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龔思量，楊小舟
特朗普為什麼厭惡粗野派建築？
當地時間3月2日，阿德里安·布羅迪（Adrien Brody）憑藉在《粗野派》中的表演獲得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憑藉本片的熱度，粗野主義建築再次受到關注。
然而，美國總統特朗普於今年1月簽署的一項行政命令，表達了他對於粗野主義建築的批評。這項名為“推廣美麗的聯邦市政建築”（Promoting Beautiful Federal Civic Architecture）的行政命令明確指出：“聯邦公共建築應具有公民建築的視覺識別性，並尊重地區、傳統和古典建築遺產，以提升和美化公共空間，美化美國和我們的自治制度。”
事實上，早在其上一任期內，特朗普就曾釋出過名為“讓聯邦建築再次美麗”（Making Federal Buildings Beautiful Again）的命令草案，該草案指出應該將新古典主義建築確立為聯邦建築的“首選”風格，因為特朗普認為這種風格應該能“贏得公眾的尊重”。在推崇古典建築的同時，還禁止市政建築採用粗野主義或解構主義風格。檔案指出：“粗野主義和解構主義風格的建築設計，以及由它們衍生出來的風格，都不符合這些要求，因此不得使用。”該命令批評粗野主義建築，特別指責休伯特·H·漢弗萊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大樓和羅伯特·C·韋弗住房與城市發展部大樓“不美觀”且“不受歡迎”。這項2020年12月釋出的命令於2021年2月即被時任總統喬·拜登廢除。
特朗普公開表達對於粗野主義建築的批評，在表明個人審美的同時，也是在另一層面上打響文化戰爭。在特朗普看來，粗野主義建築作為受到歐洲影響的建築風格，無法作為美國公民生活的象徵，並且無法傳遞正確的美國曆史。特朗普認為，古典建築（這種源自希臘和羅馬的風格，曾啟發了托馬斯·傑斐遜等早期美國領導人）能夠讓美國人與民主的根源建立聯絡，而現代主義建築則只迎合藝術精英的審美。“這是在各個層面上推進文化戰爭”，曾在羅納德·里根以及兩位布什總統的政府中任職的彼得·韋納（Peter Wehner）說道。
特朗普的許多早期行政命令，都是他推動政府去除“覺醒”思想（woke ideas）和多元化專案的一部分，這讓他的支持者振奮不已。在接受《紐約時報》的採訪中，韋納表示：“他們認為‘覺醒’運動是一場對文化的攻擊，讓美國人為自己的文化感到羞恥。而特朗普的做法，是在重新確立過去的秩序。”
作為現代主義建築風格的分支，粗野主義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國廣受歡迎，其典型特徵包括澆築混凝土、大塊結構以及強調功能主義的極簡美學。一些人認為它冷峻嚴肅，另一些人則稱其為紀念碑式的建築風格；有人認為它精英化，也有人認為它民主化；有人認為它經久耐用，另一些人則認為它廉價粗糙。然而，有一點是公認的：粗野主義建築極具爭議性。幾十年來，人們一直在爭論這一建築風格的優劣，以及這些建築究竟是應當作為地標保留，還是作為城市“礙眼之物”拆除。
事實上，粗野主義建築歷來飽受爭議，這種風格本身就是對傳統的一種批判。當其他建築流派對歷史表示敬意——新古典主義致敬古希臘和羅馬，哥特復興風格向中世紀致敬——粗野主義建築則完全著眼於現代性。它採用新材料、新形式和新理念，在經歷了一場帶來巨大苦難的戰爭後，試圖徹底擺脫過去，正如電影《粗野派》中所暗示的那樣。
前福克斯新聞主持人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曾公開批評這種建築風格，並表示：“這是所有專制運動的做法。你（個人）無關緊要。戴上口罩，你們都一樣。這種風格的建築是醜陋的。”他表示，粗野主義建築“旨在傳達這樣的資訊，不是為了提升，而是為了壓迫。”
粗野主義建築興起於戰後歐洲，作為一種建築領域的“白板”，它得益於混凝土的普及。這個詞本身來源於建築師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對béton brut（法語，意為“粗野混凝土”）的使用。但在許多國家，這些中性的建築材料最終象徵著制度性的權力，一些國家將其與福利國家、專制統治聯絡起來。而實際上，在許多地區，粗野主義建築往往代表著各類機構——政府部門、學校、住宅、公共設施等。
