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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今天正文。
20多年前,央視女性先鋒節目《半邊天》成為了當代女性的珍貴參考:原來女人可以有很多種活法。
其中最火影響也最深遠的一期節目叫《我是劉小樣》,一個農村婦女哭著對主持人張越說出隱藏多年的心聲:“我寧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麼都不知道,然後我就很滿足”。

她的痛苦點醒了和許多女孩並影響她們走出大山或農村、考上大學甚至出國留學,擁有了看世界和選擇未來的權利,最終改變人生。
其中包括大涼山深處的初中生安小慶,劉小樣帶來的震懾力一直激盪在她內心,激勵著她走向遠方、成為記者。
她在茫茫人海中再次聯絡上張越和劉小樣,促成了當代另一檔女性節目《她的房間》的誕生。

這麼多年劉小樣曾經出走遠方又回到家中,一邊耕地一邊種花,繼續原地打轉並格格不入地痛苦著。
但看完她的採訪,又發現她比大多數人認真又深刻地過著眼前的日子,比見多識廣的文化人還要自洽與鬆弛。
我再次被這個看似失敗的農村女人治癒了,她展現了生命本該有的自由茁壯,讓人內心安。
“ 一個有思想的農村女人”
劉小樣本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農村女孩。
1968年出生的她,初中輟學回家,跟著哥哥姐姐照看自家蘋果園。
那時還不興自由戀愛,信奉媒妁之言的她經人介紹認識了隔壁村的王樹生。
劉小樣只知道這個男人去外地打過工、見過世面,男人的祖父是私塾先生,家裡門楣上還寫著“ 耕讀傳家”四個大字。

兩人見過3次面就談婚論嫁了,沒想到這個家正合劉小樣的意。
夫妻同心,成了村裡第一批富起來的人,家裡也率先蓋起了兩層的紅磚小樓,豐衣足食、兒女雙全。
但是劉小樣不在意這些變化,甚至越來越不喜歡這裡的生活。
廣袤的關中平原“夏有一望無際的金黃色的麥浪,秋有青紗帳一般的玉米地” ,但它太平了,就像農村的日子一樣平淡乏味。

所有的農村婦女都按部就班地結婚生子,洗衣做飯,種地賦閒,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這就是日子的模板,女人們只需照做,無需多想,因為洗衣做飯帶孩子也用不著思考太多。
“ 你有錢可以蓋房但不可以買書,可以打牌閒聊但不可以去逛西安,不可以有交際、不可以太張揚、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壞,有約定俗成的規矩,不需要別人阻止,我就是自覺自願遵守這些規矩。”

劉小樣身心極為矛盾,一方面身處傳統環境的包圍中,一方面內心又感受到了精神貧瘠帶來的強烈拉扯。
“人人都認為農民,特別是女人不需要有思想……我不接受這個。”
這種苦悶沒有人可講,她只能不斷給央視《半邊天》節目寫信,訴說內心的壓抑。
沒想到這檔國家級節目派出一行人大老遠跑到她的農村老家採訪她。

最初聽到這個訊息,她是強烈拒絕的,農村婦女主動聯絡城裡的陌生人,是會被說閒話的。
多虧得到丈夫的支援,她才接受了採訪,這也是她第一次用普通話,跟遠方的陌生人交流內心深處的聲音。
採訪中,羞澀矜持的她,說著說著就哭了:“我覺得生活也需要知識,在家裡也需要知識,生活才不空虛。我寧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麼都不知道,然後我就很滿足。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這就很好了。”
“ 我想要充實的生活,我想要知識,我想看書,我想看電視,從電視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東西——因為我不能出去。”

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這個被預設沒有思想的農村婦女說出了很多女性不敢發出的聲音。
農村女人也是可以而且需要有思想、有追求、有嚮往的。
她渴望讀書,嚮往大山大海的波瀾壯闊,嚮往大城市的豐富變化,那裡的女性舉止優雅、穿著得體,最重要的是她們有內在的東西,甚至那裡的人們是有壓力的。

