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劉小樣

23年前的一個雪夜，主持人張越帶著中央電視臺《半邊天》節目組，風塵僕僕抵達陝西咸陽興平。從電話座機中得知這個訊息的劉小樣，只想立刻雪夜奔逃。

23年後的2024年秋天，退休後的張越帶著新節目《她的房間》來到大理。此時距離她和劉小樣的上次見面，已隔開快二十年。這是她和她的久別重逢，也是我們三人的第一次相聚。

在滇西北山林海間重逢的第一個清晨，小樣抱著張越哭了一場，「這20年，我特別的累。到這兒之後，我一下就安穩了。你們當時忽然來了，忽然就走了，也沒辦法，現在你們又回來了，這20年的事情好像有了個結果一樣，我累了，我什麼都不想了，我就想睡一下。」

文｜安小慶

圖｜（除特殊標註外）《她的房間》

故事樹

這是一個女人間的故事。故事最初的種子來自一檔叫做《半邊天》的節目和一疊來自關中平原的書信。

從信紙上的文字到電視機裡的影像，來自北方內陸平原深處的婦女劉小樣，向主持人張越講述了她對生活和所處環境的諸多不滿。那是剛剛進入新世紀的2002年，那也是人們第一次在國家級的媒體平臺，聽到一位普通農村女性的吶喊。「寧願痛苦也不要麻木」的聲音，如投入時代湖泊的一顆石子，擊中了電視機前無數觀眾的心。

然而節目播出後，石子逐漸消失於湖心。此後二十年，人們沒有遺忘那個身著紅衣，顴骨處微微發紅，彷彿始終發著低燒的女人：她後來怎麼樣了？她是否出走？她現在過著怎樣的生活？

2020年的冬天，鉛灰色的天空籠罩蕭索的關中平原。在平原深處一座磚紅院落的大門背後，我見到了劉小樣。

在小樣的記憶中，我是她接待過的第二位「天外來客」。這位來客是當年電視機前的觀眾之一，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網路上搜索她的好奇者，是曾被她照亮和影響的人之一，也是一個以尋找故事和編織故事地毯為生的人。

在見到小樣的那刻，我感覺門外的我更像是一位郵差。我送來外界的信件和包裹，其中包括與她失聯十年的張越的問候，也包括觀眾們對她始終不移的好奇、想念和掛牽。

在開著雞冠花的冬日庭院，小樣告訴我，她在後院為貓咪波妞留了一扇窗，在前院給燕子一家留了一扇窗。或許也正是透過她給自己始終留著的那扇窗，我們得以進入這位普通中國女性波瀾壯闊的半生。

猶如一場跨越時代、跨越媒體介質的接力，2021年夏天，人物雜誌報道《平原上的娜拉》將劉小樣的生命故事再一次推展到公眾面前。這是繼2002年《半邊天》的吶喊後，紅衣女性覺醒和出走之後的綿長故事。

再一次，劉小樣用炭火般燃燒著的存在本身，打動了無數閱讀這個故事的人。它講述的是一個女性故事，但又絕不僅僅是一個女性故事。或正因此，這個進行中的生命故事，在20年後再度擊穿地域、性別、文化、年齡、階層的區隔，讓許許多多讀者感慨「我就是劉小樣」「我們都是劉小樣」。還有許多人為遙遠的小樣，創作了詩歌，音樂，繪畫，教案，劇本。

再次站到潮水中央的劉小樣，和二十年前一樣靜定。我們都以為，潮水很快就會退卻。沒人想到，熱烈的討論和傳播在2022年突然再度出現。

或許是因為新冠肺炎蔓延帶來的全球動盪，一種普遍的不安、迷茫、困惑，成為生存境遇和時代氛圍的底色之一。在抖音、快手、b站、微博、小紅書上，大量博主和賬號從2022年上半年開始，再次對小樣的故事和報道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和傳播。

一種奇異的矛盾也存在其間：出現在畫質堪憂的久遠採訪影片中的劉小樣，似乎是一個屬於過去世代的「舊」人，然而時代的大手拂過，故事中的人再度被選中，歷經新的接受史並穿越過急劇變遷的豐富時代地景，劉小樣就這樣成為一個罕有的既「舊」又「當下」的人類。

二十年，故事從種子長成大樹。人類學家告訴我們，人類永遠需要故事。然而故事中心的人依舊沉默。她隱於潮水之後，對她再次出現所激起的回聲和重重漣漪並不在意。人們熟稔朗誦她講過的話，重複觀看與她有關的一切。她依舊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

