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先給你們看個好玩的：
據說這是劍橋大學的門衛室，有個中國留學生為感謝大爺守護了他的腳踏車，送了這面錦旗。這個舉動在國內很常見，但在英國，這種盾牌形的旗子一般是王室用的。
門衛大爺把這旗掛了一整年，可美了。
文化差異，使得我們習以為常的一件事，換到另一個環境，就顯得很奇異。
比如天才的作者侯小聖，她在澳洲當社工的時候發現，在這裡高考不是人人能享有的權利，反而是一種“特權”——考試有不少窮人家孩子接觸不到的加分專案，比如馬術。
而且侯小聖還發現，這些窮人家的孩子，就算沒有學上，父母也不著急。
她不理解但尊重這種現象，直到有天，三個女孩找到了她。這些女孩在家庭和學校都視她們為沒有希望的差生的情況下，特別想讀書。
侯小聖與她們素不相識，但她知道我們中國東北的一句老話：“孩子要讀書，就是天大的事兒。”她還知道一句古話：“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她們相遇的時候，距離高考只剩半年的時間。侯小聖決定，自己攢一個學校幫她們補課。
畢竟，論高考，中國人還沒輸過。
2018年，我從中國東北去到澳大利亞讀書，選學校的時候，我唯一的要求就是離家遠，對澳大利亞一點概念都沒有。
後來我發現，這事好像也不全賴我，說英國人能想起薄嘴唇、禿頭，說俄國人能想起大個子、藍眼睛，而澳大利亞好像就沒有所謂的“澳洲人”，走在墨爾本街上放眼望去，白皮膚、黃皮膚、黑皮膚都有，華裔就佔其中的5%以上。
我一直沒深究過這個問題，很久以後才知道，真正的“澳洲人”在這裡有個特殊的代稱，叫做“原住民”。
我第一次聽說“原住民”，是在社工史這門課上。課本上有專門的一個單元，講“政府與原住民之間的協議”。
這個協議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你們愛幹嘛幹嘛”。
老師告訴我們，澳大利亞的原住民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族群，有自己的語言、自己的居住地，甚至自己的法律，也就是說這個民族的人即使在社會上殺人放火，都得按照他們內部規矩裁決。
當時我十分震撼，心想這不就成法外狂徒了嗎？腦海裡浮現一群西部牛仔騎馬衝進大廈突突開槍的場景。
可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厲害的原住民，實際工作和學習中我一個都沒遇見過。和我一樣從中國來的同學都有十幾個，從古至今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卻好像隱形了一樣。
這個問題的答案，在我遇見18歲的女孩瑪蒂後終於漸漸揭開。
那是一個夏天，三個棕色皮膚、一頭捲髮的女孩被前臺領進了我的諮詢室。好像下意識一樣，其中一個女孩站在了另兩人前面，微微側著身子保護著她的朋友，烏黑的眼珠小豹子一樣盯著我。她身上有一種太陽曬得熱騰騰的味道。
聲音發著抖，她對我說了第一句話：
“姐姐，我們想上學，你們能幫我們嗎？”
我在澳大利亞的工作是司法社工，這個工作業務範圍很廣，上到違法犯罪，下到家庭矛盾，大事小事都能管一點，但這樣的求助我也是第一次收到。
是誰不讓妹妹上學！我們東北人可見不得這個。
我翻看著女孩們在前臺填的表格，看到表格第一欄姓名，就意識到，她們是原住民。她們的名字出自土著語，在英語裡像一串亂碼。我只在課上學過這門語言，還是第一次見，忍不住讀出了聲。
三個女孩發出小小的驚呼，似乎很驚訝我能認識，對視一眼，整個上半身都不自覺地向我湊近。
意識到她們有些緊張，我又多閒聊了一會，問她們是不是走路過來的？
女孩們七嘴八舌地告訴我，她們是坐公交來的。下車的時候，有個女孩的卡一直刷不出來，被查票員懷疑逃票，還是一個乘客幫她們解圍的。
她們邊說邊比劃，輕拍著自己的胸脯向我示意當時的害怕。
我想到社工史上學到的原住民，一瞬間覺得有些穿越——殺人都不用上法庭的原住民，竟然連查票員都怕嗎？難道是因為她們年紀太小？又是誰不讓她們上學了？
費了半天勁，我終於從領頭女孩瑪蒂馬馬虎虎的英語中拼出事情的全貌。
嚴格來說，她們並不是完全不能上學，只是沒有人願意幫她們考大學。
