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錢致榕到任以前，校董會的規劃裡面，只有理工商學院和一個通識教育中心，沒有文學院。人文社會學院的成立，是錢致榕堅持說服校董會的結果。當年，有人認為設定文學院沒必要，但在錢致榕看來，文學是提供靈魂的，大學的基本價值觀都在文理兩個學院，沒有這兩個學院，學校只是一個職業技能訓練所，不可能是世界一流的大學。“只有實施通才教育的方針，接受人文素養的培育，學生的知識面很寬，學習能力非常強，畢業後才能夠應對未來的變化，對抗轉型轉行的壓力”。
文 | 錢致榕
本文節選自《敢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
1991年10月2日港科大正式開學上課，科大百年樹人的工作開始第一篇章。《敢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就是敘述一群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在短短三年中辦成香港科大鮮為人知的真實故事
我在耶魯的論文導師是塔夫脫(Horace Dwight Taft)教授，後來我才曉得他的來頭不小，是一位“官三代”。他的祖父是美國第二十七任總統，他的父執輩都是美國參議員、州長、部長之類的，相當顯赫，只有他堅決不願意從政，在耶魯教書。他是耶魯學院(Yale College)的院長。後來我才知道，在耶魯大學校長是一把手，常務副校長(Provost)是二把手，底下有一二十個學院。耶魯學院院長是三把手，在校董會里的地位極其重要，有人說在校董們眼裡和校長一樣重要。為什麼？因為耶魯的傳統是重點在本科生培養，他作為耶魯學院的院長，下管十四個書院，也就是說所有的本科生的孕育培養是由他負責的，對耶魯大學而言，遠比研究生重要。
塔夫脫(Horace Dwight Taft，1925-1983)
塔夫脫教授跟我說，你選完專業課以後，假如有時間的話，可以考慮到耶魯學院去選一兩門人文課。我說，你有沒有搞錯，我是來唸物理的，是博士生，叫我去跟大一的學生念人文課？你是什麼意思？他說，我是這麼想，人文就是Humanities，源自人(Human)，所以不選人文課，不懂人文精神的話，就不是人(“If you don’t know humanities, you ain’t human！”)。這句話他講得非常嚴肅，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問我將來要做什麼，我說，我打算一念完就回臺灣去的，但是那裡目前沒有研究所，沒有科學，我要去開創這些工作。他說，若是這樣的話，你可以不選了。但是如果你要在美國待下來的話，在西方世界，你一定要選這些人文課。它代表美國立國的精神，文明的精華，你沒有那些修養的話，就不是美國人，在美國社會里是難以發展的。你不學美國文化，就不是美國人。這件事情影響我到今天，“不學中國文化，就不是中國人！”愛國教育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中國學生要熟悉中國文化，這是更深層的東西。
我曾經問第十六任耶魯大學校長格里斯沃(Alfred Whitney Griswold) 為什麼有法學院呢？他說法學非常重要，從前的大學都是培養律師跟牧師，現在牧師由神學院去培養了。作為一個民主國家，法治很重要，法律裡面有很多學問，是一個基礎學科。
格里斯沃(Alfred Whitney Griswold，1906-1963)
的確是這樣，耶魯不重視培養律師而重視培養法官，所以美國大法官出得最多的學校就是耶魯大學。耶魯相對吃虧的是沒有很好的商學院，所以當公司老闆的校友就很少，每逢捐款，耶魯就比哈佛要少很多。不過辦教育，錢也不是決定性因素。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耶魯還有一點就是有相容性，中國高等教育，從蔡元培起就提倡“相容幷包”。但是怎樣才能使師生都實踐“相容幷包”？在格里斯沃當耶魯校長的時候所締造的校園，什麼樣的建築都有，就是一個相容幷包的熔爐吧。
格里斯沃校長身體不好，我到耶魯兩年後他就過世了，享壽五十六歲，對耶魯是很大的一個損失。我的導師塔夫脫教授過了二十年也走了，終年也才五十七歲。其他的老師大概都蠻長壽，活到八九十歲。格里斯沃和塔夫脫都很特別。我從他們身上了解到，一流大學每一個院系都必須聘請一流教授；如果聘不到，就不要辦！且他們認為對本科生教育必須重視，大學培養人才最重要的是學習基礎學科，而人文教育尤其重要。以後三十年裡，我遇到更多的名校校長，發現這兩點是名校校長們的共識。
1988年，我初到香港的時候，籌辦港科大的董事會對我堅持要設文學院很是猶豫。因為他們是最高權力機構，我覺得我自己心裡要有100%的把握才能堅持自己的意見，所以就花了時間訪問了兩個學校，一個是加州理工學院，一個是麻省理工學院。