但這種風格所傳遞的意義，也並非永恆不變，更多是受到不同歷史時期和群體解讀的影響。粗野主義建築象徵著政府專案更為龐大的時代，斯沃斯莫爾學院（Swarthmore College）的建築史學家布萊恩·D·戈德斯坦（Brian D. Goldstein）指出：“人們對這種風格的喜愛，部分源於對一個‘事情能被落實’的時代的浪漫想象。”他說，“這是一種強調堅固、持久、果斷和可見性的建築風格——它就是要被看見。這種設計理念認為，政府不應該是隱藏起來的。”但是，在粗野主義建築中進行的政府工作並非總能帶來積極影響。對一些人來說，這種風格讓他們想起城市更新政策——該政策曾導致大量低收入居民被迫遷離。或是聯邦調查局（其辦公大樓為粗野主義建築）侵犯公民權利的歷史。
而批判者，例如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曾擔任美國美術委員會（Commission of Fine Arts）委員的賈斯廷·舒博（Justin Shubow）則表示：“粗野主義建築象徵著冷漠的官僚主義，代表了最糟糕形式的聯邦權力。”舒博參與起草了2020年針對粗野主義建築的行政命令，他在《紐約時報》的採訪中直言不諱地表示：“古典主義才是美國民主的建築風格。這是國父們在建立新國家時，刻意為政府核心建築選擇的風格。”他將FBI大樓稱為“恐懼部”（The Ministry of Fear），並表示“它需要被拆除並重建。甚至提出可以在該地塊上建造一座新的古典風格FBI大樓”。
粗野主義建築還引發了另一個具有爭議性的問題：移民。對於電影《粗野派》的導演布雷迪·科貝特（Brady Corbet）來說，這正是該題材吸引他的一大原因。影片講述了一位猶太裔匈牙利建築師的故事——他在大屠殺中倖存，並移民至美國。科貝特在採訪中表示，粗野主義建築“象徵著他者”（otherness），並指出，美國的一些現代主義建築出自移民建築師之手。然而，舒博則對此持負面看法，認為這些建築“看起來極為異域化”，並帶有特定歷史時期的印記。
在這些爭論之外，普通社交媒體使用者對粗野主義建築似乎充滿熱情。在TikTok上，各種令人目眩的混凝土高樓合集收穫了數十萬點贊。戈德斯坦表示，由於這些建築擁有銳利的稜角和戲劇性的輪廓，“這種型別的建築確實很上鏡”。這是一種需要耐心去欣賞的建築風格，而它的擁躉往往正是被這種挑戰性所吸引。戈德斯坦指出：“它不是山頂上帶著美麗花園的薑餅屋，而是一種更難以一見鍾情的存在。”
但特朗普在公開批評中將這種建築稱作醜陋，舒博則將這些建築稱為“審美汙染”，認為它是一種被“建築精英”推崇、但被“普通大眾”厭惡的風格。美國現代建築保護組織 Docomomo US 的執行董事麗茲·韋特庫斯（Liz Waytkus）表示，這種言論反映出政府正在試圖“製造一場文化戰爭，讓他們眼中的‘文化精英’與其他人對立起來”。過去，肯尼迪認識到公共建築具有投射國家價值觀的象徵作用，併為聯邦建築設立了新標準。肯尼迪政府的報告則指出：“必須避免形成官方指定的建築風格。設計應由建築專業領域引導政府，而非政府引導建築專業。” 在這一原則下，美學決策掌握在設計師手中，儘管指南強調了與時代同步，但並未推崇或否定任何特定風格。而特朗普政府似乎放棄了這種中立性。
能源轉型批判
法國環境歷史學家讓-巴蒂斯特·弗萊索（Jean-Baptiste Fressoz）在2024年出版的新著《越來越多： 能源的無度消費史》（More And More And More: An All-Consuming History of Energy）在法國政治生態學界引發了巨大爭議。弗萊索在書中首次對能源轉型的概念進行了譜系研究，解釋了為何從未有過能源轉型。他認為流行起來的"轉型"一詞，與滿足氣候目標所需的化石經濟快速的、徹底的變革幾乎毫無關係。
有人指責弗萊索是 “失敗主義”，也有人稱讚他的研究 “既扣人心絃又令人震驚”。在法國，弗萊索一直在激發能源和氣候辯論。他譴責對氣候變化技術解決方案的痴迷，並提倡減少材料和能源的使用。
為了更好地理解這場爭論，我們需要研究一下他在全書十二個章節中所捍衛的兩個主要論點。弗萊索首先描述了一種累積的動態（a cumulative dynamic），在這種動態中，能源在歷史程序中趨於累積而非相互替代。然後，他追溯了轉型敘事的思想淵源，強調了其觀望和意識形態特徵。在這一敘事中，向非化石能源的轉型與之前的其他轉型一樣，都是透過技術進步實現的替代，但由於化石燃料的淘汰問題尚未解決，其結果並不確定。
一部能源共生史