這三個女孩都是十二年級，相當於國內的高三，在她們家附近的一所公立高中就讀。
和澳大利亞的大部分學校一樣，原住民在這所學校裡有單獨的一個班，理由很正當，因為大部分原住民小孩只會說土著語，不能用英語教學。
但到了高三，整個學校從老師到同學，對這個班都是放棄的態度——原住民的成績太差了。
好像就是天生的，這幫小孩說話比別人大聲，在課堂上坐不住，回家不寫作業，家長從來不參與“家校共建”，各種課外活動也從來不參與。感覺他們就是對學習沒興趣，也無所謂考大學。
學校對待他們的態度，就像對待大部分吊車尾班級一樣，只等著他們混到畢業證，雙方都解脫。
可偏偏這群人中，冒出來一個瑪蒂。
瑪蒂想學習，想考大學，她想學的是金融。出於一個文科生的不理解，我多問了一句為什麼，瑪蒂說因為她看的電影裡有很多很厲害的人，都是學金融的。
事情就這樣發生了變化，在一群吊車尾中，有一個女孩，突然有了夢想。
瑪蒂拉著小姐妹一塊猛猛學，成績越來越好。可問題是，她的分班還是在原住民班級。
同學吵鬧，老師敷衍，十年級的時候還在教七年級的內容。這樣下去，她們再怎麼努力也不可能考上大學。
我問瑪蒂，那你們父母呢，他們怎麼沒有幫你們想辦法？
女孩們面面相覷，說，他們好像無所謂。父母似乎更希望她們在族群裡找個工作，不要離家太遠，可能是因為“外人”和她們的語言文化都不一樣。
家裡也有過考上大學的哥哥姐姐，但他們非但沒成為家裡的榮耀，甚至像是一個忌諱，他們從來不回來，家人也很少提起他們，不知道為什麼。
三個女孩甚至自己都產生了懷疑。她們小心翼翼地對我說，如果她們的要求很過分的話，那就不用三個人都能讀書，求我幫一個就行。
我說怎麼選，要不就幫成績最好的一個吧。
可能是看到我翻白眼，三個女孩都笑了。我哼了一聲。
在我們東亞做題家的面前，妹妹要讀書，這就是世界上最重要、最正當的事情，誰都別想攔。
幾乎沒有一絲猶豫，我就接下了這個案子，並把它的優先順序排到了最前。
不但要解決，而且要速戰速決，為三個妹妹爭取衝刺高考的時間。
最開始我想的很簡單，幫她們轉個班不就完了，我不信學校老師敢告訴我，原住民和白人小孩有種族隔離，不能放一個班。
然而稍微和瑪蒂聊了幾句，我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她不太喜歡和其他班的孩子們待在一起，她長得和他們不太一樣，一眼就可以分辨出來。
每年開學，都會有幾個賤兮兮的白人小孩跑來他們教室，像看猩猩一樣圍觀他們。上課時，那群孩子也會搶他們的實驗室、搶他們的教學器材，用手指指著腦袋嘲笑他們腦子笨、學不會。
雖然我很想收拾這幫小孩，但高考在即，沒有時間浪費在他們身上。瑪蒂她們的心態和學習環境一樣，容不得半點風險。
我又想給瑪蒂她們換一個原住民學校。可走訪了一圈，發現整個區裡所有的原住民學校都爛得如出一轍，有兩所學校甚至共用一套老師，一所學校上課，另一所就得放假休息。
怎麼會這樣？
我換了一個思路，找到了一個原住民幫扶專案的負責人，名叫蘇西。
聽說我遇到的問題後，她很爽朗地說，政府當然有教育支援的專案，孩子想上哪個技校，我們都有針對性的職業技能培養……
我不太高興地打斷她：“她們要參加的是高考。”
對面的人愣了一下，發出一個“哇”的音。
我在對面一陣無語，腦子裡突然閃過一個詞，“種族歧視”。
在澳洲這些年，我不是沒有遇到過歧視，就像瑪蒂她們坐公交被懷疑逃票一樣，我去超市買東西，也曾被懷疑“你們這些中國人經常少結賬”。
當時我就被氣笑了，字正腔圓地問那個售貨員，你現在是要種族歧視嗎？
對方立馬破防：“回家找你爸媽問問吧，我有沒有歧視你們。”
那時候我剛出國，英語沒有那麼好，但還是站在那大聲用自己僅有的詞彙量跟她吵了起來，吵到超市的領導層全跑來給我道歉，保證事後好好教育這人，我才收兵離開。
我一直覺得這種都是純送人頭，但我忘了，這一切的前提條件是，我是個成年人，我知道自己很厲害，我的國家也很厲害，所以我能不在乎。
如果我是一個18歲的女孩，在還沒有取得任何成績的時候，所有人都告訴我，你們這樣的人就是腦子笨，就是不適合讀書，那我會變成什麼樣？我能有瑪蒂一半的堅定嗎？
瑪蒂她們面臨的阻力，遠比我想象中更大。
我和蘇西花了一個下午，翻找了機構裡所有的專案。找到最後，我倆面面相覷，意識到，真的沒有。整個社會，沒有人想象過，會有三個原住民小女孩想要考大學。
