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報個平安，最近不得不休息調整一段時間，沒有碼字交作業，感謝大家掛念。暫時的離開，是為了更好的回來。
還有朋友說，是不是蛋總立場變了，這個請大家放100個心。蛋總不是方先覺，不會在1944年率眾投敵叛國，更不會在1911年10月9日入宮當太監。
為了報平安，蛋總改一篇以前的舊文。之前蛋總文章中提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舉，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目前已經是大勢所趨，且勢不可擋。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現，從來不是一帆風順，而是一路跌倒撞撞、險象環生的。也可以判斷，未來的道路也不會平坦，一定充滿了艱難險阻。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所面臨的困難。過去有，現在也有，未來也一定會有。但是不能現在有困難，未來也有困難，我們就裹足不前，消極墮落。
就像長征，強渡了大渡河，後邊還有大雪山，接著還會有沼澤地。既要面對敵人的圍追堵截，又要面對惡劣的自然環境，還要面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
明知道解決了這個困難，後邊還有更大的困難，但還是勇敢地向前。寫到這裡，我突然覺得很火的一首兒歌《孤勇者》就是寫長征中的紅軍。
誰說汙泥滿身的不算英雄？愛你孤軍走暗巷，愛你不跪的模樣，愛你對峙過絕望，不肯哭一場，愛你破爛的衣裳，卻敢堵命運的槍……誰說剃光頭的算個英雄……
當前，我們面臨的很多問題，比如惡性案件問題，社會撕裂問題，比如爛尾樓問題，比如地方債問題，比如幹部腐敗問題，比如出生率偏低問題，還比如有人給叛國投敵的國軍將領翻案問題。
這些事情大不大，當然大了，因為群眾利益無小事。誰也不想吃燒烤的時候，遭遇無妄之災，誰也不想讓自己孩子看問題教科書，誰也不想攤上取款困難和爛尾樓。
尤其是爛尾樓，每一戶都關係著一個家庭的命運。對於大部分普通人來說，買一套房需要兩三代人勒緊褲腰帶，可能還要揹負幾十萬上百萬的貸款。
房子一旦爛尾，無異於毀滅了他們的所有，包括對未來美好的憧憬。一旦攤上爛尾樓，如果不能儘快妥善解決，後果不堪設想，已經有人選擇了輕生。
在這裡，我提醒各位業主，一方面我們要透過合法手段積極維權；另一方面，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信心，相信黨和國家會盡快妥善處理。
對於當事人之外的吃瓜群眾，我們一方面要密切關注這些問題，另一方面也要辯證地看待這些問題，不盲目樂觀，更不能灰心沮喪。
就拿唐山燒烤案來說，可以說是震驚全國，我們覺得那幫流氓黑社會下手太狠了，但從案情本身（其他問題另案討論），也只能算個傷害案，還只是輕傷。
大家的高度關注推動了案件的調查和社會的進步。第一，輕傷不輕（很重），法律修改提上日程；第二，有警察瀆職，出警不及時還撒謊；第三，涉賭涉黑。
但是從宏觀的角度，社會治理本身就是全世界的難題，唐山案的爆發也不能否認中國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之一，也不能否認中國治安環境越來越好的事實。
先列資料。國家統計局有歷年的公安機關立案的刑事案件數，資料表明，最近二十年，尤其是最近幾年，殺人、傷害、搶劫、拐賣、盜竊等案件大幅度下降。
我們先說殺人案。很不幸，雖然現在社會治安好多了，但是2020年的殺人刑事案依然高達7157起，也就是平均每天20起。
但是如果放眼10年前，2010年殺人案高達13410起，平均每天37起；但是再往前倒10年（2000年）這個數字是28429起，平均每天78起！
再看傷害案，2010年高達驚人的174990起，也就是平均每天479起；但是2020年已經下降到了79662起，平均每天218起，為十年前的45.6%。
搶劫案也大幅度下降。2002年發生了354926起，2010年下降為237258起，2020年下降為11303起，僅為2002年的3%。
列完了資料蛋總談一下自己的親身感受。上世紀90年代，農村打架鬥毆傷害殺人甚至滅門，都非常常見，小作坊小煤礦的安全事故時有發生。
