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都不想上班,但每天都老老實實打卡,這是很多人的日常。
我們身處的這個現代社會,可以說是一個以工作為中心的社會。工作定義了人的身份,關乎著我們的人生主題與自我實現。
全新付費播客《反思現代工作:打工人如何尋獲自由》已在看理想App上線。
在這檔節目裡,工作文化研究者王行坤將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史、文化研究等多種視角,拆解工作的本質,揭穿打工的真相。
嘗試解答——工作許給我們哪些美好的承諾?又帶來了哪些殘酷的現實?我們有可能重構工作和生活、走向“不以工作為中心”的社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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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王行坤
來源|節選自《反思現代工作》
“師傅,你是做什麼工作的?”大家在網上可能都刷到過這個梗。初次見面的時候,每個人都會遇到這個問題,每個人也都會給出自己的答案。
就我而言,我叫王行坤,是一名大學老師。非常高興來到看理想的平臺。在接下來的節目裡,我想和大家一起從文學、歷史、哲學還有政治經濟學等多個學科視角來反思和批判現代工作。
為什麼要反思和批判呢?因為在我看來,全社會已經或多或少地意識到,我們的職場或者說工作世界處於巨大的危機之中。
例如,工作越來越難找,好工作越來越少;工作的回報越來越小,壓力卻越來越大,“累成狗”、“過勞死”不是誇張,而是現實的真實寫照。

《人生切割術2》
工作的問題還有:工作越來越不穩定,很多人都擔心被“最佳化”,35歲的年齡焦慮也成為懸在很多人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工作缺乏動力和熱情,很多人“上班如上墳”。
越來越多的人感覺到,自己的工作沒有意義,是“狗屁工作”;工作越來越像黑洞一樣,它吞噬打工人的時間,讓打工人疲於奔命,沒有辦法平衡工作與生活,工作與家庭之間的關係。
在這樣的工作世界,很多打工人都自嘲地把自己稱為“社畜”和“牛馬”。
工作世界的危機也引發了社會危機,如所謂的“躺平”。這種躺平不僅體現在工作層面,而且也體現在生育層面:近幾年來,中國的人口出生率就不斷在下降。生育方面的躺平與工作世界的危機無疑存在著密切的關聯。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工作世界的危機呢?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看看工作與現代社會的關係。
1.
現代社會是一個工作社會
使用“現代工作”這個表述,目的是要強調,我們所討論的工作是一種現代現象,是現代社會所獨有的僱傭勞動制度。
大家可能注意到,我使用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術語。
在我看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強大的闡釋效力,它不是從個體或者群體的經驗出發,而是從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出發,去理解現代社會的工作制度和工作觀念:僱傭勞動涉及到打工人和老闆這兩個群體,我們也應該從這兩個群體的關係來理解打工人的工作體驗。
現代社會是一個以商品生產為中心的私有制社會,商品生產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滿足社會成員的需求,而是透過滿足需求或者創造需求的方式,為老闆帶來利潤或者說剩餘價值。老闆在大部分情況下不用親自參加生產,因此他需要勞動力市場,然後從市場裡僱傭優質的打工人。
在古代社會,雖然酒樓、手工作坊也存在一定的僱傭勞動,但它畢竟只是非常小規模的邊緣現象,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作為社會主體的農民都被束縛在土地之上,或多或少地依附於地主或封建領主,他們並沒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因此社會也就不存在所謂的勞動力市場。