弗萊索首先反駁了傳統的"能源轉型敘事"，該敘事認為歷史上不同能源形式是相互替代的。相反，他提出能源實際上是累加的，指出“人類從未像現在這樣燃燒如此多的石油、天然氣、煤炭和木材”。他主張能源歷史是“共生的”，即各種能源相互糾纏而非簡單替代，這一觀點挑戰了從木材到煤炭再到石油等階段效能源史觀。
在佔全書三分之二篇幅的第一部分（第1-8章）中，弗萊索駁斥了 “能源轉換史詩”（the epic of energy transitions）的核心論點，即在歷史程序中能源相互取代。在他看來，這種 “虛假的歷史 ”是由環境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共同創作的 “舞臺主義敘事”傳達出來的。
他對能源消費進行量化的結果是發現每年砍伐的20億立方米木材比一個世紀前增加了三倍，這使得歷史學家愛德華·安東尼·瑞格利（Edward Anthony Wrigley）所捍衛的從有機經濟向礦產經濟轉變的觀點變得過時。至於煤炭，其 “最強勁的增長[……]是在1980年至2010年期間（+300%）”。
弗萊索在接受採訪時解釋道：“19世紀，英國僅用於支撐煤礦礦井的木材年消耗量就超過了18世紀整個英國經濟作為燃料所消耗的木材。1900年煤炭對新興的工業經濟很重要，但你不能想象一種能源取代了另一種。沒有木材，就沒有煤炭，因此也就沒有鋼鐵和鐵路。因此，不同的能源、材料和技術高度相互依存，一切都在共同擴張。”
“石油變得非常重要，但也不是轉型。因為你用石油做什麼？驅動汽車。看看福特1930年代的第一輛汽車。雖然它靠燃料行駛，但它由鋼鐵製成，需要7噸煤。這比汽車一生中消耗的石油還多！……你還應該考慮高速公路和橋樑的基礎設施，它們是世界上最大的鋼鐵和水泥消費者，同樣依賴煤炭。石油鑽井平臺和管道也使用大量鋼鐵。所以汽車技術背後既有石油也有大量煤炭。”
“關注物質流，你會看到，儘管20世紀有所有技術創新，所有原材料的使用量都在增加（除了羊毛和石棉）。因此，現代化不是‘新’取代‘舊’，或能源之間的競爭，而是持續增長和相互連線。我稱之為‘共生擴張’。”
弗萊索進而分析，在前化石燃料時代，這種共生關係 “依賴於非洲的奴隸制，但也依賴於許多其他工人、其他材料和能源來源：依賴於種植油菜籽和罌粟的農民的辛勤勞動，依賴於壓榨油菜籽的磨坊，依賴於歐洲和美洲用於養肥牛的數百萬公頃草場”。至於化石燃料時代，其特點是煤炭與木材共生（由於使用礦井支柱和鐵路枕木）、石油與線圈共生（以汽車為例），以及 “木材的石化”，這源於將林業吸收到以化肥、殺蟲劑和機械為基礎的高碳集約農業中。
作為資本的觀望未來學的“轉型”
弗萊索還追溯了“能源轉型”概念的知識譜系，將其定義為“21世紀資本的意識形態”。他揭示這一概念源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人口生態學中的S型曲線，用於描述 “快速增長、拐點（已過）和漸近線趨勢”，地質學家馬裡恩·金·哈伯特在1934年的《技術主義研究課程》中將邏輯曲線應用於煤炭，並在 20 世紀 60 年代將其用於發展石油峰值理論。
弗萊索揭露了能源轉型敘事的“觀望”（wait-and-see）和拖延特性，認為它被化石燃料工業用來為氣候行動不力辯護，尤其是透過國際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三工作組等機構的工作。
弗萊索還專門用了幾頁篇幅討論有影響力的義大利物理學家切薩雷·馬爾凱蒂（Cesare Marchetti），他在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IIASA）改變了能源系統的表現方式：初級能源不再透過“顯示[其]累積演變的堆疊曲線”來描述，而是“以相對份額呈現，以展示替代的歷史動態”。馬爾凱蒂強調了能源系統的慣性，這與當時流行的五十年內“平穩轉型”的情景形成對比。他反駁馬爾薩斯主義者，表明能源來源“消失不是由於耗盡，而是由於過時”。他的“相對份額”模型此後被用來描述能源史，將其視為技術創新擴散的過程。如今對風能和太陽能擴散曲線的強調——沒有任何關於如何將化石燃料從經濟中逐步淘汰的思考——隱含地借鑑了馬爾凱蒂的理論。
