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潘文捷
編輯 | 姜妍
今天就是五一假期了。在勞動節來臨之際，你有思考過自己的工作嗎？比如在工作中你是否有成就感？你的工作是否還順利？如果你覺得自己在工作中的感受還不錯，或許意味著你是職場上的“幸運兒”。從德勤釋出的《2024年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來看，職業倦怠是一種普遍現象，48%的員工和53%的管理人員表示，他們在工作中感到筋疲力盡。
在下面這份關於工作的書單中，不同的作者都指出了一個相同的觀點——如今工作幾乎成了自我發展和獲得尊重與滿足感的唯一途徑，但是，由於利潤動機驅使著企業的運作，生產力的重擔落在了員工身上，於是越來越多的企業對員工的時間進行嚴格掌控。另一方面，在消費主義的推動下，人們產生對消費品的無限渴望，也寧願不去爭取更短的工作時間和更多的閒暇。
這些作者也給出了提升職場工作滿意度的一大指標：掌控度。這意味著能自主決定做什麼事，能獲得支援去做這件事，工作中擁有掌控力，能夠使人持續保持熱情。
《星期五不上班》
[英]威爾·斯特朗 [英]凱爾·劉易斯 著 重新命名小組 譯
拜德雅·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5-3
對於馬克思來說，僱傭式就業中，利潤邏輯塑造著所有必須參與勞動力市場的人的生活。故而“從根本上說，就業與個人自由相對立：它意味著在一定時間內將自己出租給某個人或某個公司”。
本書作者看到，馬克思經常用諷刺的意味提及“自由（free）勞工”。一方面，人是自由（free）的，這意味著他們可以選擇把自己賣給任何僱主；另一方面，人也是一無所有的（free of things），因為不佔據生產資料，除了工作能力，幾乎什麼都不擁有。但是這兩件事都不等同於自由。真正的自由，作者指出，是“將我們的時間用在我們願意做的事情上的自由”。
工人要求有更多的自由時間，遠離工作；與此相反，企業則施加壓力，要求延長工作時間，從工人身上榨取更多勞動力。大廠計算員工的如廁時間早已不是新聞。本書作者看到，這並不是“壞老闆”和“摸魚人”之間的對立，因為這不取決於個別資本家的善意或者惡意，而是源自“利潤驅動體系下，對時間進行嚴格掌控的結構性壓力與員工拒絕被掌控的強烈願望之間的矛盾”。由於利潤動機驅使著企業的運作，生產力的重擔就落在了員工身上——每一分鐘，都承載著更大利潤的承諾。
“這就是我們以工作為中心的生活、頻繁的職業倦怠以及沒有工作卻又需要工作才能生存的痛苦背後無法迴避的真相。”作者寫道。
《在工作中迷失：逃離資本主義》
[英] 阿梅利亞·霍爾根 著 王伯笛 譯
拜德雅·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5-3
《喜人奇妙夜》中，土豆、呂嚴的《抽屜裡的貓》諷刺了企業與員工之間權力失衡的現象。豆啦B夢穿越到當下，發現打工人生活艱辛，決定用道具改變現狀。他掏出了規則指定器：“所有的企業不得加班，加班必須有加班費，不準無緣無故辭退任何一個員工。年末必須有年假，還有獎金。”
然而，這個世界沒有發生任何改變。呂嚴提醒他：“會不會是因為勞動法裡已經有了你說的那些。”
於是，豆啦B夢又掏出移動式監督天平——有了它所有的企業都必須遵守這些規定。“這個就是勞動仲裁委員會吧。”呂嚴吐槽道。
豆啦B夢不解地問：“你們怎麼啥都有，但是不遵守？”
一些企業不遵守勞動法的背後，是勞動者的願意屈就。埃塞克斯大學哲學講師阿梅利亞·霍爾根指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作，對所有人都是有害的。僱主有兩種管理員工的方式，一是僱主群體對生活的間接控制——除非極其富有，否則我們需要工作。由於勞動力市場沒有辦法為求職者提供足夠多的體面工作，悲劇也由此產生：對工作的高需求，使得工人願意屈就，這嚴重削弱了人們為工資、權益和工作質量等問題挺身而出的意願和力度。