1997年香港迴歸之前，我們縣發生了一起鞭炮廠爆炸，幾十個十幾歲二十幾歲的大姑娘小夥子瞬間就沒了。
大概在1999年，我們鄉里發生了一起滅門事故，一家四口半夜被人錘殺，然後屍體連房子一起化為灰燼。
我有一位小學女同學長得挺漂亮，就坐我後座，可命運多舛，十幾歲就成了家裡的頂樑柱，瘦弱的身體要照顧爸爸和兩個弟弟，因為他爸爸被人剜去了雙眼。
我們鄉還有一起離奇的案件，一個新婚之後沒多久，剛開店踏上美好生活征途的哥們兒，一天跟鄉里稅務所的稅務員發生了口角。
晚上一幫哥們一起吃飯，哥們義氣上來了咽不下這口氣，一幫人連夜上門找稅務員茬子，結果人多手雜把人打死了，問題是還找錯了門打錯人了……
本世紀初合肥的治安也好不到哪兒去。我一個同學剛買個諾基亞，晚上出校門就在黃山路就被人劫走了（2003年）。
蛋總親歷的盜竊案都列舉不完，丟腳踏車的次數多到記不清，錢包口袋也被割過很多次，也幾次被入室盜竊過。
那時坐綠皮車都提心吊膽的，火車走到亳州阜陽都會被列車員喊醒，提醒大家注意看管好自己的物品。
我在鄭州火車站門口，還被訛了幾十塊錢（有人拿鞋油硬往你鞋上抹，不給錢不讓走）。路過火車站汽車站還有失身的危險，搞不好會人硬往洗頭房拽你。
2005年的某一天，我弟跟他同事半夜在合肥街頭一個大排檔擼串，結果突然衝過來一幫持刀的地痞流氓不容分說見人就砍，現場一片狼藉。
我弟弟算機靈的，跑得快，不過還是掛彩了，頭上和胳膊上被開了口子，鮮血直流。他同事就慘了，跟腱被砍斷了，自費住了很多天的院，問題是不了了之。
當時網路不太發達，大家也沒有手機，街頭也沒有監控，社會治安很亂，各種暴力犯罪案件多如牛毛，現在治安已經好多了。
所以唐山燒烤案大家要關注，因為我們對安全感提出了更好的要求，對警察的素質也提高了標準，對黑惡勢力的容忍度越來越低。
但是問題歸問題，關注歸關注，不能否認我們國家社會治安的進步，也不能否認公安部門的貢獻和付出。
網際網路讓各種訊息尤其是壞訊息傳播得更快。一個社會事件，很可能在幾分鐘內就傳遍全國。如果二十年前的社會氛圍擱現在，微博亡國不知有多少次了。
縱向對比過了，我們再來橫向對比一下。比如美國，槍擊案已經習以為常，搶劫案也司空見慣，毒品氾濫更是家常便飯。
必須得認識到，當今世界並不太平，烏克蘭目前依然是戰火紛紛。澤連斯基曾說，烏克蘭每天都有60-100人死於戰爭。
有人肯定不服氣，跟烏克蘭比太low了，但很不幸，烏克蘭還比輸了，因為美國每天100多人死於槍擊案，比烏克蘭戰爭死得還多。
不過美國還是很強大的，新的生意門類誕生了——兒童專用防彈揹包，還有校園教室配備的防彈安全屋。
我們要求徹查唐山燒烤案，我們希望絕對安全，但我們必須認識到社會的複雜性，一些惡性案件有時候難以完全避免，我們只能努力去降低發生的機率。
說完了唐山案，再說毒教材。大家關注毒教材是一件好事，說明我們不能不能容忍別有用心的人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滲透。
我相信國家一定會注意到這件事，也一定會給大家一個滿意的處理。如果沒處理，說明火候還沒到，說明國家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處理。
但是對於國家來說，這點事也不算什麼。1988年，崇拜西方文明、否定中華民族、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傳統文化的電視政論片《河殤》竟公然在中央臺播放。
誰要是敢公開表達愛黨或者愛國，在網上可能會被噴死。我舉幾個例子：一個是郭敬明，一個是劉嘉玲，一個是趙雅芝，一個是貴州前副省長陳鳴明（現任貴州省人大常委副主任）。
郭敬明，是一位80後作家。2012年他發了一條個人感悟，表達自己的愛國立場，結果被罵了幾萬條，差點被罵成了網民中的“先烈”。
劉嘉玲，2013年7月28日，釋出了一張在天安門的留影照片，並配文字：“48年，我終於來到了這裡！東方紅，我心中的太陽！”隨後遭到了惡毒的語言攻擊。
趙雅芝，2015年1月8日，發了一則微博：“每次路過天安門都會深深感受到自己作為一箇中國人的驕傲。”結果也惹禍上身，慘遭圍攻。
類似的還有很多，王寶強在毛澤東誕辰日發表了一則紀念微博，結果也被罵成了翔。王寶強最後沒頂住壓力，把微博給刪了。
2013年，時任貴州省副省長的陳鳴明，轉發了一則《瞭望》釋出的訊息：美國佛州發生槍擊案7人死亡，結果沒想到這下他戳了某些人的肺管子。
一來二去，形成了網路罵戰。其中陳鳴明回了一句：“一些不愛國者為敗類、人渣，應該趕緊去美國，不要說自己是中國人。”再次被捲入輿論的暴風中心。