我想了一會，對蘇西說：既然沒有，那我們就去造一個吧。
“我們寫封信給州教育局，讓他們來開設一個專門的教學點，給孩子補課，你來監督給她們找最好的老師。”
當時的我，覺得自己肯定是發現了一個人們沒有發現的問題，提出了一個超級合理的需求。郵件發出去的第二天，就摩拳擦掌開始做課程大綱，準備撥款一下來就開幹。
沒想到，幾天後我收到的回覆是：“我們很感謝你對教育事業的熱心……但是希望您先證明這個專案的開辦是有必要的。”
我把郵件橫過來倒過去看了三遍，終於明白，他們想要我證明，這個補習班有存在的必要，換句話說，辦了這個補習班，真的會有原住民來，他們真能考上大學。
我簡直出離憤怒了。受教育權是寫在憲法裡的，哪怕人家考不上，你就可以不教嗎？
可我又很清楚，這時候和他們掰扯這些沒有意義。
我給蘇西發去訊息：現在就開始找老師吧，工資我來承擔。
她說你是不是瘋了？我說你別管，我有自己的節奏。
當時我想的是，教育局這個條件雖然荒謬，但他們肯定不是完全拒絕，只是需要證據。如果我們把補習班辦起來，讓瑪蒂她們考上大學，證明專案合理性，明年專案正式成立，教育局應該就會把請老師的這筆錢報銷給我。
只是我得賭，賭瑪蒂她們真能考上大學。而這對我來說是最容易的決定。
要知道，這是我三年來收到的第一個原住民的求助，這意味著她們的族群裡從未有人學會使用這套支援體系，而這三個18歲都不到的女孩學會了，就因為她們想學。
我相信，這樣的人做什麼都可以成功。她們只是需要一個機會。
我申請了那個月幾乎所有的夜班，來掙外快付老師的工資。蘇西開始招聘老師，我也以機構的名義註冊了一個招聘軟體，去給她幫忙。
最開始我想得挺簡單，有教高中的經驗，熟練掌握土著語言，最好有一些社會服務經歷就好。
符合條件的簡歷每天都能篩選到十幾封，可電話打過去，對方一聽是給原住民上課，有的甚至會直接結束通話，有禮貌一點的，也會脫口而出：“她們學得會嗎？”
把這些人狠狠刪除後，還剩下差不多130來個能面試的。
因為篩選條件中要求會土著語言，其中有差不多一半以上本身就是原住民。說實話看到這個資料時我挺興奮的，誰說原住民考不上大學，這不是這麼多嗎！
我興致勃勃地參與了面試。
第一個來面試的原住民老師是一名三十多歲的女士，我們線上面試，不知道為什麼，她手機的畫素有點模糊，收音似乎也不太好，時不時會中斷。
她是教數學的，簡歷上寫著她雖然沒有專業的教師資質，但有教高中孩子的經驗。同事找了幾個歷屆的高考題，讓她現場簡單講解一下。
沒想到題目發過去後，對面卻是一陣沉默。
我差點以為影片斷線了，可偏偏又能看見影片裡女人在緊張地撥弄頭髮。
同事等了很久，肉眼可見她的表情越來越糾結，努力委婉地問：“您是……沒有見過這些題嗎？”
女人含糊了半天，嘟嘟囔囔地說：“我沒想到教高中生這麼難。”
同事反問她不是在簡歷上寫自己有教學經驗嗎？
在我們的試探下，女人最終承認，她確實教過孩子，還不止一個，但那是她們自己社群裡的孩子。
在她所在的原住民社群，有許多家庭不願意把孩子送去公立高中，她就在家給他們開小灶，其中包括她自己的兒子。因為都是教到高中的年紀，她就以為在外面當老師也是這樣的。
女人本來是在解釋，我卻越聽越恐怖。如果她說的是真的，那就意味著，除了她以外，還有一群孩子從來不知道公共認可的教育是什麼樣的，沒有聽說過高考，沒有見過真正的文憑。
這在原住民社會是常態嗎？在那個有另一套法律的社會里，有多少孩子面臨著這樣的生活？他們被剝奪了多少機會？為什麼整個社會，好像沒有人知道這個問題、沒有人在意這群孩子？
這一切忽視，真的只是巧合就能造成的嗎？到底是誰在阻止瑪蒂她們？
我們，能贏嗎？
經過兩個禮拜的面試，我們終於招到了三個老師，其中唯一一個原住民籍的是一個叫納耶麗的女孩，教英語。
她是一個挺幹練的女孩，頭髮應該是拉直過，不像大部分原住民那樣卷，英語也很流利。
我想起瑪蒂說家裡考上大學的哥哥姐姐們大多不再回家，特意留意了一下納耶麗的住址，果然沒有在原住民社群。
我很好奇，納耶麗小時候有沒有遇到和瑪蒂類似的問題？她是怎麼從原住民中考出來的？又為什麼沒有再生活在原住民社群？但納耶麗從來沒有說起過這些事情。
我告訴納耶麗這所“學校”的來歷，她既沒有熱血沸騰也沒有潑我冷水，只是淡淡地問我：“那你們發得起工資嗎？”我說發得起。她又問，那你們有場地嗎？
沒等我回答，就自己說道，如果沒有的話，公園裡也能學。說完她就答應來上班了。