“ 我覺得壓力它也是一種快樂,你得不斷地接受新的事物,要不然他就回去被淘汰……農村的女人沒有淘汰的壓力,沒有壓力就沒有追求。”
那個年代的農村書籍不多,她想讀書讀不到,只能讀電視字幕,一個字一個字的琢磨。

嫌棄自己土,她就偏愛穿紅衣紅襖,在豔麗的色彩中掩蓋內心的自卑、寄託對精彩人生的期待。
“ 人嚮往的時候,她的眼睛裡會有光澤。” 劉小樣毫不掩蓋的訴說內心聲音的時候的確如此。

“ 詩不一定在遠方”
那次對話之後,劉小樣漸漸消失在人海中,直到2022年因為安小慶寫的《平原的娜拉》,她再次成為多個平臺上熱議的人物。
後來的劉小樣怎麼樣了?去過她嚮往的地方了嗎?過上嚮往的生活了嗎?還在讀書嗎?
劉小樣真的決心出走過。
最初她去縣城的商場做服裝銷售員,當時她圍著商場轉了五六圈,才鼓足了勇氣問人家招不招人,為了符合招聘要求,還瞞報了年齡。
在那裡她可以說普通話、有工裝穿還可以化淡妝,能看到燈紅酒綠,賣衣服還賣的特別好,每天晚上她都很開心。

後來她又去學校做過生活老師,在工廠做過員工餐,在櫃檯賣過化妝品。
去過西安,也去了更遠的南方,但是她發現遠方的人們和他們的生活並沒有那麼詩意。
有一次她看見工廠門口冬天還開著極豔麗的花,她連續問了三個本地人,他們不僅不知道那是什麼花,甚至沒有留意花在盛開。
這件事深深地觸動了劉小樣的心,這好像也不是她渴望生活的地方。
大城市的人們三點一線、眼中無光,享有著資源同時在辜負著它們。

再加上婆婆生病,孩子需人照顧,劉小樣回到她曾經倍感困頓的村莊,再也沒有出來,她繼續種莊稼,在10畝地上輪耕小麥和玉米。
當安小慶千方百計找到劉小樣的時候,她非常激動卻再次拒絕拋頭露面:“我是一個失敗的人,我突圍沒有成功。”
但正是這樣一個被現實“打敗”的女人,開始有了真正屬於自己的思想。
她跟張越說:“ 從前別人說詩在遠方,我是聽的,但是實踐過後,我不聽了。”
“ 詩不一定在遠方,它也可以在你自己的心裡,我的詩就是我院子裡的花、我的莊稼地、我的孩子、我家裡的一切。”

說著這些的時候,她眼裡的光澤不是因嚮往而來,而是從現實而生。
她把南方的茶花、三角梅帶回家,種到了自家門前和庭院,還種了紫茉莉、玫瑰、百合、美人椒,別人種的都是菜,她樂此不疲地經營自己的小花園。
談起種的莊稼,她的臉上洋溢著歡喜與自豪:“我種得可好了,村裡人也這麼覺得。”
“你不知道那小麥呀,它跟花一模一樣,它快收割時候的那種黃,比花還好看。”

她終於有機會讀書了,丈夫不懂但支援,一旦聽到誰誰家扔書,他都會踴躍地撿回家,在他心裡媳婦不是一般人。
在訂閱號裡上,她還可以讀尼采、加繆、毛姆、黑塞、契訶夫,幾個本子上都寫滿了她摘抄的名言警句。
她總結不出來那些話來但那是她最想表達的聲音。

那些聲音讓她對於苦難、對於讀書、對於人生有了超越自我、超越階層更加透徹的理解。
城裡的女人不再是她的嚮往,她借用加繆的話說:“我就是費盡力氣,就是不想成為什麼人,我就是我。”