圖源節目《我叫劉小樣》

劉同學

「我還是想靜靜，在我的小花園裡靜靜。」

2021年的報道，幾乎沒有改變劉小樣的生活。她依舊按照自己的節律過生活。春天播種，夏天收麥子，秋天儲藏糧食，冬天是漫長的農閒。

隔年六月，我在麥子成熟的季節再見到了小樣。如果說我們第一次見面的冬天是雪花塵土的氣味，那麼第二次的見面是豔陽下麥穗乾燥的芬芳。

她上身一件寬大的鵝黃襯衫，下身一條灰綠色的棉布傘裙，是她用縫紉機自己做的。她領我去看麥田，小狗歡歡跟在她腳邊。甩著胳膊走向麥田的她，簡直是一位田園詩人。

她的小花園，面積幾乎擴大了一倍。玫瑰，百合，月季，格桑，三角梅，正在盛開。眼前如一位讀者所祝願的，「小花園年年萬紫千紅」。她還是不想看書，只願意抄寫詩詞。抄寫本的姓名那欄寫著：劉同學。

女兒和兒子都眷戀著媽媽的庭院。女兒在兩年間，結婚，生下自己的女兒。一家三代女性，生活在翻新後的庭院裡，這讓小樣感受到幸福和充實。她記得有一天，女兒坐在沙發上熨燙衣服，她抱著女兒的女兒在出神。女兒突然說，媽，你剛才嘴一抿，好看得很，像個小女孩。

這幾年，小樣的花園成了村裡的景點。早上散步的人經過，她在院子裡，外頭的人說，你看人小樣這花弄的，好得很。兒子喜歡在網上給媽媽買花的種子。有時候，她去地裡頭看莊稼，給兒子發去一張圖片，「你看這莊稼多好」，兒子回覆，那就寫首詩吧媽媽。

這些年唯一看完的書，是張越寄來的《秋園》三部曲。我說，你比我們見面那年茁壯了許多。「現在比前幾年好多了，我現在有力量」，她說，力量來自她自己，「我這條路，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樣。」

她只關心自己的試卷。不走捷徑，不抄近道，不上高速，以自己的具身實踐為橋樑道路、舟楫風帆，在大地上鐫刻沖刷自己的生命河道。

「我覺得我可堅強。我那樣的境遇，我那樣的境況，我都過來了，那麼那麼辛苦，我都過來了，我可真了不起。」這是我第一次明明白白地聽到她肯定自己。再沒有什麼比得上自己給自己的嘉獎。

回憶張越和我這兩位不速之客，小樣說，自己從小到大好像一直在找一個說話的人，「這個人來了，那我們就好好說說話，這麼多年，我就沒有好好說過話。」

劉小樣家中花園

吃花

今年5月，我在北京見到張越老師。她告訴我，她將和優酷合作退休後的第一檔個人訪談節目《她的房間》，第一期想拍小樣我們三人的相聚。

7月中旬，我收到張越的留言：安小同學，8月20號前後你在大理嗎？如果你方便，我帶小樣找你去。

這一天終於到來。大理漫長的雨季夜晚，我在火車站接到張越。她一個人推了兩隻箱子。夜裡12點多，我和她靠在酒店大堂的沙發上。門外傳來車門開關的聲音，一個高大的女人跌跌撞撞進來，是小樣，她張開大大的臂膀，眼眶已經紅了。我們三個緊緊抱在一起。

我把從小區裡偷來的一朵玉蘭花和一束暗紅的刺玫送給她。她從挎包裡掏出給我們倆的禮物：早晨出發時，從小花園裡摘下的一把盛放月季。

第二天是不安排工作的玩耍日。我們去爬蒼山。那段時間，張越膝蓋不舒服。上下山的大部分時間，小樣攙扶著她的手臂。她們倆慢慢走在我前面。

我腦海中閃過2002年冬天她們的樣子。一個紅色外套，一個藍色棉服。風雪中的她們，像是隔著大峽谷試圖互相喊話的兩個女人。

二十年後，她們並肩走在蒼山的小路上。我們去看寂照庵的花，這是一個以種植作為修行方式之一的寺院。坐在寺院的咖啡廳，小樣聊起在浙江崑山打工時，有一天為了弄清楚山茶花的名字，連續問了三四個路人。

