是我兩個姐姐。尤其是脾氣倔的二姐。
終於，在二姐14歲的一天，她離家出走了。一個人去了深圳打工。
二姐走得突然，我和大姐都很懵。
瞞著父母，我們悄悄給二姐收拾行李，拿了幾身衣物，還拿了她當時最愛的李宇春的專輯《皇后與夢想》。隔著鐵欄杆，我們完成了交接。
看著二姐的背影，12歲的我，還不太懂這意味著什麼。不知道之後，我們好幾年都見不到面。
二姐是賭氣走的，我現在回憶不起當時我父母的反應，只知道之後，這成了我們所有人迴避提起的一個事件。
去深圳之後，二姐就很少會回重慶老家。就算春節回來，也只去外公外婆家。她和大姐都是跟外婆長大的，跟外婆很親。
有一年，二姐很窮很窮，找家裡要錢。爸媽沒給。大姐想方設法給她寄了100塊錢。
我爸媽對待孩子強硬、暴力，也非常粗糙。
我第一次來月經，看到滿瓷磚的血，嚇死了。大姐教了我用衛生巾，叮囑我來月經時，不能洗澡。上初中時，我的身體開始發育，但沒人給我買內衣。內衣、牛仔褲都是在深圳打工的二姐寄給我。
在這個家裡，大姐、二姐、我，這些女兒們像一個命運共同體。但在這個小小的共同體下，大姐、二姐更為親密，她們像是一個聯盟。小時候，她倆也住在一個房間。
今年，二姐生重病，進ICU，大姐也是最操心的那個。第一晚，我和大姐一起守夜，第二天一早，她又是最早去醫院的那個。全程也是大姐跟醫生溝通，再把資訊傳遞給我們。
二姐並不是家裡唯一齣走的人。
高中沒畢業，大姐就去重慶工作了，幹銷售。有一年過年，她又跟爸媽吵架了。過年的第二、三天，大姐就提著行李箱走了。
大姐的出走不像二姐那般決絕，一去不回頭。但很快，她以另外一種方式徹底離開了家。24歲那年，大姐結婚了。
二姐離家出走後，我繼續在父母面前，做一個乖孩子。在家，聽話、懂事。在學校，努力競爭，做Top one。
我什麼都要做到最好——成績要名列前茅；要當班幹部；唱歌、跳舞、主持什麼都來……只有有價值，才有人關心我、喜歡我。
初中時，我到縣城上寄宿學校。一個月回家一次。一個月只有200塊錢的伙食費，平攤到每天，只有6塊多。
那時的我，瘦小得像小雞仔，最後也只長到158cm，卻一心只想當媽媽眼中的“乖女兒”，寧願傷害自己的身體，也要跟媽媽炫耀，我很節約。
我希望你不要把我媽寫得很壞，她也是一個不幸的女人。
我媽也出生在一個四個孩子、重男輕女的家庭。小時候，她跟舅舅兩個人偷拿了案板上一點東西吃，只有她被打。
和我爸結婚後，因為一直生女兒，她也被我奶奶和姑姑們嫌棄。一次，姑姑們回來了，我們去奶奶家吃飯。大人一桌，小孩一桌。而我媽是坐在小孩桌的。我爸也沒把她拉過去。
一群大人們談笑風生。小小的我在心裡暗暗發誓：“以後我要替我媽復仇”。
媽媽一直拿強硬的那面示人，很少有脆弱的時刻。但在大姐出嫁那天，她卻哭了。
辦完婚禮那晚，大姐和姐夫走了，門一關，我媽開始嚎哭，像荒野中的母狼失去她的幼崽一樣哀慟。
她的頭髮在她額前飄呀飄，哭一會兒，要大喘氣，爸爸站在旁邊手足無措。我對這樣的她也很陌生。
長大之後，再看這一切，我能清晰地看到傷害是如何發生的——我媽是被迫害的那個，迫害來自她的父母、婆婆、小姑子，在這個過程，她的丈夫也沒為她做什麼，最後，她把氣撒到女兒身上。
傷害像鏈條一樣，一代代地傳遞了下來。
知道二姐生病後，我媽立刻取了五萬塊錢，去醫院繳費。這是她們這麼多年後的第一次見面，卻是在醫院的ICU。