第二種控制體現在我們無法選擇自己的工作條件。霍爾根談到，工作中擁有掌控力牽涉的不僅是對日常工作環境的掌控，還包括降低甚至消除員工（基本沒有掌控力）、經理（被授予某種程度的日常權力）和老闆（對工作環境擁有遠多於其他人的權力）之間的權力差異。勞動分工帶來了嚴重的傷害，因為有些工作被視為比其他工作更值得被尊敬和獲得尊嚴。進行所謂的“低階”工作的人，不僅被當成工具對待，而且這種工具性及其附帶的低聲下氣都證實了他們低下的地位。
但是，這不僅僅是垃圾工作和好工作獲取途徑分配不公的問題。就連在更有保障、更長久且薪水更高的工作中，勞動者同樣面對各種各樣的問題。霍爾根看到，掌控力的缺失，是導致痛苦乃至健康問題的元兇。“和熱情最相關的權力不是管理他人的權力，而是自主權。人們說’權力是春藥’，這隻看到了控制他人的權力，卻沒有看到’自我決定’的權力。能自主決定做什麼事，能獲得支援去做這件事，是人能夠保持熱情的原因。”《不再踏入流量的河》中，作者凡之昂這樣寫道。在現實狀況中，職場的權力等級中，作為執行者，勞動者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克服困難，為什麼要保持增長，也無法對要做的事情擁有最終決定權。
可是，勞動者還是必須工作，因為工作幾乎成了自我發展和獲得尊重與滿足感的唯一途徑，失去工作還會帶來失去自我的恐懼。在當代生活中，公共生活的概念幾乎和參與僱傭工作同義，這讓人很難想象人還可以透過其他方式去超越純粹個人的孤立存在。全職工作通常只允許人們在有限的空間培養其他興趣、技能和社交關係，從而使人們缺乏工作以外的個人和社會資源。
《對工作說不》
[英] 大衛·弗雷恩 著 重新命名小組 譯
藝文志eons·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5-3
雖然沒有人強迫我們工作，然而，社會結構決定了我們必須工作，沒有工作的人生極端困難，富人除外。《對工作說不》的作者卡迪夫大學社會學教師與研究員大衛·弗雷恩提出，有償就業在殖民和統治著我們的日常生活。
經濟學家凱恩斯曾設想，到2030年，技術進步、資本增長和生產率提高將給我們帶來巨大的經濟福祉，把我們引領到一片“經濟樂土”。然而，隨著這一切的發展，人類並沒有從工作需求中解放出來。隨著越來越多用後即棄的消費品被製造和分銷出來，大量可疑的、從前並不需要的工作任務又隨之被製造出來。閒暇被儘可能地轉化和服務於消費。
弗雷恩看到，消費習慣的很大一部分，是勞動異化的產物，因為工作消耗了時間和精力，人們不得不用極其狹窄的技能謀生，這樣，人們也會購買節約時間的商品和服務，比如說吃外賣、請家政工去“購買”更多的自由時間。同時，勞動的異化也促成了消費的需求，因為工作之艱難需要安慰和補償，消費品中的奢華、逃避和轉移注意力，可以幫助人們填補空虛。
人們寧願不去爭取更短的工作時間和更多的閒暇，而是渴望更多的消費、擁有更多的東西。這揭示出資本主義的本質：這是一個旨在產生需求，而不是一勞永逸地滿足需求的系統。資本主義的利益相關者推動一種“越多越好”的風氣，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都在阻止人們對自己的物質生活感到滿意，而是使得人們變得貪得無厭，產生對消費品的無限渴望。
