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個素熙》
近幾年，大家普遍感覺到，工作不好找了。
隨著人工智慧的迅猛發展，關於大規模失業的預測此起彼伏。但從最近幾年全球失業率的資料來看，“大失業”並沒有到來，到來的其實是一個充滿不穩定（precarious）工作的世界。
不穩定工作的基本特點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缺乏長期、穩定的就業合同，打工人不知道什麼時候就要離職走人，勞動關係和勞動收入都不穩定，升職加薪基本上不可能；第二，缺乏各種形式的法律保護和勞動保障。
這種工作當然不是什麼好的工作。這也是為什麼在中國，那麼多人選擇考編、考公的原因所在。因為不穩定工作的泛濫，體制內穩定的工作的含金量就顯得越來越高。
雖然不穩定工作的概念源自於西方學術界，但是不穩定工作的現象卻是全球性的。
01.
西方的不穩定工作
“二戰”以後，西方普遍實行福特製加福利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這種模式為西方帶來了高速的經濟增長和普遍的社會繁榮。打工人在很大程度上分享到了發展的成果：工作穩定，工資和福利待遇都很優厚。
這種模式在“二戰”以後的西方持續了將近三十年，被稱為西方的“黃金三十年”或者“黃金時代”。即便是學歷不高的藍領打工人，也可以成為中產階級。
當時基本實行的是“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因為一個成年男性的工資就足以養活全家。人們對企業有一定的歸屬感，對工作有一定的自豪感，在退休之後還可以領到可觀的退休金。
《推銷員之死》這部現實主義悲劇寫於1949年，表現的就是當時美國的現實生活。
主人公洛曼沒有接受過什麼教育，但透過推銷員的工作成了中產階級。透過分期付款的方式，洛曼在紐約布魯克林區買了房子，還買了汽車以及各種現代化家電。在中青年時期，洛曼比較成功地實現了“美國夢”。
不過，從1980年代開始，西方打工人的境況就急轉直下，低工資、不穩定的工作大量出現。這種現象在當時的西方還有另外一個名字，“靈活（flexible）就業”。2000年以後，“不穩定工作”的概念成了學術界的常見說法，不穩定工作的現象成了比較普遍的社會現象。
在最近幾十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雖然科技的發展讓很多工作崗位消失了，但是西方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失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出現了新的工作崗位，而這些崗位大部分都是低薪的不穩定工作。
也就是說，雖然西方的工作數量沒有大規模下降，但是工作的質量，比如工作的報酬和穩定性，卻出現了嚴重的下滑。不論是在美國還是歐洲，不穩定工作都在大量地增加。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全面揭示了全球不平等的嚴峻現實。在西方，不平等關係的再度擴大，就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因為普通打工人的工資停止了增長，而富人的財富卻在迅猛地積累。
很多打工人都成了不穩定勞工。這也是中產階級在西方不斷萎縮的原因所在：過去那些中產階級工作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低薪的不穩定工作。
而這些不穩定的工作恰恰是工作的增長點，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會的就業率，換句話說，拉低了社會的失業率。以美國為例，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的失業率一直保持下降趨勢。
《推銷員之死》
2019年10月，美國失業率為3.5%，為196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美國的失業率在2020年之後有所攀升，不過截至2025年2月，失業率為4.1%，並不是很高。
這一點在新冠疫情期間可以看得更清楚。新冠疫情似乎為機器取代人類提供了難得的契機，但是那些把賭注投在自動化上的絕大多數企業都血本無歸。
出現在街道、倉庫和醫院中的依然是人類，基本從事著所謂沒有技術含量的工作，比如外賣騎手、快遞員、倉庫和工廠工人、司機、環衛工人、護工和護士等等。
這些人奔波在外，暴露在病毒的威脅之下，為社會提供衣、食、住、行、護理、救助等維持生活和生命所必不可少的服務。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被稱為核心工作人員（essential worker）或者關鍵工作人員（key worker）。
2020年3月中旬，“為了應對新冠疫情，亞馬遜官方宣佈要在物流中心額外僱傭10萬名送貨司機，這個事實說明，這家強大的科技公司也離不開人類工人。”
儘管美國的失業率創歷史新低，儘管勞動生產率在不斷增長，但是勞動者的工資並未見漲，低薪勞動者在就業人口中的比例也不斷上升。