但二姐一轉入普通病房，立刻就把錢還給我媽了。就像當年，她找我媽要錢，我媽拒絕她一樣。
她們的脾氣都是這麼硬，這麼犟。而且，我媽也是她家庭裡的“二姐”，她上面有一個姐姐，下面有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
一個家庭的女性，好像無意識地重複著同一個命運。
作為讀了點書的三女兒，長大後，總覺得對家庭有種責任感，要“管家”。因為能共情到媽媽和姐姐的處境，我曾試圖緩解二姐和家裡的關係。當我去和她談時，二姐很憤怒“難道你不懂我嗎？”
當我和我媽談時，她也把我放在她的對立面。最後，我成了那個被她們雙方控訴的人。
最後，我只能服了。我真的累了。這是你們自己的課題，我還給你們。
看過節目後，很多人誇Echo是“女王”，很颯、很洋氣，很光鮮，但這樣的我就來自暴力的、愚昧的、落後的大山。我不想掩飾這一點。
除了重男輕女，壓在我身上的還有另一座大山“貧窮”。
初中時，我寫貧困生補助的申請表，被一個男同學看見了，他說：“你媽怎麼生這麼多（孩子）？”
在大多數人的認識裡，山區，孩子多，意味著“窮”。
小時候，我沒過過生日，也很少有新衣服穿。一年冬天，我們那兒的小孩們都在穿一種紅底兒、黑花的棉鞋，十幾塊錢一雙。我好要想一雙這樣的棉鞋。
我用刀子把我的鞋割爛了，跟我媽說，鞋壞了。但她還是沒給我買，我就穿著那雙爛鞋，凍著腳，過了冬。
貧困，它會給人帶來非常多具體的不適，身體上、心理上，讓你無時無刻不想擺脫它。
從小到大，我身邊就圍繞著很多學習刻苦的同學。
高三時，班上成績最好的同學，回到寢室，還會趴在被窩裡，打手電學習。她的被子上佈滿了密密麻麻的黑線，都是她用簽字筆做題時留下的痕跡。
我們努力地刷題、考試，期盼著有天能考出大山，出人頭地。
高考時，我考上一所“211”。我們家從鎮上到縣城，要坐40多分鐘的中巴車，從縣城到我上大學的成都，要坐9個小時的大巴車。
從小鎮到縣城再到成都，我真的一步步走出了大山。
但上了大學，沒錢的窘迫感仍然緊緊地跟隨著我。
進入大學的第一天，我被一個室友驚豔到了。她的頭髮上面是紅的，下面是紫的，很潮，看著就是一個city girl。她媽給她鋪床，兩個人看起來都很貴氣。
而我就全身上下灰撲撲的，像個淤泥一樣。
走出大山，我才發現原來這個世界是平行的，不同的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
放假時，我的室友會去旅行，而我只能躺在宿舍的上下鋪上，拉上簾子，躺一天。別人的世界很大，而我的世界好小。
室友都是獨生子女，知道我們家有四個小孩時，都好驚訝。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家庭是我的秘密，我的傷疤。我害怕被戳，這令我自卑。
大學畢業後，我跟6個朋友合租了一套老小區的房子。我住客廳，把沙發拼在一起，上面搭了一個床板，就是一張床。
後來，有個室友的朋友來家裡。他一推門，一、二、三、四、五、六，一下子衝出六個人。他愣住了，沒見過這樣的畫面。
那感覺像一把刀插在了蟻穴上，一群螞蟻跑了出來。我們活得像螻蟻一樣。
走出大山，我想努力擺脫大山對我的塑造，但又總是失敗。