如果說工作顯得嚴肅、僵硬，下班後是否就能滿血復活？如果沒有足夠的空閒時間，僅有的空閒時間也會變得緊張和令人焦慮，甚至會讓人帶著效率感進行休閒，也就是說，讓人們努力從少量的空閒時間中，去獲取最大的樂趣。這樣，我們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工作、從工作中恢復、補償工作的痛苦，或者做許多必要的事情去尋找、準備和持續工作。人們當下的許多活動，似乎都是為了保證當下和未來的生存，而不是因為這些活動本身具備價值。
《不再踏入流量的河》
凡之昂 著
望mountain·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5-2
在當今的社會中，也有人對以工作為中心的現狀保持批判態度。
為什麼會有人選擇不上班？對於阿梅利亞·霍爾根來說，人們在“真受不了”的那一刻，就會選擇爆發——可能是上司提出的羞辱性要求；可能是遲到之類的小錯誤招來的無情斥責；可能是突然醒悟雖然自己的勞動讓公司獲利頗豐，卻對自己沒有什麼益處。簡而言之，就是“個人體驗與深層結構和社會權力關係之間的聯絡變得清晰明朗的那一刻”。
對於大衛·弗雷恩來說，人們減少工作時間或者完全放棄工作，並不是出於粗暴的反工作道德觀，恰恰相反，是出於想要做更多事情的願望。“意義和自主性的缺乏會主張反抗的渴望”，而僱傭工作這樣的功能性社會角色永遠不可能與被迫身處其中的複雜、立體的人等同，所以，總是會有一部分自我溢位社會角色，並且希望掙脫出來。另一方面，體會過吸引人而且有意義的活動的某種理想模式，一個人才會感受到異化的痛苦。因為異化會剝奪人繼續體驗上述理想模式的機會。還有對一些人來說，抵制工作更接近一種必需，是一種自我保護的行為。他們拒絕為就業犧牲身體。基於以上三點，大衛·弗雷恩看到，抵制工作的人通常會有三種路線：垃圾工作、迷你烏托邦和搞壞的身體。
在《不再踏入流量的河》中，凡之昂就大致經歷過這三種路線。她發現，新媒體文章需要製造爆款，“作為寫作者，我一方面是流水線上的螺絲釘，在由自己的大腦自動生成乏味重複、卻看似幽默的句子。另一方面又是這套體系的傳承者，教新來的作者如何快速寫稿，如何識別什麼樣的文章最可能成為爆款，如何規避那些熱門選題。”凡之昂一邊相信資料和方法，認為這些稿件可以帶來流量，一邊對自己寫出來的東西不滿意也沒有熱情。當寫作變成了可以批次化、工業化生產的，工作也就成為了“垃圾工作”。
剛進入某新媒體公司時，凡之昂和同事們還擁有主動創造的熱情，她形容自己“滿懷希望和憧憬”，想要創作一些“嚴謹、有知識、有趣”的工作內容，每個人都興致勃勃地閱讀書籍、文獻、學習新領域的知識。然而，在KPI的強壓之下，內容本身已經不是目的，營收變成了唯一目的。勞動者也無暇思考什麼內容是好內容，只能不斷去滿足一個個明確而急迫的KPI，在這種情況下，員工開始不對工作中的任何事物投入熱情，只是以最敷衍的方式完成工作。領導也躺平了，這意味這他們不再用自己的思考、智慧或者人格魅力讓團隊工作更高效，只是借用管理工具，讓自己從管理者變成了節點監測員，就這樣，過去的創作氛圍不復存在。
在這種情況下，凡之昂發現自己的情緒出了問題，寫新媒體文章時，她不可抑制地產生了自我厭惡感，只要一想到辦公室就會哭，一看到手機訊息就會煩躁。真實的身體反應讓她堅定了離開的信念。她不斷地追問，賺錢的意義是什麼？為了買東西，賺錢買了東西，買完就會快樂嗎？為了孩子，孩子是真的需要錢，還是我們以為他們需要？不斷地追問下去，就可以發現，工作其實沒有那麼重要，甚至賺錢也沒有。她看到，“生活的意義跟那些我們能自由支配時間時選擇做的事情有關。”不再工作之後，她接觸的不再是隱身的讀者和抽象的閱讀量，而是和具體的、生活中的人產生關聯，做了很多公益和義務勞動，她感到，“這些勞動給了我比寫新媒體文章高得多的價值感”。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潘文捷，編輯：姜妍、徐魯青，未經介面文化授權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