據2012-2016年美國勞動力的資料統計，在18至64歲的勞動人口中，超過44%的勞動者屬於低薪勞動者。這些人大多屬於不穩定的打工人，升職加薪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如前所述，這些不穩定勞工廣泛存在於飯店、酒店以及家政護理等行業，這些就業屬於典型的低品質就業，因為這些工作工資低、工會化程度低，缺乏福利和保障。但是這些行業恰好就是就業的增長點。
另外，隨著智慧手機的普及以及各種各樣平臺企業的出現，很多所謂科技企業拋棄了傳統的僱傭方式，在全球範圍內分派任務。這些平臺企業不需要與勞動者締結任何勞動關係，只需要釋出任務，然後等待合適的人來競爭、獲取並完成任務。
這可以說是新時代的計件工資制。這種經濟形態一般被稱為零工經濟（gig economy）。
零工經濟的工作看起來很美好，好像勞動者可以靈活地安排自己的時間，像個企業家那樣經營自己的事業。但是參與零工經濟的主要是中下層勞動者，他們的收入岌岌可危，每天只能戰戰兢兢地等待並且競爭平臺企業所派發的任務，沒有辦法掌控自己的時間。
因為他們跟企業沒有正式的僱傭關係，也就無法享受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福利。這些零工經濟的參與者也是不穩定勞工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不穩定工作的浪潮下，很多美國年輕人因為工資菲薄，難以承擔獨立生活所需要的各項開支，不得不與父母同居，以降低生活成本。據皮尤研究中心統計，2018年，美國25至29歲的年輕人中，有33%的人跟父母或祖父母同住。這一比例是1970年的三倍。
而且從趨勢來看，這些千禧一代的年輕人不管是工作前景還是工資收入的前景，都很難超越他們的父輩。美國夢正在破滅，美國年輕人正變得越來越憤怒。這也是近些年來年輕人抗議不斷增多的原因所在，比如各種各樣的“佔領”運動。
疫情期間，美國爆發“大辭職”浪潮，很多失業的人即便有工作也不去做，而在家辦公的人也不願意再回到公司上班。據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分析，這些辭職者認為市面上的工作都低薪且不穩定，寧可賦閒在家也不願意上班受罪。
《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
不過，打工人的問題和憤怒並沒有被美國民主黨看到。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什麼2024年的美國大選民主黨會敗給共和黨，哈里斯會敗給特朗普。
民主黨內的民主社會主義者伯尼·桑德斯發表宣告說，民主黨拋棄了工人階級，所以也被工人階級拋棄。
從表面上來看，特朗普好像更關注工人階級，更有可能為工人階級謀福利。但實際上，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義根本不可能給工人帶來任何好處。
02.
中國的不穩定工作
中國的境況與西方存在著一定的相似性和同步性。
西方“二戰”以後確立了福利國家制度和穩定的就業制度，而中國在1949年以後也逐步為大多數城市工人確立了穩定的工作和全面的福利；西方在1980年代以後開始出現大量的不穩定就業崗位，中國也是在改革開放以後出現了大量的勞工。
美籍華人學者黃宗智認為，改革開放以後，隨著農民工的湧現和國企改制，不穩定的僱傭方式突然成為主流。
從1990年到2010年，城鎮不穩定就業人員的總數呈不斷增長的趨勢，不穩定就業成員占城鎮就業人員的比例從1990年的78.3%上漲到2010年的83.2%。也就是說，中國絕大多數的城鎮就業人口都是不穩定勞工。
中國近兩年的失業率維持在5%左右，在二十國集團屬於中等水平，也沒有出現想象中的大規模失業。不過，中國新增的工作崗位和西方相似，都是低工資的不穩定工作，尤其是平臺經濟所帶來的服務業崗位，比如外賣、快遞、網約車等，此外還有批發、零售、餐飲等傳統服務業崗位。
這種就業方式不適用於或者只是部分適用於《勞動法》，資本以更低的經濟成本和更小的法律代價使用和剝削勞動力，打工人很難透過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在黃宗智看來，不穩定的就業趨勢還在延續。
曾幾何時，很多人期待中國也能成為中產階級佔多數的橄欖型社會，但是最近幾年，跟“白領”“小資”一樣，“中產階級”這個概念也失去了它的魅力。
當然，“中產階級”是一個非常含混的概念，沒有靠譜的標準。很多人可能覺得自己離中產階級的標準很遠，也被算到中產階級的範疇裡。但是在中國的語境裡，作為一種理想，“中產階級”意味著相對體面的工作和生活。
然而我們的社會現實離“中產階級”的理想越來越遠，很多人覺得中產階級生活成了遙不可及的理想。
《逆行人生》
在社交媒體平臺，年薪百萬的精英滿大街都是。但國家稅務總局釋出的2023年度資料顯示，在中國的7.2億就業人口中，月收入3500元以下的超過6億人，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只有6500萬人。
也就是說，如果月工資超過5000元，就名列全國收入榜前9%。在月收入不足3500塊的勞動人口中，大多數都是城鎮就業的不穩定勞工，他們基本上也沒有可能成為所謂的中產階級。
03.