活著卻不知道身邊的花叫什麼名字，她覺得「這不對勁」。如果人類連這麼美好的造物都無視，「那我們豈不是辜負了它？」在困頓顛沛中，這個女人依然不願意辜負一朵山茶花。

寺院咖啡廳窗外是一片山坡。坡上遍植雨季開放的繡球無盡夏。紫色之上，是高大的紫礦樹林。最早是小樣發現了那隻胖胖的紅腹松鼠。

它趴在林冠層，用兩隻前爪捧著桔紅色的紫礦花朵在啃食。小樣快樂極了，手掌重重拍打牆壁，「哎呀呀呀，它在吃花，快，快，快拍下來！」

但此刻是指望不上她的，白天她幾乎不用手機，只有晚上回到酒店才會拿出來看看。胖松鼠銜著紅花在樹枝之間騰躍，小樣的心也被它們帶走了，「下來，下來，下來有花兒，太好了，第一次看到吃花的松鼠。」

工作日準時到來。8月21日早上，一走進她們的酒店，我自動連線上一種焦灼的無線氛圍。

前一晚的工作會，張越告訴大家，她唯一的不安是能否與小樣一起再次跨過這座山，她們能否再度完成一個好的談話。我能共感張越內心的焦慮不安。我也在小樣身上看到同樣的壓力痕跡。不說話的時候，她右手包住左手，手指反覆在皮膚表面摩擦。

攝像，收音，監聽，一切就位。二十年了，她們終於走到山林海間，面對面坐下。

巨大的不真實感包裹住我。當年，我是坐在深夜電視機前的一個觀眾。現在，我成為這場重逢對話的現場目擊者之一。這是真實的嗎？生命的指令碼究竟如何寫就？我們又是如何抵達這裡的？

我挪到攝像機不會拍到的最近處，不想錯過她們的每一句話。

奇蹟時刻

那是一個意料之外的完美下午。原本節目組預計，這次對話可能會因為緊張的狀態，分成幾天才能完成。可是小樣讓所有人意外。那天下午，她看不到張越之外的所有人，看不到環侍的鏡頭。她沒有一絲疑慮，沒有像二十年前那個雪夜一樣想要徹底消失。

回望半生，她將一路跋涉求索，日夜開採內心礦藏，年復一年「用石頭打磨石頭」的興奮、快樂、艱辛、跌宕、搓磨、盤旋，不打折扣，原原本本，極高解析度地向故人回溯與講述。

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攝影師在現場不住地微笑——為他們聽到的美且獨一無二的生命故事。她是我們真正的「天才女友」。

二十年前，雪花簌簌落在兩人的肩頭，她和她在反覆的問答中探詢自己和所有人存在的目的和正當性。二十年後，橫斷山脈的澄澈陽光打在她們身上。在她們的正前方，太陽正透過雲層，勾勒出蒼山山脊也勾勒出所有人的輪廓。

對話完成的那刻，她的臉燒得通紅，她坐在地板上，張開雙臂朝張越喊：「張姐，你快抱抱我！」

從來，我們都是彼此的橋樑和道路，彼此的渡口和港灣，也是彼此的火把和星光，彼此的舟楫和燈塔。我們透過不懈傳送生命的電波，隔著或遠或近的時空，讀懂了彼此生命的語法。也在荊棘和花朵交替的路途，確證了此生的地球任務，矢志成為朝向「自由」和「美」不斷進化的個體。

那個下午也是一個奇蹟密集降臨的下午。

小樣帶來了自己抄寫的二十多本讀書筆記。在採訪的後半段，她抽出一本作業本，給張越朗誦契訶夫《三姐妹》中的幾個段落：

「活著而又不知道仙鶴為什麼會飛，孩子為什麼生下來，天上為什麼有星星………要麼知道人為什麼活著，要麼一切都不值一談，都無所謂。

人類需要這樣的生活，要是這種生活現在還沒有，人就必須預先體會它，期待它，渴望它，為它做準備……

我常常想要是重新開始生活，而且是自覺地生活，那會怎麼樣呢？但願頭一次的、已經過完的生活是所謂的草稿，而第二次的生活則是謄清稿！到那時候，我們每個人，我想，都會首先極力不重過老一套的生活，至少給自己創造另一種生活環境，安排像這樣的住處，有花，有大量的陽光……」

