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內容摘選自《王水照訪談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談人生
我的學術生涯，概括地來說就是：“三角地”與文學史。“三角地”本來是北大一個公佈重要資訊的地方，因而這裡第一層意思當然是說我是從北大走出來的，北大中文系是我的學術生涯最重要的起點；第二層意思是指我一生問學的三個地方：北大中文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復旦大學。這三個地方，在北大中文系我參與編寫了兩部文學史，在社科院文學所也參與編寫了一部文學史，在復旦則是教文學史。所以說是：“三角地”與文學史。
更重要的是，我在文學所遇到了兩位迄今依然影響著我的老師，一位是當時文學所的所長何其芳先生，一位是我的工作指導老師錢鍾書先生。何其芳先生強調文學研究工作中理論、歷史、現狀的結合，提倡實事求是的學風，他的這些思想是作為文學所“所風”建設提出來的，給我很深影響。而錢鍾書先生則以他的博學與睿智，使我第一次領略到學術海洋的深廣、豐富和複雜，向我展示了對中國傳統文化全身心的研治、體悟和超越，可以達到怎樣一種尋繹不盡的精妙境界。
論學術
-小結裹與大判斷
怎樣把文學史這個知識體系，變成一個有思想的知識體系，這是我們研究最應該著力的地方。這些年我一直在探討、思考這個問題。你可能也注意到了，我寫過《重提“內藤命題”》的小文章，發表在《文學遺產》上。之所以我用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是因為他這個理論是蘊涵著學術生長點的，從他的理論裡面我們可以抓住宋代文學的一些關鍵問題。而且“唐宋變革論”是中外一些學術大家共同的學術思想，這些思想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他們雖然大都沒有具體的論證（像宮崎市定是有些具體論證的），內藤湖南就是一個比較大的、宏觀的判斷，而我們則應該對他的概括與判斷作出一些自己的回答。你可以不同意他，但是這個領域的思路是他開啟的。說個題外話，陳寅恪先生的貢獻也就在這裡。比如陳寅恪講唐代的“牛李黨爭”是進士集團與貴族集團之間的鬥爭，而田餘慶教授《東晉門閥政治》一書，已經對此有所質疑，岑仲勉先生也用具體事例來反駁。但是陳先生的一些理論性的概括和論點仍沒有失去意義與價值，比如說“種族之分，多繫於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人所承之血統”，再如中央朝廷與地方邊境連環的互相作用，等等。陳寅恪的學術強調宏觀的觀察，他的學術是一種範型。這是和錢鍾書先生不一樣的範型。錢先生不主動地提出“大判斷”，他都是在“小結裹”上用力，一條一條的，你要找他的思路就比較難找。我覺得宋代文學研究就是要把“小結裹”和“大判斷”結合起來，特別是要找像“唐宋變革論”這一類的“大判斷”，能夠貫穿整個宋代文學研究的、能夠把宋代文學定位定得非常準確的一些學理性建構。這一類的觀點，還有像劉子健提出來的“南宋的背海立國”啊，包括余英時在《朱熹的歷史世界》提出來的“后王安石時代”、“國是”問題，還有我們常常關注到的雅俗關係，等等。這些問題，我們已經很明顯感覺是存在的，但是要從各個方面進行回答。這是我個人覺得宋代文學研究當中最應該努力的地方。當然，“大判斷”必須是從實證開始，從“小結裹”開始。
-不同於文學觀念的“文章學”建構思路
