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 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著者譚”第10講在浙大之江校區鐘樓報告廳舉行。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李放春教授就其近著《理性的反諷——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導讀》作報告，朱天飈教授主持。
李放春首先結合其學習和工作經歷回顧了《理性的反諷》一書寫作的緣起，應該說，撰寫導讀的初心是想彌補30年前自己在北大求學時閱讀《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以下簡稱《新教》）時不得門而入的遺憾。
《理性的反諷：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導讀》
李放春 著
活字文化 策劃
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啟書局 出版
2024年3月
他自陳，導讀這部經典的“方法”主要並非來自當年所受的社會學專業訓練，而更多是受惠於多年前在美國時研習佛經、為美國學生開設佛教課程的經歷。
佛經與佛學 智者解“妙法”
他從高僧們的講經解經中學到一點經典詮釋的方法，如“釋名”的功夫。
尤其是天台智者大師在《法華玄義》中對“妙法”五重玄義的層層揭示以及諸如“十如三轉”“一心三觀”等卓越創見令他大開眼界，啟示良多。
東京大學藏嘉興藏
《法華玄義釋籤》
此外，英國牛津大學的歷史學者格奧西(Peter Ghosh)關於《新教》的系列研究為導讀這部經典奠定了重要的考證基礎，尤其重要的是，他清晰揭示了“禁慾主義新教”乃是韋伯在這項研究中創造出的核心概念。李放春指出，只有準確把握住這一靈魂核心式的概念，才能真正把握《新教》的主旨。
作者薦書《理性的反諷》
引導初學者入正讀之門、把握主旨正是《理性的反諷》作為導讀希望達成的基本目的。
在此背景下，《理性的反諷》的寫作理路主要著眼於以下問題：
1.《新教》的版本差異及問題意識變化。韋伯在對這篇作品的後期修訂中存在“篡亂”其原初問題意識的問題。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1934年德語版封面
2.《新教》、《宗教社會學論》文集及文集《序言》之間的關係問題。李放春指出，韋伯在《序言》中表達的問題意識遠非《新教》所能涵蓋，甚至三卷論文集也無法支撐，實際是他未來進一步探究的方向。然而，很多人往往是在閱讀文集《序言》的基礎上來把握《新教》主旨，造成誤解。
馬克斯·韋伯在勞恩斯坦城堡（1917年）
3.《新教》的核心命題（“釋名”）及其真理性。李放春指出，對《新教》最大的誤解在於對其核心命題的把握。韋伯在這部作品中談論的不是宗教和資本主義的關係，不是新教和資本主義的因果關係，不是資本主義精神和資本主義的因果關係，他要探討的就是其題名中所述的，即新教倫理（準確地說是“禁慾主義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關係，並在相當意義上拆解了資本主義精神和資本主義的因果關係。
資本主義精神與資本主義之間並不存在發生學意義上的因果關係，而只是在特定歷史時空內的適配關係而已。
李放春指出，理清《新教》的命題本身講的是什麼，才能進一步去討論《新教》命題的真理性問題。他特別強調，韋伯為其命題設定的基本前提是承認“天職”觀念（發端於宗教改革）構成現代資本主義文化的基本核心；然而，幾乎所有韋伯的批評者（包括同時代的桑巴特）都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個基本前提。
維爾納·桑巴特 (Werner Sombart, 1863-1941)
4.《新教》中的歷史意識及由此導向的方法論。韋伯在《新教》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理性化”的概念，這也被後世學界認為是貫穿韋伯社會學的宏大主題；然而，李放春指出，韋伯在《新教》中貫穿的歷史意識，不是要勾勒“理性”的高歌猛進，而是勾勒宗教倫理的理性化如何產生了經濟倫理的理性化這一意外後果，而從神聖到世俗的轉變過程本身則是無理性的，或者用一個修辭的說法來表達，這一歷史過程是充滿反諷的。這也是書名“理性的反諷”之由來。
講座交流環節，盧盈華、陶鑫等學者，就理性問題、勞動問題、典型的心理機制、真假韋伯命題及對學界的影響等話題，與主講人進行了交流。
文字：夏春璐
攝影：陳彧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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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放春 著
活字文化 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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