麻省理工的常務副校長叫法蘭西斯·婁(Francis Low)，他跟我都是搞高能物理的同行，不過他做理論，我做實驗。我們從前就認識，所以可以直率地談。我直接問他，你覺得麻省理工怎麼樣，他說，你這個奇怪問題，你覺得怎麼樣？我說，我覺得很可惜，雖然一般都說從獲得聯邦研究經費的總數來看，霍普金斯大學是第一，麻省理工第二，但是霍大的經費還包括了搞國防研究的應用物理實驗所。如果麻省理工的預算包括另列的林肯實驗室，那經費就比霍大多多了。可是我相信霍普金斯大學辦得比麻省理工好，因為霍大的文科辦得好多了。霍大的法文系是全美國第一，英文系全美國第二，等等。他就說，這是我們的痛。
我問，是不是因為麻省理工認為文科不重要？他說，恰恰相反，我們都覺得文學院非常重要，可是我們花了這一兩百年時間就是沒有把文科辦得和工科一樣出色。當然我們也有一些成就，比如說語言學上有世界聞名的學者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我們的斯隆管理學院是從數學出發的，其他方面仍乏善可陳，不過麻省理工還是不斷地在試。我說你們會不會只是說說而已，他說文科對麻省理工絕對重要，培養人才一定要有人文精神，沒有人文精神就不是人。這跟耶魯的另一位物理學家塔夫脫院長說的是一樣的，顯然這是他們辦大學一個很根本的理念。可是這麼多年來就是搞不起來，非常不容易。為什麼？
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享譽世界的學者、社會批評家、全世界被引用最多的在世作者。
他說，因為學者都喜歡一窩一窩地聚在一起，可是文科的學者特別難聚在一起，原因就是任何兩個文科的人都自認不同。他們要和同行聚集，卻又要和別人不一樣的，好像一樣就可能搶飯吃。不知道什麼原因，文人相輕，古今中外都一樣，所以每請一個人都要單獨給他搞裝置。我說，文科的裝置不就是買幾本書嗎，他說，你不知道，不是買幾本書，是買幾千本書。如果你要找個物理教授來，他想走的話，儀器都留下來了，別人都還可以用。文科不然，比如說做上古兩河流域的考古研究的那些文獻資料，換一個做印度文明研究的人來，之前的投資就都沒用了。所以長期來人文學科建設總是不夠成功，我們就得不斷地試。學生需要人文的學問，如果我們完全沒有文學院的課程的話，教育出來的學生就完全不對了。
我又到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去拜訪，校長叫歌德哈伯(Maurice Goldhaber)，原來是在長島的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所的所長，
我做研究生時就在那裡做實驗，所以跟他也很熟，他和我講的也是同樣的事情。我恭喜他最近把李中清教授(李政道之子)請到加州理工了，他說，是啊，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錢？請一個文科教授能花多少錢？我以為是幾十萬，他說是過百萬。他說，我不是心痛這個錢，我只是不知道他會待多久。因為文科分得太細，如果他走了，我為他投資的這些東西就沒用了。理科搞基礎研究都是一片一片的，人走的話裝置剩下還有用的。我問他萬一李中清走了怎麼辦，他說，那我們就不斷地試，希望文學院遲早能成氣候。不過幸運的是，雖然我們文科還不夠強，但我們的學生還比較像樣。他這句話值得所有中國的工科大學校長反思一下，什麼是人才？人才不是得到一些專有知識就行，他必須得有人文精神，有人文的思考能力、探索能力、追究問題的能力，才能是人，才能成人才。我們真要思考思考。
從港科大電扶梯看清水灣
1988年9月我到任以前，科大校董會的規劃裡面，只有理工商學院和一個通識教育中心，沒有文學院。那時董事會已經透過人事部登報招聘，從英國招聘了一位曾經做過副校長的英國教授來當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我上任後，堅持科大必須有文學院，才能有機會成為一流大學，並且告訴他們我遍訪世界名校，包括拜訪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校長的結果，終於說服董事會成立文學院。沒料到董事會就順理成章地任命那位主任為文學院院長。這為後來造成很多困難。
這位先生初到香港時，我還是理學院院長，吳家瑋要求我跟他談談。我跟他見面以後，就發現很難談學術的問題，他對理工領域沒有興趣，那不奇怪，可是請教他當時社會學方面的課題也有困難。倒是哪篇論文有多少頁，他記得很清楚。回想起來，我覺得做錯一件事，當時決定成立文學院時，我應該堅持全球範圍找一位文學院院長。當時董事會讓這位英國來的主任順利升任為文學院院長，顧慮到不能歧視他是英國人，家瑋就說既然董事會決定了，就不要過問文學院這件事。當我接任常務副校長之後要管所有的院系，就發現這位文學院院長聘的人都是從英國來的，而且不是來自最好的學校。我問他有沒有考慮世界上其他的學校，他說他聽說過哈佛大學，但是沒聽過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而且從來沒去過美國。最後我說服了他去美國招聘，發現他不能獨自旅行，只能安排他太太作為學校秘書陪他去，一路為他打點訂房、訂飛機票、打電話等他不會做的事情。可惜他的視野不寬，除了沒去過美洲和亞洲，跟英倫三島以外的學校接觸也不多，所以招聘教員進展較慢。一直到1991年初，董事會開會檢查業務，發現再過九個月要開學了，文學院只聘到兩位英國助教。董事會覺得不能用他當院長，立刻命令學術副校長即日接管文學院，務必保證準時順利開學。那真是科大建立過程中驚險的故事之一。