在現代社會,人們擺脫了古代社會的人身依附關係,成為了徹底的自由人,但是大多數人並不掌握生產資料,也就是一般說的“家裡沒有礦”。馬克思把這種情況稱為“自由得一無所有”。
所以他們只能通過出賣勞動力的方式,獲取一定的生活資料,也就是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資。也就是說,他們只有被老闆僱傭,成為僱傭勞動者和打工人,擁有一份工作,才能夠存活下去。
大家可能都聽過因為偷電瓶車坐牢的“廣西周某”,他因為“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這句話而走紅網路。對他這樣的普通人而言,如果不打工,只能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才能維持得了生活這樣子。

《人生切割術2》
透過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說,工作意味著僱傭關係,意味著聽從老闆的指令,去從事某些自己可能並不想做的具體活動,比如說裝卸貨物、銷售商品、擰螺絲、送外賣、寫程式碼或者寫稿件等等。
從這個意義上說,工作無非就是謀生的手段,是打工人不得已而從事的經濟活動。
因此我們所說的西方經濟學傳統認為,工作是痛苦的,是對安逸、自由和幸福的犧牲,每個人追求的其實都是安逸的生活,因此只會在外部報酬的驅動下才會工作。也就是說,在西方經濟學理論看來,工作純粹是外部驅動的活動。
但是,工作又遠非謀生的手段,遠非單純的經濟活動,它還具有或者說被賦予了許多的意義和價值。對於許多人來說,工作賦予我們以社會身份,透過這種身份,我們在社會中做出一定的貢獻,從而找到自己的位置,並獲得一定的自尊。
也就是說,我們因為自己的工作付出,不光得到一定的報酬,而且也會得到社會的承認,被承認為是對社會有貢獻的。
另外,工作也賦予了我們生活以意義。人們常常把工作視為自己的事業,並甘願付出大量的辛勞和汗水,其原因就在於事業能夠為人們帶來使命感、成就感和自我實現感,正是這些感受構成了人們的意義感。
這種意義感的最低層次可以表述為,“我透過自己的雙手養活了自己和家人,我是一個有用的人”,此外還有較高層次的表述,比如說“我透過自己的工作,完成了了不起的任務,生產了了不起的產品。”
例如,當工匠憑藉自己嫻熟的技藝建造出寬敞又舒適的房屋時,看著自己的勞動成果,當然會感到驕傲和自豪。當看到這些房屋用於更為高尚的用途,比如說慈善或者宗教活動時,那麼他們的成就感也會得到昇華。這可以說達到了意義感的最高層次。
剛才我們說的意義感是內生的,是打工人或多或少可以自發感受到的。關於工作,其實還有一種外在施加的意義感,目的是讓打工人更主動、更心甘情願地接受工作。
好比說,在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出現了大量關於“工作”的討論,在當時的英國社會,最為流行的詞彙除了上帝,就是“工作”。其原因就在於,為了讓當時的打工人乖乖工作,必須為他們編織一張關於工作的意義之網。
在當時的思想家中,最突出的就是托馬斯·卡萊爾。在卡萊爾看來,工業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金錢讓人思想墮落、關係疏離,但是工作卻具有高貴乃至於神聖的品質,工作等於祈禱,也就是說,不管從事什麼樣的工作,只要勤勉認真,都可以得到上帝的眷顧,得到上帝的拯救。
這就是卡萊爾所宣揚的“工作的福音”,這種工作的福音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取代了宗教的福音,讓工作具備了拯救靈魂的意義。這種外在施加的工作意義感也或多或少地被打工人所內化,因此很多人不僅將工作視為意義,更是視為一種天職。
對許多現代人來說,失去工作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我們可以想想那些失業的人,他們遭受的打擊不僅僅是沒有了收入來源,還有自尊和意義感的被剝奪。
這種打擊會讓人懷疑人生、自暴自棄,乃至於走向絕路。據研究,在全球範圍的自殺案例中,有五分之一與失業相關。
在某種意義上,現代社會就是以工作為中心的社會,或者說,現代社會就是工作社會。其原因不僅在於工作給我們帶來了自尊感和意義感,還在於,工作結構著我們的生活,讓我們的生活繞著工作打轉兒。
有工作經驗的朋友應該都會熟悉我接下來要描述的情境。作為一種僱傭制度,工作意味著僱傭勞動者把一定的工作時間出賣給僱主,因此對打工人來說,每天總有一段時間不屬於自己,而是屬於老闆。這段時間可以是8 個小時,也可以是10個小時乃至於 14 個小時。