我就感覺到，中國散文的研究是大有可為的，決不能夠忽視。你看，蘇軾的前、後《赤壁賦》，算是文章的範疇嘛，並不比他的“大江東去”差啊。再如王勃一篇《滕王閣序》，那是多大的影響啊！這些文章中所涵攝的文學的東西、文學的價值，詩歌裡面不一定有。對於詩歌而言，只要有一個詩歌的形式就都算作文學作品了；而對文章而言呢，算不算文學作品還要去驗明正身！要檢驗它這裡面有沒有文學性啊、審美性啊，各種各樣的條件，這些條件多數是依照西洋的文學觀念來要求的，我覺得對於我們中國文學是不合適的，這個帽子戴不上。我們的古代文章有自己的發展系統。吉川幸次郎在《中國文章論》一文中的第一句話就說：“在中國人的意識裡，做文章是人間諸生活最重要的事。”這句話講得很實在，比如對於蘇東坡來說，肯定寫文章比他寫詩歌更認真，更要充分發揮他的潛能。即便是寫作朝廷的一些文書，這些文書的寫作也是有文學的要求在裡面的，他並不是只表達概念的東西，只把道理說清楚就完了，不是這樣。他還是有一種藝術上的追求在裡面。這是中國文學的特點，離開這個就不是中國的文學，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自己在做散文研究的時候，苦於沒有一套評價的語言。而文獻閱讀的直覺告訴我，我們的漢語言文學裡面是有一個“中國文章學”的體系存在的，現在卻還沒有開拓出來、沒總結出來。要尋繹這個體系，那麼就要佔有豐富的材料，所以就有了編撰文章學資料彙編的想法。最開始的時候，我倒沒想到要編“文話彙編”之類的東西，主要是收集各類序跋和書信，好幾年功夫下來，抄了不少……
抄的過程中也慢慢體會到中國文章學的一些東西，比如文章中的“氣”——即“文氣”——很重要。有種文章，它不一定有所謂的“抒情性”、“形象性”，等等，這些西方文學觀念告訴我們的文學因素，但是你能讀出一股“氣”在裡面，或者說是一種邏輯推理的語言氣勢。典型的例子就是韓愈的“五原”，它也沒有什麼形象，就是一種邏輯推理，但是有了這個東西，它就打動了你。那不光是說它“曉之以理”，而是文章語言的組合中，本身就有一股氣在推動你，去接受它。我覺得這個是中國文章裡面的特點，因而由此基礎產生的中國文學的觀念也應該與西方的文學觀念不同。當然，我們應該有新的文學觀念，這是學科進步的標誌。但是我們不能不加分辨地拿西方的文學觀念直接來審定我們的文章的“正身”，而是應該結合起來。我想，評析我國古代文章，多用“審美性”這個詞彙，或許比“文學性”更準確些。就是我們的文章裡面有美的東西，美的東西和藝術、和文學就比較靠近了。美的因素也包括形式美。比如韓愈的《畫記》，從內容上說，《畫記》其實就是一篇流水賬啊。面對一幅畫，韓愈對它進行描述，記下來人多少、馬多少、牛多少。但是，《畫記》句式、結構，錯綜變化，波瀾迭起，完全與流水賬不是一回事，它是一篇藝術文啊。光是形式的結構，就是藝術的結構。你得承認這個東西。這是我們中國文章特有的。
-寫論文之要旨
侯體健：我曾經與周裕鍇先生聊天時也談到這個問題，他就和我強調，所謂的“ 標題黨” 在我們的論文寫作中其實是應該學習的。他舉了一個例子，就是他的一個學生寫唐代的道書中女仙的形象，學生的文章寫得很好，但投稿一直不中，他就給這位同學改了一下標題， 叫作《道教的清修觀與文人的白日夢——唐五代道書與文人創作中女仙形象》，不但一投就中，而且還被《新華文摘》轉載了。可見標題作為論文的“名片”， 確實不應該忽視。會議上，竺青老師也談到，“問題” 與“ 論題” 是有區別的。我的理解，“問題”是你要解決的疑問，而“論題” 只不過是你要處理的、面對的材料論域而已。只有把“問題”亮出來了，文章才有焦點。