不穩定工作與勞動力商品化
在“二戰”以後的西方國家，因為一系列因素，比如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壓力、本國的工人運動以及生產力的迅速發展，政府普遍採取一定的妥協政策，保障大多數勞動者擁有穩定的全職工作以及相應的社會福利。
在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保障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保障他們穩定的就業和相關的福利，於是就出現了所謂的“鐵飯碗”。
中西方勞動者所經歷的這段歷史時期，在近代工業革命以來的歷史中，更像是一段美好而又短暫的插曲。正如皮凱蒂所指出的，“黃金三十年”只是一個歷史的例外。大多數勞動者都能享受穩定的僱傭方式，也是歷史的例外。
因為從近代資本主義工業革命以來，在絕大多數時期內，大多數勞動者從事的都是不穩定的低薪工作。站在這個角度來看，當下的就業趨勢更像是向常態的迴歸。
國際勞工組織（ILO）告訴我們，不穩定就業是全球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2018年，全球有20億不穩定的勞工，而當年全球的勞工總數為33億。也就是說，在全球打工人中，將近61%的打工人所從事的都是不穩定工作。
勞動者境況改善的前提是降低勞動力商品化的程度，而勞動力商品化的程度主要是看勞動者有沒有穩定的僱傭合同，有沒有組織起來的團結權，以及有沒有國家所提供的全面福利。
在西方“二戰”以後的“黃金三十年”，勞動者有了穩定的僱傭合同、全面的公共福利以及組織起來的團結權，境況有了很大改善，勞動者自身的集體力量也得到了強化。
不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打工人的團結權都最為重要，因為這種集體權利是保證打工人擁有集體力量、逆轉勞動力商品化趨勢的根本前提。
阿西莫格魯和約翰遜也強調，只有當打工人都組織起來，形成強大的集體力量，才有可能去分享經濟和科技發展所帶來的好處。這裡的好處主要就包括穩定的中產階級工作和體面的收入。
在1980年代以後，不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打工人的集體力量都在急劇弱化。工會會員比例降低，打工人組織化程度降低，團結權遭到破壞，結果就是勞動力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打工人沒有力量再去分享科技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好處。
《下一個素熙》
相比之下，資本的力量得到了極大的強化。資本家為了攫取更多的利潤，不願意跟打工人共享發展的成果，反而還要變本加厲，對打工人進行更加深刻的剝削。不穩定就業是資本家降本增效的一個策略。
尾聲.
除非人工智慧研究取得真正革命性的進展，成為通用人工智慧，否則，機器既不可能超越人類，更不可能取代人類，造成所謂的大失業。
科技的使用還涉及到成本問題以及社會制度問題。不同的社會制度對同一種科技的使用方式也可能會有所不同。不過，在我們所處的當下社會，科技帶來的往往是不穩定的壞工作。
很多打工人面對的關鍵問題不是工作和失業的選擇，而是不穩定工作和失業的選擇。
2024年，徐崢導演的電影《逆行人生》觸及了社會的敏感神經，那就是，打工人的失業焦慮和就業壓力，找工作只能找外賣員那樣的不穩定工作。
其實早在2019年，英國導演肯·洛奇就拍攝了類似的題材。電影《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中，男主角因為次貸危機丟掉了中產階級的建築工工作，只能在網際網路快遞平臺做送貨員；女主角是網際網路平臺上的家庭護理工。夫妻二人從事的都是典型的不穩定工作。
女主角簽訂的是“零時工合同”（zero hour contract），員工需要隨時待命，工作報酬根據實際上工時間來給。如果一天內沒有工作需求，員工的工作時間就等於零，白等一天。
雖然員工有權拒絕他們認為不合適的工作任務，但也會擔心平臺不會再給自己分配任務或者分配好的任務。大部分“零時工合同”都不包括帶薪病假或休假，也沒有裁員津貼或養老金，對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惡劣的影響。
女主角的工作時間是早上七點到晚上九點，這種工作制度意味著勞動者基本沒有組織起來的可能，也就基本沒有集體維權的可能。
《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
電影有一個場景，女主角照顧的一位老人回顧往昔集體抗爭的經歷，並且以此為傲。當老人瞭解到女主角的工作境況時深感驚訝：“難道法定工作日不是八個小時嗎？”她沒有辦法理解下一代勞工的境況會如此惡劣。
不穩定工作的出現不是必然的，畢竟，在歷史的某個短暫時期，大部分勞動者都享受到了穩定的就業和有保障的生活，享受到了發展所帶來的紅利。科技發展與經濟發展的成果應該為全社會所共享，否則，少數人壟斷的進步只能是歷史的倒退。
社會進步的內容也包括工作的改善，比如更穩定的工作和更全面的福利，而不是把勞動者變成純粹的勞動力商品，召之即來揮之即去，或者用完就拋棄。
當然，只有當勞動者團結起來，擁有足夠的集體力量時，這些進步才有可能。
*本文編輯整理自看理想音訊節目《反思現代工作：打工人如何尋獲自由》第8期，主講人王行坤。完整內容請至看理想App收聽。
音訊編輯：Roc、ZY
策劃：看理想新媒體部
封面圖：《逆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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