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馮時教授的主要工作，一方面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指導研究生，另一方面，他致力於探索構建一套新的中華文明的理論體系。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馮時教授的學生對他的訪談《經史皆具，儒者“逢”時》。
經史皆具，儒者“逢”時
——訪考古學家、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馮時老師
本文原刊“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
馮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問：您於198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能否請老師分享一下大學期間學習過的課程，以及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老師，老先生們的上課模式對於您今天的教學工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馮時：我大學時期的考古學正處於一個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課程主要由國內著名的學者講授。舊石器是呂遵諤先生，新石器是嚴文明、李仰松和蘇秉琦三位先生。商周考古由鄒衡先生主講，鄒先生上課一般沒有教案，僅帶幾張寫有提綱的小紙條，但講課十分精彩，常是滔滔不絕，深入淺出。當時還非常年輕的李伯謙先生也負責一部分商周考古的課程，同樣精彩紛呈。秦漢部分則由俞偉超先生授課，俞先生講課天南海北，思路非常開闊，給人印象深刻。魏晉南北朝隋唐及其後是由宿白先生講授，當時宿白先生體力和精力有限，但也會認真備課，準備教案，方便學生記錄。
高明先生給我們講授的古文字學對我的影響最為深遠。我報考北大就是因為對古文字有著濃厚的興趣，恰逢那段時間高先生正在編《中國古文字學通論》，我有幸成為高先生的助手。每天下午高先生午休完，我就到他家幫先生抄抄寫寫，這項工作讓我收穫頗多。
進度條，百分之
對我薰陶極深的還有蔡美彪先生和尹瘦石先生。中學時我跟隨尹先生學習書法，練完字後，我通常會和先生閒聊。其實最受益的就是和這些年長的人閒聊，閒聊沒有什麼顧忌，很多學習時想不到的事，透過閒聊就能“文思泉湧”了。所以後來我在授課時也會對我的學生聊一些課程以外的話題，大概就是受這兩位先生的影響。
回顧我的求學歷程，一是接受了學校系統、專業的課程訓練，二是在平時跟身邊前輩學者的暢聊中獲取了不少靈感，這些都成為我治學生涯中的寶貴財富。
2009年，馮時在“中國古代青銅器研討會”上宣讀論文
問：您在社科大開設歷史文獻學、天文考古、古文字學這幾門課程，您對這些課的教學構想分別是什麼，實際授課情況是否與您預期效果存在差異？
馮時：歷史文獻是考古所培養學生的傳統課程，原先是由陳公柔先生授課，後來所裡安排我接下這一任務。這門課曾經是必修課，當年上過課的許多學生，現在也都成了考古所的中堅力量。
歷史文獻是考古研究的重要憑靠，不瞭解文獻就無法理解古代社會，也無法解釋考古現象，所以歷史文獻這門課程對考古系的學生至關重要。
古文字學是我主張開設的課程，現在使用的簡化字很難幫助我們體會古代文化的深厚積澱。古文字是瞭解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途徑，更是從事考古及考古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關鍵工具，所以古文字的學習對歷史專業的學生們來說不可或缺。
天文考古是考古學的分支學科。當時我受咱們大學邀請對考古系的研究生們開設一門特色課程，考慮到之前沒有人系統講授過天文考古的內容，我便提議了這一課程。開課後反響很好，同學們的課堂參與度也很高，於是天文考古就成為了常設課程。
這門課原本目的是從天文領域認識考古、研究考古，開拓學生們的視野，增強學生們對考古學的興趣，但我更希望透過這門課程同學們能夠打破傳統思維定式，不斷挖掘歷史學研究的新方法、新視角。
問：您提倡整合考古與文獻多方資料研究歷史問題，請問這一研究方法是如何確立的，背後有著怎樣的考量？
馮時：這一研究方法並非刻意為之，從學術研究角度來說，在各個方面將問題論證清楚是必需的，所以綜合運用考古學、文獻學、古文字學等多方面材料也是自然形成的研究方法。以1990年發表的《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墓的天文學研究》這篇文章為例，當時為了全方面闡釋這個問題，必須從天文、考古、歷史和文獻等不同的角度分析論證。
治學之道要屏除門戶之見，避免畫地為牢。學術研究不僅要舉一反三，也要“舉三論一”，僅從一個角度來分析肯定是片面的，必須從多個視角入手進行分析，這樣的論據才具有真實性、客觀性和說服力。當發現自己的知識量有限、無法從多個維度解釋一個現象時，就要倒逼自己多讀書以彌補知識缺口。
問：馮老師可以說是天文考古的奠基人、領路人，請問您是如何產生對天文考古的研究興趣的？您是在研究之初就設想好這一學科的研究框架，還是在研究過程中逐漸探索出學術脈絡的？未來，您對這一學科有怎樣的展望？