我們先以8小時工作時間為例,來進行說明。
8小時的工作時間被老闆購買之後,就不再屬於打工人,而是歸老闆自由支配。為了兌現這8個小時的工作承諾,打工人必須離開自己熟悉的家庭,來到老闆為他準備好的工作空間,跟其他打工人在一起協同工作。老闆唯一關心的就是從打工人那裡得到保質保量的勞動,從而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在這8小時之內,打工人必須精力充沛,幹勁十足,因此他們不能遲到早退,也不能哈欠連天,心不在焉,這就要求他們必須養成規律、節制的生活習慣,早上必須按時起床,晚上也不能熬夜太晚,因為這些都會影響到第二天的工作狀態。
很多打工人在禮拜天就感覺到焦慮,睡眠質量也會受到影響,因為他們不能不想到禮拜一的工作。即便身體不適,心情不佳,打工人也得強打著精神堅持工作,因為老闆的工作不能等,工作進度不能拖。即便沒有工作進度的壓力,老闆也不願自己購買的勞動力因為遲到早退而被“浪費”掉。
另外,打工人最好還要飲食健康、適當運動,這些都有助於造就良好的工作狀態。不能夠提供保質保量(勞動)的打工人會受到老闆的懲罰,比如說警告、罰款乃至於解僱。因此,打工人必須為了工作,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從而成為更好的勞動力。
對很多打工人來說,8小時工作時間之內的事兒是正經事兒,因為他們必須嚴肅對待,全情投入;而8小時工作時間之外的清醒活動則屬於休閒的範疇,是不那麼正經的消遣,其存在的價值就是讓打工人的身心得到休整,以更充沛的精力、更飽滿的熱情回到工作中。
因此人們不會認真對待休閒活動——畢竟休閒和認真是不能相容的,很多休閒活動也不過是消費性、被動性的活動,越輕鬆、愉快越好,比如說購物、旅遊、看電視、刷短影片等等,這都是我們常見的休閒活動。
在我們的價值等級中,工作超越了休閒和生活。因此很多人會想,如果工作是更正經、更有價值的活動,那為什麼不把更多時間投到工作裡面去呢?或者有空的時候應該起碼“充電”,讓自己在勞動力市場更有競爭力。
這兩種心態可以說是工作社會的典型心態。這種心態恰恰也是老闆所期待的。
在老闆看來,好的員工就是以工作為中心的員工,因此老闆也很樂意以各種手段把打工人的工作時間從8個小時延長到10小時、12小時乃至於14個小時。
在工作社會,工作時間必然會不斷侵蝕生活時間,所謂工作-生活平衡在多數情況下,只能是美好的願望。
在古代社會,勞動任務每天都是一定的,一天干完一天的活也就可以了,但是在現代社會,工作是沒有盡頭的,因為工作服務的是利潤的積累,而利潤的積累是沒有盡頭的。

《人生切割術2》
說現代社會是工作社會還在於,對未成年人的培養而言,現代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培養合格的勞動力。
教育的目的固然也在於知識乃至於無用而高階知識的傳授,但是現代教育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對學生進行規訓,培養他們的紀律意識。
無論是規訓也好,紀律也好,它們所對應的英語單詞都是discipline,這個英語單詞還有學科和懲罰的意思,這幾個相互關聯的詞義很好地說明了學校的功能。這種學校紀律其實正是未來的工作紀律所需要的。
康德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說法,他說,人是唯一必須工作的動物,對於培養工作的意願來說,還有什麼機構比學校更合適呢?
我們知道,當下有些學校實施的是軍事化管理,其實在先發的工業化國家比如說英國,最早的現代學校實施的也是軍事化管理。
康德正是從培養工作意願的角度來看待教育的。這其實也是當下大多數人的視角:學校所傳授的知識只是手段,目的是服務於學生將來要從事的工作。
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在工作前景黯淡的當下,為什麼很多大學生乃至於中學生都不愛學習了。畢竟,如果好好學習也找不到工作的話,誰還想好好學習呢?
另外,康德還認為,願意接受工作紀律而且勤於勞動的人才是理性的高等人,而不願意接受工作紀律、缺乏工作意願的人則是懶惰的低等人。
所以康德認為,美洲原住民還有黑人是懶惰的野蠻人,而只有那些願意工作的歐洲白人才有可能成為完善的人。康德勤勞和懶惰的二分法說明,雖然康德身處工業資本主義還不是很發達的德國,但是他已經深刻地洞悉了工作在現代社會的核心地位,並且完全認同這種核心地位。
2.