納耶麗試講的第一堂課，就向三個女孩介紹了自己的出身，說如果有什麼英語聽不懂的地方，可以問她。女孩們明顯一下就被她吸引了。
我不知道這樣一個有著相似經歷的“姐姐”會不會對瑪蒂她們有什麼幫助，但確實能在課間看到女孩們圍著她用土著語閒聊，聊到什麼好笑的地方，幾個人笑成一團。
有時候我忍不住上去湊熱鬧，她們就會簡單概括一下給我，可是梗這種東西脫離語言就不存在了，我也只能哼哼唧唧地離開。
補習班就這樣辦了起來，蘇西為我們聯絡的場地就在離女孩們社群不遠的一棟小樓裡。工作日的晚上和週日，納耶麗和另外兩個老師會輪流來給瑪蒂她們上課。
補習班開班的時候離高考只有五個月，我很擔心這點時間能不能起到作用，只要一有空，就跑來補習班檢查老師們的教學成果，弄得納耶麗都專門來安慰我，讓我不用太擔心。
她說這三個孩子的成績其實挺好的，只是不太懂高考的規則，只要用她們聽得懂的語言梳理一下，考上大學沒什麼問題，只是要衝刺更好的大學而已。
其實不用她說我也知道。自從補習班開班的第一場考試，我就暗戳戳地給三個孩子算過分了。得到結果的那一刻，我驚喜，但也更緊張。
她們在一個所有人都否定的環境裡，默默學成了這樣，我很怕我們這個草臺班子補課班能不能達到她們的預期。
瑪蒂她們沒有跟我說過這件事，甚至於她們後面都很少跟我說話，每天一到補課班，開啟書包就是學。
我被冷落反而很開心。妹妹讀書就是最大的事，至少她們記住了這一點。我能感覺到，她們在補習班越來越自在、越來越忙碌。
補習班門口的夕陽
高考前，我問了一次需不需要我去送她們，瑪蒂很輕鬆地跟我說不用。於是考試那天我心安理得地睡了一個大懶覺，醒來一摸手機，收到她們已經考完第一門的訊息。
分數出來後，三個女孩都上了墨爾本大學，是整個澳大利亞最好的大學。
她們跑來機構感謝我。是那種特別小孩的感謝，準備了一個滿滿當當漂漂亮亮的午餐盒，說是感謝我，結果三個小女孩坐在我的諮詢室裡聊起了大學生活。
我吃著午餐，時不時插幾句話，告訴她們墨爾本的什麼東西好吃，哪裡好玩。
納耶麗也來跟我告別。她有很多份兼職在做，還在給一些很有錢的家庭當英語家教。她說自己要攢錢買一艘船，出海去玩。
我將所有資訊和票據整理齊全，完成最後一份報告，傳送給教育局的郵箱。
沒過多久，一個衣冠楚楚的白人官員來到了蘇西的辦公室。那天我沒在現場，只從蘇西的口中聽到了這場談話的轉述，大概意思就是——
這個專案還是不夠成熟，政府沒法為我們撥款，或報銷我的投入。
我被這個回覆打蒙了。
我努力分析蘇西帶來的每一個資訊，最後發現，分析沒有意義。他們說的話全是藉口，實際上，他們就是從來沒想過為這個專案撥款。即使明知道女孩們的困境，明知道這種歧視的存在。
我不明白。我試著全網搜了一下類似的專案，想知道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理解錯了哪裡。
在相關網站上輸入原住民，彈出的政府專案，一大半都打著“歷史”、“文化”之類的標籤，最常見的醫療、教育、法律類的專案卻屈指可數。
我很不理解，順手點進了一個專案頁面看。這是一個原住民歷史的介紹，這些資訊我不是第一次讀，卻是第一次“看進去”。
那裡面寫，從數萬年前開始出現在這片土地上開始，到第一次有記載的1778年，澳大利亞有原住民75萬人左右。到了1933年，這個族群只剩下不足10萬人。
這中間發生的事情，是白人殖民者的到來，和一個被稱為“漂白澳洲”的政策。
瑪蒂她們是被害一方的後代，所以，她們天生就“不止”是三個孩子，更是那場屠殺的證人。
人們不知道該怎麼對待她們。想保護她們瀕危的語言、文化，但又實際上導致了她們成為孤島，被普通人視為洪水猛獸。
她們民族內部大概也非常糾結，如果學英語、考大學、去大城市生活，是否就意味著忘記了仇恨；可如果不學，孩子是不是就失去了許多機會。
兩個民族之間的問題，根本不可能像我想的那麼簡單，“妹妹讀書天經地義”。
我覺得很茫然。
原住民扶助機構的蘇西告訴我，如果我想要回錢，還有一個辦法：她找到一家機構，對這個專案很感興趣，想做成一筆生意，我們可以把和他們合作，把前期投入作為“入股”，只要它真的能運轉，就可以透過分紅的形式賺回來。
理論上是可行的，可是這就意味著，這個補習班還得辦下去，我還會從一個幫忙的局外人變成“股東”。
這件事讓我非常猶豫。