馮時：對天文考古的興趣源於我對甲骨文中殷歷問題的思考，這是理解甲骨文和認識殷商史的重中之重，學界大多對殷歷問題是望而卻步的，但那時候我還年輕，便立志要把殷歷問題研究清楚。於是撰寫了《殷歷歲首研究》和《殷歷月首研究》兩篇文章，在學界產生了一定的轟動。
也是在這一過程中，我對天文歷算的關注愈發深入。等濮陽西水坡45號墓出土了龍虎等相關遺存後，我隨即撰寫了《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墓的天文學研究》。這篇文章在學術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也讓我意識到創設天文考古這門學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由此，我開始對天文考古學的學科理論、方法目標等內容進行體系化建構，花費了8年時間完成了《中國天文考古學》一書。
等到這一學科體系逐漸建立後，我又創作了《中國古代的天文與人文》《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與制度》兩本書，希望從天文考古學的角度更好地闡釋中國文化，全面地理解中華文明。
回顧關於天文考古的研究之路，最初緣起於甲骨文中的年代學問題，到藉助考古資料創立天文考古學，最終希望以天文來解讀中國文化和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
《我們的文明古老到多久》內頁
談及當下的天文考古學研究及其今後的發展，可以說是擔憂與希望並存。天文考古學是一門跨學科的學問，涉及多方面的專業知識，不經過長期的學術積累是不行的。需要提醒年輕學者的是，研究中國古代天文學和文明問題，一要重梳理傳統，二要重古據，不能做出上無源下無流的“橫空出世”的推測，期待年輕學者投入更大的精力來思考和研究。
從左至右依次為：2021級碩士生閆格，2023級博士生李青青，2023級碩士生彭昊，2023級博士生李振源，2024級博士生王楨楠，2023級碩士生康伊帆（均為馮老師學生）
問：請問您在指導學生的過程中，比較重視哪方面學習習慣的培養？
馮時：不能為“實用”而讀書。我一直鼓勵學生多看雜書來增長眼界。我小時候課業壓力不大，我就廣泛涉獵，與學業有關、無關的書都會去讀，這些經歷對我日後的學術研究大有裨益。比如說，對彝語的鑽研就得益於早年釋讀丁公陶文，這一鑽研僅僅是出於興趣愛好，根本沒有想到會有什麼成果性的回報。蔡美彪先生曾經告訴我，“讀書不能實用主義，用的時候再讀便為時過晚”。所以在日常學習的過程中就要擴大知識面，積累不同領域的學識。
問：您指導學生進行論文寫作時，如何指引學生確定選題？在您看來什麼型別的選題屬於理想的論文選題？
馮時：我覺得最理想的選題首先是學生感興趣、其次有一定的研究意義和延展空間的選題。作為導師，我希望能夠激發學生主動探索選題的積極性，這樣他們才能在自己感興趣的題目上做研究。其次，論文的選題需具備進一步研究的潛力，而後再透過師生間不斷探討，最終完成論文。
問：在您看來，本科生、碩士生與博士生的科研訓練應該分別達到怎樣的標準？
馮時：本科生重在對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畢業時完成一篇語法通順、有一定文采的論文即可。碩士和博士都是研究生，自然以學術研究為主。碩士階段要學會進行學術研究，在一個選題基礎上學會蒐集材料、提出問題、論證問題和得出結論，培養問題意識，形成研究思維，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博士階段則要在過往學習的基礎上更進一步，論文的選題和學術研究應建立起自己的獨立體系，形成一家之言。以便開啟未來學術的研究方向，引領此後一生的學術道路。
彭昊：“儒者逢時”出自《宋史·邢昺傳》，原意為“儒者學習遇到了好時機”。能在社科大求學期間拜入馮老師門下就讀，實屬幸運之至，恰如“儒者逢時”。記得與老師第一次見面，彼時疫痢方息，馮老師抱恙初愈，初會選在老師居所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老師在個人身體狀態欠佳的情形下與新入學的幾位門生見面，甚使後學動容。落座後，老師首先問了大家一個問題，“鯀為什麼被舜帝殛殺？”我們幾位同學一一回答，大抵沒有偏離治水失當的解釋。馮老師搖頭，“《楚辭》中有言：曰鯀婞直以亡身兮，鯀因‘婞直’而死，即剛直不屈。後世君子皆紀念鯀也出於對這種剛正品格的讚許。所以大家跟我讀書，首先是學會做人，再是做學問，以鯀為訓，做正直、不趨炎附勢、有獨立人格的君子。”
馮老師談吐溫文爾雅，如暖風拂面。告誡同學們治學之本便是廣泛閱讀，直言自己不會給同學們佈置書單，因為讀書無界、學術無涯、智者無邊。但說起什麼書值得去讀，歷代典籍、大家著述，馮老師如數家珍。談論學術，又言真理未必就掌握在多數人手中，不能對某位學者或某類學說完全信奉，科研探索要有著自己的判斷和堅持。第一次見面，老師在秋風中諄諄善誘，談論何以立身、何以治學前後兩小時。分別時，我望著老師的背影在樓宇的轉角消失，一種感覺自然地從心中升起——吾愛吾師，恰如吾愛真理。
相關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