1974年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抵達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IIASA）後，正是由馬爾凱蒂本人向他介紹了氣候問題。儘管諾德豪斯以批評羅馬俱樂部而聞名，但實際上他受到了原子能馬爾薩斯主義者（atomic Malthusians，指結合核能發展與馬爾薩斯人口理論觀點的科學家和思想家）未來願景的啟發：“轉型的最終階段”，他寫道，對應著一個“完全依靠來自無限資源的氫能和電力”執行的經濟。諾德豪斯開發了自己的國民生產總值最大化數學模型，他在其中整合了避免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翻倍的氣候約束。他認為節約能源的努力毫無意義，因為在他看來，技術進步將在2000年前提供最終解決方案——快速增殖反應堆。他1975年發表的工作論文的結論指出，“我們有舒適的時間來進行研究並制定減少二氧化碳的計劃，如果證明有必要的話”。馬爾凱蒂-諾德豪斯綜合模型為弗萊索所描述的“觀望式方法”提供了典型模型，這種方法依賴於技術進步。
轉型概念的成功也可以解釋為它在化石燃料工業家中的早期採納，他們不是試圖否認問題，而是“為當前在氣候行動上的拖延尋找理由”。因此，1982年，埃克森石油公司（Exxon）研發部門總裁愛德華·戴維德（Edward David）宣稱“我們已經進入了能源轉型”，該公司致力於“一種不會造成二氧化碳問題的可再生能源組合”，這一宣告贏得了氣候科學家詹姆斯·漢森（James Hansen）的讚揚。基於埃克森的一份內部備忘錄，其中稱“社會有足夠的時間在技術上適應二氧化碳溫室效應”，弗萊索將美國精英的意識形態描述為“轉型主張與適應性妥協的結合”。
這種意識形態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三工作組的出版物中非常明顯，該工作組是聯合國於1988年建立的技術諮詢機構。該小組的第二任負責人羅伯特·萊因斯坦（Robert Reinstein）在成為氣候懷疑論者和化石燃料遊說者之前，主要與諾德豪斯磋商。而諾德豪斯讚美“適應性人類”（Homo adaptus）的優點，並聲稱地球的最佳溫度對應於3.5°的全球變暖。直到2000年代初，該小組才最終採納了轉型話語。2020年，“轉型”一詞在IPCC文獻中的出現頻率是四十年前的三倍，儘管第三工作組評估的3000種情景中“沒有一種——即使作為假設——設想任何GDP的減少”。
人力肌肉力量的生態政治學
弗萊索認為，面對氣候挑戰的新穎性和規模，解決方案不是進行又一次所謂的“能源轉型”，而是需要採取更激進的措施——他將其比喻為“巨大的截除”（an enormous amputation），即在40年內消除目前佔世界能源結構超過四分之三的化石燃料。然而他在書中沒有提供“解決方案”，因為他不相信綠色烏托邦：“很明顯，許多經濟領域在2050年前不會完全去碳化，如水泥、鋼鐵、塑膠以及農業。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一點，這意味著我們根本不會達到氣候目標。”
一旦意識到這點，主要問題就變成：如何處理我們仍將排放的二氧化碳？哪些排放真正必要，它們的社會效用是什麼？一旦經濟學家對此進行更多研究，我們就可以進行這場辯論並做出政治選擇。是在紐約建造又一座摩天大樓，還是在全球南方城市建設供水網路？
有批評指出，弗萊索過於關注技術-物質限制，忽視了社會政治限制和階級衝突。有評論認為，書中對採礦工人鬥爭的描述揭示了人類肌肉力量（human muscle power）在能源經濟中的核心作用（十九世紀末的礦業中，木材支撐關乎礦工生命安全，但按噸計酬制度使其無利可圖，且事故責任歸咎於礦工。木材問題成為工人抗爭焦點，1913年科羅拉多州的罷工中，礦工們要求為這種“無效工作”支付工資），但作者未能將這一見解與當代氣候變化鬥爭充分聯絡起來，因此建議應發展一種工人肌肉能量的生態政治學，以應對當前氣候變化反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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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龔思量。
本期微信編輯：龔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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