王水照：是這樣。標題很重要，當然前提是論題確實具有學術意義，完全的“標題黨”，名不副實，也不行。我常跟同學們說，論文的選題非常重要，選題好了就成功了一半。好的選題不但能夠出好的成果，而且還比較有延展性，能夠提供給你持續深挖的可能。所以，同學們一進校我就強調，學位論文的選題一定要慢，要充分了解學術前沿，也要對自己的學術積累、知識結構的長處優點有正確認識，一旦定下來，那麼就要快速進入狀態。就寫作一篇十五萬字以上的博士學位論文來說，三年時間很短，如果題目中途變更了，那是很被動的。馬克思說過嘛，人和螞蟻造房子的不同，就在於人是有藍圖的，螞蟻沒有。我們確定選題也是如此，要有足夠的預期，否則就比較麻煩了。這當然也不是說同學們讀書就完全只讀與論文相關的書，還是要博覽，開卷有益嘛，但是又不能太散漫，最好是經典常讀以提升水準、刊物常翻以掌握動態。
談前輩名家
-何其芳
在文學所給我影響最大的老先生之一是何其芳先生。其芳先生是很有文學的素質與敏感的，有時甚至可以說是很天真的，在懂政治的人眼中，他是不懂政治的。但他畢竟是北大哲學系出身的，受過系統而良好的哲學訓練，我很喜歡看他的文章，層層推理，邏輯相當嚴密，而且“小結裹”與“大判斷”結合得很好。比如他有一篇《論〈紅樓夢〉》，是篇長篇論文。這篇文章一方面非常細緻地分析了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等人性格的不同，另一方面他又從這裡面提升出一些系統而宏觀的理論觀點，如“典型共名說”、“愛情主線說”、“雙重悲劇說”等。就憑藉這一篇文章，使得他成為“紅學”之一家啊，因為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不同於眾的看法。我在《半肖居筆記》裡有一篇文章提到這個事，我曾問過他：“你這篇文章我很佩服、很喜歡，你是怎麼寫出來的？”他說：“就是讀書啊。”他倒不做卡片的，就在書的天頭地腳作批語。在寫論文的時候不斷地回憶當時直接的藝術感覺。“大判斷”與“小結裹”之間的互動關係就是這樣，從作品的細讀開始，然後從中再抽出理論大觀點，接著反覆地進行。也就是先讀作品，讀了作品你就會有總體上的想法，然後帶著這個想法，再讀作品，再琢磨有關材料來印證這個想法，想法經過細化、糾正，形成文字，就是一篇好文章了。所以，其芳先生的推理很有說服力，他是一層一層地生髮、推斷，不是有一個大判斷就完了。好的文章就像一棵樹一樣，有主幹、有枝葉，這樣去生髮，顯得十分豐滿，不是乾癟癟的。
-錢鍾書
《錢鍾書手稿集》是錢先生生命的外在形式，他並不是把學術研究當成職業，而是他的志業。“職業”與“志業”，一字之差卻相去萬里。如果沒有這種立場，錢先生也不會留下《手稿集》這麼一大筆學術財富。我可以舉兩個例子，在第十六冊有一部分是讀柳宗元集的筆記，我第一次看到時十分吃驚，因為錢先生的手跡一般來說還是比較清楚的，雖常用草書，但基本規範，可是這一部分的字卻寫得歪歪扭扭，多在行格以外，猛看起來連小學生的字都不如。怎麼錢先生的筆跡會這麼亂七八糟呢？後來在書影下看到楊先生識語，這一冊應當是在1974年至1975年間的筆記，“觀《柳河東集》以後筆跡，可知‘流亡’期間，哮喘，急救後，大腦皮層受損，手不應心”。所謂“流亡”期間，指的是與鄰居不和，遷居文學所辦公室的那段日子。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錢先生在重病未愈時，便開始做讀書筆記了，這種勤奮、這種毅力，是十分罕見的。
另外一個例子，第十七冊讀《鄭孝胥日記》，註明為勞祖德整理本。勞祖德整理本《鄭孝胥日記》的出版時間在1993年10月。錢先生這條筆記一共寫了40頁，篇幅是比較大的。而在1993年上半年錢先生動了一次大手術，摘掉了一個腎，1994年7月又發現了膀胱癌，進了醫院就再也沒出來。讀《鄭孝胥日記》的這40多頁筆記，就是他在這兩次大手術中間做的，在這種身體狀況極其惡劣的非常時期，他依然手不停抄，“日課”不輟。
