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文科研究的複雜性和獨特性與理工科相比體現在哪些方面？它如何提供一種不同於理工科的理解方式來認識世界？

朱國華：文科和理科，其實是同源的，都屬於某種知識系統。在很多方面，文科教育和科學教育其實有不少重疊，差異並不大。例如，無論是文科還是理科，都培養我們的批判性思維，都需要致力於想象力訓練，都需要開發我們的好奇心，都以對真理的探索為旨歸。

那麼，文科和理科究竟區別在哪裡呢？泛泛地說，理科研究的物件是宇宙自然，而文科研究的物件則是人類社會。由於研究物件不同，研究方法也就有了一些差異。

德國哲學家狄爾泰就區分了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自然科學主要依賴於解釋，藉助因果律，透過事實材料來把握客觀物件的規律。整個過程是客觀的，且普遍有效。而人文學科則主要依賴於理解，領會人類經驗和社會現象的意義，把握人類特定情境中行動和動機。這個過程當然也可以說具有客觀性，但它是從特定立場去感知的客觀性。與自然科學相比，人文學科更強調主觀性和情境性。

朱國華： 我們的思想、語言、信仰、文學、藝術、情感、歷史、道德、價值觀、社會結構、文化模式，更不用說人類內心的海洋，很難用簡單的因果關係和定量標準來加以理解。今天社會中對理工科和文科的傲慢與偏見，其實在西方以前也有類似的表現。

比如，英國小說家狄更斯在他的小說《艱難時世》中，就透過一個人物諷刺了唯科學主義的弊病。這個人物叫托馬斯·葛擂更，他聲稱自己口袋裡經常裝著尺子、天平秤和乘法表，隨時稱量人性的任何部分。此人其實是一個事實至上主義的象徵，只承認事實和邏輯，忽視情感和想象以及創造性。他對孩子們的教育方法也非常機械僵硬、冷酷無情，要求學生不動感情地接受事實。但這種方法其實是對正常教育的一種破壞。

狄更斯用文學的方式批判了科學主義的獨斷性。顯然，文科能夠提供一種更加靈活、更加開放、也更加有溫度的理解方式。理科只有透過事實、邏輯和因果來認識世界，但文科卻可以從差異和多元的角度、從審美價值、倫理立場以及情感的態度去理解社會。

從這方面來說，文科和理工科就不太一樣了。理工科做數學題目有對有錯，但我們對作文打分似乎就有些主觀。在理科這裡，一個實驗如果不能重複，它的理論假設就可能錯了；但是在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分析或對《紅樓夢》的闡釋上，有時候各種說法可能說不上對錯，它們可能都各有片面的真理性，也許存在的只是對一個事物理解高下深淺的區別。

記者：如何看待文科素養在處理人際關係、理解人的情感和行為以及對社會包容性的影響？

朱國華：理科主要是與物打交道，其工作重點並不在於與人交往。我們在分析一匹馬尾巴的功能的時候，我們其實就分析了所有馬尾巴的功能，我們不會在意這匹馬的個性差異。但人文學科研究就要深入到人類的社會機制、文化差異、情感結構、感知方式等等中去，而人本身作為有意識的存在，是多樣、複雜且多變的。

我舉個例子，有一位知名主持人，大概是吳宗憲，採訪一位著名的日本女演員。這位演員一會兒說父親對她過於嚴厲和冷漠，表達了她對父親的強烈不滿；但過了一會兒，她又說非常想念父親。吳宗憲注意到了其中的矛盾，問這位演員怎麼一會兒恨父親，一會兒又思念父親。女演員回答說，人的情感本身就是矛盾的。而這正是理科所難以處理的事情，因為矛盾是主觀世界、心靈世界、精神世界中的常見現象，人因其多樣性而充滿矛盾，並且也因此充滿神秘性、偶然性和吸引力。人生恰是因為它是一次性的，才獲得了任何物所不具備的全部魅力。佛教認為人陷入永恆的輪迴之中，這是一種沉淪，應該尋求解脫之道。尼采假設，如果我們的人生必須永遠重複，也就是永恆迴歸，他詢問道：我們是否願意接受這一切，或是否能在其中找到某種更高的生活意義？在我看來，他們都想多了。從唯物主義者的角度來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即便有重複，按照德勒茲的理解，每一次的重複都是獨特的，都包含著差異。

因而，人的生命其實就可以理解為一場無盡的奇蹟。這種獨異性和不確定性給我們帶來挑戰，也給我們帶來了生活意義的來源。理工科本身不可能帶來這些方面的思考，不會問：生活的意義是什麼？為什麼善良在一定程度上是脆弱的？什麼是崇高？為什麼會出現暴力？社會不平等的起源是什麼？是否存在自由意志？我們該如何面對死亡？

