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腫瘤治療領域，抗體偶聯藥物（ADC）被寄予厚望。這類已經成功商業化的藥物以靶向性抗體為載體，向腫瘤細胞精確遞送毒素，實現了“定點爆破”的理想模式。然而，在技術不斷革新的今天，將一款在臨床前階段表現優異的ADC真正推向市場，依然是一場漫長、昂貴且充滿挑戰的旅程。
Beacon ADC資料庫提供的資料顯示，ADC的開發從一開始就充滿了高度不確定性。不同於傳統小分子藥物或單純的抗體療法，ADC由於結合了複雜的生物大分子結構和高毒性小分子載荷，因此ADC開發征程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潛藏著失敗的風險。要領略“山頂千門次第開”的境界，需要制定正確的開發策略，規避風險，最大化利益。
Beacon ADC資料顯示，ADC在臨床開發早期的轉化率遠低於行業平均水平：從I期到II期，成功率僅為46%，而腫瘤藥物整體為58%，全體藥物為66%；從II期到III期，ADC成功率進一步下降至24%，顯著低於腫瘤藥物（33%）和全體藥物（49%）（圖1）。
圖1. ADC與腫瘤藥物和全體藥物各階段轉化率對比圖
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ADC開發中獨有的複雜性。脫靶毒性、血液動力學特性、載荷釋放穩定性、生物標誌物異質性等，每一項都是導致專案早期終止的重要因素。此外，由於不同腫瘤型別對ADC機制的響應存在差異，適應症選擇的科學性也直接影響早期開發的成敗。
然而，ADC也展現了強大的後期逆轉能力。資料顯示，一旦進入III期，ADC的上市批准率高達82%，不僅遠高於腫瘤藥物平均水平（36%），也顯著超過整體藥物（59%）（圖1）。這種“前高風險、後高回報”的典型路徑，使得ADC成為高風險投資者和創新藥企重點關注的賽道之一。
進一步細分資料可以發現，ADC的成功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設計元素的選擇與組合。
在連線子方面，採用Valine-Citrulline（圖2）的ADC專案，從I期到II期的轉化成功率達到了62%，明顯高於使用其他連線子的產品。這種二肽連線子能夠在特定酶環境下被精準切割，有助於實現毒素在腫瘤微環境中的特異性釋放，減少系統性毒性。
圖2. Valine-Citrulline連線子化學結構
載荷機制的不同，也對成功率產生了顯著影響。以微管抑制劑為載荷的ADC，儘管早期存在一定脫靶風險，但在毒性管理經驗豐富的團隊手中，依然實現了較高的後期成功率。而DNA損傷型載荷雖然理論上殺傷力更強，但臨床開發中的耐受性管理難度更大，一度導致多項專案終止。
靶點的選擇同樣至關重要。針對HER2、TROP-2等驗證靶點開發的ADC產品，在各階段均展現出優異的成功率。這不僅得益於靶點生物學特性本身，還因為針對這些靶點，已有豐富的生物標誌物篩選與患者分層經驗，極大地降低了臨床試驗的不確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偶聯方式上，儘管近年來定點偶聯（Site-specific conjugation）技術受到推崇，被認為可以提高產品一致性和降低免疫原性，但當前資料顯示，傳統的隨機偶聯（Stochastic conjugation）仍能在整體上保持良好的開發成功率。
除了成功率，開發時間的變化也反映出ADC領域的成熟與進步。
早期批准上市的ADC，如Adcetris（Brentuximab vedotin，批准於2011年）和Kadcyla（ado-trastuzumab emtansine，批准於2013年），從首次進入臨床到最終上市，平均耗時超過9年。這一漫長週期，既反映了早期臨床開發中對ADC療效和安全性認識的不足，也與當時監管標準尚未完全適應這一新型療法有關。
而近年來獲批的新一代ADC產品，如Padcev、Enhertu、Trodelvy等，開發週期已經縮短至7年左右。背後推手不僅是監管通道（如FDA突破性療法認定）的加速，更重要的是，開發者在生物標誌物驅動的患者篩選、臨床終點設定以及毒性管理方面形成了更加系統、成熟的方法論。
舉例來說，Enhertu針對HER2低表達乳腺癌患者亞群的精準定位，不僅拓寬了適應症範圍，也顯著提高了臨床試驗的成功機率和效率。可以預見，隨著臨床試驗設計進一步智慧化，以及CMC平臺能力持續提升，未來ADC的整體開發週期有望繼續縮短，帶來更快的上市節奏和更高的商業回報。
對於開發者、投資者及合作伙伴而言，Beacon資料顯示的趨勢提供了清晰的戰略啟示。
首先，ADC開發的成功高度依賴於系統性設計，而非孤立的單點技術突破。專案評估時，不能僅關注單一指標，如載荷創新性或靶點新穎性，而必須考察載荷、連線子、偶聯策略、靶點選擇、生物標誌物開發、CMC工藝和臨床策略的整體協同。