大家都知道錢先生學問博大，不管是崇拜他的人，還是質疑他的人，都公認這一點。這裡面固然有天賦的原因，即錢先生記憶力確實特別好，但主要恐怕還是勤奮。他連《紅樓夢》、《水滸傳》這樣的常見書也大段大段地抄下來，這一方面可能是用以寫作參考，因為他家是不藏書的，另一重要方面恐怕也是幫助他記憶。錢先生學問之博、記憶之強的謎底，正可在這裡揭開。所以說這些筆記，是他生命的一種外在實現形式，這是令人感動的。
先說錢先生其人。有人評價錢先生是個明白人、乾淨人、城府極深的人，前兩點我很認同，但最後一點，我要替他改一改。錢先生是一個明白人，他是個書生，但是他洞悉世事，有人文關懷，也有終極關懷，對人生的意義有很深刻的思考，對現實的問題有個人的見解；雖然他有時穿鞋子分不出左右，寫阿拉伯數字寫得不好，但是他對於人情世故是非常瞭解、非常明白的。他又是一個乾淨人，在敵偽上海“孤島”時期、蔣介石政權統治時期，他都是乾乾淨淨的，雖然他的朋友圈中有一些人陷入糾葛，但錢先生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沒有汙點。新中國成立後的歷次運動中，他也從不揭發他人，更不糟踐自己、違心地“批判”自己，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第三點，我要改一下，我覺得錢先生是一個筆帶風霜、口含斧鉞的人。他許多時候是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尤其是他覺得這樣說很能顯示中文奧妙時，更是忍不住要說。
-唐圭璋
我和唐（圭璋）先生的接觸印象一直非常深刻，他給我的信現在約有十多封。事情起因也比較偶然，我當時就是為了要追究張綖《詩餘圖譜·凡例》關於豪放婉約那段文字的出處。首先發現唐先生在《宋詞三百首箋註》、《詞苑叢談》校注本中有所涉及。於是，我就去查閱《詩餘圖譜》的各種版本，最通行的就是汲古閣《詞苑英華》本。但是，我查遍了復旦和上圖所有的版本，沒有發現這段文字，於是我就寫信向唐老請教。從此以後，唐老就不斷給我寫信。後來唐老的身體不太好，所以有些信件的字跡比較難認，我就把信的內容辨認出來，因為我怕自己第一遍能看出來的，第二遍不一定能看出來。唐老的每封信實際上都給我提問題，讓我回答，所以我稱之為“函授教育”。他在信中說他年紀大了，不能到蟠龍里去看書了，而這些問題的解決都是要查書的，所以學問要靠你們這一輩了，你要經常給我寫信啊。讓我非常感動的是，有時候老先生一封信寫好封好了，還要在信封上再作補充，可見老先生一直是以詞學為生命的，一直在考慮詞學問題。所以，我們不諱言學術研究是我們謀生的職業，但更高層次的追求應該是將其視作一種志業，是自己生命的追求。這十幾封信我一直珍藏保留著。特別是唐老每次給我提問，我就要去圖書館查閱資料，對於我的回答，他有的表示同意，有的不同意。所以，我是非常懷念唐先生的，但是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緣，就是60年代文學所編文學史時去南京、上海徵求意見，由余冠英先生帶領我和鄧紹基先生登門拜訪。後來唐先生85華誕慶祝大會，我因為在日本教學而無法抽身前往祝壽，深以為憾。唐先生的詞學論文集《詞學論叢》一厚冊，幾乎囊括了他所有的詞學論文，並簽字贈送給我。唐老當時剛搬了家，學生登門求教可能有所不便，所以感覺他比較寂寞。當時我和他的信件來往也十分迅速，有時候我還沒來得及回信，他的第二封信又來了。唐先生和夏先生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時時刻刻想著學問，一個學者就應該達到這樣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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