我想過要在澳大利亞這片土地做點什麼，那也是調研華裔女性的心理狀況、調研我發小曾經患上的厭食症、制止曾發生在我身上的家庭暴力重演……這些都是和我自己息息相關的，可是這群原住民，和我有什麼關係呢？何況背後這又是這麼龐大的一個問題。
我的時間也很寶貴。也許，自認倒黴，把這筆錢忘了才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那天下班，我突發奇想，決定去社群最近的原住民社群看看。
其實，我一直知道這個地方的存在，離我上班的地方大概十公里。只是我在這沒有認識的人，沒有聽說過社群辦什麼活動的訊息，也沒有收到過來自這裡的求助，所以從沒來過。
把車停在門口，我隨意地走進社群。
這裡和澳洲的大部分小區沒有什麼不一樣，如果一定要說的話，就是更熱鬧一點。幾乎每家都有小院子，院子裡一定有一張長條桌子，人們三五成群地坐在桌邊閒聊、做家務，遠遠看我走過來就在好奇地張望。
有人問我是來找誰的，她用的是英語，我用學過的一點點土著語艱難地回答她。我知道自己說得很不標準，但他們還是明顯高興起來，忙著拉我進去坐，給我零食。
可是等我詳細介紹完這個補課機構，他們的反應卻十分平淡。大部分人都覺得，大學好像沒什麼必須要讀的，讀不讀都是找工作，而且也都找不到。
有個年輕媽媽告訴我，她之前考過電車司機的駕照，在外面找了很久工作，但每次都在最後關頭被拒絕，最後還是回社群賣自制的地毯和頭巾了。
原住民自制的地毯
我有點理解了他們對上學冷淡的原因，又問，那如果孩子考上了呢？
他們想了想說，考上了讀也可以。
我明白了，他們並不打算阻止孩子，只是做不出選擇，想交給命運。
我們也聊到之前面試時那個老師提到的社群學校。沒有我想的那麼可怕，大部分孩子還是會出去讀初中高中的，只是他們仍然習慣把學齡前的孩子帶在身邊，教他們一些自己文化的東西，比如家庭歷史、食物，或者只是一起遊戲。
招待我的這家人有好幾個孩子，大的都出去上學了，小的兩個都是一兩歲，就在媽媽懷裡，時不時親暱地貼貼臉蛋。
我在那片社群待了四五個小時，最後收起了我的小冊子，只是隨便走走看看，聽院子裡我聽不懂的閒聊。每個人都會和我打招呼，還有人拿著橘子站在家門口，等著我經過給我吃。
我不認識他們，可是這一刻，我又好像認識了他們。
不是不用遵守法律的法外狂徒，不是阻撓孩子讀書的大家長，不是揹負仇恨的倖存者，就是一個一個人，像所有人一樣，有自己的家庭和經歷過的故事，不太清楚未來會怎麼樣，糊里糊塗又熱氣騰騰地生活著。
我帶著他們給的橘子，溜達著走出了社群。
我決定了，要把這個學校辦下去。他們沒有想好怎麼選擇，我想給他們新增一個選項，僅此而已。
新學期開始，在蘇西介紹的機構的幫助下，我們的補習班招到了近20個高三學生。
我特地叮囑機構，對新生基礎的要求不要太高。之前瑪蒂三人的成績基礎很好，那是因為她在很小的年紀就有了明確的目標、堅定的意志，她們非常特殊。
那樣的天才很罕見，我們補習班不可能只幫助天才。正常情況下，在原住民的生長環境中，能學成40分就算不錯。
開學前，我跟所有老師打好招呼，說你們不需要和學生們講一些勵志雞湯，就正常上課，讓所有學生有真正的學校的感覺就可以了，不要刻意降低難度，也不用自作主張地放慢語速或者故意把英語講得很簡單，不要給學生一種被特殊對待了的感覺。
我給自己在補習班裡留了一間小辦公室。
正規的學校裡都會有駐校社工，要定期和學生談話，而瑪蒂之前說她們很少和社工打交道，她們以為是語言的原因；因為認識瑪蒂的時候她已經要高考衝刺了，我也沒有和她聊太多。
這次，我要保障這些孩子都被一個專業社工關注到，別人有的他們也要有。
開學第一天，一群棕色皮膚、頭髮卷卷的孩子們陸陸續續，走進了教室。
補習班不收費，大部分孩子來的時候懵懵懂懂的，不知道這個班和學校有什麼不一樣。第二堂課上到一半，有個男孩舉手問什麼時候玩遊戲，我們才知道他以為這是原住民的老鄉會，還在等著發零食。
得知是補習考大學以後，他興趣缺缺地拎包走了。
大部分孩子隨遇而安地待了下來。反正原住民社群也沒有什麼其他的活動，他們有很多課外時間。
新招進來的這批孩子基礎比瑪蒂他們差很多，第一次考試之後我就意識到，不想點辦法的話，可能要糟。
一個補習班提不了分，那還辦什麼玩意？
除了老師努力以外，我也開始研究。澳洲高考有很多選修科目，找一個簡單又好加分的專案，無疑是最好的彎道超車方式。