如果我們具備文科素養，就可能對人和各種社會事務有一種更加包容、更加多樣、更加長遠的看法。我們不會因為某個人一時的行為就對他形成刻板印象，而是在一個複雜的關係和情境中來認識一個人。誇大一點說，這其實和我們常說的情商有一定關係，人文學科的知識如果可以轉化成人的智慧，會構成情商的重要組成部分。

朱國華： 從個人角度來說，具備人文學科素養對一個人的領導力有很大幫助。有資料顯示，全球42%的各層次領袖，其專業背景是人文學科。而在整個大學中，人文學科的比例並沒有42%，可能只有十幾，最多三分之一。這說明，具備人文學科背景的人在領導、管理和親和力方面往往比較擅長。

從社會角度來說，我覺得整個社會環境越來越焦慮，這與人文學科作用的缺失有一定關係。我們今天出現的高頻次是“躺平”、“卷”，我們當代社會出現的各種程度不同精神上不太健康的人，比例大大超過我的年輕時代。諷刺的是，40年前，我們物質生活水平大大落後於今天的水平。我們的科學技術上去了，物質條件改善了，但我們的幸福感反而下去了。這部分說明了我們的人文學科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我們今天社會的包容性較差，許多人很容易被簡單粗暴的極端敘事所吸引，透過情緒和立場來攝取事實，進行偏執一頭的判斷。其實不僅僅其他行業的人，即便包括一些人文學科的從業人員本身，在把握人文學科的精髓，尤其在對人寬容、包容多樣性方面，也注重不夠。

記者：如何看待中國文化軟實力的現狀與發展？文科研究和創作如何促進國家文化的傳承與創新，進而提升國際形象？

朱國華：關於軟實力，我當然同意，人文學科就屬於軟實力的一部分。有一些西方人士，常常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對我們進行居高臨下的評判。我們聽著不是很舒服，但又往往痛感自己竟無力正面反駁。我有時會懷疑，這實際上是不是反映了我們人文學科在某些方面還不夠強大。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古代學校教授的基本內容，雖然不可以說等同於今天的人文學科，但說其主要方面是文科性質的，也不會有太大錯誤。古代學校並不會教授數學、物理之類科目。然而，自清末以來，我們的教育體系發生了變化，開始更加重視理工科，而對文科則相對忽視。這種忽視不僅體現在國家的宏觀決策層面，也體現在老百姓的個體選擇層面上。從文化傳統上來看，我們中國人比較注重經世致用，相信實業經商可以致富，而對於純粹的學術研究、文學藝術則不是特別在意。

舉個例子，陳寅恪在100多年前，大約是1919年，當時他在美國留學，曾發表過如下觀點：我們中國的哲學、藝術等方面與希臘相比差遠了，不僅是科學比他們差。我們中國人更擅長政治和倫理，和羅馬人比較像，主要強調的是實用，缺乏精深遠大的思考規劃。留學生們都喜歡選工程或者實業，但不知道它們其實以科學為本。在陳寅恪眼裡，科學與藝術、哲學這些其實都是一個層面上的事，因為都不是實用的。他擔心我們這樣捨本逐末，最後是做不成大事的。

朱國華：陳寅恪還表示，真正的救國之道，必須要以精神之學問為根基，即所謂形而上之學。然而，當時最優秀的留學生並不願意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他認為，中國人將來在經商、實業方面可能會成為世界級的富商，但要在學問、藝術等方面超過別人則是很難的。

一個多世紀過去了，我認為比較起陳寅恪時代，我們中國的人文學科水平已經有了非常大的進步。我們現在的學術資源與西方几乎同步，新時期以來，對西方學術進行了幾乎全方位的譯介，也有很多人在西方高校攻讀文科學位然後學成歸來，我們主流刊物上的論文，在問題意識的深度、材料的嚴謹精準、邏輯的自洽嚴密和論證的結構複雜性等方面，都遠遠超過了改革開放之初的水平。但總體來說，與西方還是有一定的距離。科學學起來其實很快，因為它是一個純粹客觀的東西，不需要融入自己的主觀感情、文化、經驗和傳統。但人文學科則很難速成，它需要時間的沉澱和積累。比如佛教，從漢末傳到中國，直到唐朝禪宗的出現，才真正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原創性佛學。這個過程花了700年的時間。