這個時候很麻煩的是，為了開學授課，文學院要在六七個月之內聘六個教授。我當時也沒頭緒，就打電話問了美國很多學校的常務副校長以及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他們都說理工學校不能沒有文學院，要是沒有，就不可能成為一流學校。我們的文學院，設定五十個教員名額，大家都同意不要分系，他們認為大致合理，也認為設立兩個部門不設系是好主意。但部門裡面要有什麼構架，有待探討。比如，思想史可以縱向、橫向貫通；比較文學也便於貫通比較；既然要研究中國，就要有民國史，等等。總之，儘量拓寬一點領域。
那時已經是1991年2月初，離10月2日開學只有八個月。我臨危受命，立刻全力投入。剛好留美文史權威學者杜維明和張灝在夏威夷舉辦一個題為“二千年中國歷史與文化：回顧與前瞻”的國際論壇，有兩百多位學者參加。他們兩位是舊識，也是當時華人文史大家，可以幫我惡補文史常識和提升品位。所以我立刻打電話給杜維明，告訴他港科大的需要。他立刻問他們可以幫助什麼，我提了兩個要求：邀請我參加會議，並且請他和張灝陪我坐在最後一排，評點每一個報告，指點我報告學者的精彩及不足的地方。他說他從來沒做過這樣的事兒，不過很慷慨地答應了。
那年春節是2月15日。當天科大同仁在我海港城的公寓裡團拜，七個月後即將開學，三年的奮鬥，開始見到曙光。大家都很興奮，我不慎扭了腰，不過第二天還是出發到夏威夷。在那一週裡，不但見到了近兩百位華人文史學者，還在兩位大師的講解下，瞭解了文科的品位和每一位學者的長短處，一時長進不少。說實話，到了第二天，我就覺得很自在，因為那時西方人文社會學界正值“韋伯熱”，那次會議幾乎每一位學術報告者，開口閉口都是馬克斯·韋伯，就像我們中學作文，都是引用“國父說……”“‘總統’說……”開始，然後以“可見……”為結論，最後張灝捉弄我說：“你聽了五天，也該做個報告！”我就上臺分享了我的感想，惹得鬨堂大笑。我趁機告訴聽眾，香港科大已經決定成立文學院，歡迎大家共襄盛舉，或推薦人才加入我們的行列。
在向杜維明、張灝請教的過程中，我心中有關一個文學院的構想已經大致形成，計劃中的五十位教授已經達到臨界值。本著設大系的原則，設人文和社會科學兩部，不再分系，這樣年輕教授的學術空間更大一些。如果他們能以三十年的時間，整理中國固有傳統，對中國文化未來的發展，一定有很大幫助。並且香港是三十年之內海峽兩岸暨港澳完成這一時代任務最合適的地方。當時評估，我們需要一位博學又有高度包容精神的學者做院長，帶領此項工作。可能要花幾年的時間孕育這個文學院，不可能一蹴而就。他們還給了我一份文史領域國際公認的幾位大師的名單，並允諾有疑問可以隨時電話向他們討教。
回想起來，他們兩位的大力幫助，實在非常關鍵。我和杜維明是1951年在臺灣就認識的，那時我們都參加了童子軍，他代表建中(省立建國中學)，我代表附中(省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兩個學校是那時臺北兩個拔尖的中學。每次有校際露營，我們都會參加，因而見面。大學時他去了東海大學，我念了臺灣大學；大學畢業後，他去了哈佛，我去了耶魯；他研究新儒學，我搞高能物理。張灝在附中、臺大都比我高三屆，雖然不是同班，但是共同的朋友很多。我們仨難得見面，但是互相欣賞很久。在關鍵的時刻，他們兩位幫了科大大忙。
題圖：戴錦華教授攝影作品
《敢為天下先》
錢致榕 著 鍾月岑 整理
活字文化 策劃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chu ba
2024年8月
馬上覆制淘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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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三年建成，且如今位列世界大學排名前五十強之列，堪稱教育史上的奇蹟。作者回顧三十年前受邀從美國返港、作為學術副校長主導參與建成香港科技大學的親身經歷，既以鮮活生動的故事重現了港科大三年成功建成的奇蹟，結構清晰地再現了一個一流大學從無到有的軟硬體搭建過程，展現了諸多不可思議的創業細節和機敏高效的管理經驗，同時充滿溫度地描摹出一代學人、教育家極富個性的瞬間和家國情懷。作者還記錄下和海內外幾十家大學校長的溝通和交流，總結自己多地多年的教育實踐和思考，探討了建成一座理想的大學需要什麼理念和條件等諸多問題，對當下“爭一流”的大學教育和大學建設，具有借鑑和思考的深遠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