大部分孩子會在家長的幫助下選修體育或藝術類的，但我們請不起那種老師，我考慮過親自上陣教他們中文，但看了一眼題目後，發現自己身為一個東北人，對中文語法應該是一無所知，遂放棄。
我又盤了一遍所有的科目，能用文字解決的不上器材，能死記硬背的不靠理解，加上所有的條件後，突然“發現”，有一門課叫經濟，考試內容就是寫一篇金融類的小作文，但對這篇作文的重複率沒有什麼要求。
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可以刷題庫，然後背作文！
這簡直是我這個中國優秀高考生的舒適區。我發揮自己的資訊檢索能力，搜刮潤色了16篇作文，打印發給全班，要求他們全把這門課選上，然後一篇篇作文給他們解讀，要求他們從頭到尾背誦、默寫，找我檢查。
背到最後一輪的時候，一群卷頭髮棕皮膚的小孩在教室裡站成一排，我守在教室門口，每個人來找我過關，背完才能出去玩。
這種“衡水中學模式”在澳大利亞簡直是降維打擊，孩子們連金融英語單詞都認不全乎，但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就能在這門課拿到相當於七八十分的成績了。
如果一定說有什麼副作用的話，可能是孩子們的身心，以及我們的關係。我能感覺到，這幫孩子看我的眼神，開始帶上了深深的怨氣。
從開學第一天我就知道，這些孩子並不非常明白我這個社工是幹什麼的。
我本想按照學校社工的慣例，在開學時給他們做檔案，內容包括各個孩子生理和心理上的病史，以及可能導致他們出現問題的物理或心理上的“過敏原”。
結果，一場訪談下來，孩子們只能說出一些睡不好、胸口疼之類的非常模糊的情況。
我的工作遇到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挑戰。社工是一個解決問題的工作，可是這裡壓根沒人向我提出問題。
這群孩子根本沒有心理健康、心理疾病的概念，甚至不太理解什麼是法律，更不用說向他們解釋我是幹嘛的了。
我託一個會土著語的老師幫我溝通，這個老師想了幾天，問我社工的工作可不可以理解成“告解”。原住民有自己的信仰，他們會把自己的煩惱在一間空房子裡“告解”給神靈，這就是他們緩解心理壓力的方式。
於是我把辦公室的大門開啟，告訴他們可以把這裡當成告解室，如果不想我待著的話，我就會出去。
上了兩個月的課後，在某一節課間，突然有個女孩走進我的辦公室，進來也不說話，就瞪著眼睛看著我。我反應過來，說好的我這就走，然後就出門把空間留給了她。
打那以後，拿我的房間當告解室的孩子就越來越多了。我在房間裡放的飲水機，有時候他們一天就能喝完一桶水。
我沒有偷聽過孩子們的告解——當然也聽不懂，所以心理諮詢的問題，其實並沒有什麼進展。
他們給了我新的職業定位，就是告解室的看門人。有些孩子開始會把一些不大不小的事交給我，比如幾個小孩吵架的時候，就會跑來找我主持公道。
可是他們不找我求助，不代表問題不存在。
那天我正好路過教室，就看見學生們圍成一圈嚷著什麼。我過去看，發現有個男孩正蹲在地上，雙手抱膝，整個人不住地發抖。
同學們跟我說他是“中風”犯了，我卻一眼看出，這是驚恐發作的典型症狀，也就是焦慮症引起的一種軀體反應。
我趕忙驅散圍觀的同學，陪男孩一起蹲在地上，像拍小孩睡覺那樣一下一下拍拍他後背。他沒有病歷，更沒有常用藥，我只能用這種最原始的方式，慢慢等他平靜下來。
等他好了一點後，我告訴他，這不是“中風”，是焦慮引起的身體反應。人除了身體會生病，心也會生病，要及時看病吃藥，找醫生，比如說我。
我知道這個概念對他們肯定還是很難理解，但也沒想到，不到一節課後，補課班裡就開始傳我會治中風。放學的時候，有個男孩溜進了我的“告解室”，問我能不能給他也治一治“中風”。
我問他具體是什麼樣的情況，會在什麼情況下發作？
男孩告訴我，他有的時候會覺得自己像中邪一樣，比如總覺得班上成績差的同學碰過他的書包後，他的成績就會變差，可是他不知道怎麼洗才能洗乾淨，有時候著急了，甚至急得發抖，就像中風那樣。
這是很典型的強迫症情況。我知道指望他定期治療很難，首先應該緩解他的壓力。
我靈機一動，說這樣吧，你把書包拿來給我摸摸，我是中國人，我碰過的東西有護甲，之後你學習就好了。
我摸了摸他的書包就還給他，後來幾周的時間，男孩的數學成績猛提了十幾分。從那天開始，我在這群孩子中的角色又多了一個，“中國大法師”。
反正從來就不是社工。