大學時，我觀察室友的洗髮水、化妝品的牌子，學護膚、化妝，打扮自己。因為不懂，有時會用力過猛。眉毛化得像毛毛蟲；腮紅打得像猴子屁股。穿黑絲，被同學賜名“黑絲榕”。那時候，我臉上還起了好多痘，胖到120多斤。
我想認識人，見更大的世界，參加了很多社團，但很快又都退出了，呆的最久的反而是勤工儉學部門。你看，我還是無意識地靠近了我的出身。
但在這裡，我認識了我的好朋友小羅。
小羅是學園林設計專業的。有次，我去圖書館找她，發現她正歪著頭畫圖，擦掉的橡皮泥兒在桌子上一跳一跳的，她特別專注，脖子歪了，都沒知覺。還是我發現後，帶了她去做了盲人按摩。
我好羨慕小羅，她能如此熱愛一個東西，這太讓人著迷了。
而我的人生乾巴巴的，沒有任何色彩。過往的人生全部用來做題、考試，做一個父母、老師眼中的“好學生”。
上了大學，我連學習的動力都沒了，還第一次掛了科。我連唯一的“好學生”的光環都失去了。
我沒有錢，不漂亮，不優秀，也沒有興趣和愛好。我感覺自己好平庸，好普通，好失敗。
我在節目裡說，我是“走出大山的女兒”，這聽起來很爽，但走出大山後，我的平庸，我的掙扎，我的迷茫，才是我的日常。
大學畢業後，我有同學被父母送去留學。我想考研，但沒錢付學費，只能找工作。我很多同學都去當老師，或去銀行工作，但我感覺那過於一成不變，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一直比較喜歡文字，在成都找了一份編輯的工作，一個月工資2000塊錢。
工作後，我開始更多地理解和心疼二姐。二姐的生存資源還不如我，學歷低，未成年，14歲就像一頭猛獸一樣扎進社會，做售貨員、廠妹各種各樣的臨時工。她被欺負過嗎？被性騷擾過嗎？
每次看見二姐，我都有巨大的痛。她不該過這樣的生活。二姐其實長得很漂亮的。如果她當年被送走，會不會現在更幸福、快樂一些？大姐嫁到了湖南農村，開了個小賣部。婚後，和丈夫一起努力，在縣城買了房。生活也不容易。
我跳出了父母、大姐、二姐的生活，改變了命運，但本質上，我和他們又有多少不同？
2019年是我最難的一年。工作一年多的的公司，老闆跑路了，欠了我兩個月的工資。沒工作，沒有錢，還要租房，我只能借花唄。
我真的感覺自己一文不值，和爸媽的關係也變得緊張。他們不滿意我，逼我去考公務員。我把他們拉黑了三年。
我很痛苦。我看波伏娃、上野千鶴子，《工作、消費主義與新窮人》，我想為自己的現狀尋找一種解釋。也是這一年，我開始拿起話筒，講脫口秀。我最初的想法很簡單——我想要被“看見”。
我把那些曾經我想隱藏，讓我感到羞恥、痛苦的事寫成段子，以好笑的方式講出來，卻意外讓我得到了治癒。
如果說家庭暴力或家庭環境讓我覺得羞恥，它不是我造成的。
《脫口秀和Ta的朋友們》播出到現在，我仍然活在巨大的眩暈裡。我獲得了很多人的關注。很多女孩寫很長的信，講她們的故事。我才知道，原來有四個孩子、家庭暴力的家庭這麼多。有的僅僅發兩個字“謝謝”。
我的人生在29歲，也就是今年，開始重新開啟。在大家的眼睛裡，我不再普通和失敗，我成為了勇敢，而有力量的“Echo女王”。
我已經接受了，我就是要很努力才能過上普通人的生活。
走出大山是一個開始，翻過大山，還有一片大海。但只要還在海里，我就會不停地划水。
撰稿：甄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