陳鳴明後來發表《有話好好說，從我做起》的長文予以回應，稱“個別言語欠妥，有話好好說，從我做起。”
公知橫行也就算了，當時的官媒也令人吃驚。劉嘉玲被圍攻之後，某二流報紙的微博竟然發表評論，說她應該謹言慎行……
這就是幾年前的網路輿論環境，意識形態領域被滲透成了篩子，各路公知佔據了網路話語權，段子滿天飛，謠言四處傳，歷史虛無主義盛行，網路暴力肆虐。
但是隨著網路治理的全面鋪開，隨著廣大網民的一起努力進步，也隨著兩面人魯煒等人的落馬，網路風氣逐漸好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又重新佔領了輿論陣地。
大家對毒教材的強烈不滿，正反映了網民的三觀，捍衛意識形態領域安全，已經成了廣大網民的自發和自覺行為，對夾帶私貨者，已經形成了人人喊打的局面。
再說河南村鎮銀行案。這個案件，我認為已經有了良好的開端，5萬以下的儲戶全額兌付，這也給五萬以上的大額儲戶吃了定心丸。
這個案件涉案金額高達400億，的確觸目驚心。但這是涉案金額，不是最終損失，畢竟有的轉化成了固定資產，有一部分還能追回。
但無論如何，這案件損失慘重，教訓慘痛。其實國家監管部門早在2021年1月就叫停了網際網路存款和異地存款，這幾家村鎮銀行依然違規吸儲。
而這期間，各種網際網路平臺起到了為虎作倀的作用，幫助這些村鎮銀行繞過國家監管，透過銀行自研的小程式，把儲戶的錢匯入到了不入賬的平臺。
這個案件還正在查，但是案情非常複雜，因為涉及腐敗，甚至是塌方性腐敗。有一個細節說明這個問題，那就是村鎮銀行案的幕後主使呂弈的出逃。
2022年2月，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蔡鄂生因受賄被逮捕，呂奕作為關聯人物被通知協助調查。
在蔡鄂生被逮捕的同一時間，2022年2月10日，河南新財富集團登出。而呂奕，則在協助調查被釋放後，然後竟然去了美國。
這麼重要一個人物竟然能夠出逃，簡直是另一個丁義珍。大家都知道，丁義珍出逃了，祁同偉就安全了，高育良也就安全了。
不過這種安全也只是暫時的，丁義珍最後客死他鄉，祁同偉開槍自殺，高育良吊兒郎當入獄，個人全部財產被沒收。
再說爛尾樓。爛尾樓的事情，其實還好處理。很多房地產公司出現問題，根源在於資金鍊斷裂，只要想辦法盤活，大部分樓盤還有得救。
爛尾樓的出現，跟房地產泡沫有關係，也跟國家的宏觀調控有關係，加上疫情導致的經濟降速，導致了房地產企業的資金鍊緊張，只要不是資金惡意抽逃，還是能渡過難關的。
但這再次提醒我們，一定要樹立風險意識，也千萬不要低估中央房住不炒的決心。有人認為，一場金融危機在所難免，這純屬另一種形式的中國崩潰論了。
說到金融，新中國歷史上最悲觀的時刻應該在1998年左右，外有亞洲金融危機，內有國有企業大批虧損，數千萬工人面臨下崗，國字頭銀行大批呆壞賬。
我們來說下當年的下崗潮，對於國企職工，一般都把單位當做自己的家。而下崗，意味著被當做包袱給無情地甩掉了，那種迷茫和絕望恐怕我們難以理解。
1996年我國大約有國有職工1.1億人，到了2002年已經下降到了不足7000萬了。也就是短短幾年內，國有職工減少了4000萬。
下崗在當時也是無奈之舉。1998年虧損國企比例高達47.4%，總虧損額1960億元，讓財政揹負上了沉重的包袱（當年中央財政收入是9875.95億元）。
再說銀行的呆壞賬。1998年，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高達33%，其中四大行在1997年底的不良貸款比例為28.66%，2001年農行高達驚人的39.8%。
那時候，中國崩潰論極為盛行，很多愛國的知識分子也十分悲觀。當時一位老師跟我們聊起了國內形勢，語氣十分沉重，班裡鴉雀無聲，氣氛十分沉悶。
在各個城市，也都是十分混亂，動不動就有企業的下崗職工堵路拉橫幅，那時候真的能夠感受到社會的風雨飄搖。
除了這些絕望，還有1988年價格闖關的失敗，1989年就不說了，1992~1994年的通貨膨脹，還有廈門遠華等大案，以及JD經商等問題。
跟那時候比，我們的國力要強盛了許多，經濟結構也調整的差不多了，更加合理健康可持續，我們手裡也有了更多資源去應對國內外危機。
因此，當前這點困難根本不算什麼，而且也是暫時的。隨著產業升級的不斷推進，我們偉大復興前進的步伐，會一如既往的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