在這間小小的補課班裡，孩子們補習英語、數學、歷史，慢慢地，也在補起缺掉的心理健康，甚至生理健康。
第一天登記的時候我就發現，班上二十幾個孩子，有一半都有大大小小的聽力問題。我當時就明白了他們上課為什麼總是特別吵，因為沒法“說小話”。
我感覺這麼高的比例應該不是巧合，上網搜了一下，發現有人研究過，原住民的聽力障礙的發病率是50%，大部分源於幼兒時期的慢性化膿性中耳炎，而這個疾病產生的主要原因就兩個：衛生習慣不好和營養不良。
這群孩子的衛生習慣確實有點要命。我看得出來，他們不常洗澡，手總是髒兮兮的，還有的孩子從來不用水洗頭，而是用沙土。
但我之前都不知道，不洗澡、不洗手，髒手去摸耳朵眼睛，竟然會導致失聰、失明等嚴重問題。
可作為一個“現代文明”去逼他們每天洗澡，是不是有點太“傲慢”了？我猶豫了很久。
最後讓我下決定的是這樣一件事：有天中午，老師來報告說學生們在休息室打起來了，搶三明治吃。我說午餐的三明治都是按人數準備的，怎麼會不夠？
跑去休息室一看，桌上剩了好幾個三明治，只是每個三明治上都印著一兩個鮮明的黑手印，估計是哪個孩子捏了之後不想吃又放下了，後面的孩子嫌髒也不想吃，就這麼浪費了。
我一看，好嘛，你們自己也嫌棄自己，還浪費糧食，那還談什麼文化保護，立馬開始收拾這幫小孩。
我給孩子們開了一堂衛生課，一個月兩次。先教怎麼洗手洗臉，接著男女分開教洗澡，最後教清理傷口，讓他們不能再用草和土消毒止血，受傷了學會用碘伏。
這課最開始一點用都沒有，孩子們學是學了，會是會了，可一點也不想用，只能每節課前讓老師押著他們去洗手。
直到有次我去上衛生課的時候，有個女孩突然偷偷地問我身上為什麼有香味。我告訴她自己噴了香水，她露出羨慕的表情。
我說可以明天帶過來給她用，突然又靈機一動，說香水的原理你們知道嗎？這個東西是放大人身上的味道的，如果你不好好洗澡，明天用了這個東西，反而會變得特別臭。
第二天一早，開啟教室門，我看見了十幾團蓬鬆的蘑菇。他們都把頭髮洗過了，自然捲的黑髮在陽光下看起來軟軟的。
我把那瓶香水留在了辦公室裡做公用，一度成為時髦，很快又被冷落。他們像所有孩子一樣三分鐘熱度，在自己的白紙上試試這個、試試那個。
只是，這張紙是從這一天開始擦乾淨的。
除了勤洗手以外，我還惦記著為已經有聽力障礙的孩子申請單獨考場等福利政策。表格發下去，卻收上來了一大堆亂七八糟，甚至明顯故意撒謊的資訊。
我一下就意識到問題所在，他們不願意承認自己的聽力障礙。
我問他們，是不是從來沒有申請過類似的補助，比如公費買助聽器、讓學校給你單獨的課程回放之類的？
孩子們說是。
我說你們應該擁有。聽力障礙不是你們的問題，被照顧應該是你們的權利。
孩子們似懂非懂。
有一個左耳完全失聰的女孩說，在學校的時候，有一次，有個白人男同學故意對著她的左耳朵說髒話，她完全聽不到，想轉過去用右耳朵聽，那個同學也跟著她轉，一直站在她左邊。
有個平時和她幾乎沒交流的女同學看不下去，走過來把她拉到一邊，她想說謝謝，女同學也一扭頭走了。
這種事情多了，他們都不願意暴露自己的殘疾，哪怕是去爭取應有的權利。甚至於，他們也不太懂“權利”這個詞的意思。
我告訴他們，就像你有手有腳，你抬自己的手不用經過別人的許可，這就是你的權利。他們還是不明白，我就讓他們試一次。
我讓那個左耳失聰的女孩，試著自己在考試時告訴考官，她需要使用特殊耳機。
這個建議提出了很久，女孩每次都不敢。她寧願假裝自己能聽到，跟我們說這樣其實也沒什麼差別，沒必要的。
我就一次又一次地告訴她，你不試試怎麼知道一樣呢？
直到最後一次考試出來，她特別開心地偷偷告訴我，她試了，她在一張小紙條上寫，她左耳失聰，要求使用特殊耳機，然後遞給考官。考官立馬答應了。
我看著她彎彎的眼睛，知道她感受到了。這是應屬於她的權利，她試著抬起自己的手，然後抬起來了。那一瞬間，我比看到他們考試高分還要高興。
考試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近，我能感覺到，孩子們慢慢有些緊張了。他們開始喜歡學習，想要考大學，也開始因此患得患失。
讓我感覺有點奇怪的是，我發現，他們中的很多人開始戴美瞳了，藍色的或者綠色的。
最開始我以為是什麼小孩之間的時尚，直到有一次有個孩子跟我說漏嘴，我才知道，是因為他們覺得只有藍眼睛的人才能考上大學。
