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學科自創生之日起便與20世紀中國歷史、政治與社會變革有著深刻關係，置身其中的現代文學學人的求索與命運也成為大時代的有機組成部分。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錢理群教授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挑戰與未來：第五屆青年學者創新研討會”上的主題發言，初刊於《文藝爭鳴》2025年第2期。錢理群教授以一位歷史的“在場”者視角，寄語年青一代學人，面對未知的領域，無論是人生的選擇，還是學術的探討，要始終充滿“好奇心”與“想象力”，從而煥發出無盡的“創造力”。
對年青一代學者的最後寄語
——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挑戰與未來：第五屆青年學者創新研討會”上的主題發言
錢理群｜文
2024年7月15日
今天的討論會題目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挑戰與未來——第五屆青年學者創新研討會”，引發了我許多回憶：前四屆我都參與了，特別是1985年在北京召開的第一屆創新座談會，陳平原就是在這次會議發言中，代表我和黃子平首次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的。我還記得，也是在這次會議上，陳思和也代表上海學者提出了“新文學整體觀”。可以說，我們第三代學者中的“京派”和“海派”就是透過這次創新座談會正式走上現代文學研究的歷史舞臺，並結成深厚的“戰鬥友情”的。以後的三次創新座談會都有“第三代學人”參加，“第四代學者”陸續參與，討論的話題也是今天的研討會要討論的“中國現代文學的挑戰與未來”，但主體已經是第四、第五代學人了。可以說，始終依靠年青一代的學術創新，主動迎接新挑戰，開創學術研究的新未來：這是我們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優良傳統。
我今天以“過來人”的身份參會，發言的題目是“對年青一代學人的最後寄語”。準備講三個問題。
首先要說的是，2023、2024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為學科第二、三代學者開了許多學術討論會，給予充分肯定，很高評價。我在感動之餘，也敏感到這是一次歷史性的“告別”。人們實際上是把我們看作20世紀80年代、90年代歷史變革中的學術發展的代表，藉此表達對那個時代的懷念。我由此自覺意識到，這正是我們這兩代人自覺“退出歷史舞臺”的最佳時機。而當人們對八九十年代進行反思的時候，我們或許還會被重新關注：我們與那個時代“格格不入”之處，會成為反思的資源；而所受時代消極影響的方面，則會成為反思的物件。最近，網上盛傳去年陳嘉映在《解釋鴻溝》欄目中對我的採訪。《北京青年報》發表了一篇評論，批評陳嘉映因為自己的夫人是我的外甥女，對我過分“客氣”，沒有就我提出的“自己是歷史失敗者”等命題展開充分討論。這或許正是迄今為止對我們這一代評價中必須補的課——要對我們的不足、失敗進行無情的反思——這也關係著下一步現代學術（也包括在座諸位的研究）的發展。
這裡，就有一個每一代學者與上一代，特別是老師輩的學術關係如何處理的問題。在北大召開的新版《王瑤全集》出版座談會的最後發言中，我談到了這個話題，但沒有展開，這裡就多說幾句。在我看來，學生輩與老師輩的學術關係，應該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學習”，甚至“描紅”，把老師的“真才實學”全部繼承下來。第二階段是“反叛”，老師越強大，越要反叛，甚至把反叛作為你學術的新起點。否則你的學術就永遠被老師籠罩，毫無出息。第三階段則是與老師在更高層次、層面上相遇。
《有承擔的學術》錢理群 著活字文化 策劃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
2023年
我們與王瑤師的關係就是如此。我和平原都是王瑤師看重的學生，但我們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的新概念，就是自覺針對王先生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的。我作為王瑤先生身邊的助手，卻因此陷入尷尬境地。我知道，王瑤先生不會接受我們的批評；他要公開提出反對意見，我們還堅持發表，就不妥了，因此只能對他“保密”。但先生還是從樂黛雲老師那裡聽到了資訊，自然勃然大怒：倒不是因為我們有不同意見，而是我作為身邊人，隱瞞了他。
1989年，王瑤先生與弟子錢理群、陳平原、溫儒敏聊天
王瑤先生在和我的談話中，直言不諱地批評我們對左翼文學評價不足，我也接受了他的意見。王先生還準備寫文章，和我們公開辯論。恰好這時我們遭到了公開批判；王瑤先生為了保護我們，在其發表的文章裡，另外找了一個和我們意見相同的物件。這讓我們非常感動：這就是真正的師生關係。既傳授、繼承，又堅持不同意見，相互批評和討論，最後又在更高層面上相遇、相通。王瑤先生身後，我對他的評價就是如此。
我在這裡向諸位回憶、講述這段歷史，是要提醒大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發展到今天，正是你們這一代“反思（反叛）”自己老師的時候，你們要尋求、開創屬於自己的學術道路，也要從這裡作為突破口。
我們這一代當然自有成就與價值，但不可否認，也存在具有根本性的缺憾。王瑤先生就公開批評我的三大不足：一是不懂外語，二是中國古代文化修養不夠，三是文筆太粗糙。我們這一代是在“批判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與傳統徹底決裂”的時代長大的。因此，外語、古代文化，就成了我們的兩大弱項。