工作世界的矛盾現象
在康德之後,勤勞和懶惰的二分法被工業化的西方人所內化,成為他們觀察和評判沒有工業化的非西方人的重要標準,因此,在“西方的目光下”,亞非拉諸多國家和民族都被視為懶惰、低劣和缺乏理性的。
這種勤勞與懶惰的二分法與其說是文化差別,不如說是工業化和前工業化差別所造成的結果。也就是說,工業化的國家必然會造就勤勞的、願意工作的打工人,而前工業化國家的人民因為沒有接受勞動紀律的洗禮,沒有把工作視為生活的中心,在外人看來會顯得懶惰、沒有時間緊迫感。
當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很多中國人也習得並且內化了勞動紀律,所以中國人也成了勤勞的民族。當中國人走出國門,也會使用勤勞和懶惰的二分法,去觀察和評判其他民族。
比如說,近年來,很多中國企業在非洲進行投資活動,並且僱傭了當地的非洲居民。這就必然涉及中國人怎麼看待和管理非洲人的問題。
很多在非洲的中國人特別是中方管理人員,認為非洲人懶散、愚昧、落後,並且對他們採取了非常粗暴的管理方式,從而造成中國人和當地人的緊張關係。
在2019年的紀錄片《美國工廠》(American Factory)裡,中國的福耀玻璃廠在美國開設了新工廠。在美國的新工廠裡,中方的管理者認為美國工人自由懶散,不服從管理。
這個情節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般都是西方人嘲笑非西方人的懶惰,甚至以非西方的懶惰為藉口,對他們進行殖民。有一本書叫《懶惰土著的神話》(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講的就是西方人如何建構關於馬來人、菲律賓人和爪哇人懶惰的意識形態,從而為他們殖民並剝削土著人提供正當性。現在似乎中國人也可以嘲笑美國人的懶惰了。
我在後面的節目還會分析,到底應該如何看待非洲人的所謂“懶惰”和美國人的所謂“懶惰”,以及中國人是否自古以來就是勤勞的民族。這裡我要探討的是,當下中國人真的像我們以為的那樣勤勞嗎?

《人生切割術2》
有人可能會說,中國人的勤勞舉世聞名,這還有什麼疑問嗎?
如果從工作時間來看,中國的打工人的確是越來越忙。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15年以來,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逐步上漲,2023年的資料是每週49小時。如果我們以五天工作制來換算的話,中國企業員工每天的工作時間將近10個小時,遠超《勞動法》8小時的規定。
光有數量還不能說明問題,我們還得看工作的質量。畢竟,磨洋工的打工人不是老闆心目中的好員工。這裡所謂工作的質量可以用員工的敬業度來衡量。
所謂員工敬業度,指的是打工人在工作時的歸屬感和工作熱情。敬業度越高,工作的質量自然也就越高。
從蓋洛普諮詢公司近十多年的資料來看,很可惜,中國的員工敬業度在全球一直處於較低水平。以2023年為例,中國的員工敬業度只有19%,也就是說,100個員工裡,只有19個是有工作熱情的。那麼敬業度的全球平均水平是多少呢?調查結果是23%,而美國的員工敬業度則是33%。
這無疑跟我們的常識產生了衝突,為什麼勤勞的中國人會不敬業呢?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的工作時間和工作敬業度,處於什麼樣的水平,也歡迎大家在評論區分享自己關於工作的思考,我會在後面的節目中對相關內容進行回應。
事實上,我們的現代社會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矛盾現象,工作世界也是如此。好比說我們剛才討論過的:一方面中國人看起來非常勤勞,但另一方面中國人卻並不非常敬業。
還有就是:一方面我們的社會充滿了先進的自動化技術,但另一方面,大多數人的辛勞並沒有減輕,工作時間也沒有減少。
一方面我們社會中有很多人加班加點過度勞動,但另一方面,很多人卻因為找不到工作而無所事事。
一方面我們的社會宣揚勞動光榮,事業第一,但另一方面,很多人卻對工作避之唯恐不及,上班如上墳。
這就回到了我們在開頭所強調的,我們的工作世界出現了很大的問題,而這些看似矛盾的現象就是明確的證明。
近些年來在國內也出現了一些反思工作的理念和實踐,比如說躺平,比如說“00後”整頓職場,我覺得最為重要的是2019年的“996. ICU”運動。
這場運動比較深入地普及了《勞動法》並且在觀念層面上,也有效地駁斥了馬雲的“996福報論”,讓很多打工人意識到,加班加點的工作絕不是什麼福報。
就我自己而言,我對工作的反思和批判其實有一個非常個人化、生理化的契機,那就是我的睡眠習慣。
從本科開始,我就習慣於晚睡晚起,並且有非常嚴重的午睡習慣,這種習慣一般來說很難適應工作的要求,因此,對我來說,高校是一個比較理想的選擇,雖然無法做到財務自由,但基本可以實現睡眠自由。
當然,這種身體方面的習慣也促使我在讀博期間就開始從理論的層面來反思現代人對於時間的安排,以及時間觀念、工作觀念還有工作制度的變遷等等。
開設這檔節目的初衷就是,想跟大家一起來討論與工作相關的各種問題,去探討一個睡眠自由或者說時間自由的社會是否可能,並且追問,是否有可能超越以工作為中心的現代社會,如果可能,需要什麼樣的觀念變革和制度變遷。
如果工作不再是社會的中心,我們應該如何安排自己的自由時間,打造新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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