其次，平臺化能力成為核心競爭力。在ADC領域，企業是否具備大規模一致性生產、毒性控制、患者篩選、臨床試驗最佳化等全鏈條能力，往往決定了專案能否順利推進至後期，甚至最終商業化。越來越多的投資者，開始將ADC平臺的綜合成熟度，作為評估企業價值的關鍵指標。
最後，從產品組合角度看，平衡風險成為必然選擇。即便在ADC內部，也需要合理佈局傳統成熟模式（如單載荷ADC）與創新型產品（如雙載荷ADC、免疫刺激型ADC等），以實現風險對沖和長期增長潛力的結合。
在全球ADC創新版圖上，中國的崛起速度令人矚目。根據Beacon ADC資料庫（截至2025年4月資料），中國目前在全球ADC開發中排名第二，佔據了全球ADC管線的約30%。尤其在近年的新興企業中，中國公司已經佔據了全球前十ADC開發商的一半席位，成為全球創新格局中不可忽視的力量。
放眼全球，ADC公司數量方面，中國已經擁有130家公司擁有ADC管線資產，開發商數量僅次於美國（285家），顯著領先於第三名的韓國（45家）（圖2）。
圖2. 全球領先國家ADC開發商數量分佈圖
在美國癌症研究協會2025年會上，來自中國的公司展示近100個ADC專案（包括雙特異性雙載荷ADC, 雙特異性多肽-藥物偶聯物等），涵蓋了從新型連線子平臺、創新靶點ADC、雙載荷（dual-payload）ADC、雙特異性（bispecific）ADC，到世界首個T細胞接合器（TCE）ADC等一系列前沿創新（表1）。
例如蘇州MediLink Therapeutics（宜聯生物）推出的YL242，採用非內吞ADC技術（non-internalising ADC），拓寬了ADC應用的新邊界；南京Leads Biolabs（維立志博生物）開發的LBL-058，結合了DLL3/CD3雙特異性抗體和TOP1抑制劑，開創性地將ADC和T細胞毒性機制結合；蘇州Alphamab Oncology（康寧傑瑞生物製藥）的JSKN021，則採用了EGFR/HER3雙靶點的Topoisomerase I抑制劑雙藥物負載ADC，已在多種CDX模型中展現出優異的抗腫瘤活性。
表1. 美國癌症研究協會2025年會部分中國ADC資產表
值得關注的是，長三角地區正在迅速成為ADC創新的地理重心。蘇州、上海、杭州等地，不僅集聚了ProLynBio、MediLink、Leads等一批創新企業，也孕育出多個世界領先的ADC平臺技術。這些自主創新的平臺，有望從源頭上重塑未來ADC的設計理念，尤其在針對實體瘤治療方面展現出強勁潛力。
在全球化佈局方面，中國公司也開始在國際合作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海南先聲再明（Simcere Zaiming）已於今年初與艾伯維達成了價值11億美元的期權授權合作，進一步驗證了中國ADC平臺的國際競爭力。
未來，隨著更多自主智慧財產權平臺的成熟，以及與國際藥企合作的加深，中國有望在全球ADC領域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AACR 2025年會或許只是一個開始，中國ADC的真正爆發，可能就在未來的五到十年。
近年來，中國ADC賽道呈現快速發展的態勢。在全球範圍內註冊在案的ADC專案中，來自中國的專案數量持續攀升，多個本土平臺型公司逐步具備從分子設計、工藝開發到臨床推進的全鏈條能力。尤其在連線子創新、拓展新靶點組合、雙過載荷設計等方面，中國企業已展現出一定的差異化優勢。從Beacon ADC資料庫的分佈情況來看，中國主導或參與的ADC專案正逐步從臨床前向臨床中晚期過渡。多家中國企業也陸續推進自主ADC專案進入臨床或完成對外授權，顯示出中國平臺的持續外溢能力和日益增強的國際吸引力。
本文基於Beacon ADC資料庫的系統資料分析，梳理了ADC開發在各個臨床階段的轉化特點、影響成功率的關鍵設計因素、開發週期的演變趨勢，以及戰略決策的重要考量。
從資料中可以清晰看到，ADC專案在早期階段面臨更高的失敗風險，主要來源於藥物複雜性、脫靶毒性和生物標誌物異質性。而一旦進入後期，得益於精準設計、患者篩選和臨床策略的最佳化，成功率顯著提升，體現出高風險與高回報並存的典型特徵。
進一步分析不同設計元素（如連線子、載荷、靶點選擇）對轉化率的影響，可以發現，ADC的開發成敗，並不依賴單一技術，而是由多個環節協同作用決定。CMC和臨床開發經驗，亦成為最終能否成功推進的核心壁壘。
同時，從臨床開發時間的壓縮趨勢來看，隨著平臺經驗積累和監管路徑最佳化，ADC整體開發週期正逐步縮短，但仍然要求開發者在技術創新與執行效率之間實現更好的平衡。
ADC開發是一條充滿變數和挑戰的道路。理解這些變數背後的規律，精準把握每一個關鍵環節，既是現實的要求，也是持續最佳化和突破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