劉小樣讀過很多珍貴的書,她不再羨慕別人的日子:“ 我的思想都是立足現實的……在家裡我也能實現我的價值我的理想。”
在流行著“ 出走”,宣揚著“遠方”才有精神寄託的現代社會,劉小樣紮根於現實的實踐與思考多麼治癒人心。
“我愛我的兒媳婦”
帶給我驚喜的還有她的育兒觀、她的家庭理念,不禁讓人讚歎她的通透與聰慧。
她對孩子要求很少,在她看來:“維繫家庭靠的不是孝順,而是愛。‘孝順’這兩個字,會把我們雙方都帶入死衚衕……容易讓我們陷入不平等。孩子是獨立的個體,不是私有財產。我們是平等的,平等的人之間,就不能講‘順’”。

談起婆媳關係,她更語出驚人:“ 我愛我的兒媳婦,不是喜歡,喜歡的話,就會有不喜歡的部分。愛的話,能接受的不能接受的,都能接受。”
在訪談中張越又升級了問題的難度,她問劉小樣:“假如女兒老大不小了不結婚,兒子結婚了不要孩子,你會接受嗎?”
劉小樣本不想回答,畢竟兒女都已經結婚生子了,但她仔細想想又補充:“我都覺得自己可以有自主的意識、自由的精神,憑什麼我娃不能有自主的思想、自由的精神,我就是一定要給我娃那些自由。你越給他自由,他越回家。”

的確如此,她的兒女都很優秀,讀了大學,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他們樂意跟劉小樣深入交流,雖然都已經成家,在西安大城市工作生活,還是喜歡隔三差五的回家。
劉小樣種的小花園,她經營的自由平等、包容接納、充滿愛的家就是子女棲息的詩和遠方。
孩子也是她詩和遠方,帶給她很多新鮮的事物以及尊重理解。
女兒會帶她去西安看音樂會、看小劇場,兒子會給他網購百合花、漂亮的本子,兒媳過年會在她的房間擺上康乃馨。

人人都讚揚《月亮與六便士》中的高更為了崇高的理想犧牲了一切是多麼的偉大。
劉小樣不接受這種說法,甚至覺得跟作者毛姆的三觀不合:“人人都說那樣好,我偏說那樣不行……不能犧牲家庭、不能犧牲孩子,也不能毀了自己。”
因為老人孩子劉小樣滯留在家,但是她並不覺得孩子是束縛她人生的羈絆,她在養育孩子也在養育自己。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還能追求理想,還能看見月亮嗎?”張越向劉小樣問出人們常糾結的平衡困境。
“我要二者兼顧,六便士和月亮都要。我覺得是完全可以兼顧的。”說到這裡,劉小樣已經不再羞澀緊張,反而展現出堅定的眼神。

22年前她還曾自我懷疑過:“我總是想要兼顧,這可能是我的侷限性。”
在尋找的過程中,她已經不在乎什麼正確答案,也不再人云亦云覺得圍牆外的就是好,她更享受當下尋找的過程,更能堅定自己的活法。
“我看了一本書,找到一種答案,一年以後我經歷一個事情,又找到另外一個答案,甚至像這樣20多年後,我又找到一部分答案,我就覺得我活好了。其實世上沒有結果那一說,所有的東西都是過程,都是西西弗斯的石頭。”
石頭還會繼續落下,日子還會一天天重複,但劉小樣已經不再是從前的劉小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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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遠方不一定有詩意,敢出走不一定活出勇氣。
自主的想法、自由的精神同樣可以根植在平凡的日子、真實的現實裡。
劉小樣的生命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解題思路,原來月亮和六便士可以兼得。
我們是媽媽、是女兒、是妻子,會經歷生活的打磨,但夾縫之中,我們還可以開拓安放內心的精神空間,打造屬於自己的自由世界,生長出恰如其分的喜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