我們要有學術原創，才能真正有軟實力。這種軟實力不僅是中國氣派的，還要得到其他國家的認可。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融合西方的已有成就和中國本土智慧，也就是要對西方的智性資源根據中國語境加以重寫，對中國的文化精髓根據當代條件進行再發明——這當然很可能是一個無意識的過程——在此基礎上也許能做到真正的推陳出新。我覺得我們的未來軟實力是可以期待的：當我們為全世界人民帶來自己獨特的文化貢獻的時候，我們當然會得到更多的尊重，這當然也會增加我們在此領域的話語權。但目前來說，坦白地說，我們還做不到很強。

再舉個例子，像畫家程抱一、建築師貝聿銘以及人文主義地理學之父段義孚，他們都吸納了中國文化的某些精華，其成就在西方也得到了認可。我覺得，什麼時候我們在每一個領域都有一大批這樣的人，我們的軟實力就會非常硬朗。

記者：近期，關於全球文科倒閉潮來襲的聲音不絕於耳，這是否有失偏頗？中西方文科在角色和功能上存在哪些差異？

朱國華：我看到了近期的一些報道，並瞭解了許多相關材料，發現其中提到的某些觀點確實有失偏頗。文章主要討論了文科的危機，這個危機是真實存在的，但作者沒有從相反的角度進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相對來說，我覺得中國和西方的文科在角色和功能上，本質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現代大學的理念是從西方傳入的，我們古代的教育雖然可以勉強稱之為文科，但和今天的文科有很大不同。但與西方相比，我們也存在差別，主要表現在表現形式上。

文科無論是在中國還是西方，一開始都是為了上層統治階級提供教育的。文科具有碾壓一切的文化資本價值。自從進入工業社會以來，教育已經發生了變化。科學技術在今天所具備的文化資本意味已經遠遠超過了人文學科的文化資本意義。當經濟情況不好的時候，人文學科肯定會受到擠壓，因為我們要服從於生活的緊迫性要求，首先要謀生。等到經濟上稍微好一點的時候，人文學科所發揮的作用就開始顯現出來了。在這個方面，我覺得中國和西方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當然，還有一些不同之處。西方某些文科專業變得越來越極端，有些課程可能並沒有那麼多人感興趣，因此選課的學生減少，導致相關課程被取消。所以西方的文科危機還是比較嚴重的。雖然他們的論文專著水平很高，但陷於政治正確的漩渦之中，這樣的原因實際上也會導致一些後果，我覺得這和他們的危機也是有關係的。

記者：在技術主義日益盛行的當下，人文學科在其中應扮演怎樣的角色？

朱國華：技術在當今時代具有一種壟斷性和霸權性的地位。技術日新月異的高速發展，無疑給人類帶來了諸多福音，帶來了物質上的高度繁榮。然而，技術主義往往僅從工具合理性角度來看待世界，這可能導致我們對事物的認識過於片面。

以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為例，他提出了一個德語詞彙“Gestell”，用這個概念來描述技術如何像框架一樣改變人類的存在方式。海德格爾認為，技術不僅僅是一種工具，更是一種理解世界的方式。這種揭示方式傾向於將一切事物都視為對我有用或無用，將事物視為技術可以從中開發的資源，事物成為可計算的物件。

這樣的視角構建了一個框架，事物要麼適合這個框架，要麼不適合。它將所有自然和社會現象都視為可支配或控制的存貨，使事物失去了其自身的獨立性和意義。這種世界觀改變了我們對自然、他人和自我的看法，也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有時，我們甚至忽略了事物本身的意義和本質，比如一座美麗的山，我們可能只看到其中的礦藏價值，而忽視了其美學和生態價值。

現代技術不僅滲透到人類的生活方式中，如手機和電腦已成為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對我們具有支配地位。技術本來是讓我們實現美好生活的手段，但是它現在直接讓自己冒充為美好生活，使自己成為目的本身。我並不否認現代技術對我們生活的實際用處，但我們也應警惕它們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在技術主義的支配下，我們都可能成為單面的人，疏離自然、社會和自我。

朱國華：即便在學術研究範圍內，我們對技術的徵用範圍，也儘可能有警醒意識。比如，在讀文獻方面，以前我們需要深入研究某個領域，儘可能地毯式讀完該領域的所有主要參考文獻。但現在很多學生只是透過關鍵詞搜尋，選擇一些相關的論文來讀，作為研究準備。我並不完全排斥這種做法，但我認為讀原著、讀最原始的材料才是基本功，因為很多東西靠AI搜尋引擎是找不出來的。我完全不能想象，陳寅恪的史學靈感不是因為長期浸淫史料，而是靠關鍵詞搜尋。在第一手材料的閱讀中，我們才會產生真正的學術直覺和敏感性。