「你聽！」她提醒張越，「他最後說，『有花，有大量的陽光』，這對著呢，這說的就是我想要的那種（生活）」，「他雖然是俄國人，但他說的話，咋跟我想法那麼接近。」

那一刻，現場每個人都與小樣發出的頻率共振了。三年前，《平原上的娜拉》刊發後，我參加播客《隨機波動》的錄製，在那期節目的結尾，我幾乎唸誦了和小樣一樣的段落。

奇蹟還在繼續降臨。等我們從室內來到洱海邊的狹長溼地，節目組一位工作人員發現，一位中年女性正坐在海邊草地上閱讀《月亮與六便士》。就在兩個小時前，張越和小樣也在對談中討論了這個故事。

張越和小樣坐在海邊的椅子上繼續聊天。她們說起當年的紅色外套和電影《紅衣少女》，幾乎同時刻，一位身穿紅色毛衣的漁民大姐，撐著船篙駛過她們身後的海面。

這是每年一度的開海季。傍晚時分，漁民們拖著漁網駛入洱海深處。張越和小樣聊起她們都愛的《老人與海》。拍攝快結束的時候，洱海對岸竟然出現了一道彩虹。

Puhpowee

但我心頭的謎團還是沒有解開。究竟是何種力量讓小樣終於願意推開家門赴約？拍攝的最後一天下午，休息的空檔，我倆躺在草坡上曬太陽。

我問小樣，這次怎麼願意出來了。她說，「就感覺所有的事情都是到了點了，突破點，22年的一個突破點。2002年的時候，我嚇死了，回不過神來。這次就覺得一切到點了，自自然然的，然後水到渠成，這次突圍就不用很大的勁兒。」

「是什麼時候發現自己又想說話了？」

「我和張越姐聯絡上後，打了幾次電話，每次叨叨叨一個多小時。最近一次她打電話過來，今年春天，下雪，我剛好到地裡去了，雪下得大得很，她問我說話方便嗎？我說我的天哪，我說你這傢伙電話打的，你好像知道我這會兒在地裡。然後我就在雪地裡走來走去，走來走去，雪大，把小麥都蓋住，我就想跳著舞說著我的話，我走來走去，我說你知道吧，我這會兒一個人在雪地裡，你聽，我在雪地裡走路嘎吱嘎吱的聲音，你聽，然後說，你看見嗎？現在的雪好大，地裡就我一個人，沒有一個人，就我一個人的這種感覺太好了。你聽，我在踩雪，你聽到了嗎？」

小樣說，就是那次雪中的電話，「走出感覺了，後來就一發不可收拾，就像是火山噴發，後來我就想這樣跟人說話了，就火山到了噴發的時候了，誰也擋不住，自己都擋不住，擋不住，岩漿要出來。」

我問張越，那個大雪中踩雪的電話，你在那頭聽到融化的聲音了嗎？她點頭。她回憶，那個雪中的電話是她這幾年間最高興的一個時刻。掛了電話，她「覺得輕鬆了，放心了，不然老有一個地兒揪著心」。

我終於完成了最後一塊拼圖。

北美的原住民植物學家，從浩瀚的民族歷史中打撈出一個詞彙：Puhpowee。古老的印第安人用這個詞描述「讓蘑菇一夜之間從地裡冒出來的力量」。西方的科學系統中沒有這個術語，但它準確又神秘地命名了一種美妙莫測的生命力量。

我想，Puhpowee也是讓小樣從厚厚的雪層下冒出來的力量吧。儘管我們用盡力氣，有時只是完成了最普通的生活。在這個鑽出地表的過程中，我們三人的生活都有了新的展開和變化。

小樣不再懼怕攝像機和陌生人的注視。她真是一個十足十的獅子座。這個八月初，她剛剛過完56歲的生日。她說她很少哭了。四年前，我們第一次見面，我走後，她說她沒哭。她還正視了自己對交流的渴望。那扇留給自己的窗，其實一直是一種對話的邀請。

很長一段時間，讀書和寫字令她痛苦。她把書籍藏在臥室的門後積灰，她燒掉所有自己寫過的字句。和費蘭特筆下的莉拉一樣，自我消除，浪擲天賦，不以之兌換聲名。

最近兩年，在抄寫詩詞之外，她又能看書了。上個月她告訴我，她重新打開了「那不勒斯四部曲」，「從雲南回來後，能看懂了。」兒子也說這套書特別好，媽媽快看吧。

書櫃正式成為這個家庭的一員，從臥室門後來到了前廳的整面牆，每位客人一進門就可以看見的位置。只有一個變化令我意外——我以為會一直永遠陪伴在她身邊的小狗歡歡，在某一天決絕出走了。據說是為了愛情。