在20世紀80年代末，學院派學術開始興起的時候，我們中的一些朋友，如趙園、平原，都及時補課。他們也就在90年代和21世紀的學院派學術研究中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就，成了學院派的代表人物。而我，卻一直執著於從我的人生經驗、生命體驗出發的學術研究，儘管也形成了自己的學術風格，卻也因此沒有及時補課，成了我說的“沒有文化的學者，沒有趣味的文人”，造成了學術上的根本缺陷和侷限。就拿我最傾心的魯迅、周作人研究來說，研究到一定程度，我就深入不下去了。敏感的朋友可能會注意到，我的周氏兄弟研究，到了21世紀，就逐漸把重點轉向了“接著魯迅、周作人往下講”，著重將周氏兄弟的文學、思想資源轉化為現實中國的文化、教育資源。這自然也別有意義與價值，但坦率地說，這也構成了自己內心難言的遺憾。
我很清楚，自己在現代文學研究各個領域的研究，已經並遲早要被超越，我不過是一個“歷史的中間物”。
我一直有一個雄心壯志：要創造“對中國現、當代歷史與現實，具有解釋力與批判力的理論”。這是一個有思想的現代學者應該作出的最大貢獻。但我竭盡全力依然做不到，這是時代造成的侷限，是歷史的無情：彷彿縱身一跳即可達到的目標，卻終生無望，其所引發的內心絕望與痛苦，真不知道如何敘說……
不說這些了，還是談談問題的另一面吧，也是今天我要說的第二個問題。我們這一代，包括我，也還是積累了一些自有價值的東西，也是在和諸位話別時，要留下的。最近我就在認真總結。
我這一生，大概一直在奉行儒家對知識分子的基本要求：“立言”和“立德”，“立功”則談不到。在留下了超過一百多本“書”之外，還留下了什麼具有個人特色的思想與學術“精神”呢？我最看重，也想和諸位交流的，就是我對人生與學術的未知的“未來”，始終充滿了“好奇心、想象力與創造力”。
我的一生與學術研究的最大特點，就是始終充滿綿綿不絕的“創造力”。我從研究魯迅出發，發展到研究周作人，再擴充套件到一個又一個的作家；又轉向不同的文體（詩歌、戲劇、散文等）；再歸結於文學史的研究和書寫。很快又從文學史出發，擴充套件到思想史、文化史、精神史，由現代史轉向當代史，到書寫“年度觀察史”，即“當代《史記》”。還超越學術研究，走向社會，研究“中小學教育”“志願者文化”……裡的思想、文化與理論問題，並直接參與具體的社會實踐。還不斷開闢新的研究領域：地方文化研究、民間思想史研究，等等。
直到今天，85歲的高齡，還在探索人類進入“長壽時代”所面臨的前沿性課題：研究老年學、生死學、未來學、兒童學。用我的話來說，就是自己的人生和學術，都最後“迴歸生命的起點與終點”。講這些，並不是因為我的人生、學術之路，具有普遍意義：它是特定的時代和個人特性所造成，而且也自有缺憾：從學院學術的觀點看，它只是“未完成的學術”，個人只開了一個頭，是需要後人來完成、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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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重的是，其內在的“精神”；就是我一再說的，無論是人生的選擇，還是學術的探討，對未知的領域，始終充滿“好奇心”與“想象力”，於是就煥發出無盡的“創造力”。根據我的研究與思考，這樣的“好奇心—想象力—創造力”是“人性”的根本、“兒童”的天分，更是一切創造（人生、學術的創造）的基本驅動力。沉醉於其間，人生與學術才能夠成為一種“享受”，帶來無窮的樂趣和不盡的動力。
而我今天在這裡鄭重其事地講我的這一人生和學術的主要經驗，就是因為我在觀察當今的中國學術時，最感失望與焦慮的，就是這樣的學術好奇心、想象力與創造力的缺失。且不說學術研究的功利化、粗俗化，即使是學術有成的有些學者，也“躺平”在自己已有的學術成就、水平上，不再對學術未知領域，懷有任何好奇心、想象力，自然也不會有新的創造，不過是在“吃老本”。在我看來，這正是當今的中國學術（其實是不止學術）缺乏活力、生機的重要原因之一。我深感痛心與不安，忍不住，就趁今天的機會，多說幾句。
我在這裡強調學術研究的好奇心、想象力與創造力，還有一種現實的迫切性。這就是今天我想和諸位討論的第三個問題。不知道在座的年輕朋友，還有沒有好奇與想象：在未來你們所主導的學術研究與教學，將會發生什麼樣的歷史變革，會遇到什麼新問題、新機遇？
陳平原2024年在《讀書》發表的文章，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人工智慧將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人文學的研究與教育？”我們所在的中文系將面對“怎樣的困境和機遇”？諸位所受到的學術訓練，理論的指導與史料的基礎是兩大要素；應該說，這樣的學術傳統仍然重要，今後也需堅持。但我們也要正視一個無情的現實：在人工智慧的時代，機器人對理論資源和史料的獲取，都將勝過我們人類。這就要求“人”的學術研究必須做重大調整。我也因此完全同意陳平原的意見：今後的學術研究必須走“讀書，讀人，讀社會並重”之路。
讀社會也是一種學術訓練，其所培育的人生經驗和生命體驗，是機器人所難以超越的。今後的教育，對學術人才的培養，也必須強調“兩耳聞窗外事，一心讀聖賢書”，實行“教學、科研和社會實踐”的“三足鼎立”。在我看來，這應該成為人工智慧時代學院學術研究與教學的新路向。在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當然，未來的學術研究和教學，還會有更豐富的內容，更廣闊的天地，正需要包括諸位在內的我所說的“新一代學人”不懈努力、探討與實踐。在我看來，這或許正是諸位繼承和超越我們這一代的突破口。我們也因此會在更高的層面上相遇、相通。
本文系未編排稿，成稿請查閱《文藝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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