因此，人文學科如果聽任技術做主，它本身就消亡了。我們人文學科學者當然可以對這些技術發展進行關注和利用，但必須確保我們在享受技術便利的同時，不會失去對事物本質和意義的關注，也不會忽視技術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可以被技術化的東西，往往是具有同一性、普遍性的東西，技術如果不是作為輔助手段而是作為主角竊奪人文學科的位置，那我們必須付出的代價必然是個性的淪亡。

人文學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還是一門需要靠自己的腦筋和想象力的學問，這是新技術無法替代的。

記者：隨著AI能力逐漸提高，這對未來的文學創作和人文學科教育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朱國華：創意寫作，這一領域如今已迎來了新的變革。機器現已能夠生成眾多小說，且水平在逐步提高。對於未來的新作者而言，他們可能會利用這一工具進行創作。然而，這種創作模式與以往的傳統模式存在顯著差異。

朱國華：在過去的創作環境中，作者們身處一個充滿寫作氛圍的社群中。周圍有人埋頭苦寫，水平各異。作者可以向不同層面的人學習，形成了一個交往和學習的網路。在這個網路裡，每個作者清楚自己能找到什麼樣的人去學習、請教，或相反，與周邊的人競爭，重新開啟新的寫作風格。這種個性化的互動對於作者們的成長至關重要。

我們可以想想唐詩。唐代擁有超一流的詩人如李白、杜甫，也有一流詩人如王維、孟浩然，以及李商隱李賀等。更有眾多可能被視為二三流的詩人，如孟郊、賈島，他們彼此之間有許多密切的交遊酬唱。唐詩的繁榮是建立在龐大的寫作基礎之上的，從帝王將相到販夫走卒，全民寫詩。他們都屬於一個不斷變化的詩人社群的網路。如果抽掉了這個活態的詩人群體，我很懷疑是否還能出現超一流的詩人，是否會出現唐詩的輝煌。

現在很多大學在採用網課的教學方式。學生可以透過網路課程獲得學分，這種方式很受學生歡迎。然而，我擔心這種去人化的教學方式如果大規模推廣，人文學科的教育肯定會出現退步。我最近幾年在給學生上課時發現，相比以前的學生，現在許多同學的反應速度更加遲緩，面部表情更加平靜。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是一個無人喝彩的演員，他們是成熟超脫的看客。以前的學生可能幼稚、單純甚至調皮，但充滿活力和好奇心。類似的教學經驗在許多其他高校的老師那裡，也有共鳴。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有以至此。他們似乎更適應人機交流，而不是人際交流。這是一個非常具有緊迫性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記者：人文學科在適應當今時代的過程中，應該如何保持其學科特性？

朱國華：我認為我自己所認識和理解的東西主要歸屬於人文學科領域。因為社會科學往往需要進行問卷調查、資料採集等各項工作，而人文學科，如文學、歷史、哲學和藝術史等，在我看來，其所謂的適應時代需要，並不意味著必須要產出與此時代發生直接聯絡的特定成果或產物。

我的意思是我們不必一窩蜂都去追逐那些與當前熱門話題，如數字時代、AI等緊密相關的話題。人文學科這一領域，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具有前現代性。這是因為，它與科技既保持著合作的關係，又保持著一定的距離。科技能給我們帶來量化的、數學化的、確鑿無疑的事實，但它無法解決以人為研究物件的人文學科的偶然性、主觀性、情境性、語境性和歷史性等問題，而人始終是時間性、情感性的存在。

因此，我認為人文學科的核心方法仍然是傳統的方法，仍然以經典為核心。當然，我們也必須以布迪厄稱之為折射的方式來回應社會，而不是在故紙堆裡抱殘守缺。我的看法可能比較保守。我認為適應時代的方式應該是以不變應萬變，這裡的“不變”指的是要遵循人文學科本身的學科規律。我們不必非要與AI、數字人文等熱門領域產生過於緊密的聯絡，它們可以作為輔助，作為工具，但如果我們一味地追求時髦、趕潮流，以它們為引導，那是不行的。我認為總有一些東西是需要保守的，人文學科如果不守住自己的自主性和主體性，那肯定會淪為二流的科學，因而也不配得到世人的尊重。人文學科必須與科學和技術、當然也包括社會科學相互支援、相互依存，惟其如此，我們的文化才得以持存，我們才會擁有人性的尊嚴。