或者是為了吉利，或者是為了考上大學後不顯得特殊，總之他們就開始學著戴美瞳了。
還有的孩子給自己起了英文名。他們覺得自己的名字有點怪，就因為我會念他們的名字，他們會表現得特別驚喜，誇我厲害，我說念你們的名字不應該是什麼困難的事，普通人也應該學會。
我想起拉直頭髮、從不提過去的納耶麗，突然有些難過。
我想要幫他們走出去，擁有更多權利和自由，可是那就意味著他們必須偽裝自己，變得和別人一樣嗎？難道要一直戴美瞳、拉直頭髮、漂白皮膚、改變名字、說別人的語言嗎？
我莫名想起我自己。我記得，有一次墨爾本的美術館有蔡國強的展，難得看見中國藝術家，我跑去看，走進大堂時正聽到一個大哥大聲接電話，說：“我在這看蔡國慶的展呢！”
我噗嗤一下樂了。可是周圍沒有人跟我一塊笑，那一瞬間，我覺得很孤獨。
我沒有偽裝自己，我告訴所有人我是中國人，吃中國食物，每天和國內朋友聊天，可我還是會覺得孤獨。
我很怕，我和這些孩子費盡辛苦，最後卻把他們送到這樣一個更孤獨的境地，可是我又很難向這些孩子表達這種抽象的擔憂。
考前最後一個月，我給孩子們做了一堂職業規劃課，小心翼翼地問他們，未來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有的孩子想成為工程師，有的孩子想成為老師。他們的理由有的很稚嫩，甚至離譜。
左耳失聰的那個女孩說，她想去做殘疾人保障相關的工作。她在我的電腦上看到過一次國家殘障保險計劃的頁面，她很喜歡那個白紫相間的logo，因為她喜歡紫色。
還有個女孩拜託我給她介紹所有和語言學相關的專業，我說到“瀕危語言保護”的時候，她眼睛亮閃閃地說，她就想學這個。她覺得土著語很特別，不想忘記它。
我想起納耶麗，作為一名英語老師，她對語言也有超乎尋常的敏感。我的英語經歷過學校和社工工作的打磨，幾乎從沒人挑過毛病，但她是第一個告訴我，我的英語有些攻擊性，缺乏母語者的委婉語氣的人。她說她就是知道，因為她從小學習兩種語言。
那堂課到最後，孩子們問我，你呢？你是怎麼選擇的？你為什麼會來這裡？
我想了很久，說，我的家在海的那一頭，因為好奇，我來到了這裡。有的時候我會很想家，比如說……比如說看到你們把三明治捏得黑黑的時候——
有孩子惱羞成怒地撲上來捂我的嘴巴，但是手落下來之前，溫柔地衝我晃了晃，示意自己洗過手了。
我笑著掙脫他繼續說，我說那時候我特別想說一句中文，“真行”。
看他們懵懂的表情，我大笑，說現在你明白我偷聽你們說話的時候的心情了？
我說我不想忘記自己的語言，我的食物，我老家的很多東西，我知道我永遠是特別的；可是我也一定和我身邊的人有一樣的權利，我們會一樣讀書、一樣看病、一樣工作。
世界要平等地屬於我們，無論我們是誰、在哪裡。
補習班門口的彩繪
一年的補習結束，這一批學生全都上了大學，有好大學也有普通大學，但全部都是本科，只要堅持學，本科學位就拿到手了，將來想找什麼樣的工作，或者再讀更高的學位也有了可能。
機構給了我這個專案很高的評價，決定繼續辦下去。而我因為父親身體的原因，決定辭職回國，也就離開了這個專案。過了大概兩年，前期的投入才以獎學金的名義陸陸續續地還給了我。
每次到賬，都好像小聲地提醒我一句，這個學校還在。新的一年，又有另一群棕色皮膚、捲髮的小孩，嘰嘰喳喳地走進教室，激動不安地走進考場，走向他們的世界。
前不久我看了一個電影，叫《里斯本丸沉沒》，故事講的是一群日本人用船押送一群英國戰俘，在海上遇到了美國人的襲擊，日本人棄船逃跑，差點把船上的英國人都害死。
聽起來像是一個外國片子，實際上竟然是中國人拍的，因為這起事故發生的地方在中國海域，逃難的英國人在大海上漂的時候，被一群中國漁民發現了。
中國漁民不忍心，冒著生命的危險，把這群完全的陌生人救了起來。幾十年後，一箇中國導演不忍心，又把這件事拍成了電影。
就像這個故事裡，一群白人屠殺、欺負了一群黑人，和幾百年後來到這裡讀書、工作的一箇中國女孩沒有任何關係。
但她路過不忍心，於是划著一隻小船，衝進大海，救起了離她最近的那個，又救了一個、又一個。
我不想在這裡討論太多宏大的問題，我只想對這個女孩說，你很厲害，你做得對。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卡西尼 小旋風
插圖：大五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