張越從央視退休，重新開始上路採訪。她依舊對世界和人充滿好奇。作為不同世代的記者，我們走過了極為相似的道路。如果不是厭倦了ta人和書本上的二手三手經驗，當年她不會辭職在家憋了兩年，最終創辦了《半邊天》週末版。我也不會走出校園，成為一個記者。

時代的季風塑造陸地和河流的形狀，行動和做事是唯一的船槳。退休後的一年裡，張越參加了很多檔節目的錄製和主持。《她的房間》共享《半邊天》的基因，但它們是兩棵獨立的樹。

兩棵樹所處的海拔、溫度、溼度、土壤酸鹼度，已經大為不同。今天，麥田已不再需要農人躬身收割，人們不再如當年那樣鄭重開啟電視，記錄者們不再密集地揹著行囊風塵僕僕奔往現場。

但縱使時代肌理更換，媒介變遷，故事仍是不滅的篝火。

安小慶供圖

重生

我們相聚的最後一天，有半天是在曬太陽喝咖啡中度過的。我和小樣調轉話筒，向張越發射問題。

印象最深的，是她生命中的兩次出走。1988年，張越從首師大中文系畢業，被分配到北京密雲郊區的一間中學做英語老師。

那是八十年代末，一個年輕的文藝青年在山裡的中學待得彆扭。有一天，她教完了幾個新單詞，跟學生說你們自己背會兒，我等會兒回來測驗。她走出教室，沿著村道一直走到外面的公路。她在公路上越走越遠，一輛大貨車開過來，她問卡車師傅：您去北京嗎？我想搭您車回北京。

一個剛分來的年輕女老師就這樣失蹤了。沒有打招呼，沒有請假，宿舍裡所有東西都在原地。張越就這樣跑了。

後來，她偶然以主持人的身份進入《半邊天》。做了兩年後，對自己越來越不滿意。她覺得自己每次在演播室裡「耍一些語言的花腔，但它們跟真實生活沒一點關係」。她不能接受自己佔用一個公共資源和平臺，卻不提供公共價值。

就像那一年她不管不顧依靠直覺從教室中出走了一樣，1997年的春節後，張越徑直去找領導辭職。領導問她為什麼，「我覺得特沒勁」，領導問她要做什麼節目才有勁，「我不知道。」

此後兩年，張越蹲在家裡，她想搞清楚自己究竟要做什麼，想要成為怎樣的人。在不停歇的自我質詢和盤問中，新千年到來了。她似乎捉住了自己想要的輪廓，那就是洶湧人潮中，每張臉背後的普通人的故事。

2000年，張越回到《半邊天》，創辦週末版欄目——張越訪談。她真正的職業生涯，在這次出走和歸來之後緩緩展開。

我想起兩天前，攝製組去拍外景。那是214國道邊一個種著高大核桃樹的院落。核桃快成熟了，墨綠果皮的表面，已經看得清絲絡。

面對攝像機，張越坐在核桃樹下，講述另一個女性生命中的那次重要出走。這個女性是作家伍爾夫在講座中虛構的一個人物，她是想象中的莎士比亞的妹妹。她擁有和哥哥一樣的稟賦，但同樣出走的兩人，卻走向完全不同的命運。

在《一間自己的房間》中，伍爾夫向大學的女生們講述了這個虛構的妹妹的故事。而這也是張越新節目的名字的由來。

一百多年前，當講述完虛構的「莎士比亞妹妹」的故事後，伍爾夫曾告訴講壇下的大學女生們：

「你們不要去莎士比亞的傳記中去尋找她，她很年輕就去世了。現在我相信，這位從未寫過一個字、被埋葬在十字路口的詩人依然活著。她活在你我的心中，也活在今晚不在場的其他女性——因為她們在洗碗、哄孩子入睡——的心中。然而，她依然活著，因為偉大的詩人不會死去，她們一直都在，只要有機會，她們便會親身降臨與我們同行。」

而「重生」的前提是，「當我們都養成了自由的習慣和寫出自己真實想法的勇氣……當我們可以直面事物本身，觀察天空、樹木和一切……當我們的關係不再侷限於男女之間，而是與真實的世界相連，那麼機會就會來臨，莎士比亞的妹妹，這位逝去的詩人，將啟用她沉睡已久的軀體，重獲新生。」

在伍爾夫講述完這個故事的一百年後，在張越接力複述完這個故事的下午，小樣也坐到了樹下看書。陽光透過核桃樹的巨大樹冠，罩在她和她的四周。我看到無數的「她」，無數的過去歷史和現實當下